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鄧氏“三代領導核心”說（1）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我們黨的歷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領導，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變成一場災難。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第二代是我們這一代，現在換第三代。要真正建立一個新的第三代領導。……我們這個第二代，我算是個領班人，但我們還是一個集體。對我們這個集體，人民基本上是滿意的，主要是我們搞了改革開放，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路線，而且真正干出了實績。第三代的領導也一樣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實績。關門可不行啊，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那種封閉時代。那種封閉的方式也造成了災難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種狀態下，經濟不可能發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國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強。現在世界的發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變化，特別是科學技術，追都難追上。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鄧氏《文選》第三卷298——299頁）

我們組成的這個新的領導機構，眼界要非常寬闊，胸襟要非常寬闊，這是對我們第三代領導人最根本的要求。我們的第一代領導人前期是胸襟寬闊的，我們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寬闊的，對第三代領導以及以后的領導都應該有這樣的要求。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鄧氏《文選》第三卷299頁）

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永無寧日。這次事情總的說還沒有完啊！目前學生還沒有上課，就是上了課，也還會上街。肯定的一點是，不論工人也好，農民也好，知識分子也好，學生也好，還是希望改革的。這次什么口號都出來了，但是沒有打倒改革的口號。不過，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的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鄧氏《文選》第三卷296——297頁）

簡評：

（一）

“擺一個陣容”，這個陣容由誰來擺，是由個別少數人來擺，還是由政治局來擺？有個合法性的問題！

（二）

“擺一個陣容”，僅僅這個陣容就能使人民感到是否僵化、保守、平庸，就能使人民感到中國的前途，這是否有些天方夜潭？關鍵是要看這個“陣容”的所作所為！

（三）

把老百姓上街游行視為“鬧事”，北洋政府、蔣介石政府就是如此。也不問一問、想一想老百姓為什么上街游行？如果政府清明廉正，百姓安居樂業，那時有人要上街游行，老百姓也不會答應！

（四）

在中國，就是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搞資本主義。這個人是誰，老百姓心里最清楚！

還有一個問題，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們這個黨，嚴格地說來沒有形成過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代再江西的時候，人家說我是毛派，本來沒有那回事，沒有什么毛派。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鄧氏《文選》第三卷300-301頁）

簡評：

   “我們這個黨，嚴格地說來沒有形成過這一派或那一派。”沒有派怎么會有路線斗爭？如何解釋歷史上的路線斗爭？

自我評論，我不是完人，也犯過很多錯誤，不是不犯錯誤的人，但是我問心無愧，其中一點就是從來不搞小圈子。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鄧氏《文選》第三卷301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這個集體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問題。雖然兩個接班人都沒有站住，但在當時，按斗爭的經驗、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來說，也只能做出那樣的選擇。況且人是在變化的。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鄧氏《文選》第三卷309頁）

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的領導核心是毛主席。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鄧氏《文選》第三卷309頁）

簡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毛主席是共產黨的主席，暫且不說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與錯誤，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要打倒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如此高明的邏輯，這是鄧氏的又一大發明創造。中國人都知道，打倒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和打倒共產黨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兩回事。需要提及的是，這件事情好象鄧氏應該比別人更清楚一些。

鄧氏說：“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鄧氏還數次說過：“我有一個觀點，如果一個黨、一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之類的話。鄧氏的話是否互相矛盾呢？或許有人會說，不矛盾，一是講“核心”，一是講“威望”。鄙人很想知道，沒有“威望”的人是不是會成為“核心”，一旦沒有“威望”的人成為“核心”會是什么局面。

鄧氏說：“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在這里鄧氏十分精彩地說明了什么是黨的領導，鄧就是黨，鄧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可是為什么鄧核心在位期間卻發生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呢？

簡評鄧氏“三代領導核心”說（2）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并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后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了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處理不難，當然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作用。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鄧氏《文選》第三卷324頁）

簡評：

（一）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從南陳北李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創建黨組織，總書記由陳獨秀到江澤民，雖然大浪淘沙，歷經多次更迭，但是歷次黨的代表會議從來沒有劃分過什么代。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是中國革命數十年的風風雨雨、艱苦卓絕、錯綜復雜的斗爭證明的，（毛澤東思想是否經過實踐的檢驗，鄧氏可能另有高明的見解，后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似乎已經說明了一些問題。）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也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公認的。毛澤東也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第一代領導核心。鄧氏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劃分為三代，如果說是一大發明創造，可能都是用詞不夠準確，或者說力度太小，應該說是一項偉大的劃時代的創舉，是鄧氏理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組成部分。

這樣劃分的意義何在？“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變成一場災難。”“我們這個第二代，我算是個領班人，但我們還是一個集體。對我們這個集體，人民基本上是滿意的”，由鄧氏的話中不難領會到，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這一代后期不好，以鄧氏為核心的這一代“人民基本上是滿意的”， “我們的第一代領導人前期是胸襟寬闊的，我們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寬闊的，” 由鄧氏的話中不難領會到，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這一代后期心胸狹窄，以鄧氏為核心的這一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寬闊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 “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 很顯然鄧氏的講話是在告訴我們，第二代領導人比第一代領導人高明，鄧核心要比毛澤東偉大。鄙人想這是不是鄧氏劃代的重要意義之一呢。鄙人又想起了鄧氏的另一句話：“對我的評價，不要過分夸張，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規格放在毛主席之上，這就不好了。我很怕這樣的東西，名譽太高了是個負擔。”真不知應該如何解釋、如何理解啊。

（二）

毛澤東是共產黨的主席，是共產黨的最高首腦，這個主席是全黨選出來的。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核心作用不僅是全黨公認的，而且是全軍、全國人民公認的。

所謂第二代領導核心鄧氏，不知是何人選的還是自封的？可能是因為鄧氏當過總書記吧，一九七八年以后黨的最高職務是總書記，好象黨的代表大會上只選舉過總書記，而沒有聽說選過什么“核心”。何時在總書記職務之上還有個“核心”？

不是說毛澤東“搞家長制”嗎？不是說毛澤東“搞一言堂”嗎？毛澤東身在其位，便謀其政，是有這個發言權的，是有這個決斷權的，這是名正言順、順理成章的事情，我想沒有人會質疑毛澤東的這個權利吧。

鄧氏不在其位卻要謀其政，這算什么呢？是太上皇，還是垂簾聽政，名不正言不順啊。這個核心的設置與存在，是否是有些瞞天過海？是否是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欺騙？是否說明黨內的政治生活、組織生活不太正常？在這里鄧氏把自己與偉大領袖毛主席相提并論，是否有些不謙虛？是否在搞個人崇拜？是否要請人給鄧氏講一講什么是自吹自擂，什么是不知天高地厚，什么是恬不知恥？

（三）

“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

這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的鄧氏語言，此時鄧氏的政敵或身陷囹圄，如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謝靜宜、遲群等；或因屬幫派分子被掃地出門、削官為民；或因干部年輕化而退居二線三線、賦閑在家，此為一大批，難以細說，有興趣者可以將黨的十大代表名單和黨的十二大代表名單加以比較；或因搞兩個凡是而辭職，如華國鋒、汪東興者；或因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而辭職，如胡耀邦者；或因搞分裂而辭職，如趙紫陽者。總之，此時鄧氏雖然既不是黨的主席，也不是黨的總書記，卻大權在握，權傾朝野，一言九鼎，號令九州了。而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的鄧氏卻是這樣說：

“敬愛的華主席，黨中央：

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斗爭，是在偉大領袖逝世后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緊接著發生的。以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社會主義道路戰勝資本主義道路的勝利，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的勝利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

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

黨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這里無意評價華國鋒的所作所為，只是想來說明一下鄧氏其為人、其處事罷了。人們常說娃娃的臉一日三變，看來鄧氏的臉也有陰晴圓缺啊。

（四）

青野·方雷所著《鄧小平在1976》一書中如此寫到：“僅僅兩三個回合，華國鋒便被鄧小平從‘英明領袖’的寶座上拉了下來。在這場政治角斗中，鄧小平又一次勝利了。他的成功，在很大因素上得力于兩個人：一個是胡耀邦；一個是趙紫陽。如果沒有這兩個人赤膽忠心，沖鋒陷陣，鄧小平便不能這樣迅速、順利地控制住中國的最高權利。”在一九七八年胡趙二人確實心甘情愿地為鄧氏效了犬馬之勞。鞍前馬后也確實不容易，但是，有投資就有回報，胡趙二人也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地著實風光了一陣子。

請讀者注意，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鄧氏是如此講的：“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并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可是在僅僅三個月前的同一天，即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鄧氏卻是這樣說的：“雖然兩個接班人都沒有站住，但在當時，按斗爭的經驗、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來說，也只能做出那樣的選擇。況且人是在變化的”。“也只能做出那樣的選擇”，意思好象是“矬子里面拔將軍”的無奈之舉。現在的問題是，到底是“選的時候沒有選錯”，還是在當時“也只能是做出那樣的選擇”？鄧氏的這兩種說法，到底哪一種是真的？哪一種是假的？哪一種是正確的，哪一種是錯誤的？按鄧氏的說法，胡耀邦、趙紫陽二位還是有斗爭經驗的，有工作成就的，有政治思想水平的，怎么在鄧核心坐鎮的情況下，卻搞起了“資產階級自由化”，令人迷惑不解！

還要請讀者注意，鄧氏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這個集體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問題。雖然兩個接班人都沒有站住，……”這又使我想起了鄧氏在1980年8月21日、23日答意大利記者奧林埃娜·法拉奇問時說的一段話：“奧（奧林埃娜·法拉奇）：但我們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選擇了林彪，就象西方的國王選擇繼承人那樣，選擇了林彪。鄧：這就是剛才我說的不正確的做法。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剛才我說我們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這個在內。”（鄧氏《文選》第二卷346—347頁）按照鄧氏的說法，在選擇接班人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鄙人很想知道“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問題”其中的這個“我”是沿用了一種什么主義的做法。我想一定是具有鄧氏特色主義的做法吧！

（五）

我們這里暫且不談鄧氏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暫且不談鄧氏是否“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大家來想一想，黨的總書記是黨的最高職務，總書記卻要執行鄧氏的指示，是不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是不是個人凌駕于黨中央之上？是不是獨斷專行？筆者在前面的簡評中提過這樣的問題，“但是他們沒有執行”這句話說明了什么？既然鄧氏是第二代領導核心，既然“好在有我在，處理不難”，既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我們有理由問一問鄧氏，你當家，你說了算，第一任總書記是如此不聽話，第二任總書記還是如此不聽話，你為什么不早點處理？你和兩任總書記的關系是發號施令者和執行者的關系啊。在這里我又想到，鄧氏你不是說過“我們的同志就是怕引進壞的東西，最擔心的是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恐怕我們有些老同志有這個擔心。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忽然鉆出一個資本主義來，這個受不了，怕。影響不了的，影響不了的，肯定會帶來一些消極因素，要認識到這一點，但不難克服，有辦法克服”嘛，究竟是他們總書記不聽話，還是你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是一致的？

簡評鄧氏“三代領導核心”說（3）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我們的傳統是軍隊要聽黨的話，不能搞小集團，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把權利集中在幾個人身上。軍隊任何時候都要聽中央的話，聽黨的話，選人也要選聽黨的話的人。軍隊不能打自己的旗幟。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鄧氏《文選》第三卷317頁）

簡評：

鄧氏從形式上在黨的十三大上不再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卻把持著黨和國家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不放手，一名普通共產黨員擔任如此重要職務，并為此專門修改黨章，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不是絕無僅有的，筆者沒有考證過。同時鄧氏以第二代領導核心自居，黨代會上全黨選出來的總書記不是核心，不是總書記的鄧氏卻是核心，（這里我們不對總書記所執行的路線和水平作任何評論，只是從組織關系上來說事情），鄧氏把總書記的任免大權攥在手中，是不是把個人凌駕于黨中央之上？是不是獨斷專行？是不是違背了全黨的意志？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

當讀者看了鄧氏上面的講話，是否有鄧氏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感慨？

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后，誰來保險？所以，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真正關系到大局的是這個事。這是眼前的一個問題，并不是已經順利解決了，希望解決的好。“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出來后，就注意這個問題。我們發現靠我們這老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于是我們推薦別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沒有解決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還說過，現在就是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并有政績的人，大膽地放進新的領導機構里，使人民感到我們真心誠意搞改革開放。人民，是看實踐。人民一看，還是社會主義好，還是改革開放好，我們的事業就會萬古長青！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氏《文選》第三卷380頁）

現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錯嘛！問題當然還有很多，什么時候問題都不會少。我們這些老人關鍵是不管事，讓新上來的人放手干，看著現在的同志成熟起來。老年人自覺讓位，在旁邊可以幫助一下，但不要做障礙人的事。對于辦得不妥當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幫，要注意下一代人的培養。我堅持退下來，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時候犯錯誤。老年人有長處，但也有很大的弱點，老年人容易固執，因此老年人也要有點自覺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錯誤，越老越要謙虛一點。現在還要繼續選人，選更年輕的同志，幫助培養。不要迷信。我二十幾歲就做大官了，不比你們現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樣干？要選人，人選好了，幫助培養，讓更多的年輕人成長起來。他們成長起來，我們就放心了。現在我們還不放心啊！說道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覺。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這條中國的發展路線，是否能夠堅持的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別是要教育后代。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氏《文選》第三卷381頁）

簡評：

鄧氏說的這兩段話，表面上說得冠冕堂皇，好似滴水不漏、很正確。那么筆者試著分析一下其中的兩個要點。

其一，鄧氏說：“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鄧氏的思想理論水平確實是很不低的，還知道“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被鄧氏深惡痛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就是要反修防修的，就是要防止和平演變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對了還是錯了？時間、實踐在檢驗！什么是“和平演變”？“和平演變”后的社會是一個什么狀態？要想說明這些問題，是需要費很多筆墨的，是很吃功力的。筆者水平實在有限，筆頭子又沒有什么功力，怎么辦呢？“有比較才能有鑒別”，還是毛澤東他老人家說得好啊，這是一個說明問題的捷徑、好辦法。那么就來比較一下吧，筆者在《關于“發展才是硬道理”之管見》一文中有一段話，就是對鄧氏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社會現狀的簡單描述：

一個“假”字了得：假人民幣、假種子、假化肥、假農藥、假食品、假藥品、假化妝品、假郵票、假發票、假火車票、假彩票、假公證、假記者、假新聞、假證件、假公章、假公司、假合同、假招商、假集資、假軍人、假警察、假牌照、假銀行、假婚介、假招工、假學歷、假職稱、假論文、假短信、假煙、假鹽、假避孕套……，各行各業、形形色色，多得不勝其煩，不在例舉了，假做真時真宜假，鄙人寡聞，請教讀者告之何物、何事無假！

一個“騙”字了得：購物打折——騙、購物返卷——騙、購物送物——騙、商品虛高定價——騙、美容店——騙、私人非法行醫者——騙、國家醫院巧立收費名目——騙、演員走穴假唱——騙、中介公司——騙、房地產公司——騙、街頭碰瓷者——騙……，涉及之廣，手段之多，把戲之精，防不勝防。尤其是大病就醫者乃至經歷手術者，說起某些醫院的醫療質量和服務態度、收費……，滿腹心酸事，都是血和淚；尤其是和某些房地產公司有過交往的購房者，提起購房經歷和房子質量……，未曾開言已是淚滿腮。何人沒受過騙，鄙人很想結識您，早晚求教高招！

一個“盜”字了得：誰家沒被盜過，誰人沒被盜過幾輛自行車，以前，一輛自行車可以騎幾十年，自行車可以上保險，可見失盜概率之低，以后，無人給自行車上保險，可見盜賊之多；以前，盜賊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以后，聞盜色變，遇盜賊避之尤恐不及，敢于與盜賊較量者寥寥無幾，可見盜賊之兇。略一思量，相對而言，盜者乃文明之舉，應評先進，如今，與時俱進，光天化日之下搶劫、搶奪、綁票，亦是屢見不鮮了！

一個“黃”字了得：洗浴中心、練歌房、洗頭房、出租房、足療城、電腦城、歌舞廳、夜總會、發廊、歌吧、酒吧、網吧、網站、中介、十字街頭，霓虹燈下……，販賣黃色制品者、提供淫穢場所者知多少？有的掛羊頭賣狗肉，暗渡陳倉；有的明目張膽，有恃無恐！

一個“賭”字了得：用私款賭，用公款賭，在家中賭，在單位賭，在賭場賭，在國內賭，在國外賭，老年人小賭，中年人中賭，年輕人大賭，一般干部狂賭，高官領導豪賭。一擲千金是毛毛雨、老皇歷，一擲萬金是一般般、經常的。賭資之巨，賭額之大，超乎常人之想象！

一個“毒”字了得：舊社會，中國人飽受鴉片之苦，長達百年，割土賠款，喪權辱國，血淚斑斑啊！新中國，是毛澤東領導共產黨，依靠人民，雷厲風行，如同秋風掃落葉一般，可以說是在一個早晨就解決了作惡百年的毒品問題！現如今，毒魔重出江湖，吸毒者成群落，大麻、煙土，海洛因，冰毒，搖頭丸，嗎啡，度冷丁，是毒就吸，是毒就扎。販毒者成集團，走私販毒，武裝販毒，其狂妄，其兇殘，令人發指！

一個“黑”字了得：在影視作品中，瘋狂打打殺殺、兇殘至極的“黑社會”，如今，在我們的社會環境中，已不是初露尖尖角。某些貪官污吏與“黑社會”沆瀣一氣、聯姻結盟，成為“黑社會”的“保護傘”，是更可怕、更可惡、更可恨、更令人不解的！

一個“貪”字了得：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副委員長貪，部級、省級、廳級貪，市級、縣級貪，政府官員貪，企業高管貪，職務級別之高、數額之巨大，用“駭人聽聞”之詞來形容也不為過！

血吸蟲卷土重來……

國有資產嚴重流失……

形象工程、政績工程……

亂罰款、亂攤派……

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

煤礦工人（民工）、建筑工人（民工）的生存現狀……

老百姓領不到工資、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

老百姓還能“信”什么？那么多“假”，那么多“騙”，那么多——上臺大講“廉正為民”“三個代表”，下臺就進牢房的“貪”，……，中國的老百姓還能“信”什么！

老百姓還能“吃”什么？含巨毒農藥的蔬菜，摻滑石粉的白面，染色的大米，陳化糧，注水肉，回鍋腸，福爾馬林浸泡的魚，敵敵畏浸泡的火腿，受污染的水，含甲醛的酒，特殊加工法、特殊添加物的茶，吊白塊食品，硫磺食品，巨毒工業染料加工的食品，……，中國的老百姓還能“吃”什么！

現如今，“發展”到了上趟公廁也要掏三毛錢的程度，可謂不僅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的一項偉大的“創舉”，假如蔣介石還活著，或者會笑掉滿口假牙！或者也會罵“娘西匹”的！

……

發人深思，令人猛醒啊！資本主義國家尚不如此！舊中國的丑惡社會現象如今重現。

請問，在毛澤東時代、在被鄧氏稱為“十年動亂”“十年浩劫”“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的”的文革時期，有上述這些現象嗎？你聽說過哪一個企業發不出工資、報銷不了醫藥費嗎？十幾歲的女中學生紅衛兵背著背包、打著紅旗走遍全中國，不會少一根毫毛，有被奸殺、被拐賣的嗎？社會有這樣不公嗎？這會治安有這樣亂嗎？可以肯定地說，沒有！然而，鄧氏“改革開放”后，被鄧氏稱之為“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國泰民安”“太平盛世”的中國卻搞成這個樣子！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這是不是“和平演變”，這是不是已經“和平演變”？這個責任是不是應該由鄧氏來負？如果這不是“和平演變”，那么就請高人告訴我什么是“和平演變”。如果這不是鄧氏的責任，那么也請高人告訴我應該由誰來負這個責任。但是，有一點，就是不要說毛澤東應該負責，因為，毛澤東應該做的工作早已經做了，毛澤東他老人家早已經告戒過我們了！

那么，我們現在來重新讀一讀鄧氏的話：“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鄧氏把自己洗的多么清白，讀者你是什么心情、什么感覺？鄧氏以身作則地、言傳身教地在教導我們：什么是賊喊捉賊，什么是滑稽可笑。

其二：鄧氏說：“我們這些老人關鍵是不管事，讓新上來的人放手干，看著現在的同志成熟起來。老年人自覺讓位，在旁邊可以幫助一下，但不要做障礙人的事。對于辦得不妥當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幫，要注意下一代人的培養。我堅持退下來，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時候犯錯誤。老年人有長處，但也有很大的弱點，老年人容易固執，因此老年人也要有點自覺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錯誤，越老越要謙虛一點。”鄧氏是如何自覺讓位的呢？鄧氏從提出退休到名義上退休，前前后后用了十一年，請參看拙作《簡評鄧氏之“退休”》一文，在此不在絮叨。至于鄧氏是如何“越老越要謙虛一點”的，大家可以從鄧氏是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一家之言中得到啟示，我也不在此絮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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