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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東方醫院護士哮喘發作死亡，熱搜僅四十分鐘；
黃浦區精神衛生分中心院長瞞報+醫患集體發燒+護士沒有衛生巾，壓根沒有熱搜；
永康路外國人不戴口罩+聚集+開party，依然沒有熱搜；
今日網傳世博方艙死人，還是沒有熱搜（哪怕來個辟謠）；
又有網傳浦東封到4月5號，同樣沒有熱搜（哪怕來個辟謠）………
想想之前西安疫情時，一個缺衛生巾的事情掛了多少天熱搜、誕生了多少條閱讀量破千萬的博文。
西安作協主席那事兒，主導力量就是以澎湃新聞為首的上海幫媒體——注意，我不是說官老爺的惡劣言論不允許曝光和聲討，我懟的是雙重標準。
再看看這兩天登上熱搜的都是些什么鬼畜新聞：吃咖啡品紅酒、輝瑞2300/盒、電子狗背著大喇叭吧啦吧啦、上海年薪30萬什么水平、上海大媽打麻將用蔬菜做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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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問問，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終身教授吳銀根今天上午在發布會上說的：“新冠肺炎變異株感染病屬濕毒疫，這是一種以濕和毒為最主要病因的疾病，用的方法是解熱毒、化濕毒、祛瘀毒作為主要治療的法則，在前一個階段治療當中發現用了中醫中藥以后，病人核酸轉陰時間能縮短，癥狀控制時間例如發熱比不用中藥的也可以縮短，其他癥狀跟狀態調整也是比較好的。中醫中藥在參與新冠肺炎治療中取得了很多成績。目前上海根據國家發布的第九版診療方案和地域特點，在定點醫院迅速推廣，開展救治，取得良好效果。”——這為什么上不了熱搜？
更有上海廣播電臺親自下場制作的、結果評論區直接翻了車的“一位無癥狀感染者自述隔離生活”小vlog……
包括“上海房東排隊4小時買菜送3租客”，搞這種熱搜干嘛呢，以為上海老百姓都是傻子？被網上幾條淚目瀅瀅的熱搜就給哄騙了？
都什么時候了，還在這粉飾太平？
至于此前給吉林和上海兩地做疫情數據報告時的兩副面孔（一個加話題和數字海報并不控評，一個無話題無數字海報卻控評）這等披薩動作，我只能感嘆一句：資本的力量是磅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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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感嘆，從晚清到民國再一直走到新中國七十余年時，始終受到上海地區高層重視和扶持的媒體行業，確實永遠是中國最發達、戰斗能力最強悍的地域。
還記得2020年1月底張文宏的“一線崗位黨員先上”的表態吧，文匯報和觀察者網（反帝不反修的觀網也是上海的）后來的聯合報道是這樣寫的：“張文宏的‘讓黨員先上’，經過上海媒體的視頻報道，‘硬核主任’的形象一下子聞名海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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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韓市長主政時就曾大力幫扶滬媒，提出“上海紙媒如何擺脫恒隆廣場的試衣間命運”的時代之問和“上海要努力在新媒體領域有所作為”的主題講話，推動了滬上媒體的革新，確實走到了全國前沿。
隨后，南方系的北上合流，使得澎湃新聞、界面新聞等上海媒體業的新角色隨即崛起，大勢不可逆。
澎湃新聞，各位是很熟了。
而這個界面新聞，也是由上海報業集團在2014年打造，是澎湃新聞的孿生兄弟，二者互動頻繁、互借新聞素材和論點。
去年4月的二手煙事件（該事件界面實際是暗中支持港Du）以及前年向涼山墨茶潑臟水，已經讓人見識界面新聞了。
有興趣的朋友還可以看一看界面新聞今年以來報道吉林疫情與上海疫情的數量對比，他一個上海本地媒體竟然更關心千里之外東北的疫情，屬實讓人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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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直說“南方系”，但實事求是而言，自十八大之后、特別是自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之后，傳統的南方系、廣東系媒體矩陣已經倒塌了。
現在，到了要重視“上海系”的時候了。
就繼續拿界面新聞來說，我可以詳細介紹一下。
界面的創辦人團隊為《經濟觀察報》和《第一財經周刊》的何力、華威，主創團隊囊括了《華爾街日報》、《財富》雜志、《21世紀經濟報道》和《南方周末》、財新傳媒成員。
可以去微博查看這條，深扒財新傳媒
2014年9月22日，界面網站宣布公測上線，僅僅三天后，《21世紀經濟報道》總編沈顥和總經理陳東陽被警方帶走。
沈灝，1971年3月出生，歷任南方周末新聞部主任、編委；城市畫報執行副主編、《21世紀經濟報道》主編；21世紀傳媒公司總裁、《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行人。
陳東陽，歷任《南方日報》計財處會計員；《南方周末》財務部干部；《南方周末》廣告部副經理；《南方周末》廣告發行部副經理；《21世紀經濟報道》運營總經理。
沈陳二人的倒臺顯然事先不可能不為南方系輿論集團內部知悉，這種時候，界面新聞和澎湃新聞這兩顆蛋被火速孵化，顯得就非常吊詭，這標志著南方系在融媒體時代作戰模式的精進。
四個月之后，2015年1月25日， 所謂“自媒體聯盟成立大會暨界面首次戰略發布會”召開，界面自媒體聯盟召集了兩千個自媒體，號稱將覆蓋兩億受眾人群。
再兩個月后，2015年3月，界面新聞宣布將持續發力、每天更新三百篇商業報道，并聲稱界面已吸引了柳傳志、任大炮、潘石屹等商界名人的關注互動。
背靠買辦財團，以經濟新聞導向作為發動政治進攻的幌子，這種新聞輿論思路極為隱蔽。
上海媒體的強大確實是業界公認的，這一點從業者心中了然。
中國網絡媒體論壇就曾在上海召開，此前許多地方的官媒還會定期組織去上海學習（去的最多的就是河南報業集團，2008年5月在上海舉辦高級研修班、2015年12月又和上海文交所合作）。
但是，不禁想問：上海媒體的戰斗力都用在了什么地方？粉飾己域+打壓他地？
在一個普遍被民眾戲謔“媒體水準低下、官方文宣能量不足、輿論陣地打不過西方帝國主義”的國度，出現這么一種霸王式的媒體強域，這似乎也是一種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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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看到，媒體的強大要么依托于行政層面的意識形態，要么依托于資本層面的金元喂養，無外乎這兩種。
差不多百年前，同樣是在長三角，蔣介石的法西斯新聞集團正是依靠其背后江浙財閥的權力觸手而展開輿論陣地的反共攻勢、親美宣傳。
蔣記國府表面是一個擁兵自重、主權獨立的中央機器，但實質仍是為資本所控、為財權所掌的傀儡式代言人。
從早期的虞洽卿（荷蘭銀行買辦）、陳光甫、錢新之，到后期的美帝國主義資本贊助，與其將蔣介石國府的統治看做政治機器，不如將這種不正常的政治生態視為一種典型性的「資本干預政治」或「資本操控權力」的藍本。
因而，蔣府針對共產黨的輿論戰自然也是受到資助的結果。
1928年10月，蔣府頒布了《中華民國訓政綱領》，其中規定：“在必要時，國民黨可對民眾的言論、出版等自由權，在法律范圍內加以限制。”
蔣介石認為，當時全國報刊“言論正確的約占25％，失常的約占15％，其中以共黨刊物最多。而其他刊物，如國家主義派占總數約5％，第三黨、 社會民主黨約占3％，國家社會黨和無政府黨各占3％ 。”
為達到控制輿論的目的， 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國民黨當局出臺了大量有關新聞出版的法令法規。
根據檢索，從1927年到抗戰前夕，這類法令法規主要有：《檢查新聞條規》(1928年)、《宣傳品審查條例》(1929年1月10日)、《取締銷售共產書籍辦法》(1929年6月22日)、《出版條例原則》(1929年8月23日)、《出版法》(1930年3月17日)、《出版法施行細則》(1930年5月)、 《宣傳品審查標準》(1932年11月24日)、《修正重要都市新聞檢查辦法》(1933年9月25日)、《黨報及與黨有關報紙審查標準》、《查禁反動刊物令》、 《新聞檢查標準》(1933年1月19日)、《新聞禁載標準》(1933年10月5日)、《取締不良小報暫行辦法》(1933年10月25日)、《查禁普羅文藝密令》(1933年10月30日)、《新聞報紙在檢查期間不服檢查之處分辦法》(1934年2月21日)、 《圖書雜志審查辦法》(1934年6月9日)、《檢查新聞辦法大綱》(1934年8月9日)、《審查取締大小日報標準》(1935年5月27日)、《取締刊登軍事新聞及廣告暫行辦法》(1935年6月10日)、《取締發售業經查禁出版品辦法》、《取締印刷業規則》、《關于法院制裁新聞紙雜志社編輯人及發行人》、《民營廣播無線電臺暫行取締規則》………
如一張鋪天巨網，遮蓋了蔣記國府控制下中國輿論界的哀鴻遍野。
1932年11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公布《宣傳品審查標準》，宣稱：“凡是宣傳共產主義的，便是反動宣傳品；批評國民黨便是危害民國；對其統治不滿則是反動；這些文稿一律禁止出版。”
這一《標準》的頒布預示著注冊登記制向審查制的發展傾向，也就加劇了蔣介石白色統治下的民國進一步的輿論專制化、新聞恐怖化。
想要體會眼下上海媒體群對本地疫情淪陷的輿論庇護，也可以從當年蔣介石治下對“不抗日政策”、“東北國土喪失”的報道得以體會。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因為蔣介石“不抵抗”命令的下達以及對國際聯盟的幼稚期盼，導致了東北三省的完全丟失。
后世對那一時期的輿論研究主要集中在《申報》和《大公報》上，很少有人對國民黨黨報系統的有關注。
比如《中央日報》，因為是國民黨黨報系統中的最高報紙，其對 “九一八事變 的報道是認識蔣府“國聯外交 ”下國民黨宣傳戰線機能的一個切口。
這一時期的《中央日報》正處在從傳統的國民黨黨報管理體制向社長制、企業化管理體制轉型的歷史出發點，處在黨報轉型與民族危機的十字路口，圍繞九一八事變 的新聞報道與相關言論其實研究意義重大，《中央日報》充分體現了蔣府“不抗日”的本色和輿論管控的特色。
九一八事變之前，當時的《中央日報》總編輯為賴璉，此人在主編《京報》期間曾因批評蔣介石的政策而受到蔣府打壓，但由于背靠胡漢民，賴璉還是在《中央日報》謀得高職。
然而“湯山事件”讓蔣胡爭端白熱化，賴璉提出辭職未果，便從此陷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辦報心態。
適逢此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中央日報》也就不可避免地淪為了蔣介石集團向全國發送反動思潮、怯日情緒、崇美媚洋的工具。
事變后不久，《中央日報》遵蔣介石旨意，宣稱“責任及賠償由國聯指定”，對國聯的外交充滿信心和期待。
當國聯做出了要求日本撤兵的決議時，《中央日報》立刻歡欣鼓舞地撰文：“中國的大勝利！”
然而，國聯的兩次撤兵決議均被日本人破壞，更不用提此后偽滿洲國的拔地而起，和日本由于偽滿洲國不被國聯承認而直接退出國聯的鬧劇，直接如巴掌一般扇在了蔣介石和《中央日報》的臉上。
此后進入全面抗戰時期，從1938年10月至1940年10月，僅國民黨中宣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一家通令查禁的書刊，就達656種。
1938年11月2日，國民黨中央作出《確立戰時新聞政策的決議》， 借口“戰時需要”、“齊一思想”，要求在全國實行“戰時出版管制”。
從1939年4月1日起，所有出版書刊，“未經原稿審查者，概予依法取締”；同月，蔣介石親下手諭給國民黨中宣部和軍事委員會，布置加強新聞的審查工作。
據統計，從1941年至1945年間，有關臨時性指示就達200余種，多數為鎮壓要求蔣府加大抗日力度、反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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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性原則是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根本原則。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黨管媒體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重要方面。黨性原則不僅要講，而且要理直氣壯講，不能躲躲閃閃、扭扭捏捏。”
“2006年，我在浙江工作時，對浙江省做好新聞輿論工作提出了十二個字的要求，即‘為黨為民、激濁揚清、貴耳重目’，其中就把為黨為民放在第一位來強調。”
“堅持黨性原則，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必須抓在黨的手里，必須成為黨和人民的喉舌，黨報黨刊一定要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
“無論時代如何發展、媒體格局如何變化，黨管媒體的原則和制度不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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