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客]動輒指人“極左”更是一種“極端”
論壇上關于左和右的爭論或批評,很是有益。但象[金陵客]這樣,動輒指人“極左”,他自己其實也是一種“極”,是極不妥當的。我這里改一篇舊文,重說什么叫左、左傾和“極左”!文章略長些,萬請有關人,尤其是[金陵客],把文章讀完。
鑒于這一二十年有些人把左傾定格在“落后的中國搞社會主義”,甚至追溯到馬克思的“兩上決裂”、以及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不過是“拄洋拐杖”上,那么這一批評的實質指向則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出現本身就是屬于左傾(哈!真正意義上的“圖窮匕現”)。這一類批評的共同特征是:把改革開放前幾十年的缺失、錯誤(主要是反右、大躍進和文革),歸咎于左傾。這種大而化之的分析批評(主要是無準確的左傾和右傾的定義)并不科學,應當重新學習毛澤東關于左、右的分析方法,從中得到啟示,從而正確地找到我們以往的實際錯誤,或許是左傾、或許是右,——不被某些人(極少數)改革和批評的高歌唱暈。
一、 政治生活中左、右稱謂的源出和毛澤東所論左、右的本質含義
政治生活中左、右及左、右派的稱謂,源于歷史,這是肯定的。一說是18世紀未法國雅各賓專政時期,一說是中國古代朝廷,因忠良之士居左,持正述義;而刁佞之徒列右,作奸發難,從而使后人借此以左、右喻分人們的政治態度,當今,人們的說法不一。但詞出有源,并褒左貶右之意,十分明顯。蓋出于此,迄今我國一些地區的鄉里民俗仍以左為上,以左為善,甚至以左的姓氏為吉祥。在當代的政治斗爭中,左、右派的劃分,以及毛澤東的“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后還會是這樣”的觀點,正是這種觀念的直接延續。即以左派為革命派,右派為保守、落后派和反動派。其中價值標準、嘉譽責毀,各自清明,互不含混。所以,左的本來之意,確涵善寓良,而右,則完全相反。
但由傳統的左善右劣的規范,決不可以得出左傾好于右傾的結論。因為受“傾”字規定,不管左字是帶引號的,還是不帶引號的(實際上,左傾一詞的“左”字,除了在特殊情況下特別強調外,一般是無需帶引號的,而現在卻常見帶上引號,實是令人費解的。因為帶上引號,在這里則是對左傾本來含義的諷刺或否定。“左”就不是本來意義上的左傾,而是指假左傾、真右傾),全在錯誤之列。因為講到傾,則是指對平、正態勢的偏離;是對科學、正確的悖逆;是在革命路線兩邊的擺動。無論左、右傾,都會對革命造成危害。
那么,左、右傾有無本質上的區別呢?回答是肯定的。毛澤東認為:凡是思想認識落后于形勢(尤其包括提倡相對落后的倫理道德觀念),甚至反對前進時,稱為右傾;而思想認識超越客觀形勢,行動上盲目冒進,稱之為左傾。毛澤東這一觀點具有從本質屬性(即從倫理道德觀念為基點的全部認識態度、過程和結果,以及其相應的行動)給左、右傾定義的科學性,是可取的。
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現在的很多人,對此認識和表述,卻存在一定的混亂。這種混亂,使我們近幾十年來的思想政治斗爭──三番五次的反對左、右傾,屢屢沉入渾沌霧海。當社會上左傾之風日盛(并以此為榮),人們常把一切社會弊端,也包括實際的左傾錯誤(不過,當時不會這樣承認),都斥之為右傾,而不見右傾中的左傾。而當反對左傾成為大勢新潮時,一些人又會不加分析地將一切“罪惡”戴上左傾帽子,卻不見左傾中亦或存在的右傾。這種簡單化的“一棍打”“一風吹”,不但收效甚少,有時反而加劇了左、右傾的發展,造成了累累苦果。它嚴重地挫傷人們的政治熱情;使工作的失誤非但得不到糾正,反而越來越嚴重,或另犯把“孩子和臟水一起倒掉”的錯誤。
已披露出來的一些材料顯示,60年代后,毛澤東已不一般化的批評左、右傾。他特別強調了形“左”實右和極右的問題。這表明,毛澤東此時已在社會矛盾運動的弧圈上,看到了離開事物本質,僅依據表面現象、外部形式和政治口號,去區分左、右傾,是不科學的。
二、毛澤東有關觀點給我們的啟示:從社會錯誤傾向的本質屬性上準確把握左、右傾
歷史決不是一個僅有慈善心理、只知嬌慣而把孩子寵壞的平庸父母。她是一個智者。她給人類安排了一個色彩紛呈、光怪陸離的社會大舞臺。在這里,文明情節的“編導”和發展,高尚對人們的征服,人們對進步的學習、模仿和從順,不但多雜以勉強痛苦的附和,還時時伴有抗爭,甚至充斥著某些狡黠者反對進步的戰略韜晦。這些作為社會辯證法的題中應有之義,造成了正確與錯誤、左傾與右傾,在不同時代、不同集團與個人身上、不同政治氣候下,不同程度的互相混雜、互相包含的復雜情況。
如果我們緣就毛澤東的觀點,作進一步分析,即可看到建國以來有以下幾種由左傾形式裹纏──而本質卻是右的──錯誤思潮。
一是隨波逐流、應時附勢的假左。為了簡于表述,我們給它加上引號,即為“左”。這里“左”和左傾是有區別的。這個“左”并不是指本來意義上的左傾,因它不具有從倫理道德觀念、認識方法到實際行動三者相對一致,而超越客觀形勢的本質特征,它大多是在陳舊的道德觀念下,借用或模仿積極冒進、過急于激的言行,以保全自己,營私漁利的方法手段。它實質是以亞細亞型利己主義為基核的舊文化的“黑洞效應”的作用。對于這一點,毛澤東早已知曉。在六十年代后,他一方面相信、保護廣大群眾的忠實積極的革命熱情(有的是天真的、過激的),另外,他也對一部人表現出來過分熱切、近于盲目和狂躁的情緒發表議論說:不要相信這是真的;這些人是隨大流,等等。時間給歷史做了注釋,證明毛澤東的認識是準確的。
今天,人們會發現,當時一些人表現的這個“左”,實際上是亞細亞型利己主義的一種乖巧應變反應,是長期受封建和資產階級處世哲學熏染的人的一種政治技巧。什么革命形勢、科學的原則態度,他們并不考慮,也根本不去研究的。從方法論上說,這種“左”亦談不上什么思想超越形勢。他們大腦里僅時刻回響著前輩亡靈的呼喚:見風轉舵才是真好漢,隨波逐流方為大俊杰。于是,人云亦云,仿腔學調,就成了“左”的神圣準則。但這種思想支配下的人,由于對所言所為并不理解,在其和順積極的面顏中,經常存有惶惑、迷茫和虛浮;在行動中也大都表現為邯鄲學步的機械。歷史證明,這種思想下的人,無論是對左、左派的崇拜,還是對左傾的仿效,是必然要離開左或左傾的本義本形的。這種人把事情搞壞后,我們一般地從左傾方面去總結經驗教訓,也是必要的,但對各別的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要抓住其右的本質,否則容易犯藥不對癥的錯誤。
這是因為,第一,隨波逐流者動機的背后,其思想的本質不是左傾。從倫理道德的歷史發展上研究,倒是舊的落后的道德觀念的反映,是右的東西。(這種右的東西在今天已得到證明: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他們大都一反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狂熱、“公”得發光、紅得透紫的形象,一頭鉆進銅眼錢袋,宣布今天的誠實,昨天虛假)。第二,那些離開左或左傾本義本形的東西,原則上也不應算在左傾的帳上。它多半是對左和左傾的扭曲,是對左傾錯誤的擴大。比如,五十年代的左傾冒進、共產浮夸風中,有一部分錯誤就是一些人為了個人的所謂“進步”,故意造成的。還有一部分是有人有意整人──踩別人肩膀往上爬──造成的,即誰實事求是,發表一點“潑冷水”的意見,他會如獲至寶,馬上以對黨不滿、保守反動等黑狀告上去,如此等等,由投機心理捧起來的假左,其錯誤的實質是根本不能同左傾劃等號的。
二是形“左”實右。一九六四年,針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人開始反對,遭到毛澤東的批評后,便又跳到另一個極端,對廣大干部搞“打擊一大片”的情況,毛澤東揭露說:“這不是‘左’,而是形‘左’實右”(1)毛澤東這一言論在具體針對性上有無差錯,這里且不論。然而,就一般性的認識而言,卻不乏深刻。他告訴人們,社會現象是復雜的,表面性的、口號性東西有時并不直接反映本質。而所謂形“左”實右,是指形式上的左傾,實質上的右傾。它是作為“左”的更深的一個層次,是人們在自我保護觀念的延長線上產生的更具心機、更善變化的“手段”。這都與傳統文化中負面作用連在一起。掌握這種“手段”的人,是政治上相對成熟者,他們的心地是自私的。本質是右的。他們有明確的目標,力求恢復舊的社會制度而實現私小的“自我”。他們在確認──左──革命,社會主義,不可逆轉后,懂得只有把革命推上極端使其自我瓦解,才能實現自己“輝煌前途”的道理。因如此,他們比左派還“左”,比革命還“革命”,努力尋覓革命已發生的左傾偏差,而激烈推動之。這是一種對革命來說極為危險的貌似左、實為右的手段。這種人固然極少,但在文化層次較淺,認識水平較低,理論思維較差的民族中,頗具能量。他們能把本來的一般性質的左傾錯誤(在革命進行中犯點左、右傾錯誤是不可避免的)推到不可自拔──同本來左傾錯誤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步。這種錯誤的右的本質是顯而易見的。
三是極左和極右。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澤東根據林彪死前“萬歲不離口”,大喊“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大公無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權威”、“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而背后又陰謀篡黨奪權的伎倆,不同意把林彪批判為極左。他說:“批極左,還是批極右?……極左思潮少批一吧。”“……是極左,還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2)中國的古老哲學就有兩極相通之說,以社會效果論,極左通著極右,但究其思想本質,則不可一概地將極左說為極右。因為極左的思想動機中有左傾也有右傾──當然,不是一般的左、右傾,而是極度左、右傾。中國的革命史表明,在其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均有一些充滿革命熱情和愿望,但頭腦十分簡單的莽漢。他們求勝心切,總想畢其功于一役。他們天真爛漫,好走極端,逢事都想以“過正”手法,達到速成的目的。結果因思想、行動極度超越現實,欲速則不達,反致慘敗。從這些人思想行為的本質屬性上看,就稱為極端左傾。
在極左中的另一種情況,是同形“左”實右相聯系的。即象林彪這樣思想極端落后保守的人:為了保存自己的利益,干擾革命,從而施用了特殊策略。他們借左或左傾的口號;穿著左或左傾的“時裝”,在左或左傾的旗幟下,進行著卑鄙的活動,其中本質屬性──落后和保守──極端右傾,掩藏在他們的全部戰略中。這種極右的實質是相當可怕的。如果我們將這種人的錯誤批為左傾,根本不可能使錯誤得到科學的糾正,極可能將本來的進步和革命全部推毀,甚至把社會主義也指責為左傾(認為實現過早,不是時候),而在另一個方向上提倡十分落后的東西──并且還表現得理直氣壯。
三、毛澤東的觀點的內涵:在歷史的左傾氛圍里有右傾
鑒于以上分析,我們必須建立一種以實命名的科學觀點,以便我們在理論研究中,概念、觀念科學化和規范化。并借助于此,幫助人們準確認識我們事業中實際存在瘡痍,而尋找有效的療救措施;較為徹底地中止那種大而化之,不究底里的認識方法。
今天,人們大都已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得到長期發展的國家,故而封建傳統意識具有特別的自我維持、自我修復而免于滅亡的功能。另外,中國的資本主義在歷史上雖有所發展,但又未得到充分發展,所以也有巨大的自發力量。當我們的國家遵循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以跳躍式步伐,越過成熟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進入社會主義后,所有封建的,以及資本主義的某些腐朽意識,是不可能一下子煙消云散的。這就造成了這塊神州大地──在當代封、資、社三軍會戰的復雜情況。
由此,在建國后,我們黨的一些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上發生好大喜功,急于通過社會關系、生產關系變革而實現完全的社會主義的左傾錯誤(逐步披露的歷史真相表明,其實毛澤東本人這方面的錯誤是很小很少的),并始終把斗爭的矛頭對準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不少人大體不承認資本主義仍有有益的東西)時,這樣,封建主義(在很長時間里,我們一直未觸動它)便利用我們的偏傾,售以奸詐;隨后,資產階級的極端個人主義也在唐吉訶德式的進攻面前溜之大吉,開始了自我表演。而這所有表演都有一個特點,即用激烈革命的左傾面貌裝扮自己。
人們不會忘記:有那么一段時間,在熱愛革命、領袖、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叫喊聲中,盲目崇拜和迷信(不僅僅是個人迷信)觀念日甚;在實行一元化領導,避免多中心的戒條上,封建家長式的專制主義又重振“雄風”;在大公無私、“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激動里,粗陋自私的平均主義泛濫起來;在最為絢麗奪目的革命旗幟下,個人主義的勾心斗角、爾虞我詐、恃強凌弱,引人犯錯誤、推人下水,稍不如意,就打砸過去,搶掠而來,中飽私囊等腐朽思想,招搖過市。更有甚者,這些朽敗的東西,非但無識恥之羞,反有“衣錦還鄉”之榮。如此等等,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在歷史的氣候下,封建的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是大動亂的禍主(以封建主義為最)之一。
以上說過,就這兩種思想及由此產生錯誤傾向的本質屬性來說,均屬于落后、保守的右的范疇。那些因左傾導致混亂,便把一切錯誤、偏差都歸于左傾,是一種不足取的簡單化,是一種形而上學。是應當盡快擯棄的。歷史從其反面告訴我們,當年社會主義的初次進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這些右的“亡靈”,是一分鐘也不會停止干擾、破壞的!只是它們將它們包裝成“左”罷了!所以,今天的我們,要特別審視往日左傾錯誤中有右的混雜。
應該說,對以上問題,如今很多人受毛澤東當年思想的啟發,以及對昨天和今天作比較思考、研究,已有了較清醒的認識。這是大大讓人欣喜的。今天,提出這一問題的重要意義在于:如不把右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從左傾的錯誤中過濾出來,送到它自己的名下加以肅清,仍把它們混在一起,這論說起來固然方便,批判起來也很痛快,但這不是辯證法。我們就仍可能在簡單化的批判里,進行簡單化的選擇。嚴格地說,今天改革出現的一些失誤,就與這種形而上學的批評有關。
最后,我希望:[金陵客]等人留意我說的這些道理,所謂極左,其決大多數是本質右的人的一種手段,一種偽裝,而如今的現實是,這些當年極左的人大都已脫去了偽裝!
注:
(1)《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第205頁
(2)同上,第3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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