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的違禁詞，網(wǎng)上由來已久，流傳甚廣。一是官方，二是出自出版專業(yè)。引起互聯(lián)網(wǎng)廣泛重視。
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不得說解放前后，新中國。
人們對此早就耿耿于懷：與時俱進到這種地步了嗎？公然倒行逆施，告別革命，忌諱階級解放，忌諱新中國。替誰忌諱？只能替蔣介石。
這是該通訊社哪任領導治下的“改革”呢？溯源追去，流傳甚廣的版本是：
網(wǎng)絡搜索《新聞閱評動態(tài)》及其出處，卻發(fā)現(xiàn)新華社的《新聞閱評動態(tài)》永遠只有禁用詞的315期，沒有搜尋到其他期，沒有搜尋到新華社正式發(fā)文的文本。而新聞閱評，則是中宣部和全國黨報的內(nèi)設機構(gòu)。
老百姓不明就里，但“禁詞”事關出版編輯，受到專業(yè)人士關注。北京師范大學專門“咬文嚼字，傳播專業(yè)的編校知識”的公眾號《木鐸書聲》2020.4.17登載張惠芳的一篇文章，《讓作者了解出版規(guī)范很有必要》，文章從編輯專業(yè)實踐角度，總結(jié)、歷數(shù)了出版規(guī)范：
一、 國家法律（8項），
二、國標（10項），
三、部門規(guī)章（9項），
四、行標（4項），
五、行規(guī)5項。
在最后的“行規(guī)”中，作者認為，行規(guī)“雖然沒有正式條文，不具備強制約束力，但能長期被沿用，肯定是有道理的。”新華社的所謂“禁詞”，也被作者列入“行規(guī)”，理由是：
1， “據(jù)說最早是新華社的內(nèi)部文件，是供本社編輯、記者、通迅員采寫新聞報道參考用的，但從未見過正式或者公開的文本，也未得到新華社的證實。”
2， “這些年，每年都會有人以新華社的名義，對這個“文件”進行修訂和補充，內(nèi)容已由最初的40多條增加到100多條。“
3， 雖然“談不上有什么法律效力或約束力，但是它總結(jié)的用詞用語涵蓋了《圖書、期刊、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重大選題備案辦法》《關于正確使用涉臺宣傳用語的意見》等正式文件的精神，對書刊編輯出版中涉及的政治、民族、宗教、社會生活和領土主權(quán)、國際關系等重大、敏感問題要注意的事項，進行了全面歸納和提醒，實用性很強，因此不僅被書刊報的編輯視為重要參考文本，而且被其他從事宣傳工作的人作為“參考文件”，同時也是書刊報編校質(zhì)量檢查默認的計錯依據(jù)。”
搜尋到此處，筆者不禁思量，按專業(yè)人員觀察，結(jié)合出處疑竇百出，流傳甚廣的廢除“解放”，廢除“新中國”，原來和新華社找不到法律關系！
于是，筆者不僅暗自埋怨新華社的官僚主義，為何不做辟謠？于是又以“新華社辟謠”搜索，只見五花八門，各種辟謠充斥版面，看來新華社無暇顧及。從人民網(wǎng)的消息來看，違禁詞肯定是有的，但有無77條，是個迷。
如果以張文的嚴謹為依托，那么，究竟是何好事之徒，“每年都會有人以新華社的名義，對這個“文件”進行修訂和補充”？首先肯定是出版界人士，其次是有心人。在“實用性很強”中，點出一兩個政治詞匯，把新華社直至中國官方裝扮成忌諱階級解放，忌諱新中國，倒行逆施，告別革命，替僵尸蔣介石伸張。這是不是主觀目的，我們不好說，因為據(jù)說是誅心，是上綱上線，是階級斗爭為綱，是極左。
但至少在已經(jīng)形成的客觀效果上，拉新華社的大旗為虎皮，把鮮明的階級立場站位隱匿在詞語的變遷中，形成一種約定俗成和潛移默化。這是一種高超的手段：我絕不反共，但我實實在在的做顛倒歷史的事，你奈我如何？就像美國人的對臺政策，在模糊中攥住對手的睪丸。
聯(lián)想十年前有拱卒不止的網(wǎng)文自鳴得意，大批自由派已從南方某報系潛入網(wǎng)絡；十年后，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國際開發(fā)署已從國家預算中要求撥款總額逾20億以“抗衡中俄帶來的影響” 。其中包括1.38億美元用于反俄和反華宣傳。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治違禁詞的客觀效果大有來頭，被模糊對象有出面澄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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