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構建人民民主的制度體系，才可以化解中國未來群體暴力抗爭　　

―――從毛澤東　1956年11月15日　的講話，看中國未來解決群體暴力抗爭的道路　　

田忠國　　

前幾天我寫了篇很短的文章，叫“中國到了群體暴力反抗高峰期”，此文很短，發在“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網”上，有興趣的朋友，若不嫌棄文字拙劣，不妨一讀。我之所以做出“群體暴力反抗高峰期”的判斷，原因一，中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地方官權越來越大，擠占了民權對官權的監督制約空間，堵塞了民眾和平反抗和和平投訴、維護民權的基本渠道，積壓的社會問題不僅沒有得到有效的緩解，而且，在地方官權惡意膨脹的情況下，官、民矛盾，勞、資矛盾，階級矛盾越來越嚴重。原因二，由于制度性原因和地區差異原因，貧富差距、地區差距不僅沒有得到有效縮短，相反，在平均增幅意義上差距越拉越大，勞、資矛盾，管理層與被管理層的矛盾日趨嚴峻，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原因三，地位官員為獲取更多不當利益、非法利益，在官權不能公然使用的情況下，官權與黑社會相互勾結，地方權力黑化嚴重，到了直接威脅共和國生命的地步。如，貴州省省委書記石宗源與平民百姓的對話中不敢說話，平民不敢說話不是怕黑社會，而真正怕的是官權與黑社會的相互勾結。不知道石書記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沒有？官權黑化是地方政權之癌，是毀滅共和國的最大毒瘤。當然，這不是一個甕安的問題，而是全國性的問題，毒瘤不除，政息人亡的悲劇就必然會發生。原因四，權力資本化、資本黑社會化十分嚴重。當然，你如果想調查清楚此類現象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原因五，西方反華勢力、資本勢力與國內官僚資本階層相互勾結，遙相呼應，為出賣經濟主權尋找理論根據，并且，出賣經濟主權的速度正在加快。原因六，房產上漲水平超越收入水平成千上萬倍，而股市國內、外的雙價制，逗引得外國資本無法不瘋狂到中國股市來白撈白拿，不論是房產還是股市，在漲跌之間，造就億萬富翁的同時，也順手把民間散落的積蓄洗劫一空，制造出政府與民眾的巨大矛盾。原因七，地方官員的執政理念與民眾的向往和利益尖銳對立，勢同水火，導致了上海襲警案、甕安群體暴力抗爭事件的發生。但問題還不在已經發生的重大事件本身，而在于官員對造成這類惡果起因的本質認識，也就是說，是站在民眾維權的立場上認識起因，還是站在官、民對立的立場上認識問題，這才是問題的重中之重，因為，這個問題解決不好，類似的惡性案件還會繼續發生。正因為中國有以上七大原因，我才做出了“中國到了群體暴力反抗高峰期”的判斷。　　

群體暴力反抗高峰期的到來，既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是導致社會動蕩，損失慘重，但好的一面也不是沒有，有，并且以此為代價，推動社會對問題的重新認識、重新定位，最終使執政者明白，只有執政為民，從民權、民利的角度看取問題，才會得到民眾的支持，反之，民眾沒有和平斗爭的權利，就會趁人不備，使用暴力抗爭的權利，最終導致政息人亡的結果。我以為，于其用壓制的辦法維持社會表面的穩定，一任孕育、積累全國性的更大的暴力抗爭，不如盡快建構和平斗爭的機制平臺和人民民主的制度機制，使社會在和平斗爭過程中形成良性互動機制。　1956年11月15日　，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毛澤東為什么不怕？不是因為他站在上街的群眾對立的立場上，而是站在上街的群眾立場上，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自己的立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試想，如果他站在上街的群眾的對立角度，調動警察，暴力鎮壓，他會不會怕不要命的民眾呢？我想，他一定會怕的，而他不怕的原因，就在于人民群眾的權利和利益，是他看取問題、思考問題的立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毛澤東還說，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毛澤東只所以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的原因，就在于他深刻洞悉了，如果人民群眾不革掉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的人，這些人繼續對群眾壓迫，最終必然導致政息人亡。或許，　俞可平　先生基于這種認識，才撰文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因為，只有人民擁有民主權利，才能革掉那些壓迫人民的人的職，保持中國共產黨的純潔。因而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說，民主是共和國的生命。從這個角度說，中國未來解決群體暴力抗爭的道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建構全民平等的民主制度，確保人民民主的長效性，同時確保人民群眾對政治經濟的參與權、管理權和分享權。　　

這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孜孜以求，求索一生的夢想，同樣也是中國人民共同的夢想、共同的求索，但令人遺憾的是，隨著毛澤東駕歸仙界，這個夢想離中國人民越來越遠，還好的是，胡、溫新政后，這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夢想，又重新提到議事日程。但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出現了兩種民主觀點，一種民主觀點認為，中國應該走人民民主，也既馬克思的自由民主道路，也既是毛澤東所說的大民主，人民群眾平等的參與、管理和分享政治經濟的民主權利，因為，這既符合國情，又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潮流。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是世界的災難，毛澤東在中國的出現，則是中國的災難，所以，中國必須走資本民主的道路，因為，資本民主的道路是普世價值，而馬克思的自由民主則不是普世價值。對于少數資本精英和權力精英來說，不論是馬克思的民主，還是毛澤東的大民主，確實是一場災難，因為，在馬克思和毛澤東的民主那里，資本和精英特權均是被限制、被反對的對象，也既革職的對象。毛澤東說是革命，我則認為，毛澤東的革命其實是革職，而不是革命。按照中國對革命一詞最古老的說法（易經中革卦），革命一詞有兩重含意，一重含意是推翻、殺頭，另一重含意則是脫胎換骨，從精神到思想上重新做人。毛澤東的革職，扔掉了前一重含意，保留了最后一重含意。從中國歷史上看，毛澤東通過革職達到思想精神革命的目標是失敗了，因為革職后的人們并沒有從思想精神上來一場真正的革命，而法國的大革命，雖然殺了好多人，但法國的代價卻教育了法國及西方的后人，使之再也不敢輕言否定革命，因為，否定革命就意味重新付出代價。再進一步說，法國及西方人清楚，否定革命就是否定平民的基本權利，而否定平民的基本權利則意味著平民的和平反抗和暴力反抗。而這，也是西方國家為什么總是在暴力反抗前，資本方和精英方能夠妥協的原因。中國會不會風起云暴力反抗？我看會的，因為，“精英”階層扼阻了和平斗爭的一切通道，而且站在與人民為敵的立場上，繼續以壓迫、剝削人民群眾為樂事、為中國的發展之道，由此可知，不發生暴力反抗純屬偶然，暴力反抗則實屬必然。有一種現象值得人們關注，這種現象就是，有人一提普世價值津津樂道，什么自由、民主、法治、博愛，說得頭頭是道，令人為之心動，但問題是，樂于大談自由民主的人，一接觸到實際問題，比如人民自由民主權利問題的時候，他們一是避而不談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二是談了，但他們認為人民群眾是一群暴民，只能給人民群眾老實聽話的權利，不能給人民群眾自由民主的權利，更不能給人民群眾和他們平等的權利，因為人民群眾和他們的權利平等了，就沒有特權了，沒有特權就不“精英”了。在中國，那些自詡為“精英”的“精英”們，其實死死扼守的只是特權，手里有特權，于是就“精英”了，而那些被他們斥為不是精英的精英才是真正的精英，他們之所以訓斥那些精英不是精英，其實原因很簡單，那就是那些不是精英的精英是人民的精英。試想，一個敵視平民階層、無神平民利益的“民主精英”，怎么會為人民群眾構建人民群眾的自由民主制度呢？說穿了，他們要構建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個特權階層的自由民主制度，而特權階層的自由民主權利越多，人民群眾的自由民主權利就越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句話被人稱為道德金律，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但稱這句話為道德金律的人，如果捫心自問，你勸別人當奴隸，你當老爺，其實如果讓你當奴隸別人當老爺的時候，你也會反抗，到那時你才真正懂得道德金律的真正含意，你才知道平等對于任何生命來說是多么重要。　　

其實，說到底，中國人民主觀念的矛盾與沖突，表面上看僅僅是個民主觀念的問題，但如果深究一下，人們不難發現，這個所謂的民主觀念的矛盾，其本質就是以人民群眾的權利、利益為民主的核心內容，還是以權貴精英的權利和利益為民主的核心內容的問題。這個問題，自中國共產黨誕生那天開始，就一直是社會斗爭的焦點，由此可知，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的中國依舊是這樣。那種左派是反民主法治的論調，不過是一種蠱惑民心、達到資本民主目的而已。再進一步說，左派要的民主是以人民權利和人民利益為核心內容的民主與法治，要的是具有自主、自強、自愛同時也愛世界人民精神的民主與自由，要的是平等的國際關系和國與國之間平等的利益權利，并不容任何強國隨意侵犯主權經濟和主權空間，而右派則要的是資本的民主和資本的自由，要的是獸化價值和與強國之間的拱手讓利，至于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只要有礙于自己和強國的利益，都可以棄之若履。由此可知，中國未來的形勢將越來越嚴峻，越不令人樂觀，但是，我們必須清醒的看到，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有壓迫而沒有反抗，就沒有社會的進步。　　

（本文需要和“毛澤東同志對罷工性質的答復”一文同讀，故將該文符于本文之后）　　

　2008年7月7日　星期一　　

毛澤東同志對罷工性質的答復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1956，11，15，摘自毛澤東選集第五卷313-329　　

　  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鳳，又名風姐兒，就是她說的。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無非是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　　

　　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愿，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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