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傷痕文學興起時，我剛好進了大學，到了一種求知旺季。當年的《小說月報》和大型文學刊物，我大多一期一期拜讀過。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除了如《蒲柳人家》一類的少數作品還有印象外，除了一片嚎啕之外，其它的終于不敵西北荒漠中耐住千年風刀的突兀土包，連同作者及其思想一起，幾乎消失得干干凈凈。荒唐的倒是殘留下對當年傷痕主人們的陽痿記憶。這究竟為什么？

早期的傷痕文學，只給留下陽痿記憶，一個主要原因必然是作品本身缺乏生命力。盡管傷痕派的早期作品獲得了較高的社會評價，但是正如傷痕派代表人物張賢亮所言，他的作品“本質上都是政治小說”，那么社會評價也許同樣是政治范疇的觀點集成。筆者認為，無論哪類文學作品，其生命力主要取決于三種特征，一種是思想的深刻性和先進性，另一種是故事情節的曲折性和離奇性，再一種就是文字層面的感官刺激性。但是由于傷痕作品更多的只是文學矯情，并試圖在矯情中否定帶給一定挫折的社會政治形態，根本上是被渲泄心理主導著，因此沒有站到客觀立場和理性高度去刻畫社會，僅僅是在個性反抗的意義上，片面制造和擴大不近生活不夠真實的傷痕，缺乏對社會先進政治的真知灼見，那就必然喪失了獲得作品生命力的第一特征。由于這類“本質上都是政治小說”的傷痕文學，另一方面必然要求一定程度的紀實性，面對處在同一時代的廣大讀者，傷痕派不能因為過多編造離奇情節從而削弱社會共鳴，那么注定了其傷痕難以獲得文學生命力的第二特征。這就唯有在個性解放名義下，去創造個別意義上的性傷痕。因此僅給讀者留下陽痿記憶就不足為奇。

如果說早期的傷痕文學，能在感官刺激上獲得一定的生命力，那么這也并不完全意味著作品本身具有文學魅力。而是早期傷痕文學正好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的傷痕派有了足夠的政治發言權，獲得空前的言論開放度，并且擁有一個高考制度恢復以后的龐大的青年讀者群。正像我本人一樣，當年高考入學后進入了青春躁動期，在前期相對保守的性領域，相關知識非常貧乏，并正好進入好奇年齡，于是客觀上為傷痕文學能夠留下陽痿記憶，創造了比較現實比較有利的社會基礎。此后本人再無興趣重讀這類作品，只能慢慢回想傷痕時期，結果在記憶深處，找到了又一個足以印證與性有關的文學痕跡：當年某一期的《小說月報》上，曾在文章中赫然安排一幅裸露半個少女屁股的插圖，這個插圖不僅在學生宿舍爭相瀏覽，并且給我留下印象，表明文學中的性描寫，似乎能給特定讀者以相對久遠的感官刻痕。

但在傷痕文學時代，我們畢竟有了思辨能力，懂得人一陽痿，除了病態以外，也許是被折磨的。只能這樣理解，這類折磨主要不在物質層面，那種物質普遍貧乏的困難時期，全國上下相差無幾，想在物質層面描述傷痕，可信度明顯不夠。那么通過精神折磨形成生理障礙，或許是傷痕文學的現實途徑。但是，精神折磨仍然需要充分的過程性表現形式，而這也同樣需要更多指向物質形態，從而使傷痕派只好常常自陷于無病呻吟的困境而不能自拔。比較奇特的是，在只能限制政治權利卻無法限制思想自由的傷痕歲月里，傷痕文學的故事情節又往往反映著純真質樸的農村人文環境，那么精神折磨又難以深度刻畫，甚至反倒自我印證了傷痕派的脆弱性，并且也從根本上決定了傷痕文學缺乏生命力。

如今看來，早期的傷痕文學，也不幸與當代庸俗文學一樣，只能留下些許淡淡的關于陽痿的記憶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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