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主制度和權力結構上杜絕地方官員的不作為與亂作為
（本文僅屬于理論探討）
田忠國
中國的亂象來自哪里？我以為一是來自權力的資本化，二是源自于地方官員的不作為和亂作為，也就是說，在該作為的時候，比如說落實中央的方針政策時，卻光空喊口號，空造聲勢，卻不真正執行，不真正落實，但對于中央明令禁止的，總是千方百計撕開口子，胡亂作為，或許，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張志國了。我不知道中央意識到沒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在我看來，如果任其下去，必然給黨和共和國的生命帶來嚴重的威脅。
我常常想一個問題，是什么原因給了地方官員抗拒中央指示的膽量？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回顧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那就是權力資本化的過程。或許，最初做出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決策是正確的，因為，當時經濟發展的問題必須解決，但隨著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路子不斷深入，原先由暗地里的權力資本化，逐漸顯現出以制度的形式，在主流經濟學家的鼓動下，擺到了中國各級政府的桌面上。 由此而起，一個巨大的官員利益的網逐漸形成。
表面上看，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官員們的思想跟不上中央的要求，其實，往深里一想，人們會發現，什么樣的力量才使有的官員冒著丟官的風險而拒不執行中央的治國策略呢？我想，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利益。在這個巨大的官員利益之網中，由于利益因素使官員們有了抱團的意識，正是因為如此，當有的官員以為他們的團足可以抵抗中央時，各種亂作為的現象就出現了。
官員的亂作為，只會導致官逼民反的現象出現。
從中國歷史上看，歷朝歷代的興衰更替，莫不與官員亂政有關。中國要解決這個問題，走出“政息人亡”的怪圈，似乎只有從民主制度與權力制約結構上下功夫。
建立民主制度的關鍵，我以為一是限權，也就是說，明確規定政府官員不得怎么做，之后是必須怎么做和必須怎么做得更好。二是擴權，也就是說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使人民有權利反對政府官員的不作為和亂作為。三是縣級以下的主要官員全部民選。
有人可能以為，中國還不適應民選，但從臺灣近期的民選結果看，臺灣人民的政治智慧比當權者高，因為他們適時的使用了自己的民主權利，阻斷了臺獨勢力的不智行為。
現在中國的問題是，民眾反對的不是中央，而是反對地方官員不執行中央的指令，自己另搞一套。由此可知，中央的宗旨與民眾的訴求是一致的，如果現在適時的推進民主進程，落實十七大提出的政治藍圖，或許是正當其時的最佳選擇。
當然，中國的民主不是西方化的民主，而是中國化的漸進式民主，也既，在縣級以下實行民選。實行民選后，官員們也可能亂政，亂政的防線應該如于建嶸先生所提出的方案：把司法權收歸上一級政府，或由中央統一管理，確保法律的權威性和統一性。
在條件尚不完全成熟的情況下，多黨競爭存在比較大的風險，但可以實施多黨派監督，這樣可以把風險降低到最小的范圍，又可以有力的扼阻權力欲望在中國大地上的恣肆橫行。
其實，扼阻不了權力欲望的恣肆橫行，黨和共和國就無寧日。
禍生于亂政，亂政生于權力欲望。
中國的大部制，如果不在權力結構上和權力制度做足限權與放權，或許，大部制運行之日，就是新問題層出不窮之時。
因此，我以為，中國不能寄希望于官員的道德素質，只能寄希望于權力制度、權力結構和民主制度的并列運行。
或許，只有把這三點做好了，黨和共和國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2008年1月1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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