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官僚們來說，是否也能夠做到“減員增效”？

　　我是主張“大政府”的，不過政府之大小不在于官員的多少，而在于政府職責范圍的大小。公有制國營經濟體系實際上就是“大政府”，政府承擔著主導社會生產和社會分配的雙重責任。因此，“大政府”模式下，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支配能力很強，責任很大，權力范圍很廣，當然管理任務相應也就多，因而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員，這是理所應當的。

　　但是比較奇怪的是，政府一方面大力“甩包袱”，將社會生產和分配的主要任務都甩給了資本家，任由他們使用那只“看不見的手”去支派百姓，美其名曰是“小政府，大服務”？“小政府”小在哪里？小就小在政府職責變小了，甚至某些“思想解放者”將教育、醫療這一類事關社會全體，事關子孫后代的職責都給當包袱甩出去了。當年流行一句話，有問題“要去找市場，別去找市長”，當年宿遷的那位“仇賣光”先生就是這種思想的典型代表。政府確實是“小”下去了，“包袱”也已經甩得七七八八，但政府的服務怎么樣呢？“大”起來了嗎？如果單單只看某些地方政府雷厲風行的“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招商引資一律綠燈放行”、“市長保證房價不下跌”這些行為，政府的服務確實是“大”起來了，甚至對投資者們已經“體貼”都有些過分，某城市為了引進本田投資，將自己城市的摩托車電動自行車都統統的給禁了，理由是有飛車搶劫，整頓治安是你政府的職責，你干嗎干涉窮人們的交通工具啊？有劫匪用菜刀打劫，建議該城市的官老爺們是不是要將全城老百姓的菜刀都給禁了？所以，某些地方政府的“大服務”確實是有特定對象的，那就是“投資者”們才可以享受他們“大大大大大的服務”；而對老百姓來說，政府的服務卻是不可思議的“小小小起來”，甚至連維護治安這類重要服務都需要老百姓奉獻出自己的便宜交通，以此配合我們的官老爺們履行整頓治安的職責。其實官老爺們只需要下一道命令，資產低于某個數字的人，在資本家不雇傭他們的勞動時必須保持靜止狀態，就當自己是死人，不許走動，逛街必須申請，這樣我敢保證治安一定很良好，這樣我們的“公仆”們肯定很容易就完成他們的職責。

　　政府一方面“甩包袱”，而另外一方面卻又是浩浩蕩蕩龐大的官僚隊伍。也曾經信誓旦旦的要減肥，可連續減了好幾次，越減越肥，三公消費達到了9000億這樣的天文數字，這“肥”害怎么減？也許肥胖是因為生病吧，“基因突變”往往會導致某些組織不受抑制的瘋狂擴張。

　　當年為了甩掉“包袱”，很重要的一個措施就是要將原來某些人的“主人翁地位”給買斷，只有先從人家手里把“包袱”哄到自己手里，這“包袱”才可以甩得出去。于是先改革稅制，掐斷國營企業的資金來源；再行價格的雙軌制，計劃內、外的價格兩重天，人為營造不公平的經營環境（當然是對國營企業不公平）；于是國營企業虧損成了必然；于是改革國營企業就有了充足的理由；于是先改成承包制，首先以黨企分開為由，讓企業經營失去黨組織的監督，以利于“好貓們”便宜行事；然后就是企業的認為“虧損”，這種虧損最終當然得落到名義“主人翁”身上，苦熬幾年后，在生活的逼迫下，“主人翁們”在面對幾萬元錢的“買斷費”時，已經沒有了抵抗能力。于是，幾十年的辛苦積累，今后幾十年的生活保障，就輕輕松松的被買斷了。絕大多數人，現在才知道，當年他們被買斷的東西具有多大的價值。當然，與現在的80后相比，下崗的“主人翁”們好歹還曾經有過，也算不虛此生吧。當年在進行“買斷”關鍵操作時，最大的一個理由就是“減員增效”，雖然后來我們知道“員”其實也沒怎么減下來，只是把原來的“職工”變成了“打工仔”；“效”倒是突然增加了，不過是老板們的“效”。

　　下崗工人們當年可以為了“減員增效”，現在官員隊伍是不是也可以來一次“減員增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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