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曝光的東莞童工問題，現在有人開始反思根源何在了。今天看到報道，中央民族大學西部發展研究中心侯遠高教授認為：“貧窮才是真正的原因”（侯教授的闡述也是目前我能看到的最詳細的分析）。對此觀點，我惟有一聲嘆息。
按照侯教授的說法，由于涼山地區十分貧窮（土地、人口等因素限制），生產力低下，使得當地小孩“只要一有機會，就會想著外出打工”。再加上當地人看到那些帶工的人都賺錢了，“也就想方設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
我不知道官方會不會采納侯教授的說法，或者侯教授的說法就是官方已經認同的？我只知道，如果黨和政府真的按照這個思路來看待東莞童工問題——把涼山的貧窮作為根本原因----無異于抱薪救火！現在大錯已成，再不實事求是的反思，我們一定會被后人唾棄，這個“青史留名”是跑不脫的。
侯教授的“貧窮論”是經不住推敲的。要論“貧窮”，建國初期那段時間窮不窮？何止一個涼山，全國范圍內除了少數大城市，除了少部分人，都可算做“貧窮”，再考慮到童工在舊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僅1924年上海一地就有17萬童工，即便新中國的工廠繼續大規模使用童工，也合情合理嘛。但事實怎樣？還是上海，到了 50年代中期，童工便告消失。雖然16～18周歲的未成年工仍有一定數量，但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內容等方面作了保護性的規定，如青工進廠前先進企業舉辦的技工學校進行半工半讀，經培訓后轉入工廠做工等（參見《上海工運志》，“勞動保護”篇）。難道50年代中期，中國就已經“富裕”了？所以才沒有童工了？
再看改革開放前夜，那個時候的中國窮不窮？據說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物資匱乏，增長乏力，必須要“殺出血路”了，似乎應該更有理由出現大批的童工吧。事實真相又如何？
何況，這個“貧窮”到底是什么標準呢？如果貧窮就可能導致童工，那么考慮到三五十年內中國不可能實現均富——美國也不可能實現——總會有某個地區相對窮一點，是不是三五十年內童工就該是個正常現象？那我們現在急啥呢，不是浪費感情么。對一個三五十年內，按照客觀規律不可能解決的問題著急上火，大家都吃飽了吧？
我相信涼山五十年前也很貧窮，我同樣相信，五十年前絕對無人敢這樣大規模從涼山招募童工，絕對無人敢像東莞某些工廠一樣靠公然壓榨童工血汗“先富”。這不是貧窮與否的問題，是我們某些地方某些官員的指導思想問題：到底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人民幣服務？到底是依靠群眾，還是依靠資本家？到底是維護老百姓利益，還是維護自身政績？在這些問題上的思想混亂，才是導致“東莞童工”事件如此張狂如此惡劣的根本原因。
不解決指導思想的問題，則童工問題永無解決的可能。今天解決了東莞，明天還有西莞；今天發展了涼山，明天還有熱山。只要不徹底清算“以資為本”，總有一天我們會被后人清算。
行文至此，我回頭梳理資料才發覺，凡是能找到的論述“童工”問題的資料，幾乎都會把“貧窮”作為根本原因，要不就再加上教育、法制等等，而且還往往大書“借鑒國際成熟經驗”。我真的感到很遺憾----執筆這些資料的不少都是如侯教授一般的知識精英----離中國有效的遏止童工問題不過幾十年，為什么中國的專家學者們都沒有好好的吸取自己已有的經驗，非要舍近求遠？到底是國外的月亮格外圓一點，還是另有隱情，以至堅決不能向過去的年代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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