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到一個建筑工地去找老鄉打聽事情，正好看到他們拿著一張包油條的報紙正在議論著什么。仔細聽來，原來他們正在猜測趙作海能夠得到多少冤獄錢。有的說幾萬有的說幾十萬，一位說湖南的“余某某”（我估計是指佘祥林）就是70多萬，趙作海應該和他差不多。于是筆者便聽到了下邊的爭論
　　——太劃算了！一天工不打就要拿70萬！我們打一輩子工也拿不到這么多。
　　——他坐監獄的錢國家肯定不會拖，只有我們，要個工資比登天還惱火。
　　——要是我也能夠這樣掙大錢，巴不得哪個公安局把我也弄進去坐個十年八年。
　　——就是，這么搞肯定比買彩票發財有把握些。
　　——哪里，我覺得其實只比礦難幸運點兒。
　　……
　　盡管有人指出監獄不是那么好坐，也有人知道在看守所里躲貓貓喝涼水洗臉等經典的危險，但依然沖淡不了他們渴望有趙作海因冤發財機會的向往和熱情。筆者不能不為之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沉痛。晚上看新聞，知道趙作海獲賠65萬元而且確實不會也沒有拖欠，也不能不為老鄉們的這種反常思維的合理性受到更大的震撼。一個曾經奉行“屈死不作賊”觀念的文化傳統而且曾經把身世清白看得至高無上的最純樸的群體，為什么會生出如此強烈的對于“因冤發財”致富途徑的羨慕和向往？我們的社會究竟怎么了？誰又該為這種極度扭曲的群體心態負責？
　　在筆者與妻子探討這種太令人意外的社會心態時，妻卻非常平靜地指出筆者是大驚小怪。據她了解，跟她一起打工的國有企業下崗女工中，一些生活實在太艱難的姐妹同樣在惋惜自己沒有青春的身材和容貌，因為失去了它們她們便無法像那些站街女郎一樣靠姿色和尊嚴換取吃喝學費醫療費。更有一些曾經漂亮過的下崗女工希望自己能夠有幸被哪位官人看中包養起來，從而過上有房有車的盛世好日子。筆者并非不清楚妻說的這些社會特色，但作為一個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共產黨員，看到弱勢群體的心態和那些“最先富起來”的人滋潤是如此地不同，便不能不產生一種歷史的嘆息和無奈的迷惘。筆者曾經給學生們上過《警察和贊美詩》的課文，那位流浪漢在圣誕夜想方設法要進監獄而不得但就在他決心好好做人時卻莫名其妙地被關進監獄的“喜劇”，那是多么讓我們生活在新中國的師生們感到無比的幸福和自豪。然而現在，我們的打工農民和下崗女工卻居然神往起“因冤發財”和“賣身致富”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假如讓筆者重新給學生講《警察和贊美詩》的課文，恐怕在讓同學們朗讀關于“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反襯社會主義的光明”一類的“中心思想”時，我們的臉上也會發燒很難再產生什么慶幸和自豪的！
　　不過回過頭來捫心自問，喜歡買彩票渴望中大獎的自己，在因為衣著樸素手機老氣而看到別人的白眼時，不也曾經產生過“狗眼看人，等老子發了大財”的強烈憤慨？假如能夠不被躲貓貓喝涼水洗臉鞋帶系好而坐10年牢換它六、七十萬元來顯擺顯擺“先富起來”，未必就沒有絲毫心動？
　　一想到這里，又覺得我們好像連痛心也已經完全多余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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