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講“不爭論”和“不動搖”都缺乏科學性 　　

改革伊始，一些人以“不爭論”為由，一切問題都不讓爭論。其實，所謂不爭論，正確的做法只應是一般問題不應過多糾纏，在大政方針下，一邊干、一邊摸索就是了。而重大問題，還是應開展必要的爭論的，──尤其是有序化的平和嚴肅的討論式爭論，更應提倡。否則，如何堅持重大的四項基本原則呢。 　　

中國人，本來就有那么一批，好走極端，這一下子──完全不讓爭論，便帶來了弊端多多。 　　

在我的手頭，現有幾大本的東西（有心者，只要去翻翻當年的相關文件和理論匯編，就都一目了然）。這些東西表明，──于改革之初，有些持不同意見者是有關于按勞取酬、生產承包等──有可能出現某些偏向的提醒的。可是這些文件表明，這些批評性提醒，常常被當時會議發動者（這些人，就是今天的理論主流派的前身），以不要爭論為由，擱置一邊，──這還是客氣的；甚有嚴厲批判的。 　　

這些文件，記載最明晰的是這樣一件，關于貫徹實行徹底按勞取酬（即不采取任何措施──適當限制其中的某些資產階級權利）是否會動搖公有制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者──文件注明──是一個徐某某的知名理論家。就這么一問，隨即受到會議主持者于××的“你為左傾說話”的指責。 　　

當然，還有其它類似情況，此不列舉。如此，即給當時帶來一個輿論“一刀切”的問題。在不讓爭論的一刀切的理論導向下，改革者一往無前，不是摸石頭過河，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趕快沖過河，趕快同世界接軌。完全可以這樣說，前幾年的MBO的選擇，就是這樣的大勢下，成為必然、必然這樣──非如此不可的。 　　

追溯起來，“前兩年的MBO，以及今天一些人的私有制叫囂”的始發點，其實就是最初的農村承包。因為不爭論，“承包”式路線就順利地沿著自身邏輯必然向私有演化。我有一篇文章，這里這樣寫道： 　　

“改革一開始，搞活激勵機制，要完全徹底地按勞分配，拉開分配差距，我們一些能干且勤勞的職工，著實高興過一陣子，收入確有增加； 　　

“可是，不久，出現了分配上的任意性，此時，改革者提出的對策是承包，‘這不，農村的經驗是承包，一包就靈啊’； 　　

“可是，承包了，更大的問題卻接踵而至，──經營管理者的短期行為來了，為了業績、政績，拚資源、拚消耗、拚機器，甚至拚消費……一切都好象‘末日來臨，不這樣消費，拚消耗，便沒日子了’； 　　

“這種短期行為的情況，還算好的！請看，在公、私企業并存的情況下，一些公、私企業的負責人互相勾通，故意把公、國企業的肥水，流給私人企業；更有甚者，故意‘毀廟肥和尚’的，也大有人在（一個開創在先，接著仿效不斷），致全國決大多數集體、國營企業，每況日下； 　　

“此時，胸有成竹的改革者裝出一付惋惜的樣子說‘這是產權不明的原因所致’！搞股份制啊，或者干脆賣掉呀。于是就賣，一個諸城，兩個諸城，──直到今天，全國已沒幾個地方不象諸城了。 　　

“工人能有什么錢去買企業（況且，在有個別人占較大股份的企業里，經濟上侵吞、排斥小股，有其必然性），工齡買斷回家吧。就這樣，有很多人失業了…… 　　

“于是，有今天的某些下崗工人抱怨：‘開始聽信美好的改革許諾，被兜弄了一圈子，我們被兜懵后，連人都給賣了”“如今，一些人也開始明確論證自己的資本主義目的了！” 　　

以上幾段話，實際上變相地論證了前兩年的MBO——在那一條承包路線下的——必然性：因為，發展到現今，工人那有錢買國企，而國企不賣又不行了，因為成了“冰糕”了──要化沒了，只得讓有錢的管理層來買。同時，這里表明了事物總得遵循自身的邏輯的，不同路線不可能共在于統一體上，——那怕在起點上似乎無大差別、能互相包容，但由各自的邏輯規定，必漸行漸離，終致分道揚鑣，互相對立。　　

毛澤東說：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余地。據此，重大問題上不爭論，這是極不科學的，甚至是有十分嚴重的危害的。重大問題上的不同認識還是應該爭論的；并在爭論中學“會”爭論。現實是：因昨天的不讓爭論，聽由某些人擺設著“明明是去天津，偏佯說去廊坊”的路，如今到了“天津”了，好心群眾開始恍悟，但，這時，我們又被反復告知：不可動搖！　　

其實，同“應允許科學有序地爭論”的道理一樣，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真正科學的態度是：凡有偏邪，比如嚴重兩極分化、私有化傾向和腐敗等，也都應下大力去動搖的。　　

所以，從頭至尾我都在擔心：個別人的“昨天‘不爭論’和今天‘不動搖’”，是預定好的方針路線。但愿我的擔心是一種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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