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否走出弱智時代：從“民權治國”看現代民主制度的建構

―――社會良性發展動力機制學研究之四，從文革展開中國發展的一個新視角　　　

田忠國

對于歷史的研究，是為了更好的向前看，尋找更好的發展道路。簡單的否定或簡單的肯定，都是對歷史不負責任、對未來不負責任的態度，都是我們應該堅決反對的，因為，簡單的肯定或者簡單的肯定，都是有害無益的，都是非科學觀點的突出表現。比如說，中國的后三十年，也就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所謂取得了巨大成就，就是中國富了，其標志之一是，中國擁有1.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政府收入也多了，城市好看了，辦公樓豪華了，千萬富豪億萬富豪多了，但問題是，這是不是就是改革開放的最終目標？如果是，那沒有什么好說的，我們可以說成就巨大。但若從另一個層面上說，比如，偏遠山區的孩子穿得破破爛爛，上不起學，看不起病，平民階級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不僅如此，每天維持溫飽的城市貧民，如果有人統計，恐怕是個天文數字。還有就是，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經過改革，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也改革掉了。因為民權喪失，等級式的地方、部門、國企專制，也成了中國的頑疾。　　

因此，對歷史的評價，成績不能掩蓋錯誤，同時，也不能因為錯誤否定正確。如果因成績而掩蓋錯誤、否定有錯誤，錯誤只會越積越多，并因積累到一定程度，產生極變效應，不僅摧毀掉所謂的成績，甚至摧毀掉一切。對于正確的呢，我們也不能其中有錯誤（何況，有的所謂錯誤，客觀講不算是錯誤，只能算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連生命之本源的正確也一概否定。我一直認為，正確或錯誤，成績或缺點，或許是如影隨形的一枚銅錢的兩面，因此，我們不能因為錯誤而否定正確，也不能因為成績不承認錯誤或失誤，所以，我們一定要錯誤的歸錯誤，正確的歸正確，成績的歸成績，而不能因人而正確或錯誤，也就是說，這個人說的話，辦的事，正確的也是錯誤，而另一個說的話或做得事，錯誤的也是正確的，并且以堅持錯誤為榮，走進弱智的行列。當前，有人總是以某某說的某某話，就必須堅持，堅決堅持，那怕事實證明它是錯誤也要堅持、堅決堅持，把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凌駕于人民的利益之上，凌駕于黨和共和國前途命運之上，這樣的問題，就不僅僅是個弱智問題，而是道德問題、良知問題、責任問題，俄羅斯前總統普京說，不能潑洗澡水連孩子一塊潑掉。但中國對文革的態度，就是世界上連孩子一塊潑掉的典型。　　

從這個角度說，中國進入了弱智時代。　　

一篇署名蘇杜，叫“必須避開反腐敗路上的這個陷阱”的文章，其中引用了“云淡水暖”，我也轉引于此：　　

“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劉建飛研究員在美國訪問時，曾問過許多美國的戰略學家，到底他們認為‘中國怎么做，美國才覺得中國不是威脅了？’，美國人的回答是：‘很簡單，共產黨改名。’”　　

這從一個側面證實了香港媒體有關改黨名的傳聞。但問題是，中國聽話了，改了黨名了，美國就真的不覺得中國就不威脅了？我看不見得。如果真的是那樣，美國就不會對日本一拳下去，十幾年喘不氣來了。我個人認為，今天美國因為共產黨黨名感到是威脅，明天改了黨名，中國也必定是美國的威脅，除非使中國成美國的一個州。　　

但是，中國經過百年奮斗，死了千千萬萬人，難道就是為了讓美國放心？或者干脆使中國成為美國的一個州？說穿了，影響到美國戰略利益和資源利益的一切國家，不論大小，美國都會感到是威脆，因為，如果美國感到不威脅了，美國就沒有理由向它們痛下殺手，自由的掠奪、占領資源與戰略利了。世界上的事很復雜，但有時候偏偏又是那么簡單。　　

簡單的道理并不意味著不深刻，比如說，市場經濟給中國帶來了快速發展，但它也摧毀了中國的戰略工業，喪失了很多主權經濟，貧富差距拉大，而這一切，又從不同的側面，證實了自由經濟自身的嚴重缺陷，也證實了計劃經濟在一個國家的戰略發展階段是多么重要。所以，有的道理不需要復雜，不復雜的道理的也并不意味著見解不深刻。　　

再比如說，文革十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志在“民權治國”，并積極推動“民權治國”的預習，從而為創建新思想、新文化、新制度打下良好的基礎。但是，好多以自私的目光審視這段歷史的人，或者說用資本主義的智慧之目光看取這段歷史的人，前者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為滿足權力欲的自私行為，后者得出的結論則是毛澤東不懂經濟發展規律。但如果不糾緾于他們的觀點，而是站在全球戰略的高度看問題，我們卻發現，能站在全球戰略哲學的高度看問題，其智慧必定是純潔的、不帶有一絲雜念的，因為，一個人只有無私的智慧之眼，才能觸摸到全球性的戰略哲學的制衡點。而只有找到了全球戰略的制衡點，也才能有計劃的朝戰略目標推進。　　

一位叫何妨的網友在我“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化特質與構建現代文化的啟發意義”一文后留言說：　　

“憂國憂民之情可敬,但"文化大革命"卻不象作者說的那樣,有什么"民權機制",他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一場革命,是自上而下的運動.全國人民大部分是在作為當時黨中央主席的毛澤東的倡導下參與了這場自己也沒搞清楚的的運動的.是領導階層領導的,不是因為民權機制發揮了作用而激發的.
同意作者所說:中國到了必須“以民治國”的年代了。但同時也必須是在法制的基“礎上的"以民治國",而不是憑主觀判斷由某一個人發動"文革"式的運動來達到這個目的.”　　

從以上留言中，我敢說　何　先生一定不知道，完美的程序機制是混沌。另外，據文革時的資料證明，當時民眾的權利至高無尚，按照民權至高無尚的價值邏輯推斷，當時民眾的表達，一個道德表達，一個是出于公眾利益的表達，一個是出于個人利益的表達，從這個層面上說，民眾的目標是清晰的。但不論出于哪種表達，只要表達了，行使了自己的自由權利，則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價值程序鏈。每個價值程序鏈組合到一塊，就成了文革十年的巨系統。　　

這個巨系統，就叫民權機制。　　

但這樣的民權治國，當時的中國沒搞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搞過，這就必然出現了價值程序失范，也就是　何　先生所說的法制。也由此可知，在一個初次“民權治國”的社會實踐過程中，如果當時沒有中央的推動，沒有毛主席的發動，而是在當時的官僚體制下，民權機制是根本無法激活，也無法運行的，因為，官僚專制的結果只會制造順民。而激活順民行使民權的價值觸點就是“造反有理”。試想，如果當時沒有那個價值觸點，造反有理，而是相反，造反有罪，民權意識的缺乏，根本無法激活民權機制。　　

何　先生還說，中國到了必須“以民治國”的年代了。但同時也必須是在法制的基“礎上的"以民治國",而不是憑主觀判斷由某一個人發動"文革"式的運動來達到這個目的。我是十分贊　成何　先生的“必須是在法制的基“礎上的"以民治國"”這句話的，但問題是，世界上的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建構在社會理性和社會道德上的，而不是精英給出個規范就叫法制的，而是相反，理性的重構和新的社會道德、新的社會價值，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經過長期的社會斗爭，有時甚至是暴力斗，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比如，我猜想，在人類尚在動物性為主體的早期時代，人類靠的是動物性本能求取生存，如果不經歷一次次死亡或血腥的災難，人類就不可能組成群落，并建構當時生存需要的理性，也既行為規范。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階層日趨復雜，利益格局也十分復雜的情況下，社會等級制孕育的非理性，比如說精英的非理性和對動物性本能，或叫感官追求的情況下，不經過思想文化斗爭，那就只有群體暴力斗爭了，是無法建立起以平等權為核心的社會理性的。沒有以平等權為核心的理性，何談法治？　　

群體暴力斗爭，在我看來也是一種民權意識的表達，只是這種表達或叫斗爭方式，比之思想文化的斗爭代價高而已。當然，如果一個社會有民眾權利表達的途徑，一般情況下，是極少會有暴力表達的。　　

比如說，人們常說的文革時期的武斗（用我自己的話說叫暴力表達，也就是通過暴力語言，向對方表達權利意愿的方式），如果那個地方的民權表達系統暢通無阻，我敢說就一定不會發生武斗。再比如說甕安事件，如果甕安的民眾有和平的權利表達的渠道，也是一定不會發生暴力表達的。由此可知，暴民是暴政逼出來的，理性是或和平斗爭，或暴力斗爭修理出來的。　　

有人認為，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是一種暴力革命的理論，但是，社會各階級間的和諧相處，是需要社會的基礎理性的，也就是說，社會各階級都遵守共同的理性準則，而這個理性準則的建立，是經過數百年血與火的斗爭才建立起來的，比如說西方，也就是說，大家經過血與火的教育，才選擇了共同的行為準則，也就是社會理性。或許，這就是毛澤東一再說“不破不立”的原因。　　

平等的理性，是社會民主的基礎。　　

沒有這個平等的社會理性，價值觀念和社會價值秩序，僅有民主制度，民主權利的表達，也一定是臺灣式的暴力表達方式。　　

史料證明，文革不過是一場“民權治國”的社會實踐，但由于缺少程序規范經驗，呈現在中國歷史上的就成了“民權治國”運動。　　

寫到此，我忽然想起有人撰文質疑，臺灣的民主不僅沒有成為廉潔的標本，反而成了阿扁貪污高效渠道。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文革時期，那時，不論任何官員，只要民眾了解他的生活水平高于他的收入水平，都有權質疑該官員，該官員也有責任講清楚。當然，臺灣媒體也在不斷質疑阿扁，但問題是，媒體只是在媒體上熱炒，并不擔擱阿扁在“總統府”笑著點錢。這就說明，臺灣的民主為阿扁創造了笑著點錢的機會，而文革時期，民眾一旦發現官員有了問題，那是沒有笑的機會的，更不用笑著點錢了。　　

也就是說，民權治國的關鍵，在于全過程管理。但臺灣的民主，說白了就是個點到點的民主。　　

據　張宏良　先生在“建設五有社會，實行四大自由”一文中透露，貴為國母的江青，在遭到華國鋒武裝政變時，竟然除了書和換洗衣服，其它東西幾乎一無所有，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一個人的精神信仰和政治道德，才是廉潔最可靠的防火墻，因為，一個人只有從精神到思想上筑起拒絕腐敗的萬里長城，才能更有效的成為一個廉潔奉公的人。而另一例，是在網上流傳的一篇叫“中國的xxx最新名單”的文章（文章地址：http://shixiangwen.cnbcr.com/blog/17089.html），令人讀后也為之一振。在該文中，有這樣一段話：“胡海清 (胡錦濤女兒)，畢業于中國最高學府清華大學，又于去年完成了"上海中國歐洲國際商業學校"的MBA課程，是一 個名副其實的才女，但她失業已長達2年。實際上，很多企業向她提出了"破例"待遇和優厚條件，但為了回避外 界的謠言，她都宛然謝絕了。胡海峰 (胡錦濤的兒子)，在清華大學附屬的IT公司工作，他也盡量避免" 拋頭露面"，過著家和單位兩點一線的簡單生活。他們之所以如此謹慎，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為了切斷跟隨在高干子女身邊的"腐敗誘惑"。”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精英固然十分重要，但一個精英不能光要知識，光要炒剩飯、吃剩飯，光要感官的狂歡，不要良知、不要道德、不要責任、不要精神，不要一個人應該遵循的基本價值、基本準則，那樣的精英在我看來，不過是人類社會進化過程中的碴子。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也不能光要精英的特權，而應該要精英與民眾的平等權。　　

這個世界總是有高就有低、有陰就有陽、有美就有丑，有強就有弱，有官權就有民權，有和平就有斗爭，有精英就有平民，有自由，就必然有民主，因為自由是對民主的破壞，而民主則是對自由的制約，這是客觀存在，但我們不能因為偏愛高就消滅低，偏愛陰就消滅陽，偏愛美就消滅丑，偏愛強就消滅弱，偏愛自由就消滅民主，偏愛官權就消滅民權，偏愛和平就消滅斗爭，偏愛精英就消滅平民。消滅了低就失去了高，消滅了陽就失去了陰，消滅了丑就沒有了美，消滅弱就失去了強，消滅了民權官權就成了擺設，消滅了斗爭這個世界就瀕臨寂滅的邊緣，消滅了平民，精英就成了世界上最愚蠢的蠢蛋，消滅了民主自由就成了瘋狂、就成了災難，試想，如果一個社會自由到想殺人就殺人，想放火就放火的程度，這個地球是不是就不宜人居了？　　

這一切的一切說明，大到國家、社會，小集體，個人，精神信仰和政治道德，比什么都重要。因為，這是維系社會政治經濟生態的基礎秩序。　　

國家要發展，人民要進步，這是誰也阻擋不了客觀規律。國家發展，人民進步，都需要精神支持、道德支持、思想支持。要思想，就有斗爭、有否定、有吸收、有融合、有提升，也一定有繼承。在空中建設樓閣的想法不是不好，平平靜靜的快速發展的向往不是不對，但是，好的想法，美妙的向往不是現實。現實就是，社會動態發展的過程，就是一個動態斗爭、動態分解、動態重構、動態組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進步，也必然有重復、有循環，有重復、有循環，也必然有進步，程序邏輯就是這么怪。你承認也好，不承認也罷，但事實如此，人的主觀意志總是在客觀規律面前變得脆弱而無奈。　　

如果從全球視野上說，世界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只有一個擁有以平等權為核心的社會理性和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才可能構建出“民權治國”的現代民主制度。試想，如果一個只有等級觀念，自由掠奪、精英專制思想的社會，怎么可能有“民權治國”的現代民主制度？　　

胡錦濤總書記曾說：“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以此為視角，如果展開來看的話，我們發現，這個“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是“為人民服務”的另一種具體化的執政理念，從這個執政理念中，又引伸出“科學發展觀”，這個科學發展觀是什么呢？在我看來，它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而這個動力機制，其上接毛澤東的斗爭哲學，又包含了經濟發展機制，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完美融合。　　

自此，中國才從一個弱智的時代走出來。　　

但是，弱智時代便于操作，比如說，賣光股光，自毀戰略工業體系，只要自私有膽的，都可以操作，也好操作。但是，進入大智慧時代，助手們也就需要大智慧了，因為，一個從戰略角度發展起來的、科學的政治經濟發展體系，需要從戰略管理的角度，逐漸推進。　　

另外，以“民權治國”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需要程序規范，并形成科學發展的動力機制。程序規范需要民權精神與民權道德的審議，也需要平等的社會理性，才能成為真正的“民權治國”的程序機制。　　

理性是社會斗爭產生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如果從這個角度說，并展開全球化的歷史視野，我們不難發現，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和平斗爭機制，就必然是一個群體暴力表達的社會了。　　

　2008年8月22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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