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父親“淚別女兒”，俄羅斯坦克“碾壓平民”，基輔夫妻“抱頭痛哭”，莫斯科民眾“大規模反戰”……

　　烏克蘭軍“擊落俄戰機”，俄“侵略者”已“潰不成軍”，基輔守軍“固若金湯”，俄先頭部隊“死傷慘重”……

　　以上，是西方資本控制的英語系媒體平臺近十天以來的常態化戲碼。

　　在那片世界里，一切客觀報道俄羅斯軍隊真實推進戰況的聲音無一例外被打擊，包括俄羅斯的RT“今日俄羅斯”頻道同樣被鎮壓。

　　至于烏克蘭，則一直在“慘透了”和“贏麻了”之間來回搖擺。

　　而在中文互聯網上，以各發達國家與俄烏交戰方的官方中文數字媒體賬號紛紛下場進行“微博撕逼”為代表的中文戰況，已經反應了中國輿論市場（網民人數超十億）之于左右全球新聞走勢的重要性。

　　同時，亦以“五大文科教授”為代表的「反思婊」群體，同樣在不遺余力地滲透腐化著中文世界的輿論防線，正借助著烏克蘭戰場的炮火，妄圖重新把三十余年前某部紀錄片的“藍色價值觀”再度向新時代的中國人灌輸。

　　2022年春天的俄烏戰爭，毫無疑問較之此前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場規模性戰爭都更加凸顯出「輿論作戰」的重要性。

　　這場自冷戰結束之后全球影響力最大的一場區域戰事，已經沒有任何保留得給我們揭示了一個關于21世紀20年代現代戰爭的真理：輿論戰，恐怕不再是“輔佐性”的副戰場，而已然隨著世界互聯網人口的幾何級增長與智能手機設備的空前普及，正式成為國家戰爭的重要「主戰場」之一，徹底實現了臺面化。

　　甚至，它可以干擾參戰國家與軍隊的作戰政策和談判節奏，乃至決定著戰爭最終的勝負。

　　這一點，其實七十年前的抗美援朝戰爭與二十年前的伊拉克戰爭都曾給予過一定典型性的啟示，包括十年前敘利亞戰場的“白頭盔”也是絕佳范本——只不過，眼下俄烏交戰背后的西方集團的立體化輿論進攻，更為具象得彰示了輿論參戰的關鍵，以及美歐資本仍然控制世界主流新聞生產與傳播權力的現實。

　　近6000公里外東歐的戰火，深深牽引著中國人對于新時代戰爭的思考。

　　不論過去的歷史還是可能的未來，很多事情均并不久遠。　　

　　1

　　以新冠疫情這場全球災難、也是事實上的大國博弈為例，2020年5月時即有國外機構披露，疑似與越南有聯系的黑客組織APT32（海蓮花OceanLotus）從2020年冬季開始，持續對我國重要衛生醫療機構發起網絡攻擊，以獲取和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重要信息情報，并煽動中國網民進行“互聯網暴動”。

　　雖然在當時這件事此前4月23日的記者會上越南外交部發言人否認了相關指控，但我國知名網絡安全企業360后續通過檢測表示，該公司的技術研究團隊近期的確發現有黑客組織在不斷嘗試竊取我國醫療衛生行業的相關機密，通過360安全大腦多次監測、追蹤到的證據分析證明，該組織確為越南黑客組織APT32(海蓮花OceanLotus)。

　　根據360發布的報告顯示，“海蓮花”發動的APT攻擊，地域廣泛涉及我國29個省，以及境外至少36個國家。　　

　　其主要使用的是“魚叉攻擊”、“水坑攻擊”兩種方式。

　　在APT潛伏期間，至少使用了4種不同程序形態、不同編碼風格和不同攻擊原理的木馬程序，惡意服務器遍布全球13個國家，注冊的已知域名多達35個。

　　其實在2020年2月4日時，360就曾捕獲并通報了另一起由印度黑客組織的定向APT攻擊，該攻擊的目標同樣是我國重要衛生醫療機構。

　　后來2020年4月24日在外交部召開的例行記者會上，針對路透社記者關于APT32在疫情期間攻擊中國實體組織組織的相關提問，耿爽也作出了明確回應：“網絡攻擊是各國面臨的共同威脅，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的背景下，針對抗疫機構的網絡攻擊無疑應當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聲譴責。”

　　APT的背后是誰？當然是一百年來全球最大的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美利堅。　　

　　2017年，維基解密接受了來自約書亞的“拷貝情報”，向全球披露了8716份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網絡情報中心的文件。

　　其中包含涉密文件156份，涵蓋了CIA黑客部隊的攻擊手法、目標、工具的技術規范和要求。

　　這次的公布中，就包含了核心武器文件——“Vault7（穹窿7）”。

　　還是我國的360安公司，成功通過對泄漏的“Vault7（穹窿7）”網絡武器資料的研究，首次發現與其關聯的一系列針對我國航空航天、科研機構、石油行業、大型互聯網公司以及政府機構等長達十一年的定向攻擊活動和數據盜取行為，并制定了一系列控制NGO組織所要發動的“輿論起義”。

　　2020年2月初，《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的聯合調查報道指出，CIA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就布局收購并完全控制了瑞士加密設備廠商Crypto AG。

　　在長達七十年的歷史中，該公司售往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的加密設備都被CIA植入了后門程序，使得這期間CIA都可以解密這些國家的相關加密通訊和情報。

　　至此，可以推測：CIA在過去長達十一年的輿論滲透里，通過攻破或許早已掌握到了我乃至國際航空的精密信息，甚至不排除CIA已實時追蹤定位全球的航班實時動態、飛機飛行軌跡、乘客信息、貿易貨運等相關情報。

　　這也就是為什么美國為什么每每當中國國內發生輿情事件時，總能“快速反應、快速動員”，這不僅僅是那些NGO組織、網絡水軍、1450、反動分子們的自覺自發，更是一種體系化的對華輿論作戰。

　　中國國內的小清新們喜好痛哭流涕：“我們上不了谷歌、Facebook、Twitter、油管……”

　　卻不知，谷歌的背后是CIA種子計劃的資助建立，行動聽命于NSA（美國國家安全局）。

　　前CIA官員大衛·斯蒂爾曾毫不掩飾：“我們CIA內部就有谷歌的聯絡人，瑞克·史坦賽爾，效力于CIA研究發展辦公室。”

　　至于Facebook、Twitter，2011年埃及動亂時，時任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曾直言，埃及境內的某些媒體和勢力和美方里應外合，通過在Facebook和Twitter上散布信息，煽動推翻穆巴拉克。

　　甚至還有一句口號作為行動圖騰：“我們都是哈勒德·薩伊德！”

　　熟悉不，“今夜，我們都是吹哨人！”

　　90年代蘇聯解體后，中國成為唯一的“敵國”（2012年10月 奧巴馬競選時已直接點明），于是通過廢除反壟斷法，使美國媒體輿論集團集中到了“少數幾個人”的手里。

　　這也是我之前不斷寫過的，美國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的國家，他只是一個被少數資本操弄的殼。　　

　　被猶太人控制的西方新聞集團

　　在線時代華納、華特迪士尼、維亞康姆集團、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紐豪斯集團、華盛頓郵報、CNN……無一例外受制于外交關系委員會，通過不設上限的資本滲透，籠絡各國媒體與文人：俄羅斯地鐵爆炸案、巴林騷亂、委內瑞拉動蕩、乃至今年中國2020年初的武漢疫情，看到的太多了吧？

　　當然也包括時下的俄烏戰爭。

　　戰火燒在東歐，輿論的槍聲卻響在中國。

　　以俄烏沖突撬動中國輿論，以期為日后可能爆發在中國領土范圍內的戰爭做足鋪墊、用洗腦轟炸的社媒打法奠定中國民眾間的所謂反戰（甚至反華）根基——這就是美帝國主義新聞集團在本次俄烏沖突中的對華輿論作戰意圖。

　　90年代，美國通過法律途徑、使全美各大新聞集團一夜之間成為戰爭武器，這不是大勢所趨，而是赤裸裸的人為行動。

　　布什政府的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國務卿科林·鮑威爾的兒子，邁克爾·鮑威爾，親自批準了法令，將原本標榜“自由”的美國媒體融合成陣，開火全球。

　　美帝國主義的戰爭形象也就從幕后走向臺前。　　

　　2

　　自90年代初開始，有權參與制定美國國家網絡安全政策的不同政府部門分別提交了旨在闡述如何制定冷戰后美國國家網絡安全狀況政策的報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報告就是1997年11月國防小組(National Defense Panel)提交的《轉變中的國防。21世紀的國家安全》。

　　這份報告揭示了美國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對于后冷戰時代安全環境的認知、對于國家網絡安全在整體國家安全戰略結構中所處位置的認知、以及對于采取何種措施應對國家網絡安全挑戰的認知。

　　1997年11月由國防小組提交的《21世紀國家安全戰略》，是同期所有報告中對于美國國家網絡安全現狀作出最為悲觀評估的一份。

　　它指出美國的國家網絡安全面臨“嚴重的威脅”，認為冷戰后的世界對于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是“混合而難以具體識別的”，同時美國國內“關于如何應對威脅的共識也是很難建立起來的”……

　　基于這份報告，美國對于輿論戰、信息戰、網絡戰的重視程度達到峰值。

　　在這一時期，國防部、國家安全局、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以及能源部等美國聯邦行政機構內涉及國家網絡安全的部門還組織了一系列重要的與國家網絡安全相關的演習。

　　其中產生重要影響的包括1997年6月國家安全局組織的代號為“合格接受者”(Eligible Receiver)、主要針對美國重要軍事目標（包括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五角大樓國家軍事控制中心、科羅拉多的空軍司令部、俄亥俄州美軍運輸司令部、佛羅里達坦帕的特種司令部）的演習。

　　2000年11月代號為“黑冰”(BlackIce)的演習，則是模擬2002年猶他城奧運會期間電力系統遭到攻擊。

　　簡而言之，一切為了實戰，一切為了服務于調動全世界可以使用投入于戰時的新聞力量、輿論陣地。

　　前文提到的Facebook、Twitter正是在這一時期被美國官方扶持。

　　從布什政府第二任期開始，隨著恐怖主義對美國本土威脅的逐漸削弱，以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崛起，美國高層圍繞美國的戰略重點轉移問題進行了新的辯論。　　

　　在此過程中，以Twitter和Facebook為代表的互聯網新應用也在全球取得了高速發展，大量的NGO也開始運用新媒體構建復雜的跨國網絡增強自身力量，積極介入此前主要被主權國家壟斷的國際關系問題領域。

　　它們在全球環境變化、軍備控制、人權與民主轉型等諸多專業區間形成了全新的互動模式，配合美國決策者將目標逐步超越主權國家的邊界。

　　通過提出“互聯網自由”這個新的國際性概念，美帝國主義一步步整合原有的軟/硬實力優勢，發展和制定以所謂全球網絡空間(Global Cyberspace)為指向的國際戰略，爭奪基本處于積極無政府狀態(Positive Anarchy)的網絡空間主導權，進一步在信息時代確立有利于美西方集團的戰略優勢。

　　根據已經公布的材料，美國政府始終關注著互聯網的戰略價值。

　　目前已知最早的文獻，是1995年由任職于美國國防部分管“隱秘行動與低烈度沖突”的助理部長辦公室的馬修斯撰寫的研究報告《互聯網的戰略評估》。

　　在這份戰略評估報告中，他明確指出互聯網所具有的戰略價值：公開網絡信息將為情報搜集工作帶來更多的便利條件，公開發布的信息有助于加強和改善美國的反間諜工作，公開而相互連接的互聯網將為實施信息戰提供更加便利的條件。

　　這份戰略意圖領會得最為深入內心的，就是奧巴馬。　　

　　奧巴馬在競選總統期間就表示要高度重視網絡安全，上臺后又將其列為執政的首要任務之一，并于2009年2月委托曾在布什政府制定CNCI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梅利薩·哈撒韋(Me lissa Hathaway)，對美國當時的網絡安全狀況進行為期六十天的評估。

　　2009年5月29日，奧巴馬公布了由哈撒韋評估小組制定的《網絡空間政策評估——保障可信和強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的報告。

　　報告提出的建議是：① 加強頂層領導；② 建立數字化國家的能力；③ 共擔網絡安全責任；④ 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應急響應機制；⑤ 鼓勵創新；⑥ 行動計劃。

　　這標志著奧巴馬政府的網絡安全戰略的正式出臺。

　　2009年6月，美國國防部成立網絡司令部，將國家網絡安全戰略的“威懾”概念進一步落實為更具攻擊性的“預防性防御”。

　　至2013年，美國宣布有4000人的網軍部隊完成建設并部署到位。

　　美國軍國主義分子、軍工復合體、法西斯政府、壟斷資本深宮勢力第一個用來嘗試“效果”的地方就是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

　　3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憲章中有這樣一句話：“戰爭始于人們的思想中。”

　　2003年3月1日，美聯社向全世界發了一條消息：守衛巴格達的伊拉克部隊裝備有化學武器，這些化學武器可能包括神經毒氣沙林、環沙林、VX神經毒劑和芥子氣，軍隊有可能接到命令使用這些武器。

　　美軍如此虛假宣傳，意在告訴人們：美軍即將面臨的是一場嚴峻的戰爭——而且，美軍出兵具有正義性。　　

　　《紐約時報》緊隨其后：“伊拉克可能有20~30枚可以攜帶生化武器的薩穆德導彈，還有3萬枚可裝有化學武器的炮彈和550枚裝滿芥子氣的炮彈，這一切都是對美國、對全世界的極大威脅。”

　　2003年3月20日凌晨，伴隨著海灣地區精確制導武器的陣陣狂轟濫炸，人類史上又一場未經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授權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打響了。

　　伊拉克戰爭是與過去的戰爭相比，動用的武器裝備更為現代化，運用的作戰式樣更為多樣化，采用的作戰進程更為快速化，其戰斗攻擊效果和取得的效益也都是史上前所未有的，震撼程度或許僅次于海灣戰爭。

　　盡管從軍事角度這是一場“一邊倒”的戰爭，但它已經初現了現代輿論戰的雛形，那些沒有硝煙的如火如荼的“新聞大戰”是一場不僅不亞于軍事斗爭、反而是一條比軍事戰場打得更熱鬧、更激烈、更刺激、對新時期軍事宣傳的研究探索提出更多新思考的戰線。

　　開戰以來，伊拉克戰事新聞傳媒連連創下人類社會信息傳播的諸多“歷史空前”：參與戰爭報道的媒體數量和記者數量為歷史空前，全程直播戰爭的媒體數量為歷史空前，具有國家性質的媒體輿論對抗為歷史空前，美軍采取“嵌入式”形式允許來自全球的新聞記者隨軍采訪為歷史空前，全球接受媒體宣傳的受眾數量為歷史空前(據有關調查機構測算至少為30億)，包括移動短信在內的傳播形式之多為歷史空前，對戰爭現場的傳播速度為歷史空前。

　　以及，假新聞的發布數量和速度亦為歷史空前，強勢媒體的失誤與弱勢媒體的成功更為歷史空前……

　　每一個“空前”，都帶著新時代的痕跡；每一個“空前”，都是戰爭硝煙迷霧下雙方政治力量較量的結果。　　

　　可以一睹美軍在伊拉克戰場通過操縱輿論向世界撒滿了多少謊言和假新聞，與今天在烏克蘭戰場的新聞行動何其相像：

　　比如關于伊第51步兵師。在戰爭剛剛開始，媒體就報道說伊拉克第51步兵師的師長、副師長率8000余名士兵向美軍投降……正當美軍洋洋得意地宣布51步兵師官兵已經投降之際，伊拉克軍方發言人宣布，伊軍第51步兵師仍在和美軍激烈交戰，否認了美國宣稱的投降傳聞：“第51步兵師目前仍在英勇抵抗入侵敵軍，并已給敵軍造成了重大損失！”一天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負責伊拉克戰爭的副總指揮斯坦利·麥克克里斯托少將也不得不表示，這支部隊并沒有投降；

　　比如關于飛毛腿導彈。伊拉克早已依照聯合國的要求銷毀了“薩穆德”彈道導彈，戰前或戰后都沒有發現違禁的“飛毛腿”。但當年的3月20日，美國媒體卻搞了個“大新聞”，稱伊拉克射向科威特的一枚或多枚導彈是飛毛腿導彈……但麥克克里斯托少將后來又證實，伊拉克并沒有發射飛毛腿導彈；英國國防大臣杰夫·胡恩開始也說伊拉克在戰爭期間發射了飛毛腿導彈，后期也表示實際上沒有證據表明哪些導彈是飛毛腿導彈；

　　比如關于生物化學武器。戰爭期間美國媒體經常會爆出新聞，稱在伊拉克境內發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可疑物質，并懷疑是生物化學武器，但最后總是證實最初的推斷是錯誤的。美國媒體曾稱在巴格達南面發現一個武器庫，內有配備沙林和芥子氣的20枚中程導彈。但后來證實這些所謂的化學武器中所含的是殺蟲劑……后來，連一貫殺氣十足的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都不敢在這個問題上妄下結論了，他不得不承認最初的報告經常是不準確的，并表示要花上幾天時間再做出最后結論。再后來證實，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內容主要是從學術刊物上的三篇文章中剽竊而來的。一位憤憤不平的英國情報官員說：“你不能只選你需要的證據而忽略其他所有證據！”

　　比如關于巴士拉起義。在巴士拉這個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內，忠于薩達姆的部隊與城外英軍對抗了長達兩周時間，但美英媒體卻沸沸揚揚炒作說“巴士拉城內平民舉行了起義”……其實，這種“起義”從未出現過。3月30日報道還稱，美英部隊在巴士拉南部俘虜了一名伊拉克將軍，后來也證實這兩個消息都是錯誤的；

　　比如關于裝甲編隊推進到“巴格達心臟”。當年4月5日，美國媒體報道：“美國裝甲戰斗編隊已經穿過了巴格達的心臟地帶，并擊退了沿途遭遇的伊拉克部隊” ——實際上，這次路程為二十五英里的突襲行動主要穿過的是巴格達西南部的工業郊區，盡管其中一條路線曾經接近城市的中心地帶，但并沒有真正到美國媒體所描述的推進到城市的“心臟”；

　　比如關于薩達姆“死亡”。3月20日開戰第一天，美國的媒體在評價“斬首行動”時就報道過“薩達姆已死亡”的消息，還說薩達姆的兩個兒子也可能同歸于盡——其實，這種消息純屬子虛烏有。在整個戰爭進程中，美國媒體已經讓薩達姆“死”過數次。有人戲言，“如果伊拉克戰爭再晚結束一些時日，薩達姆不知道還要死上多少次……”

　　…………………………

　　這些手法，與美西方集團在今天的烏克蘭何其相像。　　

　　在伊拉克作戰時，美軍大肆進行新聞欺騙的行為不僅導致國際輿論反映強烈，連政府操縱的媒體也紛紛奮起抨擊。

　　如《華盛頓郵報》報道：“美、英、澳特種部隊已占領了美軍中央司令部指定的目標，卻什么也沒有發現，沒有導彈，沒有流動發射臺，也沒有化學武器。一名官員說，特種部隊按圖索驥直搗‘黑點’，但每次都是空手而回，并沒有發現任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這些所謂的“黑點”正是國務卿鮑威爾為促使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授權動武決議徒勞無功時列舉的所謂“證據”。

　　后來，布什政府不得不改口說：“大殺傷力武器也許要到戰爭結束后才能發現”，并表示將繼續在伊拉克展開搜查，不需要獲安理會授權的武器核查員配合……

　　4

　　在《美國新聞管制訓條》里，就公然寫著“在未來戰爭中，軍隊必須戰勝兩個敵人，一個是軍事戰場上的敵人，一個是輿論戰場上的敵人。后者包括本國和西方國家以及一切親西方的無冕之王們。”

　　美國《紐約時報》更是在2003年直言不諱：“在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中，五角大樓從一開始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媒體。”

　　可以說，自里根時代以來，沒有哪一屆政府如此善于處理信息和操縱圖像。在輿論戰運用的層面，小布什和拉姆斯菲爾德確實給了世人以新的演示。

　　在伊拉克，布什政府將媒體變成了完全的戰時武器，利用它散布信息以侵擾和恫嚇伊拉克領導層。

　　當炸彈落在巴格達的宮殿和政府部門所在地的時候，真正的“新聞戰”也通過衛星發射器開始了。

　　隨著美伊戰事的發展，交戰雙方不但在戰場上發生著激烈的沖突，而且在各自的媒體上也發生著激烈的碰撞。幾乎每一條重要戰況都可能從美伊兩方傳出不同的消息版本，各種難以辨別真偽的消息充斥著媒介、充斥著受眾的眼球和耳鼓。

　　在美國對伊拉克動武之前，全世界有大批的記者申請隨美軍采訪，美國國防部最終批準了671名記者在軍隊的不同領域參與隨軍采訪。

　　其中，僅美英兩國——也是伊拉克戰爭的兩大法西斯侵略國——的記者就占去了70%左右。　　

　　其中之其中，僅美國有線新聞網(CNN)一家就達二十多名，幾乎重大采訪活動都有他們的記者參加；美聯社以及三大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和四大臺（美國廣播公司、全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福克斯新聞網）等媒體的新聞記者，也都分布在他們認為可以得到“有價值新聞”的地方。

　　為了吸納記者參加“嵌入式”采訪，美國軍方還做了精心的大量的準備。

　　在戰爭爆發前的2月中旬，軍方就出臺了一本《戰地記者手冊》，把記者的采訪和發稿權作了非常嚴格的規定。

　　在開戰之時，設在卡塔爾的美軍中央司令部對所有前來采訪戰事的記者宣布了戰場宣傳紀律，要求本國的廣播、電視、報刊等主流媒體必須與政府“一個聲音說話”。

　　試問中國的小清新們，你們鼓吹的西方新聞自由在哪里？

　　美軍對新聞報道作了四十多條具體規定，明確十四種情況可以報道、七種情況有限報道、二十一種情況不準報道。

　　美軍還為戰地記者規定了“十九條守則”、“三個不準問”(一是不準問美軍和英軍的傷亡情況，二是不準問與目前的軍事行動計劃有關的問題，三是不準問與今后軍事行動計劃有關的問題)。

　　前往戰地進行報道的記者，還會人手得到一份五角大樓制訂的長達十二頁的《戰地采訪須知》……

　　對此，日本專門研究戰爭報道的評論家武田徹指出：“大量提供對已有利的宣傳材料，而限制于己不利的新聞報道，是美英新聞戰的根本指導思想。”

　　對此,《東京新聞》發表社論指出，媒體應具有對信息的甄別判斷能力，避免受軍方的控制和操縱更不應成為戰爭的武器。

　　美軍新聞中心在中東堅持每早9點開放、晚7點關閉，記者必須在晚7點之前離開。

　　記者出入大門車接車送，所有設備都要接受警犬鼻子的檢驗。而記者們獲得新聞的主渠道就是每天的新聞發布會，而新聞發布會上每天的模式都是首先由美軍新聞發言人炫耀美英聯軍的“戰績”，并說是按照原定計劃取得了良好的進展，所訂計劃內容在戰場上基本得到了落實……

　　有時候，記者們全靠在新聞中心的兩臺大屏幕電視獲取戰事新聞。

　　這樣的“采訪”，許多重要的新聞都沒有機會得到，就連開戰的消息，記者們所收到的都是“遲到的消息”，直到戰爭打響后才獲知。

　　至于那些忤逆美軍新聞方向的新聞工作者，下場則是極慘的。

　　伊拉克電視臺就是其中之一，它是薩達姆總統用來痛擊美國、鼓舞士氣、爭取民心的最強大的輿論工具，也是美國的眼中釘、肉中刺。

　　美方原以為在很短的時間里就可以占領并利用它，沒想到行動受阻，戰爭難以速戰速決因此。直到開戰的第六天，忍無可忍的美軍直接便轟炸了伊拉克電視臺，使其陷于癱瘓。

　　還有兩名持反戰態度的葡萄牙國家電視臺記者，在美軍控制的伊拉克南部區域采訪時遭到美軍的非法拘留，度過了七十二小時夢魘般的生活。

　　美軍指控他們是間諜，用槍指著他們的腦袋命令其躺在地下，并用腳踩他倆的頭部和手部，使這兩名記者受盡了虐待。

　　為此，葡萄牙新聞協調委員會在2003年4月2日也發表一項聲明，要求美國當局尊重葡萄牙記者在伊拉克戰場進行正當采訪的權利，停止對記者采取“非法的、凌辱的和隨心所欲的行為”。

　　5

　　美國軍方之所以重視輿論戰，是因為他們十分清楚傳媒與戰爭的密切關系，肯尼迪曾經說過：“戰場上沒有電視，我們將無以為生。”

　　卡特也曾認為：“安裝新的發射設備對東方進行廣播，要比設置導彈更重要。”

　　由于攻打伊拉克的戰爭備受美國社會關注，美國國內的各大媒體都把這次戰爭當作一場比拼實力、爭奪市場的機遇。他們對這次戰爭報道也分外重視，都不希望輸掉這場媒體大戰。

　　其中，CNN、FOX、 MSNBC三大有線電視新聞網的競爭格外激烈。

　　CNN借海灣戰爭的報道曾樹立起了在全球新聞業界的地位。但是在2002年，CNN在美國的收視率已經被FOX超越。

　　因而CNN早已憋足了勁，想借2003年的對伊戰爭報道再現輝煌。　　

　　CNN的母公司 AOL時代華納集團特批了3500萬美元作為伊拉克戰爭的報道預算，不惜重金把科威特城內的利茲酒店整個包租下來。

　　為了在戰爭報道中勝出，他們派出了數十名記者進駐海灣——其中不乏一些名記者，如曾經被伊拉克政府列入“黑名單”的阿曼普爾、羅思和布利策。

　　從歷史看，不僅是美軍，另一支法西斯軍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納粹德軍也深諳此道。

　　希特勒在策劃戰爭時便將廣播視為陸、海、空三個戰場之外的“第四戰場”，進行了節奏井然的備戰。

　　大戰開始后，德國法西斯每到一處，就迫不及待地掠奪占領區的廣播電臺，擴充其“第四戰場”的實力。

　　到1943年，德國已擁有二十三座短波電臺和超過一百座中、長波電臺，使用五十三種語言，每天播出近三百次新聞節目，使得全歐洲都能聽到德國廣播員的聲音，其他洲也有不少地區能聽到德國的廣播，讓“納粹價值觀”遍布各地。

　　當然了，在人類歷史上并不是沒有過在輿論戰場擊敗過強大的法西斯輿論軍團的例子——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領導指揮的抗美援朝戰爭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甚至可以說，美國人后世以來不斷滲透、策反、投資我國的新聞界，正是朝鮮戰爭ptsd！

　　6

　　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中國官方媒體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指揮下，對包括美國之音在內的美帝國主義關于抗美援朝的虛假報道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判，展開了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

　　在毛主席的部署下，中國的官媒不僅深刻揭露了美國之音美化侵略戰爭、顛覆共產黨領導的反動面目，也厘清了人民群眾中一少部分人對美國之音的模糊認識，使全國人民緊緊團結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口號下，為抗美援朝戰爭的順利進行提供了穩定牢固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

　　首先要看到的是，美國之音對中國進行輿論策反是早有預謀的，自1944年夏季開始，剛剛成立兩年的美國之音便開始推出了中文節目，專門用來反共，兵峰直指正在崛起中的中國共產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美國之音中文節目就成為美國政府對我國進行輿論戰、心理戰的主要工具。

　　1950年9月13日，杜魯門向美國駐世界各地的外交使團交付了一項總統密令，規定“要用更強有力的心理戰武器對付日益擴大的共產主義威脅”，支持美國國務院對共產黨宣傳采取攻勢。

　　朝鮮半島的戰事爆發后，我人民志愿軍于10月25日入朝作戰，美國之音迅速強化對華宣傳策略，通過不實新聞來迷惑前線的志愿軍、擾亂國內人民的備戰支援活動，以此來掩蓋美國在朝鮮參戰的不義行動。

　　朝鮮戰爭爆發后的第三天即6月27日，在毛主席的要求下，《人民日報》以《朝鮮共和國軍隊轉入反攻》為大字標題，整版編發集納九條消息的一組新聞，正式開啟對美國法西斯媒體的由守轉攻。　　

　　在名篇《朝鮮共和國軍隊轉入反攻》發表的同時，《人民日報》同時發表題為《朝鮮人民為擊退進犯者而奮斗》的社論與一篇平壤通訊，深刻揭露美國扶持南朝鮮李承晚法西斯集團挑起半島戰爭的經過。

　　從7月開始，《人民日報》以周刊形式將每期的第五版開辟為《保衛世界和平專刊》，以國際主義和國際共運的視角集中報道朝鮮半島正在發生戰爭，鼓舞朝鮮同志的士氣，打擊法西斯集團的氣焰。

　　10月25日，我志愿軍雄赳赳入朝參戰。

　　入朝次日，為了配合軍事行動，毛主席與眾同志經過商議，由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時事宣傳的指示》，提出：“我國人民對美帝國主義應有一致的認識和立場，堅決消滅親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錯誤心理，普遍養成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鄙視、蔑視的態度。”

　　根據這一最高指示，以仇視、鄙視、蔑視美帝國主義為中心內容的抗美援朝宣傳教育運動，在各種大眾傳播媒介的全面投入下，在全國范圍內展開。

　　這場宣傳教育運動中，對美國之音的批判成為了重頭戲。

　　從1950年11月中下旬開始，《人民日報》作為輿論矩陣的龍頭，領導多家官媒集中火力、重點打擊，掀起了批判“美國之音”的浩大聲勢。

　　最令人稱道的，就是毛主席指示的讓群眾來稿、放任群眾的力量敞開來件，體現出最廣大中國群眾對美帝國主義的明確指向性和真實性。

　　1950年11月下旬是人民日報集中批判美國之音的主密集時期。據統計在這一時期，《人民日報》先后發表群眾來稿達十六篇。

　　來稿群眾中有大學教師和學生，也有工人和其他社會各界群眾，充分體現了“人民的汪洋大海足以淹沒一切來敵”的人民戰爭思想。

　　另一方面，《人民日報》在采取群眾來稿的批判形式時，也非常注重運用群眾的自身經歷、心路轉化等具有個體情感體驗的表述方式，來揭露“美國之音”造謠弄假、顛倒黑白的虛偽宣傳。

　　這種輿論打法，更在效果上增強了輿論引導的親和力和說服力。

　　比如，在燕大教員座談會上，從美國歸來的鄭林莊教授就說：“在路經香港時，聽人說燕大的陳芳芝教授已被共產黨‘配給’了。”

　　話音落下，連在座的陳芳芝教授也不禁笑起來。

　　蔣蔭恩教授也附和：“我在美國時，看到一期‘生活’畫報上登著一張人民解放軍在北京舉行入城式的照片，上面只有以樂隊前導的‘共軍’行列在街上孤零零地走著，兩旁冷清清地沒有一個歡迎的人。會上大家一致認為美國之音毫無疑問是美帝國主義的一個龐大而又惡毒的造謠機構，是美帝國主義及其所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政權在中國大陸被基本消滅后，美帝國主義除了特務以外用以破壞中國人民政權的一個卑劣的工具。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義務把美國之音從中國趕出去！”

　　除此之外，官媒們還通過對帝國主義侵華歷史、特別是美國侵華歷史的回憶，在人民群眾中間建立起普遍的“集體記憶”，從而在追溯歷史的過程中揭露帝國主義無論在什么時候、用什么樣的手段都是為帝國主義利益服務的真相。

　　為此，《人民日報》先后刊發了多篇諸如《殘暴的美國侵略者》《美帝侵華年表（圖表）》《美帝控制中國海關時的罪惡》《駁侵略者口中的“中美友誼史實”》《剝落“蒙面強盜”的面具》《從美帝“移民法案”看所謂“中美傳統友誼”》《抗戰時期美國對華“經濟援助”的侵略內容》等文章，來喚起人民群眾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從而啟發群眾認識到美國之音等媒體對華播報的別有用心。

　　7

　　除了國內輿論戰場的筆鋒文戰，在前線的槍林彈雨下，我志愿軍也在黨支部的政治攻勢下，領導著前沿輿論戰的進行。

　　1951年11月，美侵略軍蓄意制造著名的“漢萊事件”，污蔑我軍虐殺戰俘。

　　對此，志愿軍專門組織動員美軍俘虜撰寫家信，在電臺錄音廣播，以支持中朝司令部發言人駁斥美方誹謗的聲明。

　　1953年，美國政府又以淫威在聯合國提出所謂“梅奧報告”，再次污蔑志愿軍在朝鮮殺害美國戰俘。

　　志愿軍對此依舊高度重視，通過讓敵軍俘虜向他們的家人寄送信件、照片，出版外語小冊子、畫刊等，向世界進行廣播，并邀請國際人士參觀戰俘營等方式，向國際民眾展示被俘敵軍的真實情況。

　　一些英國讀者讀了小冊子，聽了廣播后反映：“你們共產黨軍隊對待戰俘真的既人道又仁慈”。

　　一些美國人看了被俘美軍士兵的照片和信件后也表示：“共產黨中國的政策正像母親的心一樣”。　　

　　志愿軍總部當時指出，要有計劃地揭露敵軍暴行，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美國的真實面目，宣傳效果非常好。

　　針對美軍在朝鮮進行細菌戰、扣留戰俘、強迫志愿軍被俘人員當特務、在巨濟島屠殺戰俘等罪行，我軍進行了詳細調查，并邀請相關專家進行論證，確保材料內容的真實性和科學性。

　　當這些材料在國際公開后，迅速擴大了反對美國侵略朝鮮的正向輿論，讓世界人民看到了美軍的真實面目，對美國政府形成強大輿論壓力，為志愿軍把握輿論主動奠定了良好基礎。

　　同時，為更好開展國際宣傳，志愿軍還邀請數位國際和平民主人士到朝鮮戰場參觀，特別是邀請他們到戰俘營參觀，展示志愿軍優待俘虜的真實場景。

　　1951年，一名布拉格記者訪問戰俘營，回國后即著書介紹志愿軍優待俘虜的相關情況；1951年至1952年，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團、法國和平理事會主席法奇和英國婦女領袖費爾頓夫人，以及其他一些國際知名和平人士相繼到戰俘營參觀訪問，回國后進行大量宣傳。

　　特別是費爾頓夫人返英后，寫文章、著小冊子、作報告，在英國廣泛傳播她在戰俘營的見聞。

　　她感慨地說：“簡直是奇跡！這里真的不是戰俘營，而是學校！”

　　在我軍戰俘營中，美英俘虜們還可以可以給家人寫信。我軍給他們發了鋼筆、紙、信封，不要太貼心。

　　這也促使了許多美國大兵留下，在毛主席和我軍的教育下成為了一名共產主義者。　　

　　志愿軍的國際宣傳，不僅是單純完成任務式的宣傳，還十分注重宣傳藝術、卡準宣傳時機。

　　比如聯合國在討論朝鮮問題時，志愿軍曾將戰俘“要求迅速結束朝鮮戰爭、以早日回家過和平生活”的呼吁書（包括寫給聯合國大會主席、蘇聯代表團、美國代表團的呼吁書）送蘇聯代表團備用。

　　1952年板門店談判受到美方阻撓時，恰逢英國國防大臣亞歷山大來朝，志愿軍又借機會發表英國俘虜致亞歷山大的呼吁書。

　　1953年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倫敦召開婦女大會，英國俘虜再次聯名致電，對大會表示支持，并呼吁英國婦女積極爭取朝鮮停戰，以使她們的親人早日回家。

　　作為輔佐，志愿軍還連續出版了《在朝鮮的聯合國軍戰俘》紀念冊和《聯合國軍戰俘在朝鮮》畫冊，其中圖片占很大比例，并力求印刷美觀。

　　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不僅僅是前線戰士舍生忘死的炮火轟鳴打下的，那些報紙、電報機、油印機、廣播機，同樣組成了抗美援朝的另一塊主力戰場：輿論戰。

　　8

　　需要看到，戰時的輿論戰往往也是一場「反奸戰」，躲在角落里的漢奸們對于戰事的影響是絕對巨大的。

　　典型的，那個貪生怕死、叛逃到南朝鮮軍營里的谷中蛟，販賣了我軍的情報信息，讓美韓聯軍效率神速得打死了策反戰、心理戰。

　　在伊拉克戰爭中，美軍同樣善于策反伊拉克軍民。

　　在戰爭的策劃及開戰階段，美國買通了一家通信公司，在開戰前，他們向伊拉克軍人和民眾發射了一波又一波的短信，動搖他們的信心，以期達到使對方不戰而降的目的。

　　在進入巴格達之前，美軍利用其美國情報機構提供的線索，分別給伊拉克的各級將領發手機短信，請他們放棄抵抗、投入到美軍的懷抱、美軍將給予特殊保護并施以重賞……

　　這一招非常管用，許多將領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主動放棄抵抗、棄城而逃。

　　結果美軍沒費多大功夫、輕而易舉地進入了巴格達城，本應該發生的巴格達巷戰成了落空的預言。

　　幾十字的短信竟然勝過大軍壓境，勝過萬彈齊發……

　　針對美國在戰爭爆發前對薩達姆下達的“最后通牒”，一條流傳頗廣的手機短信息這樣說：“迫于美國總統布什最后通牒的壓力，薩達姆決定離開巴格達，但前提是他能夠流亡白宮。”

　　而在美國打響伊拉克戰爭的前夜，另外一條短信則戲稱：“薩達姆頒布了一道政令，要求把伊拉克國旗上的'真主是偉大的’字樣，改為'上帝拯救我們’……”

　　“上帝拯救我們”是布什在講話時最喜歡說的一句，這條短信擊碎了無數伊拉克民眾的心理防線。　　

　　放到今天，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在俄羅斯的媒體與中國的中文互聯網之上，美國人的動作同樣層出不窮。

　　國際黑客團體“匿名者”在24日俄軍開戰當天就宣布對俄發起“網絡戰爭”，并承認攻擊了今日俄羅斯電視臺網站。

　　“匿名者”在社交媒體推特發表聲明稱該團體“全體人員正式向俄羅斯宣戰”并已經“攻陷”今日俄羅斯電視臺網站，有黑客還在個人推文中加了“烏克蘭”的標簽。

　　據今日俄羅斯電視臺的報道，自莫斯科時間24日17時起，這家媒體的網站一直受到分布式拒絕服務(DDoS)攻擊、即短時間內以巨大訪問量癱瘓服務器。

　　其中，大約27%的攻擊發起地址位于美國。　　

　　此前，俄羅斯衛星通訊社以俄議會相關人士為消息源報道，克里姆林宮和俄聯邦委員會、即議會上院的網站也遭到了網絡攻擊，且很可能與美國的活動、烏克蘭局勢等相關。

　　中國這邊同樣，這次美國對中國新聞場的進攻不僅僅是常態化的輿論策反，同時也是借助俄烏沖突對中國不久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進行輿論戰的壓力測試。

　　從所謂“反戰”爭議到所謂“調侃烏克蘭姑娘”爭議，從自媒體出動到明星名人下場......　　

　　節奏步步有序，層次進階分明，規模逐級加大。

　　甚至，還有官媒試水……真的讓人不寒而栗。　　

　　跋

　　東歐戰火正燃，美艦便又來騷擾臺灣海峽，同時以輿論戰對中文互聯網進行戰時壓力測試……

　　不內涵，最后我就說說臺灣。

　　在過去幾年里，民進黨當局曾多次通過所謂“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向美國無家智庫機構提供資助，以促使這些機構向美國決策層建言，從而確保美國政府制定出有利于民進黨當局的政策。

　　這五家智庫分別是布魯金斯學會、美國進步中心、新美國安全中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和哈德遜研究所，其中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獲得民進黨當局的資助最多，超過五十萬美元，美國進步中心在2019年大概獲得了五萬至九萬美元的捐款。

　　民進黨當局這些累計超過百萬美元的資金援助明顯影響了上述智庫對臺灣的看法，拿錢之后發表了大量文章呼吁美國政府應加強與臺灣的關系。

　　比如，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特雷弗·薩頓2020年3月在《華盛頓月刊》上曾發文稱加強美國與臺灣的關系將有助所謂“民主自由”。

　　哈德遜研究所的兩名研究人員帕特里克·克羅寧和瑞安·紐哈德，也曾提議美國向臺灣方面出售集束炸彈或燃燒武器，使臺灣可以威脅大陸“具有重大政治價值的非軍事目標……”

　　臺獨分子不斷地撒錢，美帝法西斯再于全球調動新聞勢力，萬箭齊發投入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各大新聞平臺……

　　這不是想象，這就是事實。

　　馬克思在寫于1861年10月5日的《倫敦《泰晤士報》和帕麥斯頓勛爵》一文中曾指出：“登上了‘英國國家報紙’地位的《泰晤士報》，在不列顛帝國對外政策方面的活動就完全是為了制造符合于帕麥斯頓勛爵的對外政策的輿論，必須為他想做的事準備輿論，并且強使輿論贊同他已經做的事。”

　　毛主席更是在1962年9月直言：“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而在1967年6月，毛主席還說過一句更發人深省的話，用作本文的結尾吧：“容易出現修正主義的，第一個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聞記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學的。都是在意識形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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