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弊，高考為何自取其辱？

蘇杜

2007-7-1

　　諳通“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的師長，卻是組織學生高考作弊的幕后；職司明確的招生委辦，卻成了無堅可摧的作弊通衢；數歷培訓通曉規程的監考，卻變了司守“消息樹”、遙報“鬼子進山了”的“海娃”；負有指導監督下級考點考務全程的巡視人員，本應耳聰目明，卻一個個化了明聰俱失的酒囊飯袋。

　　替考從“雙料檔案”做起，“高考寬松環境”在交叉監考的縣區之間以“感情鋪墊”，教育局長、教育市長、教育書記、教育政協主席、教育人大主任眾口一詞地“對X年高考工作給予充分肯定”。

 　　山東作弊287、安徽替考585、云南宣威40%考生有染其間；槍手明碼標價應聘，作弊文具市場火爆得足令市場爆出火災，隱形筆、錢包式耳機、小抄用雙層橡皮等創新產品讓人眼花瞭亂；反作弊手段迅猛升級得賽過反恐，手機屏障、電眼監視、警察臨場金屬器掃描、教育部全國布網，面對學子如臨大敵，而“形勢依然嚴峻”。教育部官員坦承：“今天的高考考場很大程度上已經成了作弊與反作弊的高科技之間的較量”（教育部考試中心主任戴家干）。然而，也同是教育部官員在向國民和世民宣布：“這幾年，高考違規率為萬分之三點五左右，一直處于歷史最低狀態。” （教育部學生司負責人 記者 原春琳）

　　這一切，這從微觀到宏觀的一切，一“作弊，高考在自取其辱”以蔽之，不會是“動搖改革、否定成績”吧？

　　素有“公平、正義、公正”形象的高考，何以取作弊以自辱？何以不要臉面得到了這般地步？這大概又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一個題目。我既稱不上仁，更談不上智，但我仍然可以談出自己的看法。在愚下看來，那“公平、正義、公正”，早已成了“高考之神”后面的三道金粉涂成的死光，白日里，還能反射出些許光亮，暗日里，就與神道一并，完全是混沌一片了。崇高、偉大，這自然都是好詞，但崇高到高不可及，偉大到大而無邊，終而至于成神，便要走向反面了。開科取士，即使不能算作自隋以來的傳統，可以冠以“現代文官制度”的時稱，也決不是萬無一失的絕招。這樣說，決不是中了馬克思毛澤東主義的毒，而是受了清人龔自珍主義的影響，他不是說過，“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嗎？怎么到了“共和”96年之后的現在，就成了改也改不得，動也動不得的“考神”了呢？

　　無論什么事，也無論什么人，其實事也就是人，只要崇高偉大到完美無缺，改也改不得、動也動不得的神，他的末日也就到了。孔子活著的時候，官曾至警視總監，弟子多到三千，但也只是官至總監、弟子三千而已，日子與般官常人差不多，美其曰杏壇，其實是連間當今危房般的校舍也沒有，只好在樹相聚，更沒有什么帝或王來給他修大成殿或者畫標準像。他死了以后，成了神，大成殿巍峨蓋世，標準像美德天下，都有了，然而接著也就成了人們升官、發財、長壽、多福的敲門磚，到處亂敲，也到處亂扔，文廟遍地，但也大都與文無關。一人改變命運，社會選拔人才，本來就不是只有開科取士的獨橋腸道，改革開放旗下，太平盛世時分，卻只通高考一路，且粉飾裝點無微不至，歌功頌德予取予求，高考化神，漸入云端，喜官的人用它來搭官梯，好財的人用它來作錢樹，槍手前來弄槍，學子初試玩術，也就在所難免了。

　　神而有靈，世無所傳。高考化神，自取其辱，也自取敗亡。敗亡的豈止于高考，高考賴之以存的，賴高考以存的，也必將隨之而寂滅。勸天公重抖擻的那位清人龔自珍，還說過，最可怕的是“戮士民之心”，“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如果將這些憂心、憤心、思慮心、作為心、廉恥心、無渣滓心在不可動搖、不可否定的高考化神等神化運動中戮盡，用這位清人的話來說，則“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

　　龔自珍生乾隆57年（1792），歿道光21年（1841），死前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死后過甲子又10年，清朝滅，民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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