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焦若飛君書：中國歷來最突出的問題是什么？

蘇　杜

2007-8-20

若飛君：

　　 你好。在北翻爐，南塌橋，西奴人，東灌城的當口，你跳出這些煩心事，思考國人的“能力缺乏癥”，以企“找準問題，查出病根，對癥下藥，解決問題”，這股認真勁，不用說在網壇上，便是在紙壇上，我看也不是很多見的。我很是佩服。不過，我以為，如君所言之“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者，恐怕也如腐敗一樣，實在也是“中國社會的一種生活方式、社會方式”。為官何以先進？為民何以服順？先進與服順，都表現在這種拉不長，團不圓的“太極”中了。“黑窯事件”鬧得沸反盈天，兩“總”批示，部委到場，省長道謙，縣官丟帽，清查警力出到4萬，治理文件發至11，這事件也算得上個事件了。然而，結果呢？400泣血尋子的父親原是“擴大的數字”，八歲童工本是隨父“玩耍”的13歲少年，所有依據，不過是依聞傳聞的“假新聞”。童工在瓦機下干活的鏡頭，不提了；猿人一般的“智障工”，不見了。這真如君所言，“想什么沒什么，天大的愿望也白費”，事件一場，終以舉國上下“受騙”，當了“聰明人”的“炮灰”，過去了。

　　但這結果還不算完美。鳳凰大橋，剪彩在即，一埸到底，死人64，水漂3個億。按說，該“想什么有什么，豆小的希望也不白費”了吧？不，恰恰相反。就在新華網發布的“湖南鳳凰塌橋事故遇難者增至64人”消息跟帖中，一位名為“彭石頭山”的湖南網友，覺得遠不能揭穿一件“假新聞”就可以“過去了”，以坍塌的大橋為基礎，他可以做得更完美。萬貼易見，美貼難得。“彭石頭山”的貼就是不可任其磨滅的美貼。全貼附在本文后，此處謹引其教導國人在一塌到地的大橋前應該怎樣想、應該怎樣希望的三點，以快先睹。其一點，他說：“社會主義的一大優勢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在先前的河南陜縣支建煤礦的搶救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這次‘813’鳳凰大橋垮塔事件中，這個體制的優越性還是可圈可點的，黨中央、國務院以及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視，決策正確，處置及時，指揮得當，措施有力，把傷亡和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現場搜救工作難度很大 ，但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反應快捷，調度有力，各方協同，搜救及時、科學、有效；各級黨政干部、各類專家、解放軍、武警、消防官兵、公安干警、人民群眾萬眾一心、舍生忘死，為搜救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二點，他說：“這次湖南的新聞宣傳部門，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既報道事故發生的嚴重程度，也報道搶救過程中各方的努力，使人們在悲痛之余振奮士氣，度把握的比較好。而且始終表明這樣的觀點，查明事故原因要講科學，要相信專家，相信國務院調查組，不要妄加推測，胡亂猜疑。”其三點，他說：“湖南省8月16號下發緊急通知，要求全省從這次事 故中總結經驗教訓，舉一反三，迅速部署在全省開展安全生產大檢查，采取嚴厲措施，堅決杜絕此類事故發生。同 時國務院有關部門也發出了對全國在建的圬工拱橋進行安全檢查，充分表明政府高度負責的精神和聞過即改的精神 ，因此無論什么時候，都要相信黨和政府，會始終從人民群眾利益出發，以人民群眾利益為重，妥善處理善后事宜 ，確保經濟發展，社會穩定。”

　　這真是，大橋不塌則已，64人不死則已，一塌一死，倒證明出這一大堆“可圈可點”了。一般國人“想什么”的，比如64條尸體的血肉模糊，不止64個遺屬的呼天搶地，也都“沒什么”了，要緊的倒是認識“社會主義的一大優勢是集中力量辦大事”，認識“體制的優越性”；體會“新聞宣傳部門的實事求是”，體會“把握的比較好”的“度”；以及“不要妄加推測，胡亂猜疑”，要“相信”這、“相信”那的一系列“相信”。不僅“想什么沒什么”，連總書記萬里迢迢“追查原因”的那點“希望”，恐怕也淹沒在這一堆“圈點”中了吧。

　　焦君你說“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但是，你看，面對黑磚窯、鳳凰橋這樣的“實際問題”，“有關方面” 的“解決能力”怎么能算是“缺乏”？以前的一一事件，比如遼寧鋼水化人、九江大橋落水，就一一地這樣“解而了決”了；以后的一一事件，比如接踵而至的大水淹礦182人生還渺茫，鋁水化人十幾命傾刻隕去，恐怕還得這樣一一地“解而了決”：這是“一種生活方式，社會方式”，一種社會常生態。

　　不過，我不同意這樣的“生活方式、社會方式”是“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我以為，這種“社會方式”，這種社會常生態，其實就是魯迅所言之中國這個大醬缸中的“醬缸文化”，是“中國歷來最突出的問題”。中華醬缸，源遠流長，什么新鮮的東西，一扔進去，都會醬得黑不黑，紅不紅，黃不黃，綠不綠，酸甜苦辣咸麻的什么味道都有，就是本味沒有了。 “社會主義的一大優勢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不好嗎？“黨中央、國務院以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決策正確，處置及時，指揮得當”，不是嗎？軍民爾等“萬眾一心，舍生忘死”，不該嗎？“新聞宣傳部門實事求是”，“度把握得比較好”，不應嗎？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不妄加推測，胡亂猜疑”，不是人人都應“皆備于我”的美德嗎？好，是，對，應該，這些都是無懈可擊的天經地義，然而，扔在塌橋旁邊的醬缸里一醬，你還知道“一大優勢”到底“優”在哪里，“集中力量”到底是辦了什么“大事”嗎？你還能明白是“高度重視，決策正確”而大橋得以未塌呢，還是“處置及時，指揮得當”64人未死？在橋塌人死之際，軍民爾等是尋人救人為急呢，還是反省“胡亂猜疑”為要？智慧如炎黃子孫，誰又能識得“新聞宣傳部門”從橋塌人死的“實事”中又“求”得了什么樣的“是”和“把握”了什么樣的“度”呢？然而，這樣一缸醬，這樣醬一缸，卻更為天經地義，“彭石頭山”雖然矗在網壇上，但卻是中華老字號，是主流，誰要是敢與之叫板，那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唯一的利好，就是繼續醬下去，更加地顯出中華特色來。

　　對這個醬缸，魯迅看得很透，但太透了，透了這個醬缸的底，就為前世今生的北京學者所不容。年輕時看魯迅的遺囑，看他讓怨恨的人怨恨去，一個也不原諒的死也不軟的硬話，覺得不理解。現在，自以為，理解了，他就是不想在人言兩亡之后再留一條醬他的路，不甘心讓別人將他也醬得不黑不紅不黃不綠，看不出原色，吃不出原味來。

　　毛潤之，也看得很透，“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在生命快要走到盡頭的時候，他要刷缸。這可太歲頭上動土了，你看將他罵得!

　　覺得這缸醬不行的，似乎未必都是中了馬克思毒的共產黨人，胡適之也覺得這個缸不行。在離開人世的前三個月，在回答“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這一問題時，胡博士“真話全說”，談出了他的“科學發展觀”，說，“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姓制度’(the cast system)到好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成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禍，又有什么精神價值可說？” “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古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或者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那些老文明本來只屬于人類衰老的時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頹唐了，就覺得沒法子應付大自然的力量了。”我們現在也正在熱議“科學發展”，只是比臺灣省晚了45年。然而，“歷史驚人的相似”，誰要想砸這個缸也不行，“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國府“中央研究院”院長也不行。三個月后，在一片圍剿中，胡博士醬死在中華醬缸中。

　　“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沾襟。” 英雄遠去，這是悲壯的，但不讓人悲傷，更不令人悲觀。中華醬缸，眼下還是國寶，還要在鼓噪中桴于海，要一廂情愿地味熏全球。然而，要砸缸，要刷缸，要棄缸的，卻從來沒有斷絕過。毛潤之有一篇以前頗有名的短文，叫《愚公移山》的，是為中共七大所作的閉幕詞。看一看，便知道挖山砸缸的，子子孫孫，無窮匱也。只要認識到“中國歷來最突出的問題是什么”的人，不分貴賤愚智賢與不屑，都如君所言，在“實實在在地干”，能搬走一粒細沙的就搬走一粒沙，能當一塊鋪路硬石的就當一塊硬石，我們這個民族，終究是大有希望的。“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如要戰斗，那是任什么“問題”也擋不住的。

　　讀了你的帖子，有所感，就真話全說了。其中不當，乞盼明示。

　　　　　順致

　秋爽

　　蘇  杜

　　又：為了方便看到這份回貼的人們查看相關的文章，除了將焦君的原貼附后外，還將“彭石頭山”君的帖子，以及大腕胡適之老1961年11月6日在東亞科學教育會議上的主題演說的《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變革》也附在這里。對喜歡問一究竟的人們，也許是有用處的。

　　附一

中國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是什么(原創)

  jrfff 22007-08-19 09:41:23 載新浪論壇《國是論衡》

焦若飛

　　中國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是什么？有人會說是就業問題，是社會保障問題，是腐敗問題或者是其他什么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唯一不會想到是“中國人解決問題的能力問題”，也許根本就沒有人想過或認真想過這個問題。事實上，“缺乏解決問題能力”的問題正是中國人當務之急最需要解決的諸多問題之中“最突出的問題”。也是最可怕的問題。因為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低，就等于什么問題都很難得到有效的解決。用句土話說，就是想什么沒什么，天大的愿望也白費。

　　對這一點，許多人都不會買帳。因為中國人向來是十分自信的，一方面對自己的能力從來就不懷疑，一方面不敢懷疑自己的能力，一方面也最怕別人懷疑自己的能力。所以，許多人總是王婆賣瓜，說自己如何了得，沒我又如何了得，不到萬不得已是絕對不會承認自己能力低的。你如果硬說他能力低，就等于戳了他的短處，沒了他的人才，否了他的功德，碰上了老虎的屁股，毀了他的逍遙的日子。所以，他一定會跟你急。輕者他也許會說，你睜開眼睛看看，我領導的這個單位或政府從來沒有出過甚么大事，大家都很聽話，怎么能說我沒有領導能力呢？也許他會說，你看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當成七百五十天過，不是開會就是評比、檢查、達標，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你怎么能說我沒有能力呢？也許他會說，上邊來領導我接待，下邊來領導我接待，兄弟單位來領導我接待，整天喝的胃出血，靠協調解決多少難題，說我沒有能力，那你來試試。也許他還會說，大家都是這樣，你還能讓我怎么辦。重者也許就會暴跳如雷地說，你這是動機不純，煽動不滿，格殺勿論。諸如此類。這一點，幾乎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通病：知道我偏不說，沒人先說我不說，對自己無利我不說，老虎屁股不能摸，見利二一添作五。

　　其實，中國也真的不是一個什么能力都缺的民族。什么語言能力，交際能力，組織能力，綜合能力，現在又加上了什么應變能力、適應能力、競爭能力、創新能力等等，甚至小孩子在學前班就要培養什么舞蹈能力、演講能力、繪畫能力等等，娘胎里有些先見者就開始有意識的培養胎兒的能力了。這樣一來，諸多個“能力”就培養出來了。怎么可以說沒能力？什么少年“天才”，老年“神童”，中年“棟梁”，不一而足，遍地都是。如果再加上什么學者優秀、領導優秀、比賽優秀、評選優秀等，數不勝數，中國可以說是個能力大國了。怎么可以妄下斷言沒能力？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這個民族別的能力可能是都有了，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有些過剩，惟獨一個最根本的能力真正沒有培養出來或挖掘出來，那就是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換言之，也許這個民族就某個個體而言的能力、個人所需要的諸般能力都有了，但是作為整體的、民族的、與先進接軌的能力卻還欠缺的很。

　　我現在這樣一口咬定中國人、甚至是整個民族都是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的，其實并不是為了揭誰的“短處”，戳誰的“傷疤”，更不是為了“貶損”誰，而是為了找準問題，查出病根，對癥下藥，解決問題。你比方說，中國老百姓最關注的腐敗問題，由原來的偷偷摸摸、小打小鬧，到現在幾乎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生活方式、社會方式”，我們卻無可奈何，盡管高端十分重視反腐敗，也隔三差五地揪出如“二陳”、鄭筱萸那樣的高級貪官，也一再自我肯定反腐敗成績昭彰，可老百姓為什么不買帳、不認可，感覺身邊貪官沒少呢？再比如，全國打假問題，中國老百姓在改革開放三十年里，幾乎是生活在“假”的汪洋大海之中，用順口溜來說“只有媽媽不能是假的”了，可是大家都沒有辦法，雖然不斷的“315”，也有人提出“天天都是315”、“時時都是萬里行”，可是就是不行。這是為什么呢？是道高一尺，還是魔高一丈？另外，諸如公款吃喝的問題、公車改革的問題、部門互請的問題、臉子難看的問題、學生減負不上晚自習的問題、山西黑煤窯的問題、清理辦公樓的問題，等等，這些并不是什么大問題，我們為什么幾十年、幾屆政府都解決不了呢？從某種意義上講，當屬“能力缺乏癥”。

　　那么，什么是“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呢？如果從現象而言，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六種類型：一是不是不想解決問題，但是解決不了。二是本來好解決的問題，也長時間解決不了。三是應該用很少人力物力解決的問題用最多的力量去解決。四是不論難事易事、大事小事都解決不了。五是同樣的事情別人解決得了，而我們自己卻解決不了、解決不好。六是顧左右而言他，關鍵問題回避、不解決。對于上述幾個要件，夠上之二、三就夠上“缺乏”了。究竟我們現在屬于哪一類，也只有靠諸位自己對號入坐了。至于我為什么在中國大地“捧人”蔚成風氣之時，一介“匹夫”偏偏要“冒天下大不韙”、當著“矬子說短話”，當屬“另類”。而至于這樣的“另類”，是否屬于“大眾的善類”，則決不是我本人所能顧及得了的事情。

　　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能力不是說出來的，也不是盼出來的，更不是靠幾個“活動”、幾個虎頭蛇尾的“戰役”對付出來的，那是需要實實在在干出來的。對這一點，我到希望全民族共勉。

　　附二

　　2007-08-19 20:21:18　新浪網友 彭石頭山(湖南省)

　　鳳凰堤溪沱江大橋垮塌事故現場搜救工作已經結束,有64人遇難,至今仍有22人在 醫院住院。出現這樣的事故是誰也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現在要做的是 亡羊補牢,否則一味的責罵、譴責是不解決問題的。就在全國人民的心還牽掛的時候，現在又出現了山東一煤礦因 為汶河潰壩，而導致200多工人被困井下的重大事故，由此可見，現在的安全生產形勢還是非常嚴峻。現在的關 鍵在于正確處置，盡量減少傷亡和損失；我想，對于這樣接二連三的事故，我們再也不能心存僥幸，必須在預防、 搶救、懲治等方面一起下工夫，盡可能將傷亡和財產損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一是要繼續發揮現有的集中全部力量 合力搶救的體制。社會主義的一大優勢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在先前的河南陜縣支建煤礦的搶救中發揮了決定性的 作用，在這次“813”鳳凰大橋垮塔事件中，這個體制的優越性還是可圈可點的，黨中央、國務院以及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視，決策正確，處置及時，指揮得當，措施有力，把傷亡和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現場搜救工作難度很大 ，但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反應快捷，調度有力，各方協同，搜救及時、科學、有效；各級黨政干部、各類專家、解 放軍、武警、消防官兵、公安干警、人民群眾萬眾一心、舍生忘死，為搜救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是要充分滿 足群眾的知情權。對于這樣關系人民最直接的切身利益，首先要滿足他們的知情權，特別是主流媒體不能失語，否 則就會流言漫天飛。為此要做好新聞發布工作，在第一時間將準確的消息傳播出去。這次湖南的新聞宣傳部門，本 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既報道事故發生的嚴重程度，也報道搶救過程中各方的努力，使人們在悲痛之余振奮士氣，度 把握的比較好。而且始終表明這樣的觀點，查明事故原因要講科學，要相信專家，相信國務院調查組，不要妄加推 測，胡亂猜疑；

　　三是要充分相信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湖南省8月16號下發緊急通知，要求全省從這次事 故中總結經驗教訓，舉一反三，迅速部署在全省開展安全生產大檢查，采取嚴厲措施，堅決杜絕此類事故發生。同 時國務院有關部門也發出了對全國在建的圬工拱橋進行安全檢查，充分表明政府高度負責的精神和聞過即改的精神 ，因此無論什么時候，都要相信黨和政府，會始終從人民群眾利益出發，以人民群眾利益為重，妥善處理善后事宜 ，確保經濟發展，社會穩定。

　　逝者已矣，我們當痛定思痛，真正落實以人為本的思想，堅決杜絕這樣的悲劇再次 發生，這樣才能對得起我們黨光榮的稱號，才能對得起已經消逝的生命。安息吧，我的遇難的同胞。

　　附三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

胡適

原載1961年12月1日在臺北出版的《文星》總50期

是1961年11月6日在東亞科學教育會議上的主題演說

原文為英文，譯文經適之先生校改過，譯者未署名

　　這個題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負責籌備的委員會出給我的題目。這個題目的意思是問：在我們遠東各國，社會上需要有些什么變化才能夠使科學生根發芽呢？到這里來開會的諸位是在亞洲許多地區從事推進科學教育的，我想一定都遠比我更適合就這個大而重要的題目說話。

　　我今天被請來說話，我很疑心，這是由于負責籌備這個會議的朋友們大概要存心作弄我，或者存心作弄諸位：他們大概要我在諸位的會議開幕的時候做一次 Advocatus diaboli “魔鬼的辯護士”（注一），要我說幾句怪不中聽的話，好讓諸位在靜靜的審議中把我的話盡力推翻。

　　我居然來了，居然以一個“魔鬼的辯護士”的身份來到諸位面前，要說幾句怪不中聽的話給諸位去盡力駁倒，推翻。

　　我愿意提出一些意見，都是屬于知識和教育上的變化的范圍的---我相信這種變化是一切社會變化中最重要的。

　　我相信，為了給科學的發展鋪路，為了準備接受、歡迎近代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我們東方人也許必須經過某種知識上的變化或革命。

　　這種知識上的革命有兩方面。在消極方面，我們應當去掉一個深深生了根的偏見，那就是以為西方的物質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文明雖然無疑占了先，我們東方人還可以憑我們的優越的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自傲。我們也許必須丟掉這種沒有理由的自傲，必須學習承認東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spirituality)實在很少。在積極方面，我們應當學習了解、賞識科學和技術絕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乃是高度精神的(spiritual)，科學和技術確然代表我們東方文明中不幸不很發達的一種真正的理想主義，真正的“精神”。

　　第一、我認為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姓制度”(the cast system)到好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成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禍，又有什么精神價值可說？

　　試想像一個老叫化婆子死在極度的貧困里，但臨死還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臨死還相信她的靈魂可以到阿彌佛陀所主宰的極樂世界中去，----試想像這個老叫化婆子有多大的精神價值可說！

　　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古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或者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那些老文明本來只屬于人類衰老的時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頹唐了，就覺得沒法子應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確，充分認識那些老文明中并沒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沒有一點生活氣力，似乎正是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種知識上的準備；因為這個近代文明正是歌頌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類的智慧改善種種生活條件的文明。

　　第二、在我們東方人是同等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就是明白承認這個科學和技術的新文明，并不是什么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質文明，是我們心里輕視而又不能不勉強容受的，--我們要明白承認，這個文明乃是人類真正偉大的精神成就，是我們必須學習去愛好，去尊敬的。因為近代科學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確最神圣的因素的累積成就；那個因素就是人的創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實驗的嚴格方法去求知，求發現，求絞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種智慧。

　　“真理不是容易求得的（理未易察）；真理決不肯自己顯示給那些憑著空空的兩手和沒有訓練的感官來摸索自然的妄人。科學史和大科學家的傳記都是最動人的的資料，可以使我們充分了解那些獻身科學的人的精神生活--那種耐性，那種毅力，那種忘我的求真的努力，那些足令人心灰氣餒的失敗，以及忽然得到發現和證實的剎那之間的那種真正的精神上的愉快、高興。

　　說來同樣有意味的是：連工藝技術也不能看作僅僅是把科學知識應用在工具和機械的制造上。每一樣文明的工具都是人利用物質和能力來表現一個觀念或一大套觀念或概念的產物。人曾被稱作能制造器具的動物（注二）。文明正是由制造器具產生的。

　　器具的制造的確早就極被人重視，所以有好些大發明，例如火的發明，都被認作某位大神的功勞。據說孔子也有這種很高明的看法，認為一切文明的工具都有精神上的根源，一切工具都是從人的意象生出來的。周易系詞傳里說得最好：“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利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這是古代一位圣人的說法。所以我們把科學和技術看作人的高度精神成就，這并不算玷辱了我們東方人的身份。

　　總而言之，我以為我們東方的人，站在科學和技術的新文明的門口，最好有一點這樣的精神上的準備，才可以適當的接受、賞識這個文明。

　　總而言之，我們東方的人最好有一種科學技術的文明的哲學。

　　大約在三十五年前，我曾經提議對幾個常被誤用而且很容易混淆的名詞----“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物質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重新考慮，重新下定義。

　　所謂“物質文明”應該有純中立的涵義，因為一切文明工具都是觀念在物質上的表現，一把石斧或一尊土偶和一只近代大海洋輪船或一架噴射飛機同樣是物質的。一位東方的詩人或哲人生在一只原始的舢板船上，沒有理由嘲笑或藐視坐著近代噴射飛機在他的頭上飛過的人們的物質文明。

　　我又曾說到，“唯物的文明”這個名詞雖然常被用來譏貶近代西方世界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在我看來卻更適宜于形容老世界那些落后的文明。因為在我看來那個被物質環境限制住了的文明，才正是“唯物的”。總而言之，我要說一個感到自己沒有力量對抗物質環境而反被物質環境征服了的文明才是“唯物”得可憐。

　　另一方面，我主張把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義的、精神的文明。我在大約二十多年前說過：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來控制自然，來變化物質以供人用，來使人免除不必要的辛勞痛苦，來把人的力量增加幾千倍幾十萬倍，來使人的精神從愚昧、迷信里解放出來，來革新再造人類的種種制度以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義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注三）

　　這是我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的熱誠頌贊--我在1925年和1926年首先用中文演說過并寫成文字發表過，后來在1926年和1927年又在英美兩國演說過好幾次，后來在1928年又用英文發表，作為俾耳德(Charles A. Beard) 教授編的一部論文集《人類何處去》"Whither Mankind"里的一章。

　　這并不是對東方那些老文明的盲目責難，也決不是對西方近代文明的盲目崇拜。這乃是當年一個研究思想史和文明史的青年學人經過仔細考慮的意見。

　　我現在回過頭去看，我還相信我在大約三十五年前說的話是不錯的。我還以為這是對東方和西方文明很公正的估量。我還相信必需有這樣的對東方那些老文明。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的文明的重新估量，我們東方人才能夠真誠而熱烈的接受近代科學。

　　沒有一點這樣透徹的重新估量，重新評價，沒有一點這樣的智識上的信念，我們只能夠勉強接受科學和技術，當作一種免不了的障礙，一種少不了的壞東西，至多也不過是一種只有功利用處而沒有內在價值的東西。

　　得不到一點這樣的科學技術的文明的哲學，我怕科學在我們中間不會深深的生根，我怕我們東方的人在這個新世界里也不會心安理得。

　　譯者注：

　　注一 “魔鬼的辯護士”是中古基督教會的一種制度。中古教會每討論一種教義，必要有一個人擔任反駁此種教義，讓大眾盡力駁他。

　　注二 語出法國哲學家。

　　注三 這段引文的原文出在適之先生的論文，The Civilization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即俾耳德教授編的 Whither Mankind(1928. Longmans ) 的第一章。此編的大意又見于收在《文存》第三集的論文《我們對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及另幾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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