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六·二六”帶給人的不同啟示

六月二十六日這個日子，與其他的日子一樣，每年都只有一天，可是六月二十六日這一天對于中國人來說，卻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意義。一個是一九八七年，聯合國把這一天確立為了國際禁毒日；一個是一九六五年的這一天，毛澤東主席發布了著名的：“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重要指示，后來這個指示被簡稱為“六·二六”指示。　　

不知道聯合國為什么把毛澤東主席發布“六·二六”指示的這一天確立為了國際禁毒日，這個日子對其他國家來說可能沒有什么特別之處，但對于中國來說，卻是不同尋常的。也許是巧合，也許是有意為之，也可能是由于禁毒和醫療衛生工作好像是有關愛人的生命、關愛人的健康這樣的共同之處吧，因為聯合國確定的禁毒宣傳的口號就是“珍愛生命，遠離毒品。”　　

在毛澤東主席發布“六·二六”指示的時候，雖然在中華大地上肆虐了二百多年，曾經嚴重毒害了中國人民健康的毒品危害，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不久就已經與黃賭等社會丑惡現象一道被一掃而光了，但由于一百多年的挨打而造成的貧窮落后，當時的中國，特別是廣大的農村仍然受到一些流行性疾病的嚴重困擾，僅有的那些醫療衛生力量又大多集中在城市里為資產階級老爺服務。因此，毛澤東主席才發布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六·二六”指示的發布和實施，對改善廣大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確實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從此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合作醫療迅速地興辦了起來，一大批專門為廣大貧下中農服務的赤腳醫生也迅速地成長起來了，原來死在街頭無人問的貧下中農都能夠得到在當時幾乎是最大程度的醫療衛生上的關愛，普通群眾的健康有了極大的改善，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從解放初期的三十五歲增加到了六十九歲，就連古老的中醫也煥發了青春。而今，“六·二六”指示才剛剛過去四十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不到六十周年，可不但毒品和黃賭等社會丑惡現象又開始重新泛濫，而且就連在許多地區早已絕跡了的血吸蟲等疾病也卷土重來了。　　

吸毒在我國不僅有著悠久的歷史，而且更有著廣泛而深厚的“群眾”基礎。而禁毒對于我國來說，更是有著光榮的傳統的，天安門廣場上屹立著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第一塊浮雕，刻畫的就是那場禁毒的人民戰爭----虎門銷煙的波瀾壯闊場景。禁毒對于我國來說又是屈辱和難忘的，因為它曾經因此演化成了一場民族的百年災難。中國半殖民地社會階段的開端就是以由于禁毒而引發的侵略戰爭為起點的，中國近代遭受的第一場侵略戰爭也是以毒品鴉片命名的。毒品帶給中華民族的更是“東亞病夫”的百年屈辱，它不僅嚴重地戕害了中國人民原本健康的軀體，而且更嚴重地戕害了中華民族早就衰弱的民族精神。　　

毒品問題的出現與泛濫，是與罪惡的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密切相連的。當年它是殖民者用來毒害殖民地人民身體和精神健康的麻醉劑，今天又成了資本主義腐朽生活方式的一種，同時也是飽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的弱小國家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的有效武器。作為資本主義老祖宗的殖民主義者本來是用毒品來毒害殖民地人民的，如今卻毒害了自己，這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也算是罪有應得吧。　　

歷史上，我國是受毒品戕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中國人民對毒品危害的了解應該說是最為深刻的。因此，無論是仔大清王朝的時期，還是在國民黨政府的時代，中國都曾經實行過嚴厲的禁毒政策。但是由于那時的國力衰弱，主權不保，政治腐敗，生活方式的腐朽，所以始終是禁而不止，禁而不絕。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只在短短的幾年之內，中華大地上就禁絕了毒品和其他一切社會丑惡現象，這種情況說明了毒品的泛濫與禁絕，是與政治清明和國家能夠有效地行使主權以及人民的覺悟是密不可分的。　　

毒品在資本主義國家泛濫還有情可原，因為那是他們祖先留下的罪惡，但如果毒品在我們這個曾經深受其害的國家重新泛濫，那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過去的。目前世界上其他國家毒品泛濫到了什么程度，一般非專業的人士很難能夠弄清楚，而且也沒有必要去弄清楚。可我國在重新禁了二十多年的毒品之后，目前販賣和吸食毒品的情況卻仍然很猖獗，禁毒的情況也更不容樂觀。目前全國每年涉毒的各類案件不下上萬起，國家在禁毒戒毒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更是逐年增長，全國各地的市縣級以上的公安機關目前都設有專門的緝毒部門和設置了大量的警力。禁毒和戒毒每年都要消耗掉大量的經費，這種現象和做法，倒為影視文學作品的創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為GDP的增長作出了不小的貢獻。目前我國販賣運輸毒品的不外乎就是那些為了謀取暴利而鋌而走險的犯罪分子，而吸食毒品的卻主要是那些演藝界明星和工商界成功人士等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因為毒品的價格相當的昂貴，一般人消費不起。如海洛因的價格在我國因地區不同大約在每克二百至六百元之間不等，這個價格遠遠地超過了我國賣淫婦女的“人肉”價格。有關媒體就曾經報道過，在我國經濟最為發達的蘇州市，就存在大量的“十元妓”。在我國經濟最為發達的蘇州市尚且存在大量的“十元妓”，那么在經濟不發達地區賣淫的價格又能是多少。販毒分子不顧民族大義而去販賣毒品是為了謀取暴利，而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吸食毒品不僅是為了尋求刺激，同時可能更是為了安撫和麻醉自己在致富過程中形成并暴露出來的罪惡心靈吧。正是由于吸食毒品的人員都是那些成功的精英人士，所以禁毒工作如今才受到了如此的重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說，就連禁毒的口號也喊得震天響，像“打一場禁毒的人民戰爭”、“遠離毒品，關愛生命”、“參與禁毒斗爭，構建和諧社會”等等。如今，因無錢治病的多是那些下崗失業的工人和失地的農民，所以也就無人去關注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禁毒就說是禁毒，就別再糟蹋人民這個詞匯了，吸食毒品的多是那些時代的寵兒，普通的人民與毒品有什么聯系，關愛生命為什么不去關愛一下那些因無錢治病而死在醫院大門外的普通人民。　　

中華民族中的一些人中確實是對毒品情有獨鐘，在這些人的身上，也確實能夠反映出中華民族相當頑固的民族劣根性，重私利而缺少民族大義，貪圖安逸享樂卻有缺少自我克制能力。毒品在中華大地重新泛濫，與如今新產生或重新出現的所有社會問題一樣，都與否定毛澤東思想有直接的關系。面對如此嚴峻的社會現實，有的人仍然執迷不悟，不思悔改。而且為了從另一個側面反襯社會主義制度不如資本主義制度，甚至不如皇帝統治下的專制制度，同時更是為了證明締造了新中國并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二十七年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毛澤東還不如一個專制的皇帝，不知以何為根據，竟然編造出了大清王朝時期，中國的GDP竟占了當時世界的三分之一。這個謊言盡管編造的已經是超過了無恥，但至少還是客觀地說明當時中國的經濟還是比較發達的，而且當時有那么多的人經常吸食價格昂貴的鴉片的情況也能證實這一點。但是，鴉片戰爭爆發時的西方各國，已經完成或正在進行工業革命，而在中國，作為統治階級的社會精英階層，包括官吏、學者、商人等，卻缺少應有的遠見卓識和責任意識，所以未能帶領民族完成工業革命，走向強盛。這些人對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絲毫不感興趣，卻唯獨對從西方走私來的鴉片情有獨鐘，于是只顧忙于發展經濟，掙錢買鴉片了，并甘愿冒著嚴厲的處罰也要吸食，迫使國家不得不采取更為嚴厲的禁毒措施，從而為侵略者發動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提供了借口和爭取國內民眾支持的理由。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又實現了少數人先富起來。這部分人在富起來之后，忘記了使他們致富的總設計師的“諄諄教導”，沒有帶動更多的人去實現致富，而是恢復了中國人有錢就吸毒的“優良傳統”，開始大批大量地吸食毒品，從而為早已在國際上泛濫的毒品又開辟了一個廣闊的市場。中國歷史上的經驗早就告訴了人們，拋棄了人民群眾，實行少數人先富起來，然后指望他們帶領整個民族實現富裕，走向強盛的幻想，不是荒唐加無知，就是別有用心，也可能是另有深意。　　

毛澤東主席發布的“六·二六”指示，已經過去四十四年了，因為時間久遠，后人可能是把它忘記了，所以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僅是農村重新回到了以前缺醫少藥的狀態，而且就連城市里的一些工人，特別是下崗失業的工人也到了看不起病的程度，甚至出現了有的人因為沒有錢，只能死在醫院的大門外的情況。可聯合國確立的國際禁毒日卻只有二十二年，而且還是聯合國中眾多的洋大人確定的，但目前中國實際禁毒的效果卻并不理想，而且吸毒販毒還有逐漸蔓延的趨勢，可見洋大人說話也有不靈的時候。　　

當年，“六·二六”指示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那是因為“六·二六”指示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緊密相聯的，是真正地關愛生命，關愛人民群眾的健康，是在廣大人民群眾廣泛積極的參與下取得的；“六·二六國際禁毒”在中國取得的實際效果之所以不明顯，因為實際上那只是在關愛那些有錢人的健康和生命，與真正的人民群眾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所以也就沒有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和支持。不要等用到了人民的時候才想起了人民，人民群眾是不懼怕什么洋大人的，更不會聽從什么洋大人指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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