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我昨天的文章《嘴上都是主義，心里全是生意》里扒萬達集團進軍醫療的片段吧，王健林在2017年的冬季達沃斯論壇上曾高調說：“中國醫療領域已經對民營企業開放，并且允許外國醫師到中國執業。國內的醫生也可以經過批準后私人出診，增加自己的收入。這些都為民營醫院的發展提供了條件。而我們最大的優勢就是在中國有幾百個大型商業中心和建設團隊，有這個能力。”

　　以及更重要的，萬達和美國人在成都開設的醫學研究中心，在籌建過程中有四川省醫院協會副會長、“社會辦醫分會”會長景秀京，以及“社會辦醫分會”秘書長劉強的參與。

　　“社會辦醫”、“民營醫療”、“私營醫院”、“市場經濟”……聽著，多么的順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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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昨天寫到，“上?？挂咭呀涍M入新一輪斗爭階段”，4月18日上海實際新增感染19442例，出院/出艙23286例——本輪疫情爆發以來上海出院/出艙人數首次大于新增感染人數。

　　但是，這也推動了某些勢力的進一步反撲。

　　此前，陽奉陰違的“N番戰”已經上演多輪：

　　用“沒有肺炎影像學證據的無癥狀感染”的美國標準，對抗中央設立的陽性確診標準；

　　用“最后一公里分發物資設阻”和“大批物資腐爛”，對抗中央的“各省支援上海”（物資充足，但讓運力啞火）；

　　用“輿論鼓吹團長自發組織”，對抗中央號召的“上?；鶎狱h委發揮戰斗堡壘作用”；

　　用“通行證設卡”，對抗京東集團響應中央的“自殺式援滬配送大隊”……

　　這些，都已經讓人見識到了上海這座城市的“強大”與“特殊”。

　　正如馬云所言嘛：“杭州只是后花園，上海才是橋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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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京東集團又是國內哪家財閥的眼中釘？2018年明尼蘇達仙人跳的真相還沒披露呢，我相信遲早會披露的。

　　我說過，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是有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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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當拐點到來之際立刻開始“摘桃子”、對中醫藥進行輿論抹黑，這也只是他們的動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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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新一輪的攻勢會是什么？答案就藏在4月9日張文宏接受上海官媒《解放日報》的采訪里：

　　看問題、讀文字、析熱搜，要擊透其本質。

　　4月9日這篇以及資本再度幫張醫生上的熱搜（#張文宏說這一波奧密克戎襲擊很快很猛# ），重點就在這里。

　　盲猜一個，張醫生接下來要鼓吹民營資本抗疫、私營醫療入場，暗暗對抗舉國體制和公立醫療資源。

　　恰巧，我4月9日當天用微博（小號）早些時候發的文章，剛好就一筆點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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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20年的武漢到2021年末的西安，再到本輪的上海，兩年多的時間里到底是民營醫院為抗疫主力、還是公立力量為人民真正依靠，很多人恐怕依然是拎不清。

　　此前西安疫情中，造成那位孕婦媽媽悲慘流產的西安高新醫院，為A股上市公司“國際醫學”的全資子公司——私立醫院。

　　巧合的是，造成那位父親心臟病復發死亡的西安國際醫學中心，同樣是這個“國際醫學”的下游公司。

　　西安高新醫院，原本獨立成立于2002年6月9日，是一所所謂“集醫療、教學、科研、預防、保健為一體”的股份制綜合醫院，2009年8月通過原陜西省衛生廳三級甲等綜合醫院評審。

　　但根據西安衛健委官網的信息，在十年前，西安高新醫院經營性質已經由非營利性變更為營利性，主導機構為西安開元投資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這家公司從從申華控股和銀凱醫療（實控人為同一人）手中買下了高新醫院的全部股權。

　　所以可以說，這家醫院已經被私有化了整整十年。

　　當公益性、社會性被抹去，救死扶傷的醫院也就變成了徹底的商業組織，在大災大難中，完全不可能給予手無重金又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一份憐憫。

　　這就是資本主義。

　　1979年，時任衛生部部長第一次提出了“要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的論斷；六年后，國務院批轉衛生部《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指出：“必須進行改革，放寬政策，簡政放權，多方集資，開闊發展衛生事業的路子，把衛生工作搞活。”

　　那一年也被稱為“中國醫改元年”。

　　再七年后，伴隨著南巡的春風，1992年9月，國務院正式下發《關于深化衛生醫療體制改革的幾點意見》，衛生部貫徹文件時又提出：“建設靠國家，吃飯靠自己”。

　　此后，讓公立醫院“自負盈虧”的觀點逐步在國內盛行，而自負盈虧唯一的招數就是從患者身上多收費，別無他途。

　　當公益性和社會性被抹去，救死扶傷的醫院也就變成了徹底的商業組織，在大災大難中，完全不可能給予手無重金又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分毫憐憫。

　　中國的衛生總費用從2009年的1.7萬億增長到2015年的4.1萬億，六年時間增長兩倍多，醫藥板塊市盈率35倍（遠高于a股平均水平）——這背后是多少百姓的家破人亡換來了醫藥財閥巨頭的盆滿缽滿？

　　美國高盛集團曾在一項生物技術研究報告中欣欣然問道：“治愈患者是一種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嗎？”

　　今日中國的東莞康華醫院已經給出了答案：

　　像東莞康華醫院這樣赤裸裸地、不加掩飾地將“醫者仁心”的行業準則拋之腦后而讓位于資本收益甚至效益增值的案例事件，我已經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東莞康華醫院后來對外聲明：“護士干的，雨我無瓜…”

　　我很希望這是那位可憐的護士為醫院背了鍋。

　　如果不是，即真的是身為打工人的護士小姐堂而皇之地為資本方搖旗吶喊、以茹毛嗜血的姿態為資本家的收成歡呼雀躍，那可真應了列寧同志的另一句話：“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樣看待對資本家的勝利，他們說：資本家已經撈了一把，現在該輪到我了。”

　　國企改革、私有化扛旗人物的柳傳志先生對于醫療改制曾有這樣的論點：“民營進入后，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民營資本進入醫院以后，我相信，所有的什么醫患這些問題逐漸全會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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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事實是不容辯解的。

　　作為典型民營資本控股的東莞康華醫院，曾因“未按照規定書寫病歷案”被東莞市衛生健康局警告并罰款一萬元；還曾發生一起醫療事故，也是醫方承擔主要責任，原東莞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局因此在2018年對該院進行警告。

　　此外，這家醫院還涉及司法案件88件，案由多為醫療服務合同糾紛、醫療損害責任糾紛等。

　　康華醫院，背靠上市公司康華醫療，而位于東莞的這家康華醫院法定代表人為陳旺枝，注冊資本為35000萬元人民幣，上市公司康華醫療對其100%持股，是不折不扣的私營醫療組織。

　　還是說柳傳志，這位私有化教父對于中國醫療改革還有過一句名言：“醫療服務是公共事業，但不完全是公益事業。實質上是國家投入一部分、企業負責一部分、民眾自籌一部分。”

　　“民眾自籌”，柳教父多么輕飄飄的一句話，卻是多少中國家庭灰飛煙滅、不堪重負的壓迫。

　　我跨年那天曾做過一個小視頻，其中就有一個付不起醫藥費的大爺的悲痛場景……

　　哀民生之多艱，房產與醫藥為先。

　　更不要提，像柳傳志這樣的吸血者，根本又在做些什么，又在實施著什么！

　　3

　　私營醫療，真的靠得住嗎？

　　從武漢疫情一路走來，私營資本在抗疫大業中的表現實在難以恭維：2020年上半年那場驚心動魄的全國保衛戰，私立醫院僅治愈了1400余人，占治愈病人2%，其余98%病人皆為公立醫院救治。

　　以湖北省的暴風眼武漢市為例，疫情爆發的2019年末，武漢當地私立醫院占比達到恐怖的72%——公立醫院過少，是造成武漢在疫情初期嚴重泛濫的三大重要因素之一（另兩大因素是當地主管部門在抗疫初期官僚主義作祟，以及南方系媒體的夸張報道造成武漢民眾恐慌而擠癱了醫院承載）。

　　同樣的問題在2021年末的西安也有體現：

　　根據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的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3月10日，全國共有643家非公醫院參與了湖北省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一線工作，累計收治確診病例3419人、疑似病例1627人、治愈出院1484人。

　　就在該協會統計截止當日，我國彼時已治愈61567人——也就是說，私立醫院治愈病人僅占2.1%。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曾在2020年下半年湖北疫情被成功控制后，公開直陳：

　　“全國民營醫院所占比例已近64%，但它只是數量很多，在床位、能力等其他方面，與公立醫院比還是有很大距離的。武漢此次醫療服務整體力量嚴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漢公立醫院占比顯著低于全國，2017年武漢市有公立醫院96家，民營醫院258家，民營醫院占比72.9%，顯著高于全國民營醫院占比64%。”

　　“國家調集全國各地醫務人員奔赴武漢抗擊新冠疫情。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的致命威脅，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紛紛請纓出征，奔赴武漢前線，支撐起抗疫防疫的大局，他們是新時代最可愛的人。相比之下，私立醫院的醫護人員，龜頭縮腦，應者寥寥，有的私立醫院干脆關門停診，以逃避責任。有的私立醫院在不承擔患者救治任務的情況下，居然和公立醫院爭搶醫療物資。”

　　自營醫療多為西式“現代醫學”，但就以抗疫而言，只有社會主義、只有公有制、只有中醫藥才能救中國，這在去年年末危急萬分的西安疫情中就有體現。

　　在早前西安疫情防控形勢最嚴峻的階段，由陜西省中醫醫院、陜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第二附屬醫院、西安市中醫醫院、陜西省中西醫結合醫院（西安市第五醫院）組成的五支中醫醫療隊全部進駐新冠肺炎救治定點醫院，實現了定點醫院中醫藥救治全覆蓋。

　　清一色的公立醫院。

　　事實勝于雄辯：公有制與中醫藥在西安疫情中居功至偉，特別是在重癥患者“截斷扭轉”及“核酸轉陰”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截至今年1月20日24時，陜西全省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2080例（西安市2053例），其中治愈出院1317例、在院763例。除少數兒童、孕產婦及過敏體質患者外，其他患者全部使用中醫藥治療，中醫藥使用率達98%以上。

　　其中，輕型患者中藥使用率94.8%，普通型患者98.8%，重癥患者全部使用中藥治療。

　　4

　　曾任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醫院——和睦家醫院院長的劉常平有過公開發聲，認為中國在推行醫院私營化上的進展上“太緩慢了”。

　　他還點出，2001年的“入世”將使醫院私營化的步伐大大加強……

　　此言確實不虛，2001年“入世”，我國政府承諾的“五大領域開放”，其第五個就是在“2003年開放醫療服務業”。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國內和境外投資集團二十年前紛紛瞄準時機，搶占中國龐大的醫療市場。

　　著名的如上市公司萬杰科技、雙環科技、望春花、浙江廣廈、三九藥業等，都有意介入醫院的經營和“收購公立醫院”。

　　臺塑董事長王永慶當年有稱，要斥巨資在大陸打造醫院“航母”；新加坡某財團更是預備投資6000萬美元在華合作開設豪華特需醫院；澳大利亞的資本也在2001年后將在中國開設高檔體檢中心放到了議事日程上……

　　從2001年開始，民間資本進軍醫療市場的鼓點已經插響。

　　根據國家衛計委的數據，至2013年9月末，全國民營醫院已經突破一萬所；至2015年9月，全國民營醫院數量達到13600家，首次超過了公立醫院數量，當時在國內醫院總數的占比達到50.55%。

　　改革開放多年來的“利好政策”讓社會資本在醫療領域非?；钴S，客觀上加快了新建、收購、托管醫院的步伐，這其中私有化和外資入侵的現象十分嚴重，比如本次拔出蘿卜帶出泥的萬達集團匹茲堡大學項目。

　　在買辦資本云集的上海地區，民營醫院的發展趨勢更是有增無減。

　　據不完全統計，像博愛、仁愛、康新、新虹橋等有一定規模的“集團化醫療”已達十余家，加上其他門診部和私人診所等民辦醫療機構，總數早已超過一千家。

　　上海地區的民營醫院其起步當然不是以直接投資的身份出現的，這背后依然是那個回避不掉的歷史舊題：國資私有化、國資流失。

　　比如上海第一家民營醫院博愛醫院，其前身為輕工醫院，原屬上海市輕工集團，經過幾番周折，最后將醫院轉換體制辦成一家民營醫院。

　　這其中，通過資產評估部門對醫院剩余資產進行估值、再通過產權交易所進行產權交易，在當年是“吃螃蟹”式的“創新動作”。

　　這家上海市國有醫院的私有化，籌劃于那個響亮亮的年份：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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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來直到1999年9月才完成產權轉讓，2000年6月拿到市衛生局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其內部斗爭激烈可見一斑。

　　該院的投資方——深圳天下行醫療集團的副總經理劉江寧，曾頗為志得意滿地說：“環境在一步步放開，沒有不能想象的事。就像以前人們不敢想象，民營醫院也能搶奪市場！”

　　民營醫院應運而生，意味著民間資本可以大搖大擺地介入醫療市場，原本固有的“一統天下”之門被徹底打開。

　　5

　　2009年3月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出臺，標志著我國新一輪醫改的開始，意見中明確指出要“進一步完善醫療服務體系”。

　　一年后，2010年11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意見》，指出“完善和落實優惠政策，消除阻礙非公立醫療機構發展的政策障礙，確保非公立醫療機構在準入、執業等方面與公立醫療機構享受同等待遇”。

　　這直接推動了自營醫院的數量飆升。

　　截至2021年3月末，我國醫院總量為3.55萬家，其中公立醫院1.18萬家，民營醫院2.37萬家，民營醫院占比66.7%，數量是公立醫院的兩倍，且民營醫院近十年年均增長率超過12%，行業保持著持續快速的發展趨勢。

　　從住院費用看，民營醫院的平均住院費用顯著高于公立二級以上醫院，且理賠金額也呈現快速上升趨勢。

　　從2014年至2019年5月，民營醫院騙取醫保基金的案件，已公布裁判文書為93例——“醫療保險定點民營醫院”早已成為欺詐騙保的重災區，超量售藥、串換藥品、虛假售藥、虛記多記費用、掛床住院等問題嚴重。

　　如果保險公司將民營醫院納入醫院范圍，理賠端將承擔更多壓力，增加運營成本和理賠風險——而這正是國內公知、南方系媒體多年來一直在呼吁的。

　　本輪上海疫情中“聲名鵲起”的鄔驚雷，早在六年前的“2016第十二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上，當時作為上海市衛計委主任的他就表示：“目前上海公立醫院與私立醫院發展并不平衡，上海的民營醫療機構床位數和服務數是遠遠不夠的。”

　　那年8月上海市發布的上海市衛生計生改革和發展“十三五”規劃也稱：“要鼓勵發展社會辦醫。”

　　根據上海市衛生監督所統計數據顯示，2001年至2014年，上海社會辦醫療機構從223家上升為1695家，增長7.5倍；社會辦醫床位數從1236張增長到10521張，增長8.5倍。

　　就這，鄔驚雷竟然還嫌不夠吶～

　　那場論壇上，鄔驚雷還說：“我想上海不一定具體說要用哪一種方式，但是我們可以進行探路，探索不同的模式，最終的目的希望在整個上海的醫療市場的培育、發展更加的完善、形成一個更加好的良性互動和競爭。”

　　又是“探路”，上海確實愛“探路”……

　　有現成的社會主義橋梁不走，非要摸著資本主義的石頭過河，美其名曰“探路”……

　　去年，上海市每千人衛生機構床位數僅為6.49，排在全國第13位，已經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6.77）；每千人衛生技術人員數僅為9.62，排在第7位，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7.95）；每千人執業（助理）醫師數僅為3.34，排在第14位，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02）。

　　魔都，還不警醒嗎？

　　跋

　　最后提個事兒。

　　去年5月12日，由貝登醫療、醫械購主辦的“滬上論道——2021中國非公醫療集團供應鏈數字化創新論壇”，在上海龍之夢萬麗酒店隆重召開。

　　那場上海論壇匯聚了四十家非公醫療機構、近百名非公醫療機構投資人、管理人員和供應鏈采購專家。

　　同時，主辦方還邀請了一位特別來賓，我們非常熟悉的李開復先生。

　　李開復那天為到場嘉賓闡述了“數字化供應鏈采購”對于非公醫療機構的重要性，他還說：“如今的非公醫療集團已經在各個專業領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發展態勢，服務模式、醫療技術都有突破創新”、“技術可以驅動傳統供應鏈的轉型，期待非公醫療能夠充分運用數據、網絡等工具，全面推動醫療器械流通市場變革。”

　　真的有意思，他們那幫人總能臭味相投。

　　列寧同志曾經在全俄國際主義教師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有言：“應該使生活和知識擺脫對資本的從屬，擺脫資產階級的束縛。”

　　這句話應當成為21世紀的今天、一個不論于國內還是世界均來到一個節點的時代中，全球無產者牢記的信條。

　　今天就寫到這，說多了又惹麻煩。

　　祝福上海，愿上海市民早日脫離困境，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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