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縣里有好人，之一便是路愛國——答秦川牛網友
黎陽
20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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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牛網友：
謝謝你這么信得過，請我為路愛國的文章“改革三十年——中國成為‘正常的’發展中國家？”作推薦。不過我覺得我寫點讀后感還可以，“推薦”有點不自量力：這是篇很嚴謹的學術論文，我跑出來推薦也太把自己當根蔥了。我不信我的名字那么神通廣大，一亮招牌就比廣告還靈——何況如今中國虛假廣告泛濫成災，人們對廣告用語早有免疫力了。
看完路愛國的文章，最大感受是：誰說洪洞縣里沒好人？誰說社科院里皆騙子？這位路愛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不但是個大好人，而且名副其實的“愛國”：人家用學術論文的形式把“皇帝的新衣”里里外外掀了個底朝天，比我用“皇上光著屁股哪！”之類大喊大叫扎實多了。我只把其中要點摘錄附后，一切一目了然。
你向大家推薦此文用意挺好，但我覺得方法上沒抓住要點：嚴肅的讀者看重的是文章內容而不是表現手法。而“他與黎陽不同，他在表面上繞過了毛澤東”這一標題突出的是表現手法，而不是文章內容。而且這種提法容易引起誤解，造成節外生枝。要向別人推薦，我覺得還是突出其內容為好，也別用我的名字做招牌——我沒那么大魅力。
此議當否，供參考。
附錄：路愛國“改革三十年——中國成為‘正常的’發展中國家？”摘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905/81851.html
今天中國無論在制度上還是在社會經濟特征上，都與世界其他低收入的市場經濟國家即一般發展中國家越來越趨同，中國目前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也越來越與這類國家相似。
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是獨特的，非典型的，或者可以說，是“非正常的”。
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實質就是把原先不是商品的東西轉化為商品。現在，不但生產資料、勞動力、生活資料成為商品，而且，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也在“產業化”名義下加速商品化了。需求能否得到滿足主要取決于個人購買力。這些領域的高度商品化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特征。在發達國家，政府通常限制這些領域的商品化或市場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由于中國的工會力量薄弱，勞動立法滯后、不完善以及實施無力，難以對資本形成必要的制約，因此，當今中國工人的工資遠不如資本家的利潤那樣有保障。資本家可以不勞而獲，而勞動者卻常常勞而不獲，以至勞工在不得已情況下，甚至采用自殺或自殺相威脅討要應得的工錢
政府熱衷于招商引資，資本的背后往往是政府或官員的影子，無論怎么看都與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相去甚遠，因此被認為是一個官僚化的市場經濟或權貴市場經濟。
完善的市場經濟只存在于教科書和人們的想象之中，而“不成熟”或“不完善”的市場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共同的經濟體制特征。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大多更自由、更放任，同時也更無序、更脆弱。
改革后的中國政府則逐步接受了現存的世界秩序，熱衷于與世界“接軌”，遵循現有規則，積極參與國際勞動分工，加入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在內的各種國際組織。最近一些年，中國開始提出愿意做“負責任的大國”，言外之意是中國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不負責任”，即不會做破壞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事情。中國從一個反對現有不合理的國際秩序的斗士，變成了它的積極參與者和維護者，認可自己在國際分工和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地位。
總之，無論在政治體制的基礎、結構和職能上，還是在政府的主張上，中國與世界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似乎已經沒有多少本質區別。
盡管改革后的中國把西方大國當作“伙伴”而不是對手，承認自己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利益相關者”，也早已放棄了推動世界革命的立場，但由于中國名義上仍然由共產黨執政，這些勢力仍然不放心，必欲徹底消除“共產黨因素”而后快。[9]拿民主說事，不過只是一個借口罷了。
歷史經驗表明，發展中國家迄今仍然普遍缺乏相對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只有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才能在經濟水平依然低下的條件下，建立覆蓋全民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為全國人口的生老病死提供保障，解決被認為低收入國家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
改革不但沒有克服原來的問題，反而喪失了已經取得的進展，回到了基本上不存在全國性社會保障體系的狀態。
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表現出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一般特征，即：不存在政府主導、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只有名目繁多的商業/私人保險，而它們的對象只限于有支付能力的少數人。
中國在改革前后都屬于經濟不發達國家。但由于前一個時期獨特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改革前的中國卻不是一個一般的發展中國家。改革后，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中國原有的制度特色逐漸喪失，在經濟、政治、社會保障體制上與其他低收入市場經濟國家日益趨同，越來越難以發現與它們之間的差別。
政府提出“科學發展觀”，委婉承認“不科學發展”造成了某些不良后果，表示了加以矯正的意愿。
公眾甚至政府不滿的問題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不可避免的。
眾所周知，增長不等于發展。[14]發展中國家正是由于其發展水平相對低下而長期處于國際分工的不利地位
（一）經濟邊緣化
改革后，中國開始把追求GDP增長放在首位。為此，中國采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建立出口導向的增長戰略，大量引進外資，以廉價勞動力為優勢參與國際分工。
中國經濟增長的這種明顯外貿導向或外向型特征，被認為嚴重到患上了“外資依賴癥”的地步。
無論美國還是日本，它們目前的開放程度都大大低于今天的中國。
中國產業優勢逐漸下降的時期，正是中國開始大量引進外資，強調運用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時期。為了保持價格優勢，以便充當外資企業的加工車間，擴大勞動密集產品出口，中國竭力維持低工資。這一做法的結果是在國內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在世界市場則難以跳出依靠低附加值產品進行惡性競爭的陷阱。
“有出口而無產業”的說法并非空穴來風。
GDP高速增長帶來了經濟總量增加，但經濟總量與工業化/現代化并不是一個概念。
（二）收入不平等和社會兩極分化
改革近30年來，中國人均財富在世界排名仍在一百多位，只不過是美國人均財富的2%，但中國近年來的奢侈品消費卻高居世界第二。
在市場經濟中，雖然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實力根本不能與發達國家相比，但弱國窮國照樣能夠出產超級富豪，少數富人的富裕程度毫不遜色，這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完全不能想象的。無疑，中國在這個領域中也與其他發展中國家迅速接軌。
人口的收入并不能隨著經濟增長而自動水漲船高。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一個實際收入減少的龐大群體，據說全球還是第一次記錄到。這也許算的上中國改革創造的另一個“奇跡”。
（三）勞動力半無產階級化
與無產階級化相比，半無產階級化的勞動者所受的剝削更加深重。他們的勞動時間更長，勞動強度更大，勞動條件更惡劣，更缺乏生活和權利保障。
農民工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產業工人，而是典型的半無產者。
他們通常不享有任何勞動保障，不享有任何醫療、教育等福利，也沒有工傷、養老保障。他們在缺乏基本生產安全的條件下工作，工作環境最惡劣，勞動強度最大，勞動時間遠遠超過《勞動法》的規定，是工傷、職業病最大的受害群體。
由于工作分散和不穩定、工作技術含量低等原因，他們比城市產業工人更缺乏組織性和紀律性，幾乎完全不具有與雇主/資方討價還價的能力，是遭受資本無情驅使和最大限度壓榨的勞動力群體。
他們的家庭承受沉重苦難和壓力。家庭成員長期離分給城鎮務工的農民工及其家庭造成難以彌補的身心傷害。
血汗工廠在中國重新出現并迅速擴散的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雖然在1995年頒布實施了《勞動法》，但《勞動法》迄今沒有得到切實貫徹。勞動者的權益難以保障，致使大量勞動力的工資所得不能維持勞動力再生產。除了政府執法不力外，一個深層原因是，沒有任何低收入的市場經濟能夠解決本國勞動力的半無產階級化狀況。今天的中國并不例外。
（四）人文社會發展滯后
國家的發達程度最終反映在人文社會發展水平上。改革后，中國的變化軌跡表現為優勢逐步喪失。
（五）政府能力弱化
政府的規模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急劇膨脹。依靠國家財政供養的人員大幅度增加，以至官員在平民中的比例翻了一番還多。同時，行政經費出現驚人增長，1978年到2003年，中國GDP增長了31倍，年均增長1.2倍，而行政管理經費增長了87倍，年均增長3.5倍
1986年到2005年，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4.6倍的情況下，中國人均負擔的年度行政管理費用由20.5元增加到498元，增長23倍。[42]這些數據表明，中國政府在改革中變成了一個成本昂貴、資源耗費越來越多的政府。
直到今天，不但農村存在貧困人口，而且城市也出現了改革前基本不存在的絕對貧困人口。[45]貧困問題在中國變成了一個社會痼疾，政府也不再提徹底消除貧困這個目標了。
目前，中國6歲以上人口中每12個人就有一個文盲。政府提出把文盲消除在20世紀的目標也以失敗告終。
政府曾許諾要在20世紀末實現小康。鄧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這個目標，把它說成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47]1982年共產黨的十二大正式引用這一概念，并把它作為二十世紀末的戰略目標。進入21世紀，人們才越來越發現，對大多數人來說，醫療、教育、住房的負擔日益沉重，以至形成了壓在頭上的新“三座大山”，距離小康社會似乎仍然遙遠。
政府推行的“市場換技術”戰略也越來越被認為是失敗的，因為將近30年過去了，中國不但缺乏所謂“核心技術”，而且與世界先進技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沒有產生任何世界級科技發明。而計劃經濟時期反而有這樣的成果，例如雜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島素、激光照排等。
在依法治國的口號下，改革后立法突飛猛進。法律雖然多了，法律法規得不到切實執行卻越來越變成尋常之事。
到2007年，經過下大力氣整治之后，中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仍然為發達國家50倍，甚至為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南非的4倍。
刑事犯罪活動猖獗，導致社會安全感低下，遍及城鎮的防盜門窗成為大眾自我防護的無奈選擇，也顯示了公眾對政府維持社會治安的能力信心不足。
從莊嚴承諾的大政方針例如不搞兩極分化，到政府限期目標例如增加教育投入、建立醫療保障體系、治理污染等，甚至小到市場監管例如食品安全、包裝和建筑材料標準等，政府越來越說得到卻做不到。政府甚至沒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官員。改革以來，官場和官員腐敗不斷升溫，以致中國由一個清廉的國家變成了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在國際透明組織的統計中，中國早在1995年已經成了極端腐敗的國家之一
盡管不斷聲稱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政府卻不僅沒有能力實現對國內人民的許多基本承諾，而且越來越沒有能力實現在國際上的許多重大承諾，例如京都議定書、聯合國新千年目標、保護知識產權等等。在開放政策指引下，改革后中國經濟高度依賴對外貿易，事事處處強調“與世界接軌”，主動接受西方援助等。這種模式的中外互動增加了外部力量對中國發展的影響力，對政府決策和行動能力形成一定制約。
改革開放后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上分析表明，這些變化使中國越來越像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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