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反對動輒將關切重大輿情、記錄民生疾苦的群眾，打成“境外勢力”。

　　我反對的理由是，這樣盲目沖動的一刀切行為，恰恰會幫助那些真正的境外反動勢力得以掩藏。

　　鑒別境外勢力是一項十分講究專業(yè)性和證據(jù)度的工作，不是某一個兩個的愛國大V給某圖片劃一個大大的“×”就算定性完畢了。

　　更有甚者叫囂“這種事矯枉必須過正”、“寧可錯殺一堆，不可放過一個”……

　　這種話術實在讓人毛骨悚然啊。

　　表面看似是在竭力維護政府公信力，實際通過“錯殺一堆”這種舉動，顯性層面就已然摧毀了公信力，深層層面更是剝奪了民眾質疑的權力。

　　毛主席說得好：“到處都打倒、砸爛狗頭，哪有那么多狗頭？都是人頭！這樣搞，群眾很難理解。”

　　要知道，面對涉及人命、公共衛(wèi)生、餓肚子的重大社會性災害，強行要求民眾保持絕對的冷靜和理性，這是很不客觀、也是不切實際的。

　　尤其是在輿論場還夾雜著一大批諸如新京報、財新網、澎湃之流的歪把子媒體瘋狂帶節(jié)奏、片面雙標地向網友輸出不對稱信息（甚至其英文版面直接在外網通敵）的情況下，作為政府，就更不應該去寄希望和要求民眾保持所謂“絕對理性”，或是高舉“境外勢力”的大帽大棒、一刀切地堵住所有人的嘴巴。

　　這種宣管思維，實質是一種逃避。

　　而逃避的背后則是一種恐懼：既是恐懼民眾發(fā)聲質疑，也是恐懼境外反動勢力的破壞。

　　那么這種恐懼一旦被關心真相的熱心民眾和心懷鬼胎的境外勢力雙雙察覺，雙方立刻會在表象上形成一股合流，局面會更加不可收拾。

　　屆時怎么辦？是繼續(xù)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人民群眾全部打成“境外勢力”，還是干脆反向、鴕鳥政策一路退回，向那群真正的境外勢力妥協(xié)認輸？

　　這種鬧劇，此前的類似像山東聊城辱母案、紅黃藍虐童案，包括2020年武漢疫情初期和2021年成都49中事件中的某些官宣作風，群眾領教已久。

　　正確的官輿做法應當是破除恐懼，正面去面對、去硬剛。

　　面對，是面對群眾的質疑；硬剛，是硬剛那些確實存在著的境外插足勢力，不能讓那幫獨輪運產生一絲絲“他們怕了！我們要再接再厲！”的“成就感”。

　　毛主席曾指：“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lián)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

　　早在1934年，在蘇區(qū)長岡鄉(xiāng)調查中，毛主席就發(fā)現(xiàn)：很多人不了解鄉(xiāng)蘇（維埃）、市蘇（維埃）的工作，上級蘇維埃工作人員“發(fā)得出很多的命令與決議，卻不知道任何一個鄉(xiāng)蘇、市蘇工作的實際內容”、“許多地方的蘇維埃機關中，發(fā)生了敷衍塞責或者強迫命令的嚴重錯誤，這些蘇維埃同群眾的關系十分不好，大大障礙了蘇維埃任務與計劃的執(zhí)行。”

　　他通過調查還發(fā)現(xiàn)：汀州市政府只管擴大紅軍和動員運輸隊，對于群眾生活問題一點不理。

　　汀州市群眾沒有柴燒，當?shù)刭Y本家還把鹽藏起來又導致群眾沒有鹽買，還有些群眾沒有房子住，同時哪里缺米米價就貴……

　　這些汀州市人民群眾的實際問題，汀州市政府竟然一點也不討論！

　　為此，在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毛主席點名批評了汀州市蘇維埃政府不關心群眾生活的官僚主義作風。

　　他指出：“官僚主義的表現(xiàn)，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怠工現(xiàn)象，另一種是命令主義。命令主義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實際上，命令主義地發(fā)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暫時在形式上發(fā)展了，也是不能鞏固的。結果是失去信用，妨礙了合作社的發(fā)展。命令主義地推銷公債，不管群眾了解不了解，買不買得這樣多，只是蠻橫地要照自己的數(shù)目字去派，結果是群眾不喜歡，公債不能好好地推銷………官僚主義是蘇維埃工作的障礙，我們要同這種現(xiàn)象作嚴厲的斗爭！”

　　許多事件中，地方官吏在重大輿情面前的唯唯諾諾、膽小怕責，真的暴露得一覽無余。

　　除了刪帖，他們幾乎啥也不會。

　　但是刪帖的作用只能說適得其反，變相幫助帖子傳播。

　　所以問題來了：中央和廣大人民群眾要你這地方官吏有何用呢？就為了看你表演刪帖？

　　那干脆什么事都交給中央大包大攬算了，或者干脆像毛主席說的交給群眾“搞大民主”算了。

　　拿中央當奶媽，什么事兒都不敢獨立擔責、全部往北京推，這是懶政主義；

　　拿群眾當傻子，什么事兒都刪帖，生怕“激起輿論生變，后續(xù)維穩(wěn)不及”，這是官僚主義；

　　拿境外勢力當老虎而不是紙老虎，什么事兒都不敢正面去剛、去斗爭，這是投降主義。

　　懶政主義，官僚主義，投降主義，這是政府公信力最主要的的三大敵人，幾乎所有的輿論失位都無外乎出于這三條。

　　要記住毛主席說的：

　　“只許老爺開腔，不許小的吭氣是不行的，只許洲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是不行的。”

　　“反動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論自由的一個集團。它們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認識大時代的真面貌，更害怕自己的丑惡暴露在人民大眾的面前。所以它們用種種卑劣無恥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堵塞人民的耳朵，封鎖人民的嘴巴，不讓民間報紙存在，不讓正直的新聞工作者自由。”

　　附上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的講話吧，希望有些同志能夠好好領會一下：

　　看起來，我們有些同志，對于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制，還不理解。

　　有些同志已經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別的什么式的，總之已經作了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們還不懂得這個問題。

　　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

　　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就越有鬼。

　　我看不應當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們的態(tài)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

　　我們工作中的是和非的問題，正確和錯誤的問題，這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

　　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

　　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一個人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么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

　　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

　　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

　　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夫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也。”

　　這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無其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以不去理它，讓專門家去解決吧，但是司馬遷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則確有其事。

　　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干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

　　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

　　我在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對干部，對同志，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

　　我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qū)別。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fā)現(xiàn)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

　　而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只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shù)臅r機，通過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

　　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錯誤，經過同志們的批評和上級的鑒定，作出正確處理，因而下降或者調動工作的人，這種下降或者調動，對于他們改正錯誤，獲得新的知識，會有益處，那就不待說了。

　　現(xiàn)在有些同志，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tài)度非常惡劣。

　　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的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

　　同志們，我們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于黨的事業(yè)，不利于人民的事業(yè)的，就應當征求人民群眾和同志們的意見，并且自己作檢討。

　　這種檢討，有的時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滿意，再來第二次；還不滿意，再來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再作檢討。

　　有的省委就是這樣做的。有一些省比較主動，讓大家講話。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開始作自我批評，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開始作自我批評。

　　還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檢討的，像河南、甘肅、青海。

　　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現(xiàn)在才剛剛開始作自我批評。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作檢討，晚作檢討，只要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群眾批評，只要采取了這種態(tài)度，都應當歡迎。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

　　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韻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

　　我們現(xiàn)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群眾，不發(fā)動群眾和干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

　　但是，如果不向群眾和干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干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fā)動他們的積極性。

　　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tǒng)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面。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面，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fā)動起來的。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tǒng)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

　　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tǒng)一認識，統(tǒng)一政策，統(tǒng)一計劃，統(tǒng)一指揮，統(tǒng)一行動，叫做集中統(tǒng)一。

　　如果大家對問題還不了解，有意見還沒有發(fā)表，有氣還沒有出，你這個集中統(tǒng)一怎么建立得起來呢？

　　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

　　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說來，只是一個加工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shù)量上充分的和質量上適當?shù)脑希筒豢赡苤圃斐龊玫某善穪怼?/p>

　　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tǒng)一認識，統(tǒng)一行動，不可能實現(xiàn)真正的集中。

　　我們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不是要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tǒng)一嗎？如果離開充分發(fā)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tǒng)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

　　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

　　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各級黨委是執(zhí)行集中領導的機關。

　　但是，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會內部只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系是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

　　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只要大家不贊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shù)。

　　聽說現(xiàn)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shù)。這是很錯誤的。

　　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shù)的道理呢？我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于復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

　　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面，好的和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不可能辦到的。盡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

　　從前有個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里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

　　另外一個人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采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有個知識分子名叫酈食其，去見劉邦。初一報，說是讀書人，孔夫子這一派的。回答說，現(xiàn)在軍事時期，不見儒生。這個酈食其就發(fā)了火，他向管門房的人說，你給我滾進去報告，老子是高陽酒徒，不是儒生。管門房的人進去照樣報告了一篇。好，請。請了進去，劉邦正在洗腳，連忙起來歡迎。酈食其因為劉邦不見儒生的事，心中還有火，批評了劉邦一頓。他說，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為什么輕視長者：這時候，酈食其已經六十多歲了，劉邦比他年輕，所以他自稱長者。劉邦一聽，向他道歉，立即采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此事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歷史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

　　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

　　我們現(xiàn)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

　　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臺的。

　　不是有一出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

　　我為什么要講得么樣厲害呢？是想講得挖苦一點，對一些同志戳得痛一點，讓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睡不著覺。

　　他們如果睡得著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戳痛。

　　我們有些同志，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

　　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主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里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問題，放大家去紛紛議論呢？

　　平素養(yǎng)成了這樣一種風氣，當著你的面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回避一下。

　　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

　　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

　　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

　　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qū)委書記，企業(yè)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作了第一書記，對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就要擔起責任。

　　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tài)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fā)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

　　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

　　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沒有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這兩個方面是分不開的，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叫人民民主專政。

　　我們的口號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無產階級怎樣實行領導呢？經過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無產階級團結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和階層，對反動階級，或者說，對反動階級的殘余，實行專政。

　　在我們國內，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已經消滅，現(xiàn)在反動階級已經沒有過去那么厲害了，比如說，已經沒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候那么厲害了，也沒有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時候那么厲害了。

　　所以我們說是反動階級的殘余。但是，對于這個殘余，千萬不可輕視，必須繼續(xù)同他們作斗爭。

　　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

　　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這種階級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

　　我們的公安系統(tǒng)是掌握在正確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個別地方的公安部門，是掌握在壞人手里。

　　還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眾，不依靠黨，在肅反工作中不是執(zhí)行在黨委領導下通過群眾肅反的路線，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謂專業(yè)工作。

　　專業(yè)工作是需要的，對于反革命分子，偵查、審訊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實行黨委領導下的群眾路線，特別是對于整個反動階級的專政，必須依靠群眾，依靠黨。

　　對于反動階級實行專政，這并不是說把一切反動階級的分子統(tǒng)統(tǒng)消滅掉，而是要改造他們，用適當?shù)姆椒ǜ脑焖麄儯顾麄兂蔀樾氯恕?/p>

　　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wěn)。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fā)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jiān)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xù)搗亂，還有復辟的可能。

　　這個問題應當警惕，也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1962年1月30日

　　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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