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鄧氏“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各項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氏《文選》第三卷23頁）
簡評：
何謂新辦法，鄧氏已說得很明白。何謂老辦法，是否指“共同富?！?？
要讓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來，搞平均主義不行。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辦好經濟特區，增加對外開放城市》（鄧氏《文選》第三卷52頁）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么我們真是走了斜路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氏《文選》第三卷110頁）
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氏《文選》第三卷111頁）
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
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鄧氏《文選》第三卷123頁）
簡評：
鄧氏此話講得很好，鄙人很擁護。社會主義就是要共同富裕，資本主義就是兩極分化，但是不知應該怎樣解釋鄧氏所說的“新辦法比老辦法好”？
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鄧氏《文選》第三卷138頁）
至于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注意到了這一點。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會不會產生資產階級？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鄧氏《文選》第三卷139頁）
簡評：
當今之中國存不存在資產階級？到怎樣的一種程度，才能說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大到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副委員長、省委書記、省長、部長級干部、省廳級干部、市委書記、市長、縣委書記、縣長等等，那么多的干部貪污受賄，買官賣官，金屋藏嬌，一擲何止千金，生活極度腐化墮落，這說明了什么問題？司法有失公正可稱之為司法腐??；教育亂收費及大學私自擴招的幕后金錢交易可稱之為教育腐敗；科技領域假論文、假科研成果可稱之為科技腐??；制藥行業到處行賄、醫院醫生吃回扣、對患者絞盡腦汁多收費可稱之為醫療腐敗……，這又說明了什么？
當今之中國存不存在著“壓迫”與“剝削”？到怎樣的一種程度，才能說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屢見不鮮的童工；失去人身自由的磚窯工；不用付任何報酬而被強迫勞動的智障人；應該有報酬卻拿不到報酬的農民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老虎口中覓食、生命朝不保夕的礦工；上有老下有小飽受貧困生活煎熬的“40”“50”失業工人，他們的工作狀態、生活狀態，這又說明了什么？
腐敗分子行賄受賄的每一分錢都是勞動人民的納稅錢！
黑心老板腰包里裝的每一分錢都浸著勞動人民的鮮血！
多么強烈的對比啊，難道不是兩重天嗎？
這不是兩極分化嗎？
這不是壓迫和剝削嗎？
有壓迫，有剝削，難道就沒有階級、階級斗爭？
有階級和階級斗爭，難道就沒有資產階級？
真不知道鄧氏關于“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的理論有何理論根據？
因為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鄧氏《文選》第三卷148頁）
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鄧氏《文選》第三卷148頁）
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九日——二十一日《視察天津時的談話》（鄧氏《文選》第三卷166頁）
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氏《文選》第三卷195頁）
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鄧氏《文選》第三卷208頁）
簡評：
鄧氏前面的幾段話，概括地講，無非是以下這樣幾層意思。
其一：是說：先讓一部分人、先讓一部分地方富起來，搞平均主義不行。
其二：又說：公有制、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特點，是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原則。公有制占主體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制定政策時就注意了避免兩極分化。在改革中堅持了公有制占主體，共同富裕，始終避免兩極分化。
其三：還說：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如果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那么我們真是走了斜路。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是正確的嗎？是不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先富起來，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地區必然就會后富起來，先富與后富只是一個時間上的差別呢？可以確切地說，這種提法及其做法是完完全全地、徹徹底底地錯誤的，其道理非常淺顯明了，國民經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高速增長，社會財富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高速積累，在這種情況下，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那么先富起來的人、地區必然會占有另一部分人、地區的應得財富，先富必多得，有多得就必然有少得，多得者必然富，少得者必然窮，允許先富必然會導致貧富兩極分化。試舉例簡單地說明一下：
假如，上年度，可分配給個人的社會財富為10元，參與分配的為10人，那么每人應得基本上為1元，當然，由于參與分配的人有職務、技術、崗位、工齡的差別，實際收入是有差距的，有人在1元以上，有人低于1元，但不會有顯著的差距。這應該是正常的分配方針和政策。
假如，本年度，國民經濟增長了10%，就算可分配給個人的社會財富也同步增長了10%，就算新增應該參與分配的人口1人不參與分配，那么，10人來分11元，還要讓其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謂富，就是要和其他人有明顯的差距，沒有差距是看不出富的水平的。如何分配呢？
一種方案：平均水平是1·1元，那么，5人比平均水平高些，每人分1·2元，5人比平均水平低些，每人分1元，這樣分配雖然已經犧牲了一個應該參與分配的人的利益，但是這個差距是在職務、技術、崗位、工齡的差別范圍之內的，5人多得一點，5人少得一點，談不上誰富與誰不富。顯然這個方案在兩個方面不符合鄧氏的要求，一不是“一部分人”，二是不夠“富”。
另一種方案：什么是一部分人呢，起碼應該是在一半以下的人，4人是近似于一半的，那么就算作3人吧；什么是富呢，起碼是高于平均水平的50%吧？平均水平1·1元的1·5倍的收入，每人得1·65元，4人共得6·6元，11元還剩4·4元，這6人就不再拉開差距了，平均分配吧，每人所得不足0·74元。在同樣的物價水平下，這0·74元與1·65元、與上年度平均1元的生活水平相比是什么樣的情景呢？毫無疑問，有的人富了，有的人窮了。所以說鄧氏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是必然導致兩極分化的，因而也是十分錯誤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十分重要的，就是什么人先富起來了？當然是領導干部了。他們的地盤他們說了算，首先，由于有些物資商品相對的緊缺，例如煤炭、石油、鋼鐵等實行價格雙軌制，造就了第一批有權有勢的富豪，其次，分配政策他們定，有自主權啊?；蛟S有人會問，你這樣計算有何依據？這樣算已經是很保守的了，實際情況是，股長的收入是工人的若干倍，科長的收入是股長的若干倍，處長的收入是科長的若干倍，依次類推，廠長經理與中層干部、一把手與副手、大型企業的一把手與中小型企業一把手的收入都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高者與低者，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讀者可不要吃驚呦。領導干部年薪數十萬，工人吃低保年收入不足三千。
毛澤東的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讓群眾吃虧，鄧氏的干部帶頭先富起來，都是共產黨的干部，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量變到質變，由干部收入的變化就可以看到一些干部的性質在變化??！
醫生先富起來了?，F在醫患矛盾為什么那么突出？原因無非氏兩條，收費太高，責任心太差，醫療事故太多。有些白衣天使啊向“錢”看了！
教師先富起來了。學校高收費、亂收費，名目繁多。收費課講新課，正課做作業，教師把生意做到了講臺上。有些人民教師啊向“錢”看了。
公務員先富起來了。國家分配制度的傾斜，權利帶來的黑灰色收入。有些公務員啊向“錢”看了。
那些腐敗分子、官倒、不法商人、黑老板等，鉆“改革開放”的空子先富的，這里暫且不論，“改革開放”為什么給這些人留了那么多的“空子”，工人農民為什么無“空子”可鉆？這里也暫且不說。
從國家大政方針的角度，講先富就談不上共同富裕，講共同富裕就談不上先富，這是起碼的邏輯常識。一方面講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方面又講共同富裕，是不是前后有些互相矛盾呢？不僅是矛盾問題，而是有的話為真，有的話為假，這種情況在鄧氏的講話中是屢見不鮮的，是鄧氏理論的一大特色。例如，鄧氏講：“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鄧氏又講：“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所謂的 “一部分人”是不是“少數人”，所謂的“一部分地區” 是不是“局部地區”， 鄧氏走的究竟是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
鄧氏在制定政策時是怎樣避免兩極分化的？鄙人不太清楚。鄙人只知道，以“打破大鍋飯”為名，以“打破金飯碗”為名，以“反對平均主義”為名，以“反對紅眼病”為名，大力提倡“拉開檔次”、“拉開差距”、“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的分配政策和制度，這是事實吧，于是，什么人富起來了，富到了什么程度？什么人沒了飯碗？什么人窮了？窮到了什么程度？下崗失業者之中有多少官員子弟？政府機關中有多少百姓子弟？這是國人婦孺皆知的事情，鄙人不再羅嗦了。
現在的中國公有制是否還占主體？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問一聲鄧氏，一九七六年中國有多少個公有制企業，有多少國有資產？虧損的公有制企業有多少個？虧損額有多少？銀行有多少呆壞死帳？現在的中國公有制企業還有多少個？還有多少國有資產？公有制企業倒閉破產了有多少個？公有制企業更名換姓了有多少個？虧損的公有制企業有多少個？虧損額有多少？銀行有多少呆壞死帳？國有資產流失了多少？
中國是否產生了兩極分化？鄧氏的改革是成功還是失敗了？鄧氏是走了正路還是邪路？鄙人就不在贅述了，總之，事實有目共睹，事實勝于雄辯！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絕對的，富饒的江南魚米水鄉與貧瘠的甘肅、寧夏缺雨無水農村是不可相提并論的。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兩者不可能同時富裕，也不可能同等富裕。問題的關鍵是不能“嫌貧愛富”，對貧窮落后地區置之不理，而只是片面的鼓勵“先富”。應該鼓勵人們艱苦奮斗，依靠自己的雙手建設家鄉、改變自己家鄉面貌，國家也應該盡可能地給予必要的政策上和物質上的支持和幫助，但是從鄧氏的所有文章中幾乎看不到這樣的文字。大寨就是通過艱苦奮斗改變家鄉貧窮落后面貌的一面旗幟，可惜這面旗幟已經被鄧氏砍掉多時了。）
為什么我們對學生鬧事問題處理得這么迅速呢？因為中國不能再折騰，不能再動蕩。一切要從大局出發。……就是現行的政策不變。……比如說，現在我們國內人們議論雇工問題，我和好多同志談過，犯不著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我們在“動”，……要動也容易，但是一動就好象政策又在變了。動還是要動，因為我們不搞兩極分化。但是，在什么時候動，用什么方法動，要研究。動也就是制約一下。像這樣的事情，我們要考慮到不要隨便引起動蕩甚至引起反復，這是從大局來看問題。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鄧氏《文選》第三卷216頁）
簡評：
動，是為了不搞兩極分化，“在什么時候動，用什么方法動，要研究。動也就是制約一下?！彼^的“動”，看來是遙遙無期，所謂的“動”，也不是動真格的，僅僅“也就是制約一下”。那么，“現行政策不變”，也就是現在不動，是不是現在搞的就是兩極分化？搞兩極分化就是搞資本主義。不動是為了大局，大局是什么？大局是不是就是搞資本主義？鄧氏在干什么已經是十分清楚了！究竟是誰在喊空洞的社會主義口號？
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決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一九九○年四月七日《振興中華民族》（鄧氏《文選》第三卷357頁）
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氏《文選》第三卷364頁）
簡評：
請注意鄧氏的說法，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共同致富，是“將來”，是“總有一天”，“要成為”的“中心課題”。由此看來，共同致富現在還不是“中心課題”。這個“講”，只是“講”而已，并不應該理解為真的去做，鄧氏的“講”和“做”從來就是兩回事。
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來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梢栽O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得失后，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并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傊腿珖秶鷣碚f，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氏《文選》第三卷373頁）
簡評：
先富帶后富，怎么帶？到時候，鄧氏會不會說是“一平二調”？是“吃大鍋飯”？
“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鄧氏的這話說的很對，應該予以肯定?，F在的問題是，毛澤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不存在兩極分化，鄧氏的“改革開放”政策，卻使中國產生了兩極分化。而且是十分嚴重的兩極分化。究其原因，鄧氏的“上不封頂，下不保底”，“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分配政策和制度是產生兩極分化的重要根源，鄧氏理論使中國產生了兩極分化，鄧氏理論促進了中國的兩極分化，鄧氏的不作為使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形勢越來越嚴重。“至于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注意到了這一點”，鄧氏的說法是不是有些荒唐可笑，真不知道鄧氏的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又是如何執行的。雖然鄧氏的眼力多少有些差，和毛澤東他老人家洞察歷史、洞察秋毫的目光沒有什么可比性，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但是，亡羊補牢，猶未晚矣，這總不算苛求鄧氏吧，可是，鄧氏并沒有采取任何的實質措施、任何的實際行動來限制、縮小日益嚴重地兩極分化，更不用說有效地避免兩極分化，只是說“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看來，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在鄧氏那里并沒有掛上號，起碼是還沒有列入議事日程，解決問題更是遙遙無期。如果說鄧氏是在聽之、任之、放縱之、鼓勵之，不知是否會有人提出異議？總之，鄧氏的所作所為令人十分地詫異！一張嘴說“至于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注意到了這一點。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另一張嘴又說“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p>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請教鄧氏三個問題，其一，中國產生了兩極分化，有深刻鄧氏標記的“改革”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有深刻鄧氏標記的“改革”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二，兩極分化后的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嗎？其三，中國產生了兩極分化，如何評價鄧氏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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