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文心對抗戰中軍統的“俠義之風”研究本意可能是想從傳統文化和古典歷史的角度來研究戴笠管理軍統的一些思路，但我卻從葉文心的論述中看到today一些事的一面小鏡子，雖然是一小面哈哈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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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被西媒稱為“中國的希姆萊”，他利用《三國演義》和《水滸》等小說中的豪俠之風、仁義忠孝之類的語言來給軍統特工進行洗腦生死戰。而這最早是“微操達人”蔣介石在組建軍統時告訴戴笠的。
戴笠在管理軍統中就堅持必須建立與忠孝仁義傳統信念相吻合的組織體系，還用中國式語言來表述這些觀念，他對部下說：
“同志即手足，團體即家庭。”
“我們的同志以仁義而相聚，我們的關系以互忠互信為紐帶。”
軍統局的科層化使工作關系得以正規，但它并沒能取代以往的兄弟義氣，也沒有改變戴笠的政治文化觀念。戴笠給軍統內刊題名為《家風》，儼然以封建家長的身份辦理局務。軍統組織要求絕對的服從和徹底的獻身精神，對個人行為嚴加約束。他援引《漢書》中的名言“匈奴不滅，何以家為”禁止部下在抗戰時期結婚。他制定紀律嚴禁吸煙、賭博、打麻將之類的不良行為。違犯內部紀律的人通常被單獨關禁閉，而且每年都有不少人因違犯局規遭到處決。這種死刑稱之為“殉法”，是一種“殉難”的形式，以確保軍統局內部嚴刑峻法的完整性。
戴笠要求軍統人員們具備刻苦、堅定、奉獻、忍耐這樣的品行，他不斷提醒他們，加入秘密組織目的是為國家為人民做出特殊的貢獻。因此，為了維持軍統“家教”的純潔性，其成員必須隨時準備做出完全的犧牲，就像蔣介石親自領導的力行社“革命戰士”那樣。
戴笠承認他對蔣介石的個人忠誠高于一切。他刻意渲染自己個人忠于蔣介石的絕對重要性。這樣，戴笠就可以要求部下絕對效忠于他。在戴笠看來，軍統的任務就是當蔣介石的“耳目手足”。軍統局的成員不能有獨立思考的想法，必須滿足主子的要求，甘為領袖效大馬之勞。
自然了，如此強調上下級之間這種垂直的忠誠，也就意味著同志之間橫向的手足情義要大打折扣，甚至在特務處內部也是如此。雖然家族內的父子之道與兄弟之情在一定的條件下未必相悖，但考慮到軍統這樣一個特務機構的性質，要在垂直的忠誠和橫向的義務關系之間擺正軸心的位置自有其重要的含義。忠孝之道，走向極端就會在領導和集體面前徹底抹殺自我。兄弟情義，則允許一定程度的自我判斷乃至于自主。
如此看來，戴笠和他的部下所崇奉的觀念其潛在的自相矛盾都是理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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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正是因為自我抹殺(有時甚至是自我貶斥)，戴笠才成功地贏得了蔣介石的基本信任。蔣介石曾要求部下必須甘當“革命事業”的“無名英雄”。似非而是的結果就是自我抹殺乃至于完全喪失自我，這樣卻使戴等通過掌有秘密權力，反而為他打開了自我擴張的大道。這種做法所付的代價和所得的補償都相當大。結拜兄弟之間的行為準則與家規族法的內在矛盾，橫向的義氣與垂直的忠孝的內在矛盾會導致一種模糊的關系，產生不同的秩序問題。
戴笠是利用這種模糊關系的高手。他是軍統局內務的主要仲裁人，他對局規的解釋對部下可謂是生死攸關。但戴笠素愛宣揚的傳統兄弟義氣本身對他那種生死予奪的權力也有一點的約束。其約束力體現在戴笠不能為了權宜之計而背信棄義。這就是為什么一方面有充滿神秘色彩和英雄主義的劉戈青事件，另一方面又會發生如王天木叛逃這樣雙重或三重的叛逆行為。這些都使戴笠處理部屬行動的能力受到了嚴峻的考驗。
在網羅第一線的特工時，戴笠要找的對象是受過國術訓練的人，就像《史記》和通俗小說所描述的那種放浪不羈敢做敢為的游俠。他把功夫大師請到軍統局內，作為活生生的典范，就像當時十分流行的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中的英雄豪杰那樣。為了尋找江湖好漢，特務處深入窮鄉僻壤，在浙江的山區嵊縣和漢水上游的襄陽等地招兵買馬。這些地區以窮山惡水土匪游民而出名，流傳著武俠豪杰綠林好漢仗義行道的故事。
戴笠在組織特工核心成員時很注重其出身籍貫，然后工于心計地利用其親朋好友同學老鄉的私人關系來擴招特務。在還沒開辦軍統訓練班前戴笠就尤其講究這種關系。由于戴笠十分倚重這些親友老鄉關系，他的男女部屬主要來自浙江、廣東和湖南三大省份。
抗戰爆發之時，軍統這種基于個人忠誠和特殊關系的團結就受到嚴峻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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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就集中體現了軍統組織氛圍內的主要矛盾：要求個人通過家族式的組織關系來追隨先輩，繼承遺志，求得不朽。而這一切都是抽象的、非個人化的。它既所必備的自主和勇猛，又需要英雄偶像、強調個人犧牲。
戴笠要求個人放棄獨立思考，乃至放棄個人的道德自主。這與他平時給特務們洗腦推崇的歷史傳奇中的游俠精神相抵觸。軍統在成為正式的情報組織后，兄弟之道仍然很有市場，戴笠也非常想利用這一點來籠絡人心。但在贊美傳統式英雄和無名英雄時戴笠混淆了兩者的目的和立場。他想利用這兩種象征來肆意上下其手。為了自己的利益，他總是盡可能地利用其中的矛盾和含糊之處。他的部下也不是傻子，多少都看出他的口是心非。所以他們公開聲稱敬佩戴笠的人格，但卻在不停地揣摩他的陰暗心理和真實想法。
戴笠并不是西媒口中的“中國的希姆萊”，他的所作所為頗具象征性和代表性。但他根本不是一個仁至義盡的“儒將”，并不是他的崇拜者和粉絲們后來所想描繪的那種形象。戴笠公開聲稱推崇仁義之道，但實際上又對由此產生的矛盾巧加利用。他的內心深處是個異常矛盾的世界，其陰暗面也存在著迫害和出賣這類可怖的可能性。戴笠的一些部下后來在回憶錄中把軍統美化成一個英雄輩出的世界，把自己描繪成保國安民奮勇抗戰的當代奇俠，為了表明他們對其理想化的首領的忠誠，他們把戴笠描繪成“一家之長”這種企圖使這些圣徒式濾鏡回憶的作者把自己變成了民國版武俠小說家。
其實，這種在道義上的搞暖昧正是戴笠操縱軍統的一個關鍵所在，任何刻意美化終究都是白費力氣的。
比如在陳恭澍看來有足夠的線索表明軍統中就存在著不少為人不知的神秘的謎團。比如對王天風叛逃一事陳恭澍就回憶說：
“雖然只有兩三個人叛逃，但是出賣行為卻是空前的。我們面對著極為復雜難解的形勢……會不會是反間諜部門精心策劃旨在長遠的韜晦之計，天木只不過是這場悲劇中的一個主角?”
我想，陳恭澍想說的話應該是戴笠甚至是戴笠背后的人是否參與其中，心照不宣地任憑部下流血犧牲吧？他們為什么會策劃如此殘忍的陰謀而置他們日常掛在口中的仁義于不顧呢?而這，真的只有王天風事件么？
雖只是一家之言，但也足以讓后人找到軍統或者說是國民黨為什么會失敗了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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