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文匪治國國必不國”　　

兼論“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的偉大意義　　

               探索者　　

一、“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及“文匪治國國必不國”　　

在舊社會里，“文人”通常不是單打獨斗，不是單純的“盜”，而往往都是勾結依靠于權貴，充當狗頭軍師、師爺等“二花臉”之類（請看筆者拙文：《“圣人”是周殷奸、奴才的代名詞，“儒學”是“二丑”之“術”，孔子是“二丑”之祖》），它是“毛”，不是“皮”，即依附于“匪”這張“皮”上的“毛”，“匪”的同伙、幫兇，當然也是“匪”！而且在中國，“盜匪”往往是不分家的，因此，在不牽扯到具體的人和事上，也不好分辨得十分清楚，也不必分辨得十分清楚。對于“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文匪治國國必不國”這兩個問題，莊子在那時就看得很清楚，說得很明白。“圣人”是暴君和盜首的幫兇；重“圣人”而“治天下”者，實重利于暴君大盜；指出打倒“圣人”，解放“盜賊”，“天下始治”（《莊子·胠（jiè）篋》）。這真是振聾發聵的至理名言。此處的“圣人”，是貶意，就是指孔二先生一類“文人”——江湖騙子。

（一）“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　　

中國“春秋”之前是“學在官府，民間無學”。自“春秋”開始，其實從西周就開始了，由于“天子失官”，“失官”的“文人”，流落民間，而造成“學術下移”，進而出現“私人講學”，“民間文人”……。

何謂“學在官府”？“學在官府”是春秋以前周王朝的一種很重要的文化制度。這種制度主要表現在其典章制度、圖書文物都收藏在奴隸主貴族的宮廷里，同時又設立有專供培養貴族子弟的官方學校，奴隸主貴族壟斷了接受教育、學習文化的權利和收藏文化典籍的權利。具體掌管典章文物的，主要有巫、史、卜、祝等“文人”（知識分子），他們具有各種專業知識，職位和專業知識世代相傳。他們都是擁有權勢“吃皇梁”的“官”。自“春秋”以后，其實，開始于西周，奴隸制度逐漸衰敗與崩潰，“天子失官”，出現“學術下移”，“學在官府”的制度名存實亡。例如，據《孔子大辭典·歷史背景·歷史人物·周公》說：僅在周公“東征，‘降辟三叔’（《逸周書》），伐誅武庚”后，由他就“廣封諸侯，先后封宋、衛、魯、齊、燕等，建制七十一國。”西周時諸侯國至少有二百個。在“春秋”初期，諸侯國還有一百四十多個，到春秋末期，已經所剩為數不多了，其中主要有齊、楚、燕、韓、趙、魏、秦等七國。“天子失官”，“學術下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早在西周時就開始了，而貫穿于春秋戰國的六七百年之中。對此，《論語·微子·18·9》就有所反映：“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這些被滅國的“巫、史、卜、祝”，就失去了“官職”，而只好帶著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收藏的文物典籍流落民間。他們要生活則或者依靠于原來的積蓄，或者出賣專業知識和文物典籍或者另謀出路或者謀求東山再起，重新爬入“官”中等等等等。

在“天子失官”之前，“學在官府”。《孟子·萬章上·9·4》：“《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子”是天下最大的“匪首”。“文人”都是“官”，故“文人皆匪”。

“天子失官”，學術下移之后，流落于民間的“文人”有多種，有不須謀官做者，諸如“道”、“墨”、“農”等。象“道家”的老子，是“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主動離開“官場”，而歸隱于“山野”。莊子“周嘗為蒙漆園吏”，后居于窮閭厄巷之中，以織屢為生。“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為文繡，以入太廟。當時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同上）根本就不愿意參與統治者的那些勾當。“墨家”的墨子，出生于以木工為謀生手段的手工業者家庭。當時的社會是一個“處工就官府”的社會，即工匠處于官府的嚴格控制之下，隸屬和服務于官府，社會地位十分低下。而且當時的工匠是世襲的，因此墨子從小就承襲了木工制作技術，并由于他的聰明巧思，使他成為一名高明的木工匠師和杰出的機械制造家，這也為他后來的社會活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精通手工技藝，其技術超過當時的巧匠魯班（《呂氏春秋·愛類》）。他自稱是“鄙人”，被人稱為“布衣之士”和“賤人”。主要依靠手工業工匠技術為生。“農家”，象下面孟子說到的“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孟子·滕文公上·5·4》）還諸如在《論語·微子·18·5》中所提到的“‘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賚（jī）金百鎰，愿請治河南’，其乃‘變易姓字，莫知所之’”（《韓詩外傳》卷二）的“楚狂接輿”、在《論語·微子·18·6》中所提到的“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的“耦而耕”的“長沮、桀溺”、在《論語·微子·18·7》中所提到的“子路從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蕓”的“丈人”等等。　　

“儒”，是春秋末期鄒魯一帶初以“相禮”、“家臣”、“出仕”為業，或以“相禮”、“家臣”、“出仕”之教為業的“術士”。秦漢以后多以“術士”釋“儒”。《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郭沫若認為，“儒應當本來是‘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們的專號，那在孔子以前已經是有的，但是春秋時代的歷史產物，是西周奴隸制逐漸崩潰中產生出來的成果。”（《駁“說儒”》）對于“鄒魯之士縉紳先生”，莊子說：“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莊子·天下》）所謂“縉紳”，舊指官僚。“縉”，笏，官僚上朝時雙手所捧的朝板；“紳”，官僚束在腰間的大帶子。“儒”就是一些“官僚”，或謀求做“官僚”，或培養做“官僚”的“文人”。這些“文人”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出仕”做官。

莊子稱：“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莊子·盜跖》）。他稱孔“儒”是“為大盜積者”（同上）和“為大盜守者”（同上），“論者賤之，行則下之”（同上），“儒以詩禮發冢”（《莊子·外物》）！

而孔儒對自己是如何定位的呢？下面，僅舉孔子、子夏、孟子的幾例說明之：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13·4》）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15·32》）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19·7》）　　

子夏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論語·子張·19·13》）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滕文公上·5·3》）　　

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為圣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后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后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于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5·4》）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三月無君則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也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以吊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鉆穴隙之類也。”（《孟子·滕文公下·6·3》）　　

彭更問曰：“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學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滕文公下·6·4》）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孟子·盡心上·13·12》）　　

孟子曰：“仁者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13·14》）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盡心上·13·32》）

孔儒“文人”，并非象“躬耕以食”的“楚狂接輿”、“耦而耕”的“長沮、桀溺”、指斥孔子師徒“四體不勤，五谷不分”“植其杖而蕓”的“丈人”、“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等“文人”那樣，或以“織席以”“易”“為衣食”，或以“耕種以”“易”“為衣食”，孔子師徒對此非但不，而且堅決反對，非常鄙視，譴責其“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并且自詡“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18·7》）。

孔儒何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天上掉餡餅嗎？不是！那么，其是以何和何以而得“食”、“衣”？孔子答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夏答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孟子答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仁者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食功也。”這也就是孔儒所自詡的“以道事君”。

孔儒要得“祿”，有兩個要點：其一是“學”；其二是“其君用之”，要找到被大大小小的統治者使用。“學”何？孔子對其子孔鯉說是“學《詩》”、“學禮”（《論語·季氏·16·13》），他人稱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7·25》），孟子是“受業子思之門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總之都是原“官學”中奴隸主貴族培養其子弟的那一套讓“君子”互“愛”，令“小人”“易使”（《論語·陽貨·17·4》）的“文武之道”。所謂“學”，當然都是“已有的”，否則“學”什么？其中，絕對沒有什么新東西，更沒有什么“發明創造”！自詡其手中掌握有治“小人”、“民”之道術的孔子、孟子一類“君子”，就可以“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為統治者出謀劃策，以求有功而獲其殘湯剩羹，而不“以為泰”了！諸侯食于“小人”、“民”，孔儒食于諸侯也。所以孔子師徒自詡“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是假，謀求“衣食”，求取“富貴”才是真。李贄稱：“圣人雖曰：‘視富貴如浮云’，然得之亦若固有；雖曰：‘不以其道得之，則不處’，然亦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今觀其相魯也，僅僅三月，能幾何時，而素衣麂裘，黃衣狐裘，緇衣羔裘等，至富貴享也，御寒之裘，不一而足；裼（xī）裘之飾，不一而襲；凡載《鄉黨》者，此類多矣。謂圣人不欲富貴，未之有也。”（《明燈道古錄·上卷·第九章》）

何以找“君用之”？孔子是“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先是“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論語·子罕·9·13》）；其后是“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7·12》）；其后是在國內混不下去，只好跑到國外，在國外整整找了十三年，也沒找到，老年只好托關系，走門子“落葉歸根”，又回到魯國。孟子是“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孟子·萬章上·9·1》）“道既通”，剛在家“學”完，馬上就出國“游事齊宣王”，找齊宣王求官做，“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子去齊。……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晝……”（《孟子·公孫丑下·4·12》）所得“祿”的多少，孟子說是根據其對所用之“君”的“貢獻”大小，即所謂“食功也”。孟子說“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主要有三：其一“其君”“安富尊榮”；其二“其弟子”“孝悌忠信”；其三，既得其民財，又得其民心；既役使民，民雖勞不怨；又虐殺民，民雖死不怨殺者。而其二的作用，也就是其一、其三兩者，即讓“其君”“安富尊榮”逾甚對“其民”“盤剝虐殺”逾厲，則所得“祿”也就逾高。

“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其中，“治”，就是“統治”；“治于”，就是“被統治于”；“食”，就是“供吃于”；“食于”，就是“吃”。“勞心者”統治人，“勞心者”是統治人者；“勞力者”被統治于人，“勞力者”是被統治者。被統治者的“勞力者”供吃于統治者的“勞心者”，統治者的“勞心者”吃被統治者的“勞力者”。一個“勞心者”、“勞力者”，就把人類社會的“治”與“治于”、“食于”與“食”的階級關系分辨得清清楚楚了，就把“治”與“治于”、“食于”與“食”的階級關系的實質分辨得清清楚楚了。“治”與“治于”、“食于”與“食”，多么清楚、準確而深刻，一針見血！在這一點上，孟子是個“老實人”，說了一句實話。在讀《四書》中，筆者覺得孟子不象孔子，他有時還能說點實話。除了這點外，例如在前面，他對“仁”的論述中，說“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相就當準確而深刻地揭示了“仁政”、“仁教”的本質，而不象孔子那樣對于“無所不說”其“言”（《論語·先進·11·4》的顏回明說“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12·1》），而對于“請學稼”、“請學為圃”（《論語·子路·13·4》）的樊遲，卻假稱什么“仁者，愛人”（《論語·顏淵·12·22》）、“仁者先難而后獲”（《論語·雍也·6·22》）。

它清清楚楚地告訴人們：“勞心者”與“勞力者”的關系是“治”與“治于”、“食于”與“食”的關系，并非是什么“愛”與“愛于”或者什么“共贏”的關系！　　

孔儒“文人”何以成為“勞心者”？孔儒“文人”，是通過尋求大大小小權貴者的使用，“其君用之”，做權貴者的幫兇（雖然在整體上，是幫兇；而在個案上，可能就是主犯），而成為“勞心者”的。然后，就可間接地或直接地“治”“勞力”的“民”，“食于”“勞力”的“民”。

對于“治”、“食于”“民”的“勞心者”之孔儒“文人”，孔子、子夏、孟子等孔儒自稱為“君子”。而今天的“勞力者”對“治”、“食于”“民”的“勞心者”之孔儒“文人”，稱其“文匪”，有何不妥嗎？一點沒有！同一個東西，對象一致，因人而異，稱呼不同罷了！“治”、“食于”“民”的“勞心者”之孔儒“文人”，是孔儒的“君子”，也是“勞力者”“民”的“文匪”！

漢武帝劉徹“獨尊儒術，廢黜百家”之后，諸家被廢黜，只有孔儒獨大。中國“文人”主要是孔儒。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朱熹：《四書集注·大學章句》）　　

南宋孝宗年間，朱熹將《論語》、《孟子》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合編為《四書》，并作《四書章句集注》，強調學習孔子、孟子等儒家經典。認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孟子有感激興發人之處。”（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十四》）此后，歷代封建王朝欽定該書為必讀“經典”，科舉考試以其注釋為立論“根據”；到明清兩朝規定科舉考試中八股文的題目皆要從《四書》中選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逼誘得當時的讀書人把《四書》讀得滾瓜爛熟，并對于其謬誤有疑義者，輕者則以犯有“疑圣”罪，重者則以犯有“非圣”罪，處以嚴厲懲罰。自此以后，孔儒完全霸持著中國的教育、輿論、官場、政治。中國“文人”則幾乎完全是來自于由孔儒從私塾奴化教育出來的儒家弟子。

說在舊社會，“文人”皆“孔儒”并不過分，“文人”皆“匪”，乃是其自然推論。或“匪”，已謀到官做的，或潛在的“匪”，還沒有謀到官做，但正在謀官做的。其實，在廣大農村中，直接統治壓迫盤剝農民的各種級別的地主也都是這類人。

（二）“文人治國皆亡”　　

然而，《四書》究竟是一些什么東西？

夫《六經》（6部儒家經典：《詩》、《書》、《禮》、《樂》、《易》、《春秋》）、《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前遺后，隨其所見，筆之于書。后學不察，便謂出自圣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為經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縱出自圣人，要亦有為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云耳。藥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嗚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文哉！（［明］李贄：《焚書·童心說》）　　

其中，除了杜撰的一些“堯舜”“文武”的破爛，就是一些“事鬼神”、“事君上”的“忠君”、“孝父”、“弟長”、“貴貴”、“親親”、“長長”、“男尊女卑”、“上知下愚不移”、“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等的胡謅，連一點“一加一等于二”的科學真理都沒有。數千年來，中國“文人”所“學”，都是這一套破爛，除此之外，它鄙視對任何實際生產的教育，仇恨對任何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學習。而“學”的目的也都一個，就是“出仕”“求祿”。

    人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30》），孔子自詡“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7·1》）。

“堯舜”與“文武”代表著的是兩種完全不同且對立的意識形態，各自有著完全不同的治世之道。如果要“祖述堯舜”，那就不能“憲章文武”，反者亦然。只是因為時代變了，“堯舜之道”過時了，無用了，才有“文武之道”的應運而生。當時孔子所處春秋末期，禮崩樂壞，天下大亂，這是“文武之道”的失時、失勢，已經無用了，已經不能解決當時天下的平治問題了，正需要新的治世之道創生的時代（才有“春秋”、“戰國”的時代）。當然，孔子所鼓吹的堯舜，除了一些空話之外，并無什么實際內容，其本質是文武，堯舜只是對文武的一種表面的裝飾。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孔子不是應時代的需要，尋求和創造新的治世之道，而是固守舊的治世之道不放，企圖把已經發展了的天下重新拉回去，仍然塞進舊的治世之道——“堯舜—文武之道”的框框之中，實際就是重新塞進——“文武之道”的框框之中。孔子為了把本不是“常道”之“道”說成“常道”，采取了混淆、掩蓋、抹殺其中的矛盾手法；為了把絕然不同的“堯舜之道”和“文武之道”“一致”起來，讓已經過時了、無用了的“堯舜之道”、“文武之道”死灰重燃，采取了杜撰、捏造其中的統一、活力，這就注定了孔子之說必然是矛盾重重，難圓其說。當然這也就注定其說“不可以治國”，孔儒“治國國必不國”。

    歷史事實也是如此。

[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于國也！”（《孟子·告子下·12·6》）　　

淳于髡說得很清楚：孔儒“賢者”“為政”讓“魯之削也滋甚”，“無益于國也！”

御史（桑弘羊）曰：“文學（儒者）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柯，淳于髡（kūn）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zī），愍（mǐn）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擒于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鹽鐵論·論儒》）　　

[漢]桑弘羊總結春秋戰國以來到其漢朝當時的歷史經驗，所作出結論是：“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　　

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問以經濟側，茫如墜煙霧。足著遠游履，首戴方山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李白：《嘲魯儒》）　　

[唐]李白總結春秋戰國以來到其唐朝當時的的歷史經驗，對孔儒所作出結論是：“問以經濟側，茫如墜煙霧。”　　

自儒者出，而求志達道之學興矣，故傳儒臣。儒臣雖名為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失故，踐跡而不能造其域，卒為名臣所嗤笑。然其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亦無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為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為武，而文武從此分矣，故傳武臣。夫圣王之王也，居為后先疏附，出為奔走御侮，曷有二也？惟夫子自以嘗學俎豆，不聞軍旅，辭衛靈，遂為邯鄲之婦所證據，千萬世之儒者皆為婦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語，即速貧速朽之語，非定論矣。武臣之興，起于危亂；危亂之來，由于嬖寵。故傳親臣，傳近臣，傳外臣。外臣者隱居之臣也。天下亂則賢人隱，故以外臣終焉。嗚呼！受人國家之托者，慎無刻舟求劍，托名為儒，求治而反以亂，而使世之真才實學，大賢上圣，皆終身空室蓬戶已也，則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信矣。（《藏書·后論》）　　

嗟乎！平居無事，只解打躬作揖，終日匡坐，同于泥塑，以為雜念不起，便是真是大圣大賢人矣。其稍學奸詐者，又攙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qù），決無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為明哲。（《焚書·卷四》）　　

［明］李贄總結春秋戰國以來到其唐朝當時的的歷史經驗，所作出結論是：“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信矣。”“平居無事，只解打躬作揖”，“其稍學奸詐者，又攙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決無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為明哲。”　　

孔子之學，饾（dòu）饤（dìng）拘謹，止于自為，不與治亂相關。（《破邪論·從祀》）　　

[明清]黃宗羲總結春秋戰國以來到其唐朝當時的的歷史經驗，所作出結論是：“孔子之學，饾饤”之事，與治國無關。　　

 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與某書》）　　

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孟子字義疏證》上）　　

［清］戴震總結春秋戰國以來到其唐朝當時的的歷史經驗，所作出結論是：“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　　

 [民國]魯迅在長期斗爭的實踐中，總結出了一條歷史的規律：歷代的反動統治者，當他們為了加緊壓榨人民，或為了維護他們垂死的舊制度，復辟舊制度的時候，總是要把孔子抬出來。遠的不說，在中國近代史上，無論是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還是溥儀當偽滿洲國皇帝，蔣介石建立法西斯專政，無一不舉行“尊孔祀圣”大典，提倡“復古讀經”。“外國人來滅中國”，也總是“獎勵”中國人要多讀經書，要更加崇奉孔子。諸如古時“象元朝和清朝”，近時象日本等等沒有例外。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子罕·9·9》）　　

據說鳳鳥出現預示天下太平。傳說伏羲時，黃河中有龍馬背負八卦圖出現，預示圣王將出世。又說“河圖”，指帝王受命的祥端。《尚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鄭玄注：“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圣者所受。”（《周禮·大宗伯·天府》賈疏引）《論衡·問孔》：“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己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并無什么“治國之策”，其政治野心完全是寄托于“天命”“鬼神”的“鳳鳥”“至”，“河圖”“出”上。孔子自我吹噓了一生“天生德于予”，到頭來卻原來是“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一場空也！

魯國之所以亡，就在于利用了孔子師徒。魯國利用了那么多孔子的“賢弟子”，最后，執政的季康子在孔子弟子的忽悠下，連孔子這個禍害也邀請歸魯，就不可能不亡國。這是歷史的必然！　　

試看看在中國歷史上有哪一朝哪一代的滅亡，不都是亡于官吏的政治腐敗和官吏的投敵叛國，而這一些則完全都是來自于孔儒的“治國國必不國”。如果打個比如，把一個國家比做一座大樓，孔儒就是大樓里的白蟻。其一，在大樓建成之后，白蟻拼命入住其中，拼命蛀蝕大樓，把其掏空；其二，在大樓被掏空轟然倒塌之前或之后，再尋找新的大樓入住。如此周而復始。因此，在中國，天下朝代的姓氏不斷更換，換來換去，但不同姓氏朝代的孔儒卻不變！　　

孔儒不僅不能“打天下”，也不能“治天下”，只能“吃天下”、“害天下”、“糟蹋天下”！這是中國歷史的事實！　　

這樣說來“文人治國國必不國”，不謂沒有道理吧！　　

二、“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的偉大意義　　

歷史的幾點重要啟示：　　

（一）“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　　

孟子把貴族官吏統治和勞動人民被統治、貴族官吏剝削和勞動人民被剝削的關系，說成是完全合理的“社會分工”，“圣人”的“無暇而耕”，當然是一個謬論。好一個“圣人”“無暇而耕”！是無暇而耕，還是有暇不耕？是有暇不耕！諸如，《論語·述而·7·4》：“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論語·衛靈公·15·5》：“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退后一萬步說，“圣人”“無暇而耕”！難道“勞心者”都“無暇而耕”！都是“圣人”！勞而不獲，饑寒交迫；不勞而獲，花天酒地。進而，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從事腦力勞動者統治人，從事體力勞動者被人統治；被統治者供人以食，統治人者取食于人。這是天下的通常之理，天經地義之事。“獸相食”，孟子“惡之”（《孟子·梁惠王上·1·4》），然而“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人相食，孟子非但不“惡之”，反而贊其“天下之通義也”！豈不荒謬！兩千多年以來，在中國的統治階級都是把其作為“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的根據。

不過其中孟子還承認了一個客觀事實：即“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統治者是靠被統治者養活的。然而，現在卻被反動“文人”，更加荒謬地說成“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被統治被壓迫階級的“勞力者”是靠統治壓迫階級的“勞心者”養活的。今天的反動“文人”比孟子還要荒唐！

“耕”、“織”、“百工”是社會分工，但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勞心者”、“勞力者”，“治人”、“治于人”，“食人”、“食于人”，卻不是簡單的社會分工而是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食于”就是剝削，“治”就是壓迫。把“治人”說成是“勞心”，把“勞心”與“勞力”對舉，無疑是強盜邏輯。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就偶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之中。孟子在推理的過程中，進行概念偷換，瞞天過海地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赤裸裸的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也說成了是“社會分工”。“耕”、“織”，“百工”是社會分工，他們之間的關系是“交易”，其“交易”完全是自愿的、互利的、平等的“等價交換”，只有雙方都同意才能達成“交易”，“交易”成功；只要雙方中有一方不同意，就達不成“交易”，“交易”失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卻不是什么“社會分工”，他們之間的關系更不是什么完全自愿、互利、平等的“交易”，等價交換，而是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勞力者”、“治于人”者、“食人”者難道愿意用自己的勞動果實、身心自由去換取“勞心者”、“治人”者、“食于人”者的壓迫——“治”、剝削——“食于”、貧窮和苦難嗎？！這種“交換”“等價”嗎？！“勞力者”、“治于人”者、“食人”者與“勞心者”、“治人”者、“食于人”者之間的關系等同于“以粟易械器者”的等價交換之關系嗎？當然不等同！孟子是在“揣著明白，假裝糊涂”！睜著眼欺騙人！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與“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聯系起來看，“君子”則是“勞心者”、“治人”者、“食于人”的“謀道”者；“野人”則是“勞力者”、“治于人”者、“食人”的“謀食”者。“君子”乃人間之豺狼也！反動統治階級就是人類社會中的豺狼！這不就是孟子所說的“率獸而食人”（《孟子·梁惠王上·1·4》）嗎？！這就是孔孟一類“君子”所標榜的“恕道”！再加上孔子的“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就意味著他們祈求上帝：讓反動統治階級，上者永遠是“知者”、“勞心者”、“治人”者、“食于人”者；被統治階級，下者永遠是“愚者”、“勞力者”、“治于人”者、“食人”者，萬古不變，永遠如此。

然而，從孟子的“君子”、“野人”，“勞心者”、“勞力者”的論述中，人們是否也可以獲得幾點教訓？

其一：雖然“……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并非“天下之通義也”，但，只要分、有“君子”、“野人”，“勞心者”、“勞力者”，那么就必然產生、存在“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社會現象。這確實是個“天下之通理也”。孟子所說的“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確實揭示了在階級社會中的一個普遍現象，一個規律性問題。階級的產生、劃分，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就存在于“君子”與“野人”的“差別”、“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分工”之中。這就告戒人們：要消滅階級、消滅階級壓迫階級剝削，就必須消滅“君子”與“野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的社會分工和社會差別。否則，消滅階級那只能是一句空話。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了。他說當“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要做到這一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這樣一些措施，這些措施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的和沒有力量的，但是在運動進程中它們會越出本身，而且作為變革全部生產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里當然會是不同的。但是，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在這些“措施”其中就有：“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取消現在這種形式的兒童的工廠勞動。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等等。”　　

其二：孟子說：“無君子”，就“莫治野人”，“野人”不得“治”；“無野人”，就莫人“養”活“君子”。沒有貴族官吏，就沒有人來治理勞動人民；沒有勞動人民，就沒有人來供養貴族官吏。孟子認為貴族官吏生來就是統治勞動人民的，勞動人民生來就是供養貴族官吏的；沒有貴族官吏的治，勞動人民就無法生活。

因此，必須破除“勞力者”只能打天下，不能治（坐）天下，只能把流血犧牲、千難萬險打下來的天下，再拱手讓給“勞心者”來治（坐）；“勞心者”雖不能打天下，卻能治（坐）天下，“勞力者”只有把打下來的天下，拱手讓給“勞心者”來治（坐）才行等等一套鬼話。必須徹底砸碎“勞力者打天下，勞心者治天下”的歷史舊套！

“勞力者”既然有能力“打天下”，取得政權，那就必然也能夠治理好天下、管理好天下。既然“勞力者”能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打下天下，取得政權，那么在相對較好的條件下，借助于政權的力量，只要不象李自成那樣自我腐敗，保持革命朝氣，就一定會夠治理好天下、管理好天下，掌握好政權。李自成的失敗首先源于大量孔儒侵入把持要害以及這些孔儒的腐敗。

“勞力者”必須能夠自己管理好自己，自己管理好天下。否則，還是交給一些“勞心者”來“治”，那就等于又白忙活了！自己又重新給自己套上了枷鎖，又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消滅“勞心者”與“勞力者”的社會分工和社會差別與“勞力者”必須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天下，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其中，若站在“勞力者”的立場上說，主要方面是“勞動人民知識化”。　　

（二）“天子失官”的“學術下移”與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百家爭鳴”　　

由西周開始的“天子失官”，造成“學術下移”，產生“私人講學”，出現“諸子百家”，“百家爭鳴”盛況，在中國歷史上，實際上是一次“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互結合而產生的偉大運動。

“天子失官”，“失官”的“知識分子”，流落于民間，使“學術下移”，造成“知識分子”不得不與工農民眾接觸、結合。“學術下移”，流落民間，“私人講學”，也使得工農民眾有了接觸、獲得“學術”、“知識”的機會。原來只是高高在上呆在廟堂之中的“知識分子”，現在不得不接觸天下這個大世界，了解民眾疾苦，見識多了，視野開闊了，思想進步了，肚子里就有議論抒發，如梗在喉，不發不快！獲得“知識”的工農見識多了，視野開闊了，思想解放了，深感社會之不平，如芒在背，不鳴不快！“知識分子的勞動化”與“工農分子的知識化”，玉成了中國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百家爭鳴”的思想文化大發展、社會制度大進步的時代。

老子是“知識分子”主動“下移”的典型，莊子是主動“下移”，從事“體力勞動”，甘愿做“勞力者”的典型；老子的《老子》、莊子的《莊子》，是“知識分子”主動“下移”，從事“體力勞動”，做“勞力者”的結晶。墨子是“勞力者”與“知識”結合，“知識化”的典型，墨子的《墨子》是“勞力者”“知識化”的結晶。柳子（柳下跖）是“知識分子”與“勞力者”結合，“工農化”的典型，春秋末期他所領導的令“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大大小小奴隸主貴族“苦之”的奴隸大起義和對“魯國之巧偽人孔丘”的痛斥（《莊子·盜跖》）是“知識分子”“勞動化”的結晶，他的業績和宏論與天地同存、與日月同輝！孔子、孟子是拒絕“下移”，而仍要拼命上爬的典型，所以終生毫無業績。孔子只能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臨死前哀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而孟子也只能是“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復述孔二先生失敗的足跡。

由此，我們至少可以獲得兩點啟示：

其一：社會性的“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必定導致社會思想的大解放，文化的大發展，社會的大進步的運動！

其二：在運動中，“知識分子”只有與“勞動化”，才會有所成就；“工農群眾”也只有“知識化”，才能有所解放！

其實，孫中山實行“輔助農工”，就獲得北伐的勝利；蔣介石背叛農工，就被打到臺灣去了；毛澤東實行與工農相結合，緊緊地依靠工農，工農團結知識分子，就取得勝利，打出了一個新中國。這段近現代歷史也清楚地告訴我們了這些。　　

（三）“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是偉大真理　　

九十年前，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中國發生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也是“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結果。從此，工農登上了政治舞臺，誕生了中國共產黨。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毛澤東在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所寫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運動》中，明確地指出：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么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　　

三天后，五月四日，毛澤東在延安青年群眾舉行的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會上的講演《青年運動的方向》中，再次指出：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　　

并且反復強調：

我在這里提出了一個標準，我認為是唯一的標準。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在毛澤東“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旗幟下，人民大眾推翻了壓在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　　

在演講中，他還講了：“中國的革命，它反對的是什么東西？革命的對象是什么呢？”“過去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怎么樣呢？”“革命”的“主力軍是誰呢”等等許多重要問題。

這些都是很有現實意義的。現在中國革命的對象也是“三座大山”，革命的教訓也是“喚起民眾”，革命的主力軍也是“工農大眾”。中國革命仍然要求“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

然而，讀者會發現近三十年來，紀念“五四青年節”時，再也看不到“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警示了！官僚統治者最害怕“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和“工農與知識分子相結合”了。現在“知識”、“教育”又成為權勢者所壟斷的武器。　　

但是如同西周的“天子失官”，“學術下移”一樣，誰也阻擋不了現在“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和“工農與知識分子相結合”的社會大潮。一是現在進步的知識分子接受毛澤東的“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教導，自覺主動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二是“畢業即失業”的現狀迫使“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三是工農大眾接觸知識、教育的機會空前廣泛了，接受知識教育的途徑多了，方式簡單了；四是生產勞動的復雜化、科技化，迫使權貴也不得不讓勞動者接受必要的教育，具有必要的知識。

工農大眾不要害怕知識分子不愿意勞動化、不愿意與工農相結合。工農大眾完全可以以自己的知識化去推動它，愿意勞動化、愿意與工農相結合的知識分子也可以幫助工農大眾去推動它。知識化了的工農大眾比不愿意勞動化的知識分子多了一項本事，這就是“勞動”。這就使知識化了的工農大眾比那些不愿意勞動化、不愿意與工農相結合的知識分子更富有生存強勢。這項本事就足以推動迫使那些不愿意勞動化、不愿意與工農相結合的知識分子去勞動化、去與工農相結合。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jiè）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餡,沒而下鶩,揚而奮鬐（q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móu）鬼神，憚（dán）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臘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后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于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于世亦遠矣。（《莊子·外物》）　　

那些終日扛著釣竿，以小溝小渠為趣，眼睛只盯在小魚小蝦上的人，要想釣到大魚，是不可思議的;那些四處游說,以淺言陋語，嘩眾取寵為業謀求盛譽美名的人，要想得大道,是不可設想的;那些沒有聽過任公子釣大魚的故事,無任公子釣大魚之風度,以急功近利為務的人，要想善經世事，是不可想象的。

毛澤東告戒人們說：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現在的人們并非如同古時的人們，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現在的人們，有毛澤東思想的燈塔在前方照耀。　　

“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與“工農群眾與知識分子相結合”、“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的巨大作用是難以估量的。筆者設想在這兩種社會趨勢下所催化的文化革命的大潮必定會到來。這個大潮必然是史無先例的、空前的，要勝于和盛于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百家爭鳴”千百倍！

勞動促進知識，知識促進勞動。“野蠻之體魄，文明其精神”。人類的身體空前強健，人類的大腦空前發達，人類的智慧空前博大，人類認識世界的能力空前高漲，人類改造世界的能力空前發展，那時必定是工農大眾大解放的時代，也是人類大進步的時代。到那時真可以說是“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蹩”！

寄生階級是臭肉，孔儒是蒼蠅，消滅了臭肉，鏟除了蒼蠅孳生條件，蒼蠅也就滅絕了。

毛澤東思想真理的旗幟指引我們前行！

（請進入《研讀四書 評說孔孟》，其網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2009．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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