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潛意思是其它的人后富起來。就是說，先富的人有一個榜樣的作用。給其它的人一示范，其它的人也就后富起來了。
這一點很容易讓人這么認為的，否則，何不說“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一個社會本來就應當有窮有富”？把那個“先”去掉呢？
這一點和學舞蹈有一些類似。比如說有一種舞蹈比較難學，那么，一開始讓一部分人學會，然后，給大家示范，于是大家照做，大家也就都學會跳舞了。
共產黨以往給出的榜樣，都是具有一定的示范性的。例如，陳永貴率領群眾三戰狼窩掌，建立了防洪機制，導致糧食增產，則其它農村的人也就努力興修水利，也就建立防洪機制，也就是說，陳永貴的事跡，具有“可學習性”。雷鋒也是一樣，努力做好事，這也是一個示范，則別人也跟著學，因此“千萬人雷鋒在成長”。
但是，現在看來，致富這件事情不是這樣的，是無法成為榜樣讓人人學習的，或者說，無法學會。其它的榜樣具有可學習性。比如說，怎樣安裝電腦軟件，我給五個人示范，五個人給二十五個人示范，這么示范下去，任何想學安裝的人，最終都一定能夠學會安裝，不管有多少人，都是這樣。但是致富就不行，一個人做某件事情發了財，別人也跟著做，就賠得血本無歸，因此不具有可學習性。
而中國的政府和外國的政府不同就在于，外國的政府，并不做要讓全體人民過好日子，共同富裕的這種承諾，沒有承諾，當然就沒有責任。外國的政府只管法律就是。正如裁判不會承諾球隊會不會踢贏一樣。而中國共產黨以往的宣傳是有這種承諾的。
那么，有了這種承諾，就必須有一個正式的交代，我這里不是說就要兌現承諾，但是，不能夠不吭聲什么交代都沒有。交代是各種各樣的，但是，必須是正式的。是有權威文件的。
打個比方吧，當年毛澤東把四大寫進憲法，這是一種鄭重的承諾。認為文革要每隔七八年來一次，這也是一種鄭重的承諾。要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化，也是一個鄭重的承諾。
這些承諾當然無法兌現，但是，無法兌現，政府卻有一個相當鄭重的交代，這個鄭重的交代，就是有一個非常正式的文件，說明了毛澤東犯了晚年錯誤。正因為如此，所以才認為毛澤東的承諾不實事求是，就應當取消，這樣廣大群眾就理解了。
那么，在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后，其它的人看樣子是不可能也富起來，或者后富起來，從原理上講有可能也沒有辦法富起來，或者真的是社會就應當有窮有富，當初是一種宣傳。
但無論如何，這在當初是一種鄭重的承諾，既然承諾了，那也就要有一個鄭重的交代，這個交代哪怕是通過一個文件，向廣大群眾說明，當初的承諾，也是犯了某種錯誤，錯在哪里，導致了現在不能夠兌現，也是因為無法兌現，從原理上就無法兌現，你必須交代一下。
正如一個公共汽車站，大家都在等待一輛被稱為富裕的大巴，先已經有人上了大巴出發了，后面的人在繼續等，那么，如果后面再也沒有車了，也要有一個交代，要告訴大家，后面沒有車了，不要等了。否則的話，還有許多人等車，他們會覺得上當，會氣得大罵。把這叫做仇富？那么，其實是在仇一個承諾沒有實現。
因此，至少政府正式通過一個文件，勸所有還想富的人算了，大多數人都是實現不了的，不可能的，大家該干嘛干嘛吧，把話挑明了，反而比永遠沒有任何交代要好。
通常政府也還是需要有誠信做為依托的。當政府努力為人民做事情的時候，算是“生產”誠信，而當政府要人民做出犧牲的時候，算是“消費誠信”。當初政府讓幾千萬工人下崗，那也是利用了共產黨在幾千萬工人以往積累的誠信來做這樣的事情的。許多工人就想聽共產黨的沒錯，共產黨讓自己下崗，自己今后不會有虧吃的。因此，也可以認為當時共產黨消費掉了一大筆誠信。誠信也是一個政黨的財富。許多下崗工人也的確巴望著自己下崗造成的暫時困難，做出的犧牲，是會換來更好的日子的。
但是，一旦他們發現沒有任何希望改善自己的狀況，而政府又傾向于不管的時候，政府的誠信損失將會相當大的。
當政府的誠信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有可能產生政治性的危機。這一點不可不察。實際上所謂的仇富，也是在仇政府在這方面的諾言。如果有具體的可實現的致富路，大家也就不必去仇了，按照這種路致富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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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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