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倡導“真話不全說”

蘇　杜

2007-8-7

　　“真話不全說”是不能倡導的，國學大師說的不行，誰說的也不行；面對政府總理說的不行，什么場合下說的也不行。有選而說的“真話”，伺機而發的“真話”，恕我直言，其實是與“假話”沒有多少區別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真話；“文化大革命就是壞”，也是真話；只選說其一，或者三十年以后再說其二，這樣的“真話”，有什么意義呢？我以為，在說話這個問題上，還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好；在說者與聽者間，還是“榮辱與共，肝膽相照”好。心存二意，知而不言，言有不盡，言者畏罪，聞者少戒，無論如何，不是“人和政通，河清海晏”的表征。

　　是的，馬上就會有人反駁：“言者無罪”？你不記得還是未聽說過“言者無罪的無罪”嗎？你不記得還是未聽說過1950年代的“陽謀”嗎？“真話不全說”不是給逼出來的嗎？是的，記得，也聽說過，確實也有一些“被逼”回憶錄；但也正因為如此，“真話不全說”就更不能倡導。“言者無罪的無罪”或“陽謀”，原因多多，但“真話不全說”卻正是其中較著的一個。“擴大”出來的“分子”，也許正是某些人“被逼”之下，“真話”沒有“全說”，或者三十年以后才說了另一部分“真話”的結果。

　　當然，“真話”并不一定就是“對話”，“知無不言”的“知”，未必是“真知”或“全知”，“假知”或“片知”也是十分可能的；“言無不盡”，言盡了也可能言錯了，言反了。但是，知偏可以求全，言錯可以改正，這是“知而不言，言而不盡”的“真話不全說”無可比擬，也無法企及的。

　　那末，“真話全說”的人有沒有呢？有。魯迅就是一個。他就沒有因為與“黨的代表”的意見不一致，就“被逼”得連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真話也不全說了，就將對胡風巴金黃源的真話放到七十年以后再去說---如果能活到一百四十歲那么久的話。

　　對于“真話不全說”，我在此說了個人全部的真話。國學大師可能批評我的錯誤，總理可能糾正我的片面，除此之外，就是媒體以“敏感詞語”為由不予發表了，別的，還能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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