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逝夜潭：官商一身張賢亮

　　本文只說“官商一身”是不是，不涉“官商一身”對不對。

　　一、張賢亮的“官”

　　崔永元《走近張賢亮》，先恭維張賢亮億萬身家，再調侃張賢亮要不要公開財產。張賢亮燙了一般，藐視崔永元一眼：“我又不是公務員”。崔永元玩過頭了。

　　確實，一般人都把公開財產和公務員聯系一起。精明如崔永元，仍不免有失漏。張賢亮反應敏捷，應對得體。

　　張賢亮確實不是公務員。張賢亮只是自治區文聯主席。做崔永元節目時，只是退休自治區文聯主席，自治區文聯榮譽主席。

　　自治區文聯主席不是公務員，自治區的“工、青、婦”一把手，自治區總工會主席，自治區團委書記，自治區婦聯主席，也不是公務員。不知道自治區黨委書記，是不是公務員。

　　但是，一般人說公開財產，更多的是說官員。以上是不是官員？較真起來有點復雜。

　　長話短說，簡而言之：凡是吃財政款，領國庫錢，一張紙片，一頁任免書就可以呼來喚去的，都是官員。

　　張賢亮的自治區文聯主席，要任命書嗎？有任命書嗎？

　　自治區文聯一年財政撥款多少鈔票？張賢亮任自治區文聯主席20年間，張賢亮一枝筆簽出去多少鈔票？

　　自治區文聯主席麾下有多少人馬？張賢亮可以直接掌握調動的又是多少人馬？其中包括自治區文聯的“人、財、物”，自治區文聯的政務、事務。所謂的自治區文聯主席手中的“官方資源”、“權力資源”。

　　這就是所謂的張賢亮“官商一身”中的“官”。

　　二、張賢亮的“商”。

　　張賢亮“官商一身”的“商”，自然是名聞遐邇的“鎮北堡西部影視城”，張賢亮1993年以來一直私營的文化企業。

　　張賢亮2004年從自治區文聯主席位置上退下來時候，據說1993年張賢亮40萬元投入，10年時間價值一個億。說的是地面財富一億元啦。10年間的經營鈔票收入，張賢亮沒說。說了也白說，10年間影視城虧空一個億，又關其他人什么事情了？

　　只是，張賢亮“官商一身”，是不是？

　　三、其他“官商一身”。

　　張賢亮20年自治區文聯主席的一半任期，開張、經營其個人所謂“文化企業”，不管起因、來歷、過程、盈虧怎么樣，每一個企業都會是不一樣的。比如自治區文聯不能搞，自治區文聯主席可以搞。

　　自治區文聯主席開辦經營企業，就像自治區總工會主席，自治區團區委書記，自治區婦聯主席開辦經營一家或多家，工人文化館、休閑度假區、青少年活動中心、超級市場、連鎖店、青年賓館、旅行社、婦女勞力派遣公司、婦女娛樂城，等等。

　　上面舉的例子可能不適當。總之，可以開辦經營與自己職務職責關聯的個人企業，也可以開辦經營和自己職務職責不關聯的個人企業，比如物流公司、倉儲基地、健身廣場、洗浴中心、逍遙場所，等等。只要像張賢亮一樣，企業前冠上“文化”字樣，冠上“工人”、“青年”、“婦女”字樣。

　　是不是？

　　200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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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賢亮現象——從現象到本質的透視

劉貽清

前言

（一）

張賢亮是一個有爭議的作家，在中國當代文壇上有著特殊的典型意義。他自己多次公開宣稱：“我的全部小說都是政治小說。”也就是不但公開承認而且公開宣言他的小說無不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這確實符合他的小說的實際。不過，我以為應該指出，截至目前，張賢亮的全部作品，根據其主要特色即政治傾向的變化，可以說經歷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政治大轉彎、一個政治立場的根本轉變。前期從1979年末到1985年的6年，他發表了一些符合“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向的好的或比較好的作品。但是到了后期，從1986年到2000年的15年間，他卻改弦更張，在作品的政治立場、政治傾向上與前期根本對立、背道而馳，特別是他那些用第一人稱寫的小說，其主人公其實就是張賢亮自己，其內容則是他的“家仇”和“己恨”的宣泄，具有鮮明的個人家史性、現實政治的針對性和影射性。張賢亮現象的特殊典型意義即在于此，張賢亮之所以成為有爭議作家的基本原因也在于此。

張賢亮的創作生涯，有二十余年了。我對張賢亮創作的關注，也有二十余年了。我把這些年來自己發表于各類報刊的關于張賢亮創作的批評文章，整理選編成這部書稿，奉獻給讀者和社會，以期有助于人們對張賢亮現象的進一步研究、逐漸揭示出這種現象對中國文學發展在正反兩方面可能有的意義。

我對于張賢亮前期作品的批評，始于對他的成名作《靈與肉》的評論，在那一階段，主要著重于對其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分析；而對其后期作品，則逐漸加重并側重于對作品思想政治傾向的探討。我的批評文章的著重點的這種轉移，是伴隨著張賢亮在創作道路上作品政治傾向的轉變而發生的。在后期，他的“政治小說”的政治性越來越濃烈，其政治傾向越來越出格，越來越讓人找不到前期的那個張賢亮。我的批評文章也就不得不逐漸加重了對其政治傾向的討論，頗有些“寇能往，我亦能往”的意味。這當然不是要說張賢亮好比那個逃竄的“寇”，而是說批評文章的內容往往不得不受到批評對象的某些限定，在某種意義上，這或許會成為批評者的一種尷尬。這也是文學批評的一種職業性的限制，即使我不想去對政治傾向多加討論，但我所關注的作家老在政治傾向上鬧“出彩”、搞“深化”、聳動社會視聽，我也只好跟著“深化”下去，這對我真是無可奈何的事。這些批評文章，如果叫我今天重新來寫，也可能會有一些不同吧。但是，它們已經屬于歷史。保持歷史的原貌，即使是保持個別似乎無關緊要的歷史資料的原貌，也會有助于人們對歷史全貌進行客觀的了解、研究和評說。因此，我在整理、編纂書稿時，除個別文字稍有訂正之外，對于立論、觀點和闡述都未做任何改動和修正。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文學批評是一項嚴肅的工作，要求批評者要有促進文學健康發展、繁榮昌盛的熱情，要有正確的批評尺度和敢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長處說長、短處說短的勇氣。這是我對文學批評的一種理解，也是我進行文學批評實踐力求堅持的原則和追求。所以，我對張賢亮的創作進行文學批評，完全是為了文學的是非和社會的道義，即使被批評的作家對我報以某些譏諷貶斥之辭，我也是不改初衷、安之若素。

（二）

從1980年到1986年這一段時間，可以說是張賢亮蒸蒸日上的黃金時期。這段時間的結束，即是他逐步走向反面的開始。其具體標志，就是1986年8月23日他在中國作協主辦的《文藝報》上發表的《社會改革與文學繁榮——與溫元凱書》(簡稱《與溫元凱書》)。這是他第一次公開的政治表態，明確地提出要“給資本主義‘平反”’。張氏為什么在這個時候一反常態跳出來赤膊上陣呢?據我了解的材料和分析：一是1983年張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取得了可觀的政治資本；二是1984年12月中國作協召開“四大”，由于當時的政治氣候和與劉賓雁等人的特殊關系，一夜之間就由一個一般會員被拉進領導班子，當上了中國作協主席團成員(嗣后，中央下文，否定了這次作協“四大”的種種做法)，在文藝界有了較高的社會地位，從此聲名大噪；三是打出“擁鄧”和“擁改革”旗號的雙保險，比如，曾有記者采訪他時提問：“為什么那么多人批你，總是批不倒你呢?”他洋洋自得地回答說：

“因為我緊跟鄧小平}”“擁護小平同志的‘二次革命”’，自然腰桿硬了起來，飄飄然了；四是對“大氣候”的估計，由于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輕率地同意并決定了“兩個不提”，即不提反精神污染和不提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加之當時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繼精神污染之后發動了一次全面的進攻，大有推倒泰山之勢。張認為時機已經“成熟”，當然也就無所忌憚了。

從全國范圍來說，張賢亮是第一個在《與溫元凱書》這封公開信中提出“資本主義不可逾越”論、高呼“要給資本主義‘平反’”的。他說：“資本主義，作為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種社會形態，它是不可逾越的。……種種強加于資本主義頭上的‘誣蔑不實之詞’，現在是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大力給予平反的了，給資本主義‘平反’，將會使我們更好地解決我國當前政治、經濟、法制改革中的種種實際問題。”“我們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面前并沒有成功的樣板，而什么是現代資本主義，我們面前卻聳立著現成的參照物。”“我們要給資本主義‘平反’，要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模式來改造(劉按：請注意，這里用的是“改造”而不是“改革”)自己國家的社會——政治體制。”(劉按：這也說明十一年后的1997年，張在《小說中國》中提出要“改造共產黨”、“私有制萬歲”等口號就絕不是偶然的了)“真正貫徹‘百家爭鳴’，就必須允許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言人有公開的發言權。”“資產階級思想一旦不再成為一種罪名，人民內部和馬克思主義者內部的最后一道心理柵欄方能徹底消除。”張賢亮在這封公開信中還為溫元凱出謀劃策，明確提醒溫不要空談什么“進行思想觀念的深層‘爆破’，中華民族才能前進”的大道理，而應學習“美國人是先干起來再說或邊干邊說”。這意思是讓溫不要坐而論道，而要起而行，即付諸行動，首先是破除“已經成了中國國民性構成要素之一，一直流傳到現在”的“清談”之風等等。

在張賢亮發表《與溫元凱書》的當時，也正是高等院校多事之秋。溫元凱于1986年8月在杭州召開第二屆“新技術革命與體制改革”座談會，鼓吹要做“私有企業的代言人”(后因此被開除出黨)。張賢亮這封信是專門寫給這個座談會的書面發言。顯然，他將會上的書面發言，同時公開發表，就是要造成南北呼應之勢，配合溫元凱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論，為其制造輿論、加強火力。

在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支持下，經歷了兩年多自由化與反自由化的尖銳、復雜的斗爭，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日益猖狂。1988年(“八九風波”的前一年)5月，張賢亮等堅持自由化立場的“精英”們，應法國文化部的邀請，參加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召開的“中國文學的覺醒”國際討論會。會上，張說：也許法國的朋友不理解講真話還需要沖動，“如果有一個三十年沒有說真話，光說假話，到了讓他講真話的時候，他就會像我這樣沖動。……最近我聽到中國提出一個口號：‘允許人們說真話。’全國人民對此都歡欣鼓舞。這一方面說明這許多年來沒有允許人們說真話，同時埋伏著也許有一天又不允許人們說真話。所以現在我趁允許人們說真話的時刻來寫小說。”(參見本書附錄：《1988：一個中國作家代表團在巴黎》)

作為中共黨員作家的張賢亮，竟公然在外國人面前，在國際講壇上，公開宣布他過去三十年(1957—1988)“沒有說真話，光說假話。”如此說來，在此其間，他用假話寫的作品豈不是謊言了!謊言還有什么價值可言呢!這難道不是徹底的自我否定嗎!而且如此造謠中傷自己的黨和國家，他起碼的愛國心和黨性到哪里去了!

打著“講真話”的幌子說假話，是一切堅持資產階級立場的人慣用的伎倆。1989年1月“八九風波”前夕，張賢亮拋出了所謂“趁允許人們說真話的時刻來寫小說”的《習慣死亡》，旗幟鮮明地宣揚“告別革命”論。張賢亮明確提出：“(新中國的)不正常的社會進程(劉按：指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著重號為筆者所加)造成了眾多命運的不正常”，而要改變這“眾多命運的不正常”，就必須使社會進程恢復到正常的狀態。那么“讓時光倒退到什么時候重新開始?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抑或一九一一年還是更早一點?索性倒退到戊戌變法時讓我們中國人再干一遍”重走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這一段話的意思朗如白晝，張賢亮不僅要全面否定中國共產黨革命斗爭的歷史，而且連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推翻了我國幾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也要被否定!因為“告別革命”論的要害是反對一切“暴力革命”。特別要指出的它也是“補課”論在實踐上的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這部小說采用了大量現代派的表。現手法，如主人公的人稱我、你、他交替混用，時空顛倒錯亂，非理性的自由聯想，不講任何邏輯，等等。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在1957年劃為右派，現已走紅、正在美國亂搞女人的作家。他所以要墮落，是因為“你(劉按：指主人公)要努力掙脫30多年(1957—1988年)來給你施加的影響和教育，但你無力，只能用墮落來表示你的抗議。”張賢亮說：“主人公經歷的大框架，的確和我相同”，并且要求讀者“別誤會了我的痛苦”(《我必須要告訴你》，見《中篇小說選刊》1989年第4期)。這就明白地告訴人們，主人公的傾向就是他的傾向。其要害是謾罵毛澤東同志和詆毀馬克思列寧主義，詛咒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和民主政權，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譬如，他罵毛澤東同志是靠《笑話大全》進行決策的玩笑家，像某些人“熟悉男女間調情一樣”，“熟悉挑動群眾斗群眾”，“常常做出些莫名其妙的事”，“我記得我曾愛過我的母親，但是我的導師卻告誡我‘不應該’愛她，按階級分析法她屬于官僚階級．．…?茫然四顧，只見他說我應該愛他，他是普天之下的救星……由此我的愛就一敗涂地，如同患了陽痿癥，在任何可愛的東西面前都不能勃起。”等等、等等，俯拾即是。

這部小說確實有些不同于張過去寫的小說，確實毫不掩飾地講出了他心底的一些真話。同年春夏之交，張賢亮則直接參加了北京20位名作家支持動亂、給政府施加壓力的簽名，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三）

“八九風波”平息后，張賢亮不得不有所收斂，但只要一有機會，他是無法抑制胸中的“家仇己恨”的。1991年4月5日，在寧夏作協召開的“小說創作研討會”上，張賢亮肆意貶損毛澤東同志，他公然說：“……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劉按：張說這話是因為會上有人談起毛主席是一個偉大的詩人而引起的)，但他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秦始皇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六國……”作為寧夏文聯主席、廳(局)級黨員領導干部的張賢亮，“六?四”過去還不到兩年的時間，就公開在大庭廣眾之中，貶損黨的領袖，引起一些同志的極大憤慨。我除向主持會議的區文聯副主席提出意見：為什么不制止這種錯誤的發言外，并于會后專門向未參加研討會的自治區宣傳部主管副部長作了反映。結果是不了了之。為不留口實，《寧夏作協通訊》1991年第2期刊登的這次“小說創作研討會發言紀要”上，編者將張賢亮貶損毛主席的有關發言，悄悄改為“中國到現在，幾十年來，出了一個大藝術家——毛澤東。他既是偉大的政治家(劉按：這是截至目前能夠見到張賢亮唯一的一次肯定毛澤東是“偉大的政治家”，豈不怪哉!)，又是一個大藝術家。”盡管有人為張賢亮掩蓋其公開“詆毀黨的領袖人物”，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江澤民語)的錯誤行徑，但是，張又一次公開非毛的事實是無法篡改的，因為有眾多與會的人在；更因為除了僅此一次肯定毛澤東之外，再找不到第二次。這就充分證明是弄虛作假，故意掩蓋事實真相。

張賢亮除了在寧夏作協召開的“小說創作研討會”上的發言外，一段較長的時間內保持沉默，沒有公開發表作品。后來，突然于美國對我國發動“人權攻勢”的浪潮中(1992—1994年)，陸續分兩次創作、發表了《煩惱就是智慧》上、下部(在出版單行本時更名為《我的菩提樹》)。這部作品以他在勞改時的所謂“日記”為內容，采用“注釋”的表現形式，編造了一個“人間地獄”的故事，以攻擊社會主義中國的“人權狀況”，攻擊人民民主專政，攻擊人民領袖毛澤東。

我曾撰文嚴正指出：“張賢亮所寫，完全是子虛烏有的謊言。”由于《煩惱就是智慧》的上、下部一味重彈張在勞改農場里那點陳芝麻爛谷子的老調，實在毫無一點新意。該小說在國內發表后沒有產生什么反響，連張賢亮自己也對此感到失望和懊惱。可是卻受到西方敵對勢力的重視，被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行。英國《文學評論》1994年4月號發表題為《在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活地獄中》的配合文章，攻擊中國的“人權狀況”。文章說：“這是一部關于中國知識分子的羞辱的書。它是中國知識分子默認他們自己的恥辱和受壓迫的一個記錄。”“勞改營實際上沒有內外，1960年(以后許多年)，在中國，人人都判勞改。”惡毒地誣蔑中國是一個毫無人權的大監獄。這就是《我的菩提樹》在客觀上迎合了西方敵對勢力的政治需要所產生的惡劣影響。記得《文學家與企業家》報曾報道過張賢亮乘出訪之機，歸途特轉道英國安排該書的翻譯、出版等事宜。

緊接著，1995年張賢亮在中國作協主辦的《中國作家》第5期上推出了中篇小說《無法蘇醒》。編者說這部小說“藝術上的荒誕卻表現了現實的真諦”。張以荒誕的表現手法，通過主人公趙鷲(“照舊”的諧音)所做的一場噩夢來影射改革開放的現實，誣蔑當時社會已經“極‘左’回潮”了，中國又回到了“文革”時期，一切又都“照舊”，無法蘇醒了。對于這種惡意的攻擊，敵對勢力一片喝彩。香港反共刊物《爭鳴》的題為《改革回頭路的死亡信號》一文的“導言”這樣寫道：“張賢亮的新作《無法蘇醒》，是他創作的一大飛躍。他探索出人們靈魂深處根深蒂固的極‘左’，觀念，讓人們看到只要有適當的政治氣侯，‘左’就會興風作浪，‘改革不可逆轉’只不過是神話而已。”

張賢亮的作品，為何如此受到境外敵對勢力和反共報刊的青睞和吹捧，難道還不值得善良的人們深思嗎!

除政治傾．向上的上述等問題外，張賢亮的作品，還充斥著大量的色情渲染，尤其是《早安，朋友》，．專寫中學生的早戀和性心理，把當代中學生丑化成一群小流氓。發表、出版后，激起了寧夏教育界和學生家長們的強烈憤慨，普遍指斥張賢亮是個“流氓作家”，群起而攻之，并紛紛上書中央有關部門。此書終因社會輿論反對強烈而被查禁。

張賢亮對婦女的看法和言行，是頗成問題的，1994年，他作為中國作家的領隊在以色列訪問期間，一個女學生問：你認為什么樣的女人是最理想的女人?他回答說：“上床是將軍(劉按：指像拿破侖將軍那樣勇于拼搏，不怕死)，下床是奴隸。”(張同吾：《海濤?玫瑰?張賢亮》，見《作家》1994年第7期)，在國際上造成極壞影響。

上海有一個叫江迅的女人，因向港商和外國人賣淫被勞教兩年，后定居香港，更名宮雪花。張賢亮居然在《廣州文藝》1996年第4期上公開發表題為《宮雪花現象》的文章，饒有興味地向世人詳細披露他與宮雪花從相識、相知一直到住進她家的過程，竟把肉麻當有趣。比如張說：“一個男人(劉按：指張自己)住進一個既漂亮又有性感的女人家，而且這個女人再三聲明這個男人是第一個得此榮幸的男人，就很難不讓這個男人有非分之想”。“你真是個‘妙人兒’，如果我是個億萬富翁，一定包下你來做香港的‘二奶’!”此文一出，輿論嘩然，海內外十幾家報刊紛紛發表文章或“讀者來信”提出批評。即使是張的好友，對此也有微詞。叢維熙說：“北京朋友李國文和天津馮驥才，在與我通電話時，都提及他的這篇奇文，認為散了神兒。”(曹繼軍：《文化人，當給不良文化亮紅牌》，見1996年7月3日《光明日報》)。一個黨員作家，竟將自己見到“既漂亮又有性感的女人”就生“非分之想”，并有想“包下來做香港‘二奶”’的隱私，津津樂道地公之于眾，其坦率固然可嘉，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卻極為少見!

（四）

繼《無法蘇醒》出版兩年后的1997年，張的一部20萬字的政論專著《小說中國》出版了，這部書的奇談怪論頗多，具有極大的尖銳性和鮮明性。張賢亮提出要按照他的理念和設想“改造共產黨”，他說：“在歷史的新時期，當務之急是改造中國共產黨。”他還說：“在市場經濟逐漸成為社會主要經濟體制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不再是代表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政治組織，而是應該代表包括資產者在內的社會各個階層和各種利益集團的議會式組織，將所謂的‘黨內斗爭’，轉化為‘調解、綜合、歸納各種不同意見’的黨內民主，從而徹底實現政治民主”。這部政論專著不僅從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全方位地否定社會主義，呼喚資本主義，他還提出，不但工人階級要在現代企業家的統治下老老實實地干活，而且還要“革”我國工人階級的“命”了，他說：“我們還面臨著資本的積累過程，這個過程有一定的殘酷性。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而且應該盡量減少其殘酷性，卻絕對做不到讓工人群眾都高高興興地在生產力還不允許的情況下，繼續享受‘不當利益’”。“工人享有的特殊優越的地位當然屬于改革的范圍。”這就是說，建國后工人階級翻身做主的社會地位和創造性勞動應得的報酬是一種“不當利益”!即工人享受到的利益超過其所做出的勞動貢獻的價值。這種“特殊優越”的不應當得到的“不當利益”，不能再繼續享受下去了，應該改革掉!張賢亮已經公開站在工人階級的對立面，磨刀霍霍，向工人群眾開刀了!否定我國工人階級的勞動價值，他要“革”工人階級的“命”，已經昭然若揭。

《小說中國》是黨員作家張賢亮發自靈魂深處的具有體系性的不同政見的自白，是他要變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變共產黨為社會黨，變國家主人為雇傭奴隸的立場觀點的全面性的闡釋。全書圍繞“私有制萬歲”這一主題，提出一整套具體的實施方案和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其要害是：首先重提為資本主義“平反”和資本主義“不可逾越”的老調，旨在從理論的根本上否定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徹底清算那段(劉按：指我國社會主義的前三十年)歷史”；進而具體解決如何“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問題，而其關鍵在于“呼喚‘精神貴族’”(張說：“產生不了‘精神貴族’的國家是可悲的”)來“改造共產黨”的性質，以達到中國全盤私有化的目的。這就是二十萬言《小說中國》的基本要點。可以斷言，張賢亮的《小說中國》是他向共產黨的階級性質、執政地位以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發出的公開挑戰書，也是他的政治綱領的具體說明書。

《小說中國》發表兩年后的1999年，張賢亮在《收獲》第6期上發表了他的二十世紀末最后一部“封箱”之作的自傳體小說《青春期》，這是一部絕妙的自我“平反”書和對中國共產黨的控訴。這里，只先談其中的一個細節，這個細節是描寫張賢亮他手拿大哥大，儼然一副新貴加黑社會龍頭老大的神態，訓斥、嚇唬他“出賣荒涼”的杰作——“華夏西部影視城”附近的農民：我冷冷一笑：“好，沒有人領頭就是你領頭，我今天就認你一個人!要法辦就法辦你!你看我拿手機是干什么的?我打個電話下去，就能叫一個武裝連來!……我能讓這一帶繁榮起來，我也有本事讓一家人家破人亡!……明天要是我還看見你們在這里，你告訴你‘上面’那個人，他家里有幾口人就準備好幾口棺材!誰都知道我勞改了二十年，沒有哈壞點子想不出來!……”(見《收獲》1999年第6期第20頁)

張賢亮通過這一細節把他的化身“我”呼風喚雨，為所欲為，黑白兩道渾然一身、新貴加流氓的“霸天”嘴臉，描繪得活靈活現，惟妙惟肖。窺一斑而見全貌，僅此就可見．這個“我”，靈魂深處究竟是些什么。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半期的五年中，張氏只發表一部政論專著《小說中國》和一部自傳體小說《青春期》。與他前期發表的作品相比，這是他創作的減產歉收期，就連預告在1995年出版他“下海”的《錢歌》也恐怕會和《唯物論者的啟示錄》一樣，是放了一枚“空炮”。新世紀以來，再未見張賢亮有新作發表，不知是江郎才盡抑或令有難言之隱?不過，我還是真誠地希望并歡迎張賢亮以徹底不同于過去的全新面貌出現在新世紀的中國文壇上。畢竟他是曾寫出過好作品的作家，只要是他能轉變觀點立場的話。

（五）

最后，要談談有關張賢亮著文對我進行人身攻擊的問題。本來這是我和張賢亮因意識形態的立場、觀點的不同而產生的原則性的大是大非的矛盾。但這一矛盾卻被張氏故意扭曲為我和他個人之間小是小非的恩怨問題，而且是他首先通過他的作品以造謠、誣蔑、謾罵的形式公之于眾的。因此，在這里談論它，我認為是有必要的，可以讓廣大讀者來評判是非，以正視聽。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99年9月24日，我去北京展覽館參觀“光輝的歷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成就展”，看到“寧夏館”在顯著的位置展出了張賢亮的0.55米×1.2米的巨幅照片。當即就在留言簿上寫下了我的意見：建國50周年成就展“不宜展覽張賢亮”。因為把這樣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作為建國50周年的“成就”參加在首都的展出，會造成極壞的影響。而且，參展的全國各省市中，唯獨寧夏把一個很有爭議和問題的作家作為建國50周年建設的“成就”參展，實屬咄咄怪事。我在列舉張賢亮長期以來詆毀人民領袖毛澤東，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呼喚資本主義的具體事實后，“要求拆除張賢亮個人的巨幅照片，不要再給寧夏丟人現眼了，不要再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光輝的歷程’抹黑了!”嗣后，我又將此事上書中央和地方的有關領導同志。

張賢亮在得知我上書反映此事后，十分惱怒，專門撰寫了一篇題為《請用現代漢語及現代方式批判我》的文章，對我進行人身攻擊，發表在他控制的寧夏文聯機關刊物《朔方》2000年第3期和他的好友馮驥才創辦的天津《文學自由談》2000年第2期上。兩文不同之處是后者刪去了我給有關方面寫的信——“我的意見”和一些太不像話的謾罵、侮辱性詞語。這篇文章未征得我的同意就擅自將我寫給黨內有關方面領導同志的信件內容，全文公開發表。尤其惡劣的是，張氏得了便宜還賣乖，硬說我的“信中并未注明‘未經作者同意不得發表轉載引用’等字樣，這就在法律上給我(張賢亮)鉆了空子……。”(天下有誰給組織和領導寫信，會作如此之注的?這簡直是最蹩腳的無賴式的詭辯!)但對我上書反映的具體事實卻只字不提，不作任何反駁(他根本無法反駁，因為都是鐵的事實)，只能采用“王顧左右而言他”的故伎，回避我揭露的問題，并轉移視線，譏諷我劉某人是個“批張專業戶”，想要以“批”他這個“名人”而“揚名”，“成為文壇上的一匹老‘黑馬’，在寧夏，這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而且，我和他又并非同一重量級的、站在“同一個拳擊臺上”的“對手”，等等。倘若能把文藝創作和文藝評論的關系界定為拳擊比賽的話，這就等于說，我這個小人物根本就沒有資格批評他這個“準諾貝爾獎”的大作家。更有甚者，張氏竟不擇手段，編造事實，誣蔑我的人格，造謠說他在寧夏文聯“當權”后，我專門去文聯求過他“幫忙”，結果忙也幫了，我卻反而對他愈批愈烈，“達到了批判的頂峰和極端”，且是個“瘋瘋顛顛的老者”，“擅長反嚙好意幫助過他(劉按：指我劉某)的人”，“本身根本談不上有什么明確的觀念’，“北京某些文藝界的前輩及同行”是我“后面的人”．并威脅所謂我“后面的人”，千萬不能支持我這個“到處散發‘小字報’的文人”，否則將“名譽掃地，晚節不保”。張氏并堅決表示，他要“繼續向劉某人深惡痛絕的道路走下去”。(我劉某所深惡痛絕的道路是“資本主義道路”)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向有關方面直至黨中央寫信反映個人意見，這是黨章賦予黨員的權利。張賢亮竟然把我這個光明正大地行使此種權利的黨員稱之為“向領導告黑狀”的小人。沒想到一個頗有知名度的“大作家”，竟如此霸道，蠻不講理，甚至造謠誹謗，以售其奸，真乃罕見。

對于張賢亮不擇手段公開造謠誹謗我的人身攻擊，我不能不做出應有的反應來以正視聽。所以，寫了一篇題為《張賢亮的又一次自我暴露》的答辯文章，為了不分散筆墨，沒有糾纏在他造謠誹謗我的人身攻擊這一點上，只就幾個原則性的問題，談了點自己的看法，投寄《朔方》，要求發表，以便平等爭鳴。但時隔半年，卻是泥牛人海，查無音信。無奈，只好投寄《中流》，請他們考慮刊載。所幸《中流》主持公道，于2000年第9期發表了我的答辯文章，否則我輩平頭百姓可真沒有說理的地方了。

2000年12月初稿

星逝夜潭：張賢亮的右派情結和假右派帽子

張賢亮《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一文。近22000字，其中絕大部分篇幅是紀念所謂的“身份識別制度”，為得是要證明張賢亮是“右派”。

因為“正式文件”證明，張賢亮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為此，張賢亮竭力強辯，“22年來我明明是被當作"右派分子"對待的”；為此，張賢亮十分著急，“怎么辦呢？”。

于是，張賢亮開始怪罪“文字”和“漢語”。張賢亮說：“當年的文字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漢語就逐漸被搞亂了，漢語的詞語逐漸失去原本的意義而被另一種"嶄新"的意義替換了，更有大量的詞語變得粗糙，變得模糊”。

張賢亮舉例，“其實，我們現在說的"撥亂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詞語上的"撥亂反正"。其中很多我們已經"反正"過來了。正因如此，所以現在我用同樣的詞語來表達就會讓今天的讀者難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系統，雖然使用的是同一個詞，可是其詞義往往不亞于古文和現代語文之間的差別”。

張賢亮還舉孔子例，“孔子說了句"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被置疑了上千年，就因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們"解，而現代漢語只當"女性"和"婦女"講，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身”。

于丹把這句解為“女小孩子和男小孩子為難養”。是于丹，還是張賢亮的“語言系統”，需要撥亂反正呢？

張賢亮感慨道，“因而，我覺得寫這篇文章要比寫小說吃力，在我企圖說明一個問題的時候，我還要把這個問題所涉及到的詞語也加以解釋。同時，作為一篇個人記錄，我也不想從已經披露的歷史材料中搜尋依據，雖然這已經很方便，敲敲鍵盤點點鼠標即可，并能減少難度且更為可靠。可是那樣一來，文章就成了資料的堆積，失去感覺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寫一代甚至兩代人的真實感受。現在披露的歷史材料包括種種紅頭文件，在當時都是極其神秘的，只有極少數人掌握，絕大多數人只能受其擺布，即使陷入絕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無處求告。”

張賢亮“感覺和感受”到，胡說八道，有時候也是很“吃力”的。但是張賢亮不氣餒，不罷休。為了“感覺和感受的色彩”，為了“要寫一代甚至兩代人的真實感受”，張賢亮更加起勁地造假，說瞎話。

張賢亮說，“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與歷史資料有出入，但它雖非"歷史"卻是"史實"。這是讓歷史學家永遠頭疼的難題："歷史"往往與"史實"不同。”

張賢亮繞了這么大圈子，說了這么多莫明其妙話，其目的是要把正式的歷史文件中說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的史實，說成是他的“歷史”，但是這“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的歷史卻不是他的“史實”。而“右派分子”不是他的歷史，卻是他的“史實”。真是莫明其妙，張賢亮才是在搞亂文字和漢語。不僅“今天的讀者難以理解”，昨天的過來人也難以看懂。

張賢亮“搞亂”、搞“粗糙”、搞“模糊”文字和漢語，就能證明張賢亮是“右派”嗎？不能。于是張賢亮繼續怪罪起其他。

怪罪定其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的“正式文件”是寫在“一張只有巴掌大，紙質脆薄，比現在公共廁所里放的最差的廁紙還差”的“不經磨損，不耐存放，只寫個便條，寫信都不用它”的“用稻草造的“雪蓮紙”上。”

張賢亮忿忿不平，“而這劣質的"雪蓮紙"卻奇跡般地在我檔案中靜靜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來還燦然如新。”

右派不右派，和紙張的好壞有什么關系呢？不知道張賢亮有沒有考證過當時劃為右派的正式文件的紙張是不是好一些。而即使這紙張對不起張賢亮，“22年之久”，“拿出來還燦然如新”，上面的黑字還是看得清清楚楚，寫著張賢亮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

于是張賢亮又怪罪人，“問一位當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領導，問他當年為什幺把我定為"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前領導）笑著說：你只發表了一首詩，沒有其它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年紀又輕，我們研究了一下，盡量照顧你的政治前途，就訂個"壞分子"算了，"壞分子"總離政治錯誤遠一點吧”。

前領導確實“寬厚”，在劃張賢亮“壞分子”時，一定還讀過“年紀又輕”張賢亮，“反動學生”、“偷竊分子”、“經常曠課”、“高三面臨畢業時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不及格”、“臨畢業前作為"反動學生"兼"偷竊分子"被開除””等個人檔案。在張賢亮看來，這些當然還是“"歷史"往往與"史實"不同”的難題。

當年的“正式文件”證明張賢亮不是“右派”，而是“壞分子”；當年的領導也證明張賢亮不是“右派”，而是“壞分子”。

即使如張賢亮說的，“后來"地富反壞右分子"統通在一個菜籃子里，最后"一鍋燴"了。到了地獄，不分你是吊死鬼還是餓死鬼，都是一律同樣對待的”。地獄怎么樣不知道，但知道“一鍋燴”了，雜碎還是雜碎，蘿卜還是蘿卜。同樣，“右派”就是“右派”，“壞分子”就是“壞分子”。要不然張賢亮為什么要費這么多時間和腦力，要把“壞分子”往“右派”栽呢？

奧妙在于，“當“這劣質的"雪蓮紙"卻奇跡般地在我檔案中靜靜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來還燦然如新”，證明張賢亮不是右派，而是壞分子的時候，“麻煩也就來了，如果我是"壞分子"，我就不在專門針對"右派分子"而制訂的中央文件的范圍內，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壞分子"早就該"甄別"了。”

雖然像其前領導說的，壞分子是張賢亮的“一筆財富”，張賢亮仍要削尖腦袋從壞分子往右派堆里鉆，因為“右派”將是張賢亮的更大筆財富。

張賢亮費了一萬多個字，胡攪蠻纏地反復要證明自己是右派，最后才很無奈地輕輕說一聲，自己是“輿論上的"右派分子"。

搞不到真的“右派”帽子，搞一頂虛構的“輿論上的右派分子”的假帽子也過癮。為了這頂虛構的假“右派”帽子，張賢亮費了亂糟糟的一萬多個字。顯示其不僅是一個搞亂文字、搞亂漢語的行家里手；還是一個編造“史實”，偽造歷史的行家里手。因為歷史上從來沒有“輿論上的右派分子”這頂帽子。

張賢亮很看重這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虛構出來的“輿論上的右派分子”的假右派帽子。文章中，張賢亮把這頂假右派帽子，擺在自己的第一頂帽子的位置，擺在有“正式文件”的“壞分子”真帽子、“反革命分子”真帽子，和其他沒有正式文件的虛帽子的最前面。

讀張賢亮這篇紀念改革三十年的文章的結論只能是：過去和現在都證明，張賢亮當右派是不夠格的，只能給右派丟臉。張賢亮真正的帽子就兩頂，“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但就像革命勝利了，投機分子會蜂擁鉆營到革命的大旗下一樣，右派翻天了，骯臟齷齪也自然粘附匯淤到右派的旗幟上。不同的是，革命毫不留情地甄別改造清除自己隊伍中的投機分子，而張賢亮卻仗著右派的旗幟當官弄權，斂財致富。

張賢亮在改革開放后才祭起的強烈的右派情結，是為了能投靠右派，在右派的旗幟下集合，拉右派做虎皮，包住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去攻擊過去年代，搞亂改革總結，攫取個人私利。

張賢亮因為不是真右派，所以往往比真右派更嚴厲、更賣力；更激情、更瘋干。

2008-2-26

星逝夜潭：張賢亮，“偷竊分子”開除出校說

《星逝夜潭：張賢亮的右派情結和假右派帽子》一帖，有論壇不放帖，有論壇放帖了又刪掉。允許張賢亮偽造假冒假右派帽子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不允許批評張賢亮偽造假冒假右派帽子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有點意思。是這樣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嗎？

就像革命得成，不允許偽造個人革命歷史混入革命隊伍一樣；就算右派翻天，也不允許偽造自己的假右派帽子，招搖撞騙、欺世盜名。這是所有時代和所有人的起碼道德和準則。批評偽造假冒假右派分子帽子，不給真右派分子丟臉，真的右派分子也會贊同。右派即使再好，偽造假冒假右派分子帽子都不好。論壇應該放帖。

三十年來，張賢亮吃盡了偽造假冒假右派帽子的甜頭。在其《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中，除了贊美紀念其偽造假冒假右派分子帽子的劣行外，還想為其在中學被學校開除討取說法，隱匿其歷史上“不良少年”的劣跡。

這也是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是欲以攻擊誣蔑過去年代和過去的學校、老師、同學，以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私利，就不好了。

張賢亮說：“還在上中學時候，學生宿舍常丟東西，老師找不到小偷，但又必須找一個出來，因為正值暑期，高三班面臨畢業，在畢業典禮之前需要有一個反面教材來進行反面教育。找來找去，只能找我頂罪：一、因為我是班上最窮的學生，又沒有資格領助學金，窮就有偷東西的可能；二、我也確實不好，經常曠課跑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看小說，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不及格；三、丟的只是墨水、郵票、信封、信紙、襪子之類的東西，不夠向公安局報案的條件，這種順手牽羊的事神探李昌鈺也查不出，只能靠學校自行破案。而按慣例，任何單位破案的方法都是在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中間排查。剛好，我這個窮學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資產階級分子"，又是"關、管、斗、殺分子子女"，我當小偷的各方面條件都具備。于是，臨畢業前我就作為"反動學生"兼"偷竊分子"被開除。還在青少年時代我就受了黥刑，臉上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給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礎。（現在，日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仍說我曾是個"不良少年"，在文學史上留下不良記錄。）”——看到其中悻悻的“仍說”二字了嗎？

張賢亮《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一文，約22000字，其中絕大部分說的是所謂“身份識別制度”。張賢亮說，填表格時，其自己填寫的家庭成份是“資本家”，“其實是“官僚資產階級”，填“資本家”降了好幾格”。張賢亮說，“從此“資本家”決定了我以后的命運”。

張賢亮時時處處都以其出身成份，作為對過去時代的攻擊，對今天時代的招搖。其手法是偽造歷史，挑動仇恨；其目的是混淆是非，為自己翻案。這次也不例外地以其出身成份作為被學校開除的原由，攻擊賭咒過去，糊弄討好今天：“剛好，我這個窮學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資產階級分子"，又是"關、管、斗、殺分子”的子女”，于是，“我當小偷的各方面條件都具備”了。事情是這樣嗎？

一、家庭成份沒有影響張賢亮在解放后讀到高三。

張賢亮1936年生人。“1949年解放時剛上初中”。也就是說張賢亮的中學6年是在解放后上的。在當時，在剛剛解放的新中國，能夠讀的起書，能夠讀到高中畢業的人，不會多。普通工人、農民更不會多。張賢亮“資本家”和“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剛解放就上初中，一直讀到高三。新中國沒有歧視難為少年青年張賢亮。就是今天的中國，貧苦人家子女讀到高三也不容易。所以，至少在當時，張賢亮抱怨的所謂“身份識別制度”沒有影響張賢亮讀到高三。張賢亮是新中國，是五星紅旗下讀出來的第一批知識分子。

二、張賢亮的中學同學和老師。

只有比較富裕殷實的家庭的子女，才有可能在解放前夕就讀到小學畢業，緊接著在解放后立即進入中學。這些比較富裕殷實的家庭，也就是張賢亮所謂的“身份識別制度”中家庭成份比較高的。能夠當中學老師的人，也一定是解放前就讀書，大部分人讀到大學畢業，小部分人也至少高中畢業，才能勝任中學老師。這些人的家庭成份也不會太低。所以，張賢亮的整個中學期間主要是和這些張賢亮所謂的“身份識別制度”中家庭成份比較高的同學和老師相處打交道。而張賢亮在中學期間，乃至現在，還所怨恨，所過不去的，卻就是這些人。

張賢亮在工人農民堆里鬧不清，一生抱怨不休。在知識分子圈里也混不出來，年紀輕輕就鬧了一個“偷竊分子”，“開除出校”的人生開局，弄的老了老了，還是抱怨不休。

張賢亮說自己是學校同學和老師（誰能說老師就不偷東西了？）中唯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里，張賢亮說的“資產階級分子”是一個模糊概念。張賢亮經常搞這一套，其獨搞的“輿論上的“右派分子”帽子”即是睜眼說瞎話的著名例子，以搞模糊虛假，以達造假目的。

唯一的“關、管、斗、殺分子的子女”也許有可能。這除了說明解放時“關、管、斗、殺分子”很少，不說明其他。而很少的“關、管、斗、殺分子”，其子女即使“經常曠課”、即使“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不及格”，仍然可以讀到高三。而即使沒有所謂“身份識別制度”的今天，仍然有好多人，即使沒有經常曠課，即使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及格也讀不到高三。張賢亮還抱怨什么呢？

“關、管、斗、殺分子”，過去一般說的是“殺、關、管”，這三者的概念很明確，很容易掌握界定。“殺、關、管分子”中，包括所有不值得同情的，對新社會極端仇視的殺人、放火、投毒、強奸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張賢亮加進去的“斗”，就模糊了，不容易界定掌握。如果加上模糊的“斗”，張賢亮還只是班上唯一的“關、管、斗、殺分子的子女”，這又能說明什么呢？

三、家庭成份高的同學，一般學習成績都比較好。

不說其中有沒有先天遺傳因素，至少有兩個后天有利因素，一是家庭有比較好的學習條件，比如家中必有文房四寶，以及多少不等的家庭藏書和字畫等；二是家庭有比較好的學習氛圍，比如家中大人一般都懂的識字斷句，以及從小就受到“詩書繼世久”的傳教等。這些家庭的子女，自幼能比較早地接觸到書籍、書法、繪畫、音樂，以及讀書功名成就的熏陶等。因此比一般工農子弟和其他一般家庭出身的子弟，有更優越一些，學習成績能更好一些的條件。

這樣家庭的子女，人之常情，也不想自己的學習成績比其他一般家庭和貧苦家庭出身的學生差，至少不差太多。這也使得這些學生，更努力刻苦學習。這諸多因素，都促使在學校里，家庭成份高的學生的學習成績一般都比較突出、比較好。

張賢亮“資本家”、“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出身，讀書竟然讀到“高三班臨畢業前，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部不及格”的地步，匪夷所思，搞什么搞。

四、至少在解放初期，家庭出身成份不太影響升大學。

在五十年代，至少在張賢亮就讀高三的1954年或1955年，一般家庭，特別是工人、農民等貧苦家庭出身的子女，能讀到中學，讀到高中畢業的畢竟不多，因為那必須在解放前就讀到小學畢業。因此，那時候的大學招生即使想使用所謂“身份識別制度”，排斥家庭成份高的學生進入大學，也是不可能的。

而實際情況應該是，解放后，大學的數量是在增加的，大學的招生數量也在增加，大學生的讀書費用則減少到幾乎到低廉免費的地步。那么，在當時中學讀書的出身成份比較高的學生，將有比解放前更多的機會升入大學深造。是這樣嗎？

相信只要公布當年的大學錄取學生的出身成份統計資料，一定支持本文的說法。作為連續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的張賢亮，有很好的條件取得詳細資料數字，用事實說話。而不是象怨婦一樣，價日里沒完沒了，冗長空洞地長吁短嘆，惡毒咒罵。

而張賢亮的“高三班臨畢業前，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部不及格”，不要“身份識別制度”，張賢亮自己就把自己進入大學的大門關掉了。而張賢亮卻沒完沒了地怪罪于“身份識別制度”，毫無自知之明，自省之心，不知羞恥到這等地步。

就算誰都可以怪罪“身份識別制度”，就張賢亮不行。即使事情如張賢亮所說，也輪不到張賢亮來說。由張賢亮來現身說法，打抱不平，猶如請流氓為良家婦女申冤訴情，呵轎護駕。還是哭錯墳頭，燒歪高香；裝神弄鬼，惹鬼進宅。

五、張賢亮為什么在臨近高三畢業時被開除。

1、張賢亮說“因為我是班上最窮的學生，又沒有資格領助學金，窮就有偷東西的可能”。對窮的錯誤解讀和抵觸，以張賢亮之小人之心，度天下人，始終是張賢亮所有錯誤思維和行為的根源。這里不多說，多說可能為張賢亮招來更多公憤。

現在仍有這樣的學生，因為某種原因，對學校、對老師，乃至對社會產生抵觸情緒，于是仇恨學校、仇恨老師、乃至仇恨社會。但是這些年輕的學生，卻天真的認為，可以用不學習、不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逃學、曠課、上課不聽講、不做作業、或者故意亂七八糟地做作業等等，來對抗老師，報復學校和社會。拿自己的青春和寶貴的學習時間和機會，開青春和人生的玩笑。

張賢亮對自己“資本家”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家庭，因為解放而沒落，從富足優裕的家庭生活，以及顯耀光鮮的社會地位，突然間破敗跌落，是不是有不理解、不接受？是不是有懷恨在心？是不是有仇恨和報復的想法？這些仇恨和報復的想法，是不是白天黑夜，無休止、不間斷地噬嚙扭曲影響著張賢亮的情緒、性情和學習成績？至少現在張賢亮是不接受的，是仇恨的。

2、到圖書館看小說，是此前乃至今后所有“經常曠課”和“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不及格”的學生的最好和最體面的理由。

而張賢亮因為經常跑圖書館看小說，所以“經常曠課”，以至““高三面臨畢業時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不及格”。這恐怕不能怪罪張賢亮深惡痛絕的所謂“身份識別制度”吧？而張賢亮也不會是在高三班面臨畢業時，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才突然間全不及格的吧？

“經常曠課”，嚴重違反無視學校的規章制度，嚴重擾亂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在學生中造成很不良的影響。這不輕松，不好玩，不體面。

不知道在現在的中學，學校和老師是怎樣面對“經常曠課”，長期“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不及格”的學生。這樣的學生是不是能高中畢業？是不是能熬到高中畢業？現在流行的所謂學校里的“小混混”一詞，是不是說的類似人？不知道。

年輕時候的張賢亮，還使人聯想起大清完蛋后的一些八旗弟子。張賢亮象不象完蛋了的舊制度的紈绔子弟？

3、誰在偷竊？什么樣的人在偷竊？

張賢亮說，“還在上中學時候，學生宿舍常丟東西”，“丟的只是墨水、郵票、信封、信紙、襪子之類的東西，不夠向公安局報案的條件，這種順手牽羊的事神探李昌鈺也查不出，只能靠學校自行破案”。

好家伙，“這種順手牽羊的事神探李昌鈺也查不出”。也就是說，“這種順手牽羊的事”，只有天知地知小偷知，連神探如李昌鈺也不可知；而李昌鈺是什么時候的什么樣的人啊，也就是說當時根本就無人可知；也就是說即使學校知了，“自行破案”了，即使不是張賢亮遇上，也是冤假錯案。于是張賢亮自己給自己“不良少年”的劣跡平反了。順手還給了開除他的學校一耙子：學校對張賢亮搞冤假錯案。這就是張賢亮慣常使用的障眼迷糊法。事情是這樣嗎？

一、這些東西偷了沒有用，不能用，只能“順手牽羊”，乘隙偷來，尋隙扔掉；二、偷這些莫明其妙的東西，不夠報案條件，公安局管不到。這樣的小偷，偷的忒離奇，想的忒周到。

搞這樣損人不利己事情的，只有心有怨恨，唯恐天下不亂的小心眼，又有點心計的人。這樣的人，一心希望學校最好能經常出一點事情，鬧得同學間人心惶惶，互相猜疑，不得安寧。于是沒有事情也要想方設法搞出一點事情，于是經常喜歡搞搞這些小動作，惡作劇，偷著樂。

張賢亮，有點像。

當然學校不會僅憑“有點像”，想來還有其他說法。但是對搞老虎門之類的人來說，結果還是一樣。張賢亮拒絕一切說法。對張賢亮來說，即使不是張賢亮偷的，即使是其他人偷的，即使是神探出世也不管用。而偷東西卻又確確實實存在，于是張賢亮只能學耶穌一樣走上十字架。

張賢亮說：“于是，臨畢業前我就作為"反動學生"兼"偷竊分子"被開除。還在青少年時代我就受了黥刑，臉上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給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礎。”。

這里，張賢亮說的是“反動學生”兼“偷竊分子”，而不是“偷竊分子”兼“反動學生”。不要小瞧其中的“兼”字。這里張賢亮既不用逗號，也不用頓號，而是自行塞入一個“兼”字。張賢亮不是很喜歡“正式文件”嗎？在開除處分張賢亮的正式文件中絕對沒有這個“兼”字，這個“兼”字是張賢亮的又一個偽造假冒歷史的證明。

張賢亮又一次使出障眼迷糊法，其開除主要的是因為“反動”，僅憑“反動”就可以開除了。所以，“偷竊”僅僅是“兼”，是附加的，強加的，冤假錯的。張賢亮是很細心的，張賢亮的小聰明、小心眼用到家了。只是張賢亮自以為高明，忽視了天下人，天下小心眼人不止張賢亮一人。

張賢亮說：“于是，臨畢業前我就作為"反動學生"兼"偷竊分子"被開除。還在青少年時代我就受了黥刑，臉上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給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礎。”。雖然有點象無奈掙扎哀鳴，但其中“給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礎”，“基礎”之說，倒是有點象老實話。

其一：很難想象，做學生時即心有怨仇，經常曠課，不思學習，不學無術，抱有嚴重的“破罐子破摔”心態的張賢亮，在此后的勞動工作中，能很快痛改前非，遵守勞動紀律，努力學習業務技術，認真勤懇工作。

其二：即使在沒有所謂的“身份識別制度”的今天，無論國內國外，個人的各種不良記錄和劣跡，還是很影響一個人的生活、工作的。這些影響，會造成這些人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挫折和不順利，這些挫折和不順利再可能反作用于這些人，加劇這些有著不良記錄和劣跡的的人的不良心思和劣跡行為。可以這樣解讀張賢亮嗎？

所以，張賢亮的最有效平反，最好從在中學被認定為“偷竊分子”開除出校，開始平反。

而這個反就算能平，若按張賢亮所說，能平也變得難平，不讓平。李昌鈺還沒有出來查，張賢亮就信誓旦旦地說李昌鈺也查不出來，好像張賢亮比李昌鈺更能似的。如此，誰敢接這個茬？就是有人敢接茬，也沒有用，也瞎忙一場。還有誰比李昌鈺更有權威，本事更大？繞了這么大圈子，正是張賢亮想要的。即使真相，也萬萬不能白于天下。

張賢亮為什么這么自信呢？只有事情是張賢亮自己做的，張賢亮才能這么自信。這有點像荒唐的“老虎門”，及其荒唐的周老虎們。“機關算盡太聰明”。

這些都是張賢亮很遙遠的年輕人時候的荒唐事情了，本不值一提。只是張賢亮自己花里胡哨地叨叨不休、念念不忘，并還一本正經地與很嚴肅的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扯在一塊。打著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幌子，肆無忌憚地用假冒偽劣攻擊過去的整個時代，給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抹黑，給右派分子抹黑。

花起花落，云披云覽。閑來一笑說。

200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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