春秋戰國時期，作為政治智囊、軍事參議、外交使節、思想精英、文教師長而活躍于天地翻覆的歷史舞臺上的士，在推動社會前進的同時，表現出自己強烈的獨立意志，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群體人格。“士”本處于西周宗法制度下統治階級的最底層，春秋、戰國之世“禮崩樂壞”的社會秩序大改組，將之從沉重的宗法制枷鎖中解脫出來，在社會身份上獲得獨立的地位，成為一個獨立的、擁有專門文化知識并以腦力勞動為特點的社會階層。

中國之士，不同于日本之武士，應該是具有一定文化的自耕農一類的人，可以成為“四大公子”或呂不韋的豢養之士，但他們因為有較高的人格自立，并不依賴于權貴。這就是不同于日本“武士”之處。

真正的文化人必然要學習一下歷史經典。這樣，這些有文化的人就成為所謂的“儒者之風”的人們。儒者并不都是儒家的范疇。有文化的人就是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并不都是“儒家”的人。所以，把歷史上有學問、有著述的人都歸于“儒家”是極大的錯誤。

有感于一般士人或求聲名而著書立說，期以藏之名山、傳之后世，或求富貴而奔競仕途，期以加官增祿、封妻蔭子，陸九淵指出修道之人的人生目標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做道德上的完人就不應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也不必追求個人的作為。他說：“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者可入。”“不曾過得‘私’一關，終難入德。”（《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錄上》）　　

這也正是所謂知識分子的柔弱的原因。總是沉浸在自我完善的小圈子里，難成大事。那些所謂的精英們，不過是一群旁門左道的勢利小人而已。哪里還有什么真正的人心可言。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論語·憲問》），“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告子下》）絕非迂腐書生的口出狂言，而應看作士群體博大胸懷與高遠志向的自白。

儒、墨兩家紛爭不已，“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莊子·齊物論》），成為“世之顯學”（《韓非子·顯學》）。關鍵是儒家的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鼓吹修養功夫，企圖為帝王師；而墨家更多的是維護人間大義，興利除害，講究的是大多數人的進步。這就是兩個學派的階級立場決定他們的不同風格和仁政方針的本質不同。

“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兼），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要真正干革命的能者，不是吹打彈拉的吹鼓手。儒家的出身就是吹鼓手，信乎哉。因為他們的祖師爺孔老二就是以鼓吹“仁政”欺名盜世的“喪家狗”，正式各國諸侯國君看不到他的好處，沒有凝聚力，當然不會給他一個家，豢養他犬吠了。那些能豢養的欺名盜世之徒，最起碼也說毛遂之類，荊軻一般。

陸九淵的學說思想不僅順應了儒家經學思想發展的潮流，而是完全是依循著先秦孟子思想傳統發展而來的。他信守孟子“先立乎其大”之語，不為別人的嘲諷所動，說：“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其所以如此信守孟子“先立乎其大”之語，乃因其力倡“發明本心”，自作主宰。全無伎倆不行，沒有凝聚力不行，沒有科學的理論實踐更不行。這就是歷史的考驗。　　

不要輕信所謂知識分子的精英之口惠。更不要輕信掌握“話語權”的媒體大腕的悠忽。階級的利益必須依靠更廣泛的統一戰線、政黨和槍桿子來獲取，靠革命組織來保證。這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給人們的經驗教訓。　　

知識分子必須與人民群眾的革命利益相結合，必須實現自身的共產主義革命。只有如此，才不愧為是真正的文化人、革命的知識分子、人類真正的良心、人民群眾革命的帶頭人。真正的革命者不同于唯利是圖的小人，他們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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