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戳穿右派們玩弄的障眼法
文  刀　　

　　現在市面上泛濫一種利用某些表面現像掩蓋下的頗能唬人的濫調，諸如：　　
　　毛澤東時代中國的老百姓餓肚子；鄧小平時代老百姓是“豐衣足食”；毛澤東時代市場物資極度缺乏，一切都要憑票供應；鄧小平時代只要有鈔票，物資是應有盡有；還有很多類似的所謂毛澤東時代如何“貧窮”，鄧小平時代如何“富有”的報道，真是鋪天蓋地，他們極力鼓吹這些濫調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在中國不能走毛澤東和他的黨所主張的道路，只能走鄧小平主張的道路。咋聽起來頗能把人忽悠得暈頭轉向。尤其是70后、80后、90后的一代青年人，被他們忽悠得好像新中國的開國領袖不是毛澤東而是鄧小平似的，中國勞苦人民的救星似乎是鄧小平。　　
　　筆者以為，這是古今中外的一個彌天大謊，也是意味著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一個根本標志。因為他們完全歪曲了歷史，強奸了民心。把一些表面的現象加以簡單的形式邏輯，而把事物最本質的精髓湮沒在表面現象之中，把人民誘導向再次遭殃的邪路，具體地說就是：　　
　　1．把三十年后今天的物資量同三十年前的那個剛剛從近似廢墟上建立的新中國比，以此來攻擊毛澤東時代人民是不創造財富的，或是創造不出財富的。　　
　　2．把三十年后今天的大多數人已有了“溫飽”，同三十年前全國人民為自己當家作主的國家建設發展備家底打基礎，而同舟共濟節衣縮食相比，以此來攻擊毛澤東時代是老百姓餓肚子，是民不聊生。　　
　　上述這兩點表面現象確實成了右派先生們玩弄障眼法的主要依據，也確實成了某些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先生們最“有力”的核（黑）武器，而且大有資本主義頓時即可壓倒社會主義的兇兇氣勢。　　
　　其實少數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們，在人民面前就像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在革命的人民面前一樣，也是紙老虎而已，我們只要稍加分析和隨便舉幾個事例即可戳穿其紙老虎的本質。　　
　　首先，筆者毫不猶豫地認為，即毛澤東逝世后如能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繼續按毛澤東所指引的方向前進，中國的GDP肯定不會比今天少，而且廣大人民的生活絕對會比今天過得更好更體面。我這樣認為，右派先生們肯定會跳出來罵“這是在說夢話”，可“愛”的右派先生們，你不必跳，我的結論不僅有充分的理論依據，而且有充分的事實依據。　　
　　一、從理論方面講　　
　　1．毛澤東及其思想的本質內涵是：一心為人民，一切為人民，一生為人民，他毫無私心，他從不為家人、親朋等少數人謀權謀利謀先富；他一生追求的是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為了人民的幸福他犧牲了六位親人；凡有利于人民的事，他和他的黨從來都是不遺余力地去追求；凡犯了不利于人民的事，他和他的黨總是及時地進行總結并加以糾正。以上所述都是不爭的事實。　　
　　2．毛澤東從投身革命到逝世為止，他從來都是與時俱進，且他所有與時俱進的創新，諸如中國革命的道路，中國共產黨和軍隊的建設、人民政權的建立與鞏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以及他革命一生的第二件大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等。無一不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和防止中國人民尤其是勞苦大眾再次受苦受難。他的心就是人民的心，人民的心就是他的心，人民的生活有好轉他高興，人民受了苦他垂淚。這也是人們不爭的事實。　　
　　3．毛澤東為了人民的幸福，嘔心瀝血地進行探索，他為了民富國強，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時期，他日以繼夜地廢寢忘食地深入工廠、農村親臨實地進行調研，找各級領導干部座談討論作指導，并全力糾正當時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所掀起的“浮夸風”、“共產風”等嚴重的“左”的錯誤。關于“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這一段真實的歷史，筆者建議那些想了解真實歷史的人們，哪怕節衣縮食也要買到張宏志著的《還清白于毛澤東》一書，或從《烏有之鄉》網站下載此書，還可以同辛子陵、李銳之類所編造的什么《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對照著讀，奇義相與析嘛。你還可以從中得知，毛澤東為了探索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蒙受了多少嫁禍于他的不白之冤，同時亦可看出另一些人政治品德之低下，以及辛子陵、李銳之類的嘴臉。　　
　　4．我們必須弄明白的一個最重要的理論問題，即社會的物資財富是誰創造的？我們承認近三十年來社會的物資財富比三十年之前豐富了很多這個事實；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實，即這些財富的主體創造者是誰？什么GDP也好，外匯儲備也好，請問哪一樣主要地不是工農基本大眾所創造的呢？（這里毫無貶低科學技術作用之意），就拿近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來說，基本上都是中國廉價勞力產品出口所獲得的貿易順差。這近兩萬億美元即十四萬億的人民幣，可以說都是中國勞工的血汗錢，還有國內GDP的三十多萬億人民幣，這筆中國勞工創造的驚人的巨大財富，今天竟然成了那些仇恨共產黨、仇恨社會主義的右派先生們攻擊毛澤東時代“貧窮”和吹捧改革開放之所以比毛澤東時代好的“偉大成績”。　　
　　請問右派先生們，中國的工農基本大眾近三十年來的大部分已從毛澤東時代的企業主人、國家主人的地位淪為私人資本的雇傭，并倍受某些私人資本的殘酷剝削壓迫，即在精神和肉體都極度痛苦的情況下，居然能創造出如此巨大的供別人、洋人享受的財富，那么在毛澤東時代，如果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如果能把那些搞特權欺壓工農大眾的走資派打倒，工農大眾都能處在不再受欺壓的國家主人地位的情況下，反而不能或不愿意去創造出更多的供自己享受的財富（GDP）嗎？！難道你們忘記了1957年在粉碎了右派的瘋狂進攻之后，1958年立即出現了全國人民意氣風發干勁倍增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即大躍進，在那大躍進的年代，全國人民在毛澤東和他的黨的領導下創造了無數個第一和奇跡（可參看張宏志著《還清白于毛澤東》一書的概論部分）。再請問：工農基本勞動大眾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是在倍受欺凌的痛苦情況下高呢？還是會在真正成為國家、社會主人地位的情況下高呢？我想這個問題，傻子都能正確回答出來。　　
　　以上就是毛澤東逝世后，如能按毛澤東指引的方向繼續前進，中國的社會財富會更多，人民的生活會過得更好，更體面，更舒暢的部分理論依據。　　
　　二、從實際方面來看　　
　　我們可以從所謂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以來兩個階段的實際情況來說明，只有按毛澤東思想所指引的方向，才是中國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從1949年，至1976年為一個階段。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初，是一個百孔千瘡、積弱積貧的爛攤子，中國人民剛剛從水深火熱的廢墟堆里站立起來，到毛澤東逝世為止的二十八年間，歷經政權的建立，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和發展經濟以及上世紀五十年代全國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活動，和六十年代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的社會主義建設活動。在上述一系列的社會主義建設活動中，全國人民都是以主人的姿態，意氣風發地創造了極其巨大的社會財富，集中表現在：除應付抗美援朝戰爭的巨大消耗外，僅僅二十八年的時間，就以世界社會經濟發展史上最快的速度，建成了我國完整的工業體系（含國防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含巨大的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尤其是在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集團對我進行嚴密封鎖，國內經濟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僅用了10年左右的時間就完成了“兩彈一星”的研制，這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精神同中國人民社會主義積極性相結合的奇跡。僅僅二十八年，使一個連日常生活所用諸如洋針、洋線、洋火、洋油等都得靠外國進口的落后的農業國，一躍成為當時世界第三大工業國。這難道是在搞貧窮的社會主義嗎？！這里我想稍帶反駁一下某些右派先生們，自以為十分得意的一件攻擊毛澤東時代的核（黑）武器。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票證供應制，前不久“鳳凰衛視”的“騰飛中國60年記事”欄目還特地披露了當時的生活品票證有五十多種，借以說明毛澤東時代的物資貧乏。這件事筆者倒是認為恰恰是那些居心叵測的右派先生們自己抽自己嘴巴的極其響亮的一巴掌！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由于三年特大自然災害，造成物資的極度緊張，作為心系廣大人民生計的人民政府，為確保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對一些基本生活物資采取憑票供給的辦法，包括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都是如此，甚至毛澤東本人還帶頭不吃豬肉以示同人民同舟共濟，共度難關。如若當時也奉行“先官論”那一套，只讓少數人先盡情享受，而不顧廣大人民的死活，不采取憑票供應，那么當時的中國將會是一種什么狀況！請問：這種確保民生的票證供給制，你們這些只顧自己腰包的干股揣足，洋鈔票塞滿，住著豪華別墅，坐著寶馬、奔馳，整日花天酒地、唱著自由、民主高調的特權利益者們做得到嗎？且不說叫你們給老百姓發什么別墅票、高級轎車票、賓館入住票，只要能給老百姓特別是廣大貧困人口也能發給五六十種日常生活物資票證，而且要保證他們能買得起這些票證物資，你們做得到嗎？！　　
　　2．1978年的改革開放以來作為一個階段。所謂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指引方向的企業，工人就大批下崗失業，淪為私人資本的雇傭，他們又由于被迫求生而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得不受私人資本殘酷地榨取那血淋淋的剩余價值。他們往往普遍地要經受超強度超工時的勞動甚至煎熬，他們在這種痛苦的情況下，創造出了可觀的社會財富，但絕大部分是被老板所占有，自己所得甚至難以維持生計，廣大的工人（含農民工）不但無法成為共同富裕的追求者，反而只能淪為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制造者。這種情況絕非個別而是普通的現象，朋友們可以到“烏有之鄉”網站參閱作者：化緣和尚寫的《工人階級的現狀與未來》一文和張白奇先生所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新分析》一文，定會使你產生震憾性的感受。可“愛”的右派先生們，你們現在居然把工農基本大眾，在肉體和精神都極度痛苦的情況下創造的最后又被資本家所占有的社會財富，拿來炫耀鄧小平時代的所謂物資極大豐富，來攻擊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只能憑票供應是“貧窮社會主義”。說明你們比那些直接殘酷壓榨勞工的資本家更殘忍更可恨，因為資本家的殘酷壓榨勞工，那只是他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反映。這種對勞工的殘酷壓榨，對廣大勞工來說其本質是反動的、骯臟的、殘忍的，而你們卻把這種反動的、骯臟的、殘忍的東西，提升到鄧小平時代所謂普適價值的高度，加以炫耀、推崇甚至導向，這就更反動、更殘忍了。像你們這些從骨子里就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走狗們的存在，對中國人民、中華民族來說，將是一大禍害。　　
　　我們再來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凡是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地方，其事業就欣欣向榮，人民就安居樂業，而且都是在共同富裕的康莊大道上闊步前進。　　
　　這里我們沒有必要再去講工業戰線的大慶，農業戰線的大寨，因那已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成功典范，同時也是被走資派們極力詆毀并欲徹底否定的先進典型，當然這是他們永遠也辦不到的事情。　　
　　現在我們只以河南省的南街村為例，他們三十年來在那小岡村分田單干（說它倒退還確切些）這塊“里程碑”的強大壓力下，在全國資本主義復辟狂潮的圍追堵截下，居然能使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巋然不動地屹立在中國的中原大地。所以，在南街村這塊毛澤東思想的凈土上，沒有兩極分化，沒有貧富差距，沒有新的“三座大山”，沒有黃、賭、毒、黑等丑惡現象，人們安居樂業。為什么？就是哪里有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領路人，頂住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黑風惡浪的沖擊，這里的人始終都是以主人的姿態在掌握著自己的命運，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可是那些天天喊現在的GDP如何如何高，天天叫毛澤東時代的人民怎么苦不堪言的右派先生們，卻對南街村這種共同富裕的典型，裝聾作啞，不敢宣傳，不敢推廣，特別是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大會上嚴厲警告“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之后，他們就以一種十分恐懼的心理面對著南街村這面鮮艷的紅旗發怵，甚至在前段時間還組織專人搜集“材料”在《鳳凰周刊》雜志上進行百般丑化，意在說明集體經濟不如單干好，其實這種造謠說謊的伎倆并不是資本主義自信的表現，恰恰是一種資本主義沒落的哀鳴而已。　　
　　這些右派先生們一般都是以知識分子的面貌出現在人們面前的，他們大多也確實是知識分子。那么這些知識分子同其他的知識分子就有這么大的差別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毛澤東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已經作了深刻的一針見血的回答，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這樣說道：“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的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采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才能克服。”　　
　　這些右派先生們多是屬于毛澤東所講的那“少數人”，他們正是在關乎中國命運前途的關鍵時刻，即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問題上，完全站到了資產階級的立場，進行瘋狂的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輿論活動，制造思想和理論上的混亂。　　
　　這些右派先生們如真的想脫胎換骨站到廣大人民一邊來，人民還是寬容的，那就只有到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基本群眾中去，真正認識到人民才是創造人類歷史的動力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否則，必將遭到社會發展規律的懲罰！　　
　　二○○九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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