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右派幼稚病”就是“流氓無產者思想”。中國社會兩千年來，都存在著大量的流氓無產者。流氓無產者的思想特點是：“目光短淺，不學無術，沒責任心，瘋狂嫉妒，欺負弱者，強者有理”。就講這個瘋狂嫉妒。你比他們富有，他們嫉妒；你比他們有才華，他們嫉妒；你有正常人的幸福，他們嫉妒；甚至你比他們刻苦努力，他們還嫉妒。魯迅先生曾寫到：中國的良民，在官與賊的夾縫中生存。這個“賊”就是流氓無產者。在歐洲社會，即使在有許多乞丐的古希臘古羅馬，也沒有在社會劃分上，能與官、民相當的“流氓無產者”。
由于某種“特殊歷史原因”，中國社會經常處于人口壓力之下。人多地少，產出有限，即使發展工業，土地在一定時期內能支撐的人口也是有限的。這樣就必然出現“無業無產者”。這種“特殊歷史原因”，我在后文會講到。無業無產者受的社會壓迫很沉重。無業無產者目光長遠沒基礎，學知識技術沒機會，責任心沒工作對象，因此他們“瘋狂嫉妒”。他們需要發泄，因此“欺負弱者”。他們只有欺騙、偷竊、搶劫才能生存。對社會中抵御欺騙、偷竊、搶劫比較強的人，他們不能得手，他們只有把抵御欺騙、偷竊、搶劫相對弱的人作為對象，才能有一條活路。因此他們感覺“強者有理”。
無業無產者，如果不甘心社會對自己心靈的摧殘，又恰巧遇到革命武裝，就能變成堅定的革命戰士。紅軍時期，有一些無業無產者兄弟入伙，后來作戰都很英勇。我們可以把這種社會現象視為“由弱變紅”。無業無產者，廣義上也被稱做流氓，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流氓。嚴格意義上的流氓吃不了紅軍的苦，有奶便是娘，早跑了。
無業無產者如果自甘墮落，思想定型了，就變成了“流氓無產者”。正所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我們可以把這種社會現象視為“由弱變黑”。“強者有理”是極右特征，“目光短淺，不學無術，沒責任心”還想“強者有理”就是“右派幼稚病”。
順便講下人類意義上什么是“強”，什么是“理”。每個人都各有長短，人與人，專業與專業都無法比較強弱。比較強弱只能在某個方面比較。例如，我們無法比較狙擊手與飛行員哪個兵種強。要比只能比誰在狙擊技術上強，誰在飛行技術上強。即使技術很全面的人，也有其短處。各有長短，相互關照，相互配合，才能共同爭取勝利。力量來自團結，榮譽來自集體。如何“相互關照、相互配合”，這由客觀規律決定。對“相互關照、相互配合”客觀規律的認識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理”。符合客觀規律的認識，就是“道理”，不符合客觀規律的認識，就是“歪理”。做人要講道理，做人不要講歪理。
建國之后，在毛主席帶領下，槍斃掉一批流氓惡霸頭子，最大限度地提供就業機會，最大限度地保證人的基本生存，社會風氣大有好轉。但在思想領域，黨內外對“流氓無產者思想”始終沒有正面批判。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對于一種兩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惡劣思想意識，假如不堅決從思想上直接打擊，在思想上救死扶傷，治病救人。僅僅經過十幾年的社會改造，一旦社會條件改變，又會蓬勃發展。
新中國建立時，與流氓無產者同屬無產階級的，一個是“產業無產者”，由工人組成。一個是“農業無產者”，由貧農雇農組成。舊中國產業無產者人數很少，由于身處半殖民地的城市，受流氓無產者的影響比較大。中共早期有幾位工人出身的主席，國民黨抓了他們，給他們一點點錢，他們就叛變，出賣同志。典型的流氓無產者表現。由于舊中國流氓無產者人數眾多，人均耕地經常不足，農業無產者也普遍受到影響，例如，阿Q。
更遭的是，社會思想意識，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流氓無產者思想”會象禽流感病毒一樣，到處傳播。“流氓無產者思想”經過兩千年傳播，早已滲透到中國社會各個領域。我們聽聽中國歷史上這些詞匯：惡霸官僚、惡霸衙內、無賴商人、文痞、兵痞。工農兵學商官、三百六十行、各階層各領域，全都被“流氓無產者思想”滲透了。所以，在中國社會，一些表面上很體面的人，實際上，也就是個流氓混混。
文革前的中國社會，本來就存在大量思想上未被改造好的，原流氓無產者、原半流氓無產者。結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含有“極右流氓暴亂”的成分。“極右流氓暴亂”是十年文革中最大的“反文革”。以下我們做一個個案分析：老舍先生的死。
我先講一下，我的文化水平低，很多現代小說我看不懂。例如，那個海明威寫的《永別了，武器》。我最早聽說是一位硬漢寫的，以為是記錄：“一個戰士，怎么在硬仗中把敵人干掉，與敵人永遠的拜拜，然后拿起敵人的武器裝備自己，繼續戰斗。”我滿懷熱情地讀那本書，可是我找來找去，就是找不到那本書什么地方寫了這個內容。為什么那本書起個名字叫《永別了，武器》？奇怪。把那個海明威稱做硬漢，我更奇怪。那個海明威打過幾場硬仗？一共殲滅過多少敵人？我沒聽說過。哎，我文化水平低，沒辦法。
老舍先生寫的東西，我能看懂。老舍先生寫的《駱駝祥子》，是我最喜愛的現代小說。對于老舍先生的死，我后來了解了具體情況：一群有文化的紅衛兵，其中不乏文學青年，強迫老舍先生模仿小爬蟲在地上爬。老舍先生拒絕，他們就徹夜輪番毆打老舍先生，并勒令老舍先生第二天繼續接受批斗。老舍先生第二天沒去接受批斗，而是一個人孤零零地在湖邊抽著煙，坐了一整天，夜里就投湖了。那些有文化的紅衛兵們，真是在進行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嗎？我認為更加合理的解釋是：那些人瘋狂嫉妒老舍先生的才華。正常的人，對才華出眾的人，本能地傾慕，只有受到“流氓無產者思想”腐蝕的人，才對才華出眾的人瘋狂嫉妒。那些紅衛兵不能代表文革中紅衛兵的大多數，他們只不過是披著紅衛兵外衣的“文革破壞分子”。1966年8月在北京城中，披著紅衛兵外衣，從事種種刑事犯罪活動，大肆破壞文革那群人中的骨干分子，已于兩個半月后，在江青同志指導下，被公安部門擒獲。進一步調查顯示，那群人，幾乎全是當時第三第四類官僚子弟。那些官僚子弟們普遍都被毒害了，其中有一些受到他人的直接唆使。某種意義上，這種惡霸衙內也是受害者。由于來自當時高層的強大壓力，公安部門不但不能使那批惡霸衙內們受到應有的懲罰，反倒不得不把他們全釋放了。
順便講一下：共產主義者，遇到任何挫折磨難，都不要想不開。任何挫折磨難，對道理的客觀性都無法造成任何損害。勝敗乃兵家常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我絕不會因為別人整我，就自己離開這個世界的。假如我是老舍先生，當時那么多娃娃，強烈要求我學小爬蟲在地上爬，無論我有兵沒兵，無論我是否跑得掉，我都滿足他們的愿望。學小爬蟲在地上爬，挺好玩的。我當然愿意坦白從寬，邊爬邊老實交代自己的罪行：“我先天不足，我剛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連走路都不會，我沒有根紅苗正，我有罪。后來我練出了匍匐前進，我自私自利，我有罪。我在匍匐前進基礎上，開發出了爬行能力，我沒有任勞任怨，我有罪。從此我就成為了“爬行愛好者”，我爬來爬去，到處亂爬，有一次我爬到一棵樹上，不小心掉下來了，不知道為什么，我就會直立行走了。這么重要的問題，我都不知道為什么，我政治覺悟太低，我有罪。雖然會直立行走了，我還是很喜歡亂爬，我反動落后，我有罪。”我們不要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那么嚴肅。我們沒七十二變的功夫，我們是不是小爬蟲，不由我們學樣子玩玩決定。惡霸娃娃，也是娃娃。與娃娃們一起玩一玩，一起樂一樂，還能鍛煉身體，多好呀！至少，一些同志們明白，娃娃們批斗我，是嚴肅的政治活動，不會因此批評我：“怎么又與小娃娃們一起玩游戲？還跳皮筋，唱兒歌。太不象話了。你這是故意破壞黨的形象。我要去毛主席那里告你！”其實我的歲數不怎么大嘛，與地球年齡相比，我與小娃娃們一直是同齡人呀，為什么不應該與小娃娃們玩游戲？為此批評我，真是莫名其妙。
我們不理那些莫名其妙的人，我們認真思考：
文革中的悲劇，是因為“文革”，還是因為“反文革”？
釋迦牟尼成佛后，也是以己度人，誤認為別人都能象他一樣大慈大悲。結果，遇到邪惡的敵人，釋迦部被屠城滅國。以人類的標準看，毛主席、基督耶酥、釋迦牟尼佛這三位，都太善良。毛主席自己太善良，把別人也想得太善良，對壞人太寬容了。
我們不能再寬容壞人，我們不能讓“極右暴亂流氓”再逍遙法外。寬容壞人，壞人就會毒害好人、摧殘好人、殺害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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