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領我們走向勝利的是我們中國自己的毛主席，而不是蘇聯、而不是所謂的共產國際！不惜詆毀毛主席也要給共產國際翻案的精蘇分子們，趕緊死了這條心吧！
“第一階段是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即廣州時期,當時革命的鋒芒主要是指向外國帝國主義，而民族資產階級是支持革命運動的;第二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國民革命軍進抵長江以后，當時民族資產階級離開了革命，而土地運動則發展成為數千萬農民的強大革命……;第三階段是蘇維埃革命……”——斯大林
這是關門主義。在“第三階段”把民族資產階級排除在外，持續到抗戰的王明“左”傾路線理論依據。毛主席第一個站出來糾正了這個錯誤！
關門主義這一點，共產國際洗不白！
“現時黨的工作之中心，是在征取幾千百萬的工農群眾，對于他們的政治教育，組織他們，使他們圍繞著黨及黨的口號(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八小時工作制，統一中國，解放中國于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推翻現存的政權，工農獨裁制，組織蘇維埃。)”。——共產國際決議案
共產國際否定農村為中心，對“工農”泛泛而談，把主要任務空談為搞政治教育、爭取和組織工農群眾，這個“主要任務”是錯誤的！
這個“主要任務”和林彪他們認為的“主要任務”差不多。他們絲毫不提中心任務是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政權力量。這就是共產國際的謬論！
反對農村為中心，這一點，共產國際洗不白！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強調：“他們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這種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后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范圍的大革命。他們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于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毛主席和他們這群空談教育和爭取群眾、不談擴大農村政權力量的共產國際信徒劃清了界限。
“黨指導著各省區之農民自發的游擊暴動，就應當注意到:這些農民暴動可以變成全國暴動勝利的出發點，只有在他們與無產階級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聯結的條件之下。黨在這里也應當見著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在準備城市與鄉村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準備幾個鄰近省區之間的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而且準備有組織的有預備的廣泛范圍之內的發動。因此，必須反對對于游擊戰爭的溺愛，反對沉溺于散亂的不相關聯的必致失敗的游擊戰爭(這些危險在兩湖等處曾經有過)。”——共產國際決議案
共產國際總是鼓吹打通和大城市聯系，污蔑不和大城市聯系的農村游擊戰爭是“散亂”、“不相關聯”、“必致失敗”。
共產國際在根本沒條件和大城市打通聯系的情況下盲目鼓吹主要任務應該打通城鄉聯系、把城市吹捧為“無產階級中心”。
城市是少數人的地盤，不是中心，農村人口多、群眾多，想要革命的無產階級應該去那里，農村才是無產階級中心！
主要任務不是和所謂的城市打通聯系，而是先大規模發展農村根據地自身！搞毫不掩蓋的城市中心論，不顧實際強調必須打通城鄉聯系，把農村運動主要任務非要定為打通城鄉聯系，把實事求是的以做農村工作為中心污蔑為“必然失敗”，這一點，共產國際洗不白！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強調：“也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會明白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
農村根據地的擴大和發展才是促進高潮的最主要因素！最主要任務是擴大農村根據地，而不是打通城鄉聯系。
“廣州暴動是中國無產階級建立蘇維埃政權之英勇的嘗試，對于工農革命的發展有極大的作用，可是這里也暴露指導機關的一些錯誤:工農之中預備的工作不充分，敵人軍隊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對于黃色工會會員的態度不正確，黨部及青年團本身的準備不充分。中央完全沒有接到廣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調動群眾也薄弱(沒有廣泛的政治罷工，沒有選舉的廣州蘇維埃以為暴動之機關);對于這些，直接指導者應負責的，就是政治上對共產國際執委負責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雖然有這些指導方面的錯誤，但是廣州暴動應當認為中國工人極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們是的確有取得中國大革命之領導權的歷史使命之資格的。”——共產國際決議案
說來說去，就說沒有說到根本——根本在于廣州暴動壓根就不應該搞！大城市壓根就不應該打！但是共產國際就是不認這個錯！
不認為打大城市就是盲動主義，再多的檢討也是沒有根本意義的。照搬大城市中心論還不承認在中國當時打大城市本身就是錯的，共產國際胡說八道！
不否定廣州暴動打大城市本身就錯了，這一點，共產國際洗不白！
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強調：“從時間的條件說，戰爭和戰爭指導規律都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階段。從戰爭的性質看，革命戰爭和反革命戰爭，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從地域的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特別是大國家大民族均有其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同樣不能呆板地移用。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全會決議案事·并非科學的，無事實可加的，但在當時確是正確的。”——斯大林
共產國際的決議案不僅是不科學的，而且在當時確實是完全錯誤的！斯大林就是不承認這個決議案在當時也是完全錯誤的！
不承認這個反對農村為中心、不否定廣州暴動打大城市本身就錯誤的這個決議案壓根就錯了，斯大林這一點洗不白！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走到帝國主義地主豪紳的反革命營壘，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國主義并動搖軍閥制度的一種動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現在卻變成鞏固并團結帝國主義與軍閥制度的一種動力，因此，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之中的動力，現在只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 中國之反對帝國主義的、徹的變更土地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有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方才能夠進行到的，因為民族資產階級是阻礙革命勝利的最危險的敵人之一。”——六大政治決議案
延續了那個叫斯大林的人的三階段論，為之后福建事變沒很好利用埋下隱患，這是王明路線的源頭。
這個錯誤觀點來自斯大林，他洗不白！
“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數省重要省區之內勝利。目前沒有革命高潮的條件之下，這種勝利沒有可能實現，然而這種前途是可能的。這里，城市領導作用的重要，和無產階級群眾的高潮，都將要表顯它的決定勝負的力量，將要決定‘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議’的口號，會如何由宣傳口號變成直接行動的口號。”——六大政治決議案
鼓吹城市的“領導作用”可以“決定勝負”，絲毫不提農村的領導作用。
實際上城市敵我力量懸殊，城市領導作用不能決定勝負，無產階級必須把自己指揮部轉移到鄉村，鄉村才可以決定勝負。
鄉村人口最多，無產階級在鄉村發動主要人口、形成多數人口的大規模政權，對城市形成壓倒性優勢，實現壓過城市的鄉村的決定力量才是正確的。
共產國際指導下寫的六大決議案這里城市中心論顯而易見！
六大決議案里面的這個錯誤觀點也離不開共產國際講的城市為中心、主要任務為“城鄉聯系”而不是農村工作的謬論！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強調：“也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農村根據地的擴大和發展才是促進高潮的最主要因素才是決定因素，城市不是決定因素。
建立工農革命軍，在現時游擊戰爭發動的區域，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因為特殊的政治環境，現在這一任務，應當是黨在農民運動中所應特別注意的中心問題。這一任務的成效，可以成為新的革命高潮生長的一個動力——決定新的高潮之一種主要動力之一。”——六大政治決議案
還認為農民運動僅僅是“之一”而不是決定力量！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運動就是決定力量！
這個決議案是根據斯大林為核心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寫的！共產國際洗不白！
“農民是受無產階級的領導的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六大政治決議案
還認為農民僅僅是之一而不是最主要力量！農民就是最主要力量，沒有之一！
這個決議案是根據斯大林為核心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寫的！斯大林洗不白！
“黨在失敗之后，受著損喪而減低了戰斗力，黨的主要任務就是加強自己的戰斗力及黨的無產階級化……恢復被破壞的支部以及各級黨部，特別注意大生產大工廠中黨的支部的建設和發展，因為這里是工人階級主要群眾集中的地方。”——六大政治決議案
可見，雖然六大報告不認為城市暴動是主要矛盾了，但是還沒有把主要矛盾放在農村，還在把工作重點放在城市。
在發展黨員方面，重點還放在城市，在這里發展黨員、特別是大工廠里面發展黨員。
而毛主席把工作最重點放在農村，主要也是在農村大力在農村發展黨員。和共產國際不同。
“因此破壞軍閥的軍隊和在政治上奪取軍閥的軍隊，使很多百萬的士兵群眾都參加工人階級與農民群眾的階級戰線，為中國共產黨目前最嚴重的任務。”——六大軍事決議案
最嚴重任務是發展農村的革命力量，在農民之中發展革命力量，而不是在軍閥里面發展。軍閥在城市，把最嚴重任務放到在軍閥里面奪取軍隊，顯然就是把中心放在了城市。
不以農村工作為最嚴重任務，以城市軍閥工作為最嚴重任務，這一點洗不白！
“俄國1905年后農民暴動還在發展，但不能(動)搖到整個政權。”——斯大林
這是照抄俄國，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
俄國城市無產階級力量相對雄厚，是資產階級維系生命的主要基礎（俄國資產階級主要靠無產階級養活），無產階級積攢的實力也足以抵抗資產階級。所以農民暴動不用充分發動、只需配合城市斗爭，就可以通過城市暴動奪取政權。
在中國，供奉帝國主義享受的資金、維系帝國主義統治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地主對農民的榨取、剝奪。帝國主義和傀儡買辦（很多是地主出身）控制的工人數量是極其有限的。
中國無產階級力量極度薄弱、數量極少。敵我差距極其懸殊，在城市不可能奪取政權，就只能先去農村。農村占當時中國人口90%以上，無產階級只占0.5%。
所以，想革命的無產階級只能以農村為中心、不占城市、大規模發展鄉村政權，把鄉村革命根據地規模發展的比城市還大，對城市形成壓倒性優勢，這就瓦解了階級敵人主要的統治基礎。農村的實力以及規模已經遠遠大于城市了，壓倒性優勢都形成了，決定性力量都形成了，就可以動搖敵人的整個政權了。
即使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還在城市，中國地主賴以供養帝國主義、維系自己買辦利益的主要勞動力和資金來源丟了，農村勞動價值創造者——農民被拉走了，帝國主義也待不下去了，沒多少人養活他們了（城市工人數量極其有限，帝國主義壓榨中國的主要來源在農民創造的價值）——帝國主義在中國主要的撈錢途徑被阻斷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就瓦解了，就被動搖了。這是可以動搖敵人統治政權的！
所以，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說：“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于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偠灾?，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農民游擊戰爭并非暴動（檔案原文就是如此——引者注。）有些地方取得政權，組織紅軍，但不能持久。” ——斯大林
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給林彪的“紅旗還能打多久”、對農村建立長期革命政權沒有信心提供了“理論作證”。
斯大林說知道中國是半殖民地，但是實際上對半殖民地怎么進行革命還是沒有搞懂。如果真的搞懂了，就會明白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農村紅色政權也會長期存在和發展。
他這里否定了農村根據地政權可以持久存在、長期發展，意思無非是要讓我們中共抓緊往大城市趕。這無疑是荒唐的。
在敵我力量如此懸殊的情況下，不強調應該以敵人薄弱的農村為中心長期扎根發展，卻口口聲聲講農村呆不久，錯誤顯而易見。
對廣州打大城市百般辯護、對農村問題百般夸大、污蔑在農村“不能持久”，這就是吸引我們去送死！
毛主席就不信斯大林這一套，早在古田會議決議，毛主席就提出了要進行長期的游擊戰爭。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葉得出了和斯大林完全相反的結論——農村根據地政權就可以持久存在！毛主席講：“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一，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政權……就會明白相應于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著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于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毛主席這里講的，才確確實實是真理！
“假使我們(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時才可說高漲。現在(我)不能同意你們的主張:革命高潮快要來了。”——斯大林
斯大林的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什么時候可以說高漲？農村根據地發展的規模大了、力量大了，比城市力量和規模大了，才可以說是真正的高漲！
主要城市抓不住，把農村規模發展大、把農村力量發展大、發展的比城市力量還強，照樣可以說高漲了！高潮到來，革命力量上升，舊勢力統治受到威脅，不等于大城市占領與否。
毛主席明確指出：“也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偠灾?，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這里，毛主席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第一次提出，農村的紅色區域建立和發展，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比大城市重要得多！
農村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具有決定的意義。
所以，高潮到來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擴大農村政權力量。所以，革命高潮到來，不等于掌握了主要城市，而在于在農村逐漸發展的政權力量規模超越了城市。
高潮快要到來的標準還包括什么？還包括階級矛盾的激化！
毛主席講：“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隊，并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眾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為無錢開學，許多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后，許多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
“農民的游擊戰爭如沒有得到重要城市的援助，決沒有改變社會制度的性質。即使有(取得)勝利也不能鞏固。故城鄉的關系不能建立則勝利無望。假使我們視為潮流高漲了，則我們應即能抓住重要城市以為中心。簡單地(說)，為什么資產階級還能坐在城中，因為他們有力量(的緣)故。”——斯大林
斯大林這里胡說。他否定了農村革命根據地也可以改變社會性質，否定了井岡山和蘇區以及之后的陜甘寧邊區的新民主主義性質。農村和城市沒直接聯系，在農村建立的根據地照樣改變了根據地的社會性質。
潮流高漲了，不是能抓到大城市作為中心了，而是作為革命中心的農村力量比城市還大了——不是把城市作為所謂的中心！
這時候，即使資產階級還坐在城里，即使還沒把大城市抓住做“中心”，農村的力量壓倒了城市，革命的高潮也就到來了。
而且，潮流高漲了就要應該立即抓大城市作為“中心”嗎？不能！潮流高漲就要打大城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潮流高漲了，也應該先打弱的后打強的，先打農村和弱小城市，后打大城市，而不是先打大城市這種敵人力量強大的地方。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講：“也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促進全國革命高潮最主要任務就是在農村擴大根據地，高潮到來就不是先抓大城市作為中心，而是農村的革命力量規模超過了城市。
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候，毛主席也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講：“（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后打集中和強大之敵。（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后取大城市。”而不是盲目的以大城市為中心。即使潮流高漲，也不能先抓重要城市，即使要做城市工作，也是要打那些一定能打下來的，而不是所謂的大城市、重要城市。
“廣州暴動是否是盲動主義?不是!盲動主義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軍事陰謀，廣州暴動則不是。廣州暴動的結論是，中國黨和工人階級想鞏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圖。他們向國內外作一次公開的反抗。一方面是想鞏固自己的革命勢力，另外開展了一個新的革命斗爭的局面。”——斯大林
僅憑不承認打大城市、搞廣州暴動是根本的軍事路線錯誤這一點，給斯大林送一個 “城市中心論堅持者”的名稱，就絲毫不為過！
沒有一個否定城市中心論的人會認為廣州暴動不是盲動主義。斯大林還不認為打大城市錯了！
斯大林怎么說什么也不承認廣州暴動的方法完全錯誤呢？！這個辯護給了王明路線盲目攻打大城市精神依據！
“如我們有些地方可作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便可卷入戰爭。但農民有一缺點:有小部軍隊，有了土地，便不想進取了此便是工農間的矛盾。”——斯大林
可見斯大林反對持久的在農村擴大根據地，認為在農村呆久了就“不進取”了。
對農村過分強調困難，對打大城市的、盲動主義的廣州暴動百般辯護，污蔑農村革命根據地力量“不能持久”、“不利于進取”，這不就是想吸引我們打大城市嗎？！
“其（農民運動——引者注。）最重要在于農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結果在(是)建立紅軍，固然土地革命之深入能給國內外仇敵以經濟上的打擊。”——斯大林
“游擊戰爭能從為土地革命(作)斗爭(的)分子中集中軍隊的力量，其意義在為工人用。假使我們能從農運中吸收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其意義將更重大……在這一時期，最主要的是吸收斗爭的分子成立廣大的紅軍。這是這一時期革命綱領中最重要的問題。”——斯大林
可見，斯大林這時候認為吸收農民作為軍隊最重要，甚至認為吸收農民參加軍隊比變革土地生產關系還重要——因為吸收完了幾萬軍隊之后的任務就是攻打大城市。
他的吸收標準——幾萬。
只要軍隊數量超過了幾萬，他就要你立即進攻大城市，而不是繼續以農村為中心開展土地革命、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
可見他吸收農民、拉隊伍，目的不是繼續擴大農村根據地、以農村為中心開展土地革命。
因為他認為拉完幾萬隊伍打大城市“更有意義”。
斯大林的公式是：
“在農村吸收幾萬紅軍、拉完隊伍，比土地革命還重要——吸收完幾萬軍隊直接去打大城市，這個更重要、更有意義——比在農村繼續搞土地改革和擴大農村根據地還有意義，有了幾萬軍隊之后，就當然要先干這個，后再關注別的”。
吸收了幾萬軍隊之后去打大城市不是更有意義，而是更有危險、更有災難、更會被階級敵人消滅！第三次反“圍剿”之后，我們已經吸收了幾萬軍隊，但是去打大城市、打贛州了，損失慘重！
只有吸收了幾百萬軍隊之后，才真的會有打大城市的把握。解放戰爭的時候，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格局——我們吸收了至少五百萬的軍隊，才最終得以打下大城市。幾萬軍隊還遠遠不足以打下大城市。
更有意義的是什么？是占據農村。農村不僅僅是敵人的薄弱環節，而且是中國最主要人口的聚集地，更是地主階級被帝國主義輸送供奉帝國主義的資金的來源。
占領的農村，把主要人口多數團結在無產階級的政權范圍之內，才對革命起了決定作用，才更有意義。
毛主席的公式：“吸收農村軍隊很重要、搞土地革命更重要——大規模擴大農村根據地，開展以農村為中心的土地革命更有意義——敵我差距懸殊，大城市打不起，更有意義的是打農村扎根主要人口聚集地，擴大農村革命力量，形成對城市的壓倒優勢，比打大城市有意義——吸收幾萬軍隊之后打大城市不是‘更有意義’，而是更有危害！”。這才是正確的！
“然而談正確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長的高潮的象征，還是工人運動的復興，中國工人運動，現在已經脫離一九二七年嚴重失敗之后的消沉狀態。無產階級的罷工經濟斗爭，是在發展著這種斗爭，表現著轉變到政洽戰斗，游行示威的須向。這些過程已經在工人運動之中，引導到共產黨的鞏固，中國共產黨已經能夠很有成績的領導今年‘五卅’‘八一’‘九一’的罷工和示威。”——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
這是1929年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寫的，還把城市工人運動置于農村根據地建立之上，還鼓吹城市中心論、鼓吹半殖民地的大城市工人運動“最重要”，胡扯八道！
斯大林1929年鼓吹“城市中心論”、把城市放在最重要位置，還是洗不白的！
“現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務，是要取得無產階級自發的經濟政治斗爭的領導，這一個任務也還沒有解決。共產黨還沒有成為廣大群眾的直接革命斗爭發動者組織者和領導者。”——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
這也是1929年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寫的。還把城市工人運動放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務”，還沒把農村根據地擴大放在第一等重要任務，這就是共產國際，這就是斯大林，這就是城市中心論！
把城市工人運動放在第一位，不把農村根據地擴大放在第一位，共產國際這一點洗不白！
“黨應當肅清自己的隊伍，去掉暗藏的托洛斯基派和取消派。然而黨內主要的危險，現在是右傾的機會主義情緒和傾向，這些傾向:是要削弱反對改組派的斗爭，是要承認改組派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是對于農民戰爭的估量不足，是對于群眾的自動能力，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加以阻礙，是減少無產階級及共產黨的獨立作用和領導作用。”——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
看看，看看！這就是“共產國際”的“左”傾謬論！當時的主要危險是什么？是“左”傾、是在勢力懸殊情況下盲目加緊城市斗爭，而不是右傾！這里還強調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搞關門主義！這一直是王明路線的理論依據！
共產國際在這里胡扯什么右傾最危險，而不是反“左“，這一點是洗不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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