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瀏覽新聞，驚見又一則礦難撲面而來：“黑龍江礦難增至42人，專業救援隊伍到達”礦難——這個小的時候只在控訴萬惡的舊社會的文學及文藝作品中才能看到的悲慘現象，現在卻是屢見不鮮、司空見慣，甚至聽起來都成了令人有些麻木的事件了。因為，太多了，只能充耳不聞了。為什么呢？因為，政府三令五申，結果呢，依然層出不窮。那些在“特別是”年代，吃人間飯，做陰間活的礦工兄弟，下一撥兒該輪到誰難吃人間飯，永做陰間鬼了呢？難道只能聽天由命？造成這些慘絕人寰的悲劇的現象的根源在哪兒呢？

盧梭說：要想發現做壞事的人，只要發現誰在這壞事中獲利就夠了！那么，是誰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簡化了礦工的安全設施呢？最多是私有礦主！（其次還有一些變態國企，這些國企熱衷于反左、反毛、反舊體制、反鞍鋼憲法，這些國企熱衷于市場化改革，股份化改革，熱衷于利潤掛帥，國企的領導拿著巨額高薪，而不把工人當人看。這些國企被人民稱作：被改革的變態國企。）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國企被私有化，僅剩的一些所謂國企，也按照私有企業進行了市場化股份化改革，成為變態的國企，實質的私企。在這些所謂的國企里面，完全按照私有制企業那一套辦法進行管理，鞍鋼憲法被廢除，國企工人喪失了主人公地位，和私企一樣成了企業牟利的奴隸。所以，這些變態的國企成了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洗腦的國企管理者的牟利工具。歷史已經證明，毛澤東時代國企煤礦礦難是極少的。現實已經證明，越是那些市場化改革徹底的國企煤礦，礦難越多。那些或多或少保留一些毛時代舊體制、工人還沒有徹底變成資本奴隸的國企煤礦，發生礦難較少。）

那么，私有礦主及變態的國企又是怎么產生的呢？當然是“特別是”年代，私有化進程中應運而生的！那么，在“特別是”之前，私有礦主，或者說資本家被消滅，私有制被消滅，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時代，怎么就沒有礦難了呢？由此可見，礦難，就像“特別是”之前徹底根絕的諸如：黃、賭、毒等等所有丑惡現象，在“特別是”之后卷土重來的根源所在了！可以說，這一切都是在所有制逐漸變更的過程中，由量變到質變，由個別到普遍發生和發展過程的必然。

為什么所有制的變更會引起社會現象的巨大，甚至截然相反的變化呢？俗話說：栽什么種子，開什么花！如果種下的是罌粟的種子，不論花形怎樣美麗，吃下去只能是毒品一樣。很多人感嘆雷鋒不在了，焦裕祿也不見了，其實沒有什么奇怪的。因為，雷鋒、焦裕祿只能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土壤中才能生長，壯大。在“特別是”的私有化的特色，即便有，我們也曾見到過，由于“流血又流淚”的示范效應，絕跡也只能是最自然的法則！試想一下，雷鋒，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環境下，如果你是為人民利益而犧牲或傷殘，由于社會財富屬于全體人民，人民不僅給你個人及家屬應有的榮譽，還會養你一輩子。可是，在“特別是”年代呢，私有化猶如將一塊巨大完整的公有制鏡片摔碎，每一片都按照自己利益的方向折射。就連碎片當中最大一片的政府也忘記了自己的社會責任，加入了與工人農民爭利，逐鹿資本的行列！權貴試圖用冠冕堂皇的依法治國來推卸自己的責任，熟料捉襟見肘的法律條款的不僅很難完全有效規范實際當中的責權利，反而成了部分人降低、甚至是撕去道德面具，規避惡行行為的護身符。鄧玉嬌案警方的“推坐”，反應了在權與利影響下的法律體系，在現實中站不起來，也很難站起來社會現狀！而要受害婦女舉證的法律構成則更顯示了政府完全依賴于法律、置身于法律之外不作為的荒謬！除此之外，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的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而特色權貴是為了GDP的增值，也就是資本的增值。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時說：“這種專制制度愈是公開地把發財致富宣布為自己的目的，它就愈是可鄙可恨!”馬克思還說：“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私有制的消滅，公有制的確立，一切丑惡現象的銷聲匿跡，私有制的發展與確立，所有罪惡行徑甚囂塵上。雖說當今社會“亂花漸欲迷人眼”，但一切亂象的根源都是所有制根系上的枝蔓。因此，只要真正的維護和實踐了憲法中所說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一切亂象都將得到根治。　　

礦難也不例外，因此說，私有不除，礦難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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