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一駁的論斷　　

在網絡上看到這樣的一段話：“進行改革開放宣傳教育，首先要使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刻認識到，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30年來，我們之所以能夠在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中站穩腳跟、穩步前進，之所以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抓住機遇、不斷發展，之所以能夠從容應對一系列關系我國主權和安全的國際突發事件，之所以能夠戰勝在經濟、政治領域和自然界出現的各種難以想象的困難和風險，根本原因是我們始終堅持改革開放，并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往開來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上面一這段話，從文字結構上來看，包含了兩層意思——從開頭至第七行的“道路”止，是第一層意思，旨在闡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的論斷。緊接其后至末尾是第二層意思。是要告訴人們為了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這里的關鍵是第一個論斷能不能成立，如果第一個論斷成立，則第二個論斷也能成立；反之，如果第一個論斷不能成立，則第二個論斷也就不能成立。　　

那么，上述第一個論斷成立么？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看論據能不能夠成立。如果論據能成立，那么論斷也就能成立；如果論據不能成立，那么論斷也就不成立。現在就讓我們就來看看論證第一個論斷的論據能不能成立。　　

為了論證第一個論斷，講話一連用了四個“之所以能夠”作論據。而后它得出結論：我們之所以能夠如此，“根本原因是我們始終堅持改革開放，并在改革開放中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過去的30年中，因了改革開放的緣故而出現和存在的嚴重問題雖然不少，但是，客觀地說，這里列舉的情況還是基本存在的。但是，那些情況的基本存在，是另有其原由的，與改革開放沒有任何的關系。因為，這四個“之所以能夠”中的每一個情況，都并不是改革開放后才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而是在改革開放之前都長期存在的情況。而那些問題的得到解決，也決不是靠了改革開放的理論和政策。  　　

比如，就“國際形勢”來說，對于新中國來說，改革開放前“冷戰”狀態下的國際形勢，遠比改革開放期間要嚴峻得多，復雜得多。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盡管當時的國際形勢十分嚴峻，我們一樣地“站穩了腳跟”，一樣地在各個方面都得到了“穩步前進”。而改革開放是在國際形勢已經趨于緩和，特別是中美、中日之間關系的大門已經打開，長期的敵對狀態已經結束的條件下開始進行的。這時的國際形勢的嚴峻程度與“冷戰時期”比較起來，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又比如，就“國際競爭”而言，改革開放前兩大對立陣營間政治、經濟、科技特別是軍事領域的國際競爭，比30年改革開放期間不知要激烈多少倍。而在當時，我國照樣地“抓住”了一切可能的“機遇”來發展自己，使自己不僅很快站穩了腳跟，而且各個方面都在快速地“不斷前進”。其“前進”的速度和規模，與改革開放期間要比較起來，不是慢了，而是更加快速和顯著。　　

再比如，毛澤東時代所遇到的“主權和安全的國際突發事件”是層出不窮的，如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帝國主義發動的侵朝戰爭，蔣介石頻繁的破壞搗亂和反攻大陸的陰謀活動，印度挑起的邊境沖突，印尼挑起的反華事件，蘇聯的背信棄義和陳兵百萬，日本軍國主義的敵視政策和破壞活動，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升級，等等。所有這些“事件”，不僅關系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更關系國家的生死存亡。可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我們不都是“從容”而勝利地應對了么？　　

最后，至于說“戰勝在經濟、政治領域和自然界出現的各種難以想象的困難和風險”，應該說，無論是在改革開放前的29年中，還是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經濟、政治領域和自然界出現的各種難以想象的困難和風險”都是出現過的。而就其嚴重程度來說，改革開放前遇到的困難和風險遠比改革開放期間遇到的困難和風險大。而改革開放前，新生的共和國在政治上的鞏固程度，在經濟科技文化上的發展程度和實力，外部國際環境安全程度等等方面，都遠比改革開放后更加困難、更加嚴峻。可是，那時，倚靠理論、路線和政策的正確，我國完全做到了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講話中所列舉的四個“之所以能夠”的情況，與改革開放沒有什么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因而，它們的存在，決不是改革開放的成就。相反，如果不搞以私有化、市場化、官僚化、殖民化和人定勝天、兩極分化為根本目標的改革開放，以前29年的發展成就為基礎，在各個方面我們都將會做得更好，更富有成效。而改革開放不僅在多方面干擾和破壞了歷史的正常進程，而且還催生了許多原本可以避免的“困難和風險”，比如1989年的所謂“政治風波”，多年來頻頻出現的群體事件，黨和政府工作人員中的嚴重腐敗，新的“三座大山”的壓迫，等等。這些恰恰都是改革開放的錯誤理論和錯誤政策所造成的。　　

由此得出結論，該講話的第一個論斷，即“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抉擇”的論斷，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因而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既然第一個論斷不能成立，那么以第一個論斷為前提和依托的第二個論斷，即只有“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才能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論斷也就完全失去了成立的依據。　　

應該說，上述論斷的不能成立，道理并不深奧。無論誰，只要他稍稍有一點新中國的歷史常識，并將前29年與后30年聯系起來作個簡單的回顧，就能明白。然而，十分可惜，有人卻仍然要閉了眼睛那樣瞎講，許多人也就跟著那樣瞎鼓吹。恕我直言，不顧歷史事實，硬要堅持這樣的講法，大有喪失理智之嫌。令人不好理解的是，簡單的道理不去思考，卻硬要那樣自欺欺人地去講呢？而且是在剛剛作了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長篇講話、把對改革開放的贊歌已經唱到了極致的情況下講的。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在實際中遇到了某種巨大的阻力和壓力；而這種阻力和壓力，給改革開放的繼續堅持進行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同時，這也是執政當局自信心不足的一種表現。問題是，硬著頭皮這樣地講了，阻力和壓力就消失了么？自信心就起來了么？　　

據說，改革開放理論的一個重要之點，就是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而在我看來，類似的講法，恰恰是不實事求是、不從實際情況出發的突出表現。可見，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口號好喊，而要真正做到的確很難。關于這一點，不僅從這篇講話中，從一年來、特別是近期許許多多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文章中，人們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這樣不實事求是的宣傳，嚴重地消解了宣傳本身的效果。

　2009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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