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的要害不在于輿論所探討的被“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騙了，而是暗藏于自利利他及公私概念背后的人性認知。從起點講，“左”對人性首先是自利的確猶抱琵琶，不如“右”來得旗幟鮮明;但從終點看，“左”反而對了，“右”反而謬矣，因為“右”并沒有真正把人性自利講透，不曾發現人更大的本質正在于利他、在于仁、在于公，人本大公“仁”人!人類的理想與美德不僅像人性首先是自利一樣真實，而且遠比人性首先是自利稀缺得多——因而也珍貴得多。在對人性的參悟上，如果說“左”是馬失前蹄，“右”也充其量算“半桶水”!

　　——題記

　　“豎子成名”任志強

　　近一段時間以來，任志強先生很火。先是9月21日在微博上稱自己被“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口號“欺騙了十幾年”，后是10月2日在博客上發表題為“新國家還是新政權”的文章，引無數網民競注目，煞是熱鬧。不得不說，在輿論場上，任志強十分擅長引人注目，不僅深諳話題玄機，而且深諳投人所好，每每成為輿論焦點。但注目度不一定是美譽度，一個人如果經不起注目，引人注目就會淪為丟人現眼，甚至引火燒身。任志強氣壯如牛，自以為真理在握，經得起注目，但事實一再表明，他不過是個博取眼球的輿論泡沫，一戳就破;說白了，世無英雄，豎子成名!

　　這一點既表現在過去的房地產市場大論戰中(詳情可百度《任志強豪言懂房市，老君山一笑掉大牙》)，也表現在任志強一手掀起的最新輿論熱潮中。拿“新國家還是新政權”來說，盡管神州大地如今都在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中共并沒有把自己等同于歷史，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在歷史長河中建立了新政權。有外國人曾問毛澤東：你們是中國第一，還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你首先是一位中國人，還首先是一位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答曰：你的問題好比是在問先有父母還是先有兒子，我可以確切地告訴你，沒有中華民族，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事實上，“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原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乃中共針對蔣中正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提出的“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而來，一“新”字是毛澤東后來特別囑咐加的，這本身就代表了中共的歷史感。任志強提出“新國家還是新政權”的問題雖然也有一定的科普意義，但對問題的實質不作剖析，對問題的背景不作交待，是嘩眾取寵，還是有意誤導公眾，抑或別有用心?

　　人騙了共產主義

　　至于被“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口號“欺騙了十幾年”，可能更經不起注目。毫無疑問，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導致了嚴重的錯誤，既有蘇聯20世紀30年代的饑荒，也有中國“大躍進”時期的饑荒。不承認共產主義運動的錯誤，不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如果說欺騙，共產主義不只是欺騙了中國，而是欺騙了大半個地球;不只是欺騙了十幾年，而是欺騙了整整一個時代。但把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錯誤一味歸咎于共產主義理想，甚至“討厭和尚恨袈裟”，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乃至全盤否定《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全世界共產黨人的奮斗，無疑也是不負責任的。共產主義是一種什么理想呢?馬克思恩格斯說得十分明白，共產主義“不是現實應當與之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顯而易見，共產主義與其說是一種理想，不如說是一種運動，理論上講，共產主義不會欺騙任何人。硬要說欺騙，反倒不是共產主義騙人了，而是人騙了共產主義，誠如詩人海涅所說：“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任志強雖然強調自己被“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欺騙了，但似乎并不否定共產主義，尤其不否定共產主義作為信仰。早在2013年10月，任志強曾對《南方周末》談到：“我信仰共產主義，因為我覺得這就是最好的社會，至少馬克思描述的共產主義物質極大豐富任意取用，你還能造一個比這個更好的社會嗎?”這應該不是反話正說或明褒實貶，因為任志強還明確對記者表示：“我和我身邊的人，相信共產主義的仍然占絕大多數，只是大家心目中實現共產主義的道路不一樣。”“秦曉(原招商局集團主席)跟孔丹(原中信集團董事長)，他們的分歧，是用什么樣的路徑去實現共產主義。”癥結原來是在于如何實現共產主義。從這一意義上講，當前的共產主義論戰有點“關公戰秦瓊”的問題，雙方探討的并不是同一個問題。無論《環球時報》發表的反駁性社評《共產主義理想沒有欺騙中國》，還是團中央宣傳部長景臨先生發表的反駁性文章《與任志強先生商榷》，都在宣示共產主義理想沒有騙人，但任志強強調的是被“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騙了，盡管兩者緊密相連，但實際上存在微妙的差別，“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騙了人也不一定是共產主義騙了人。

　　任志強的要害

　　正因為雙方探討的并非同一個問題，無論《環球時報》社評，還是景臨《與任志強先生商榷》，抑或群起而攻之的其他文章，似乎都沒有擊中任志強的要害，這可能正是任某人斗志愈發昂揚的重要原因。那要害何在?任志強標榜“我信仰共產主義”，但強調的是共產主義如何實現，這里面或有要害的蛛絲馬跡。不能說任志強避重就輕甚至暗渡陳倉，把對共產主義的是非問題置換為共產主義的實現問題，因為共產主義的實現的確構成一個問題。不管任志強是否真正信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的實現都是一個嚴重問題，都足以成為他暗渡陳倉的渡口。極其可能，任志強內心里根本不信仰共產主義，但礙于現實因素，他不得不標榜“我信仰共產主義”，但肚子里想的就是借共產主義的實現路徑暗渡陳倉。

　　那任志強認為要如何實現共產主義呢?在與《南方周末》記者的談話中，任志強曾表示：“毫無疑問，這代人的共性，是把國家利益放在前頭考慮得更多一些，不只是為了自己的事兒忙活，都是在考慮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區別可能是，孔丹更多的是‘有國才有家’，秦曉還有我，更多的是‘有家才有國’。”結合前后文看，這能夠代表任志強所強調的實現共產主義的路徑分歧，即“有家才有國”還是“有國才有家”的問題。這可能有些簡單化，但把問題歸結為“有家才有國”與“有國才有家”的對壘，確實快刀斬亂麻，稱得上簡明扼要，不僅給人豁然開朗的感覺，而且也在相當程度上澄清了通常所講的“左”“右”之別，左是強調“有國才有家”的左，右是強調“有家才有國”的右。

　　但馬克思說得好，理論只有徹底，才能說服人。真正要底定共產主義的問題，家國關系的抽象度可能還不夠，應該提升至通常所講的“私”與“公”的層面，甚至進一步抽象到人性高度，也就是通常所講的自利利他的關系層面。事實上，共產主義及相關問題，正是發源于人性自利利他的辨析。唯有真正厘清人性自利利他的問題，才能夠真正澄清共產主義及相關問題——或許，任志強的要害就暗藏于此!應該是顧慮相關說法的道德化甚至政治化，任志強避諱了人性自利利他及私與公的概念，所謂“家”其實代表私、“國”其實代表公，“有家才有國”還是“有國才有家”的對壘實可化解為“先私后公”抑或“先公后私”的歧異。

　　利己為什么轉向利他

　　人是自利的，這一點毫無疑義，正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所坦言：“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說句實在話，人不自利，“我”不關心“我”，還關心誰?!誰還關心?!任志強毫無疑問認同人性首先是自利，不只是任志強，被稱為“右”的整個陣營都認同人性首先是自利，他們之所以反感甚至反對中共的道德與政治說教，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共過去動輒“大公無私”。被稱為“左”的學人可能否定私有制，甚至反對市場經濟，但未必就否認甚至反對人性首先是自利。但總體上可以斷定，在人性首先是自利上，“左”不如“右”來得直接而鮮明。事實上，即便某些認同人性首先是自利的“左”，多半也猶抱琵琶，認為人性自利“能做不能說”，他們似乎認為人性自利不那么光明正大，甚至對人性自利有一種擔驚受怕。

　　但實際上，人性自利不只是天經地義，而且一點兒也不可怕，因為自利一出門就拐了彎，而且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向，直接從利己轉到了利他。人的確自利，但自利指向什么呢?“左”沒有深思，“右”也沒有深思。但一定意義上，自利的指向是比人性自利本身更重要的問題，就像共產主義的實現是比共產主義本身更重要的問題。自利指向的答案不是由經驗給出的——即便見過9999只天鵝是白色的，也不能斷言第10000只天鵝是白色的，經驗的歸納得不到一個全稱的結論——而是由一個最基本的邏輯常識推導而來，這就是不能夠循環“自”證——“注目禮”!由于不能夠循環自證，“我”不得不走出自我，及于人，乃至成為社會人，服務于別人，從而取得別人對“我”的認同，實現“他”證，即是說，人性首先是自利，但自利必須先利他，要不然，豈有他證?用注目禮來表達或許更方便，注不注目是由別人決定，致不致禮更是由別人決定，注目禮的一切都是別人所決定，因為注目禮整個是別人所供應，他證完全屬于別人的動作，“我”不利他，別人怎么注目致禮?這就是人性自利一出門就走向了利他!還有什么好擔驚受怕的?毛主席說得好：“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的!”一個人擔驚受怕，根子在理論不徹底!

　　西方主流經濟學雖基于人性，而且直接基于人性自利，但并沒有真正分明自利的指向，不曾看清自利指向的正是利他，從而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僅遺留了所謂“斯密問題”——即“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重要著作《國富論》強調人性利己而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論》強調人性“同情”之間的沖突——更重要的是主流經濟學一開始就誤入歧途。可喜的是，斯密已接近于為人性自利的指向破題，《道德情操論》寫道：“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那個競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按照我們所說的人生的偉大目標，即改善我們的條件而謀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都是我們根據這個目的所能謀求的利益。吸引我們的，是虛榮而不是舒適或快樂。”這不正是注目禮嗎?可嘆的是，斯密最終還是與注目禮失之交臂，不曾明確肯定人性自利指向的就是利他。

　　大公無私=大公大私

　　正因為自利的指向是利他——準確說是不得不利他，因為注目禮是別人壟斷供應的，一個人要實現自利，必須利他，如不能夠利他，自利無疑只能是水月鏡花。眾所周知，老子惜言如金，但《道德經》兩次驚天動地點撥贏的無上秘訣，第7章云：“以其無私，故而成其私。”第66章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這是不錯的，一個人要成就自己的私，必須先人后己，以無我成就大我，以不爭成就大爭，以無私成就有私。

　　利他方能利已、無私方能有私、不爭方能大爭，這得到了經驗的印證。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打敗“蔣家王朝”?新華門照壁上刻著毛主席手書的五個大字——“為人民服務”，這絕非簡單的政治口號，而的確是他老人家思考一輩子、革命一輩子、飽經滄桑的寶貴心得，所以他發自衷心地吶喊：“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有考證甚至顯示，毛主席一生的題詞中，“為人民服務”出現最多。“為人民服務”就是中共的利他無私，正因為把人民服務放在先，人民選擇了中共，中共得民心者得天下。實際上，為人民服務也是營商制勝之道。作為商界成功人士，李嘉誠先生有一句人生箴言，叫“建立自我，追求無我”，明顯也是以無私利他實現利己成已的意思。通常所講的大公無私，實質上是大無大有的大公大私、大私大公、公私圓融。

　　如今市場經濟風行全球，從歷史長河看，市場經濟也是主流，計劃經濟在20世紀運作了大規模的挑戰，但終歸于敗。市場經濟為什么被不同的國家、社會、文明所共同選擇呢?除了通常講的效率因素之外，癥結或許也在于道德，市場經濟有可能更適合于催生美德，因為市場經濟內蘊著先人后己的機制。堪稱西方主流經濟學代表人物的張維迎先生寫道：“市場競爭，本質上是為他人創造價值的競爭。”這應該毋庸置疑，不為別人創造價值，自由交換就不可能發生，何有市場?何來市場?張維迎對市場機制的另一個概括似乎更加傳神，所謂“市場就是好壞由別人說了算、不由自己說了算的制度”。的確，如果好壞都由自己說了算，不僅市場亂套，社會運轉都亂套。作為最基本的邏輯常識，不能夠循環“自”證堪稱秩序之元甚至萬物之元，任何事物都不能夠循環自證，脫離與他物的相互作用——注目禮。

　　大公“仁”人

　　正因為不能夠循環“自”證，人性自利不得不指向利他，人必須通過別人才能夠感受自己的存在和價值的，完成存在感的證明。這一點注定了人必須服務于人、奉獻于人乃至歸于大公，腳踏實地做君子，甚至可進一步講，人本質上不是私的個體，而就是大公“仁”人。極其可能，這就是馬克思心目中的人，有話為證：“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應該能夠肯定，所謂“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就是說人不能夠循環自證，不是私的個體;所謂“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就是說人必須與人連接在一起，是社會關系的“仁”人。

　　啟蒙思想家盧梭洞察到了人的“仁”心，并認為這構成所謂“野蠻人”與文明人的分野，《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寫道：“實際上，野蠻人和社會的人所以有這一切差別，其真正的原因就是：野蠻人過著他自己的生活，而社會的人則終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見之中，也可以說，他們對自己生存的意義的看法都是從別人的判斷中得來的。”盧梭似乎語帶譏諷，可問題是，像“野蠻人”那樣完全不在乎別人的觀感，活著的意義甚至意思又在哪呢?還是應該更多從正面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保爾·柯察金的話并不像某些人所批評的那樣“假大空”，相當程度上是實話實說：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這樣，在臨終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已把自己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奮斗。”

　　“右”算“半桶水”

　　“為人類的解放而奮斗”不正是共產主義嗎?作為“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共產主義并不是“假大空”，而就是直接源于人性、基于人性、發于人性，人原本大公“仁”人。從起點講，“左”對人性首先是自利的確猶抱琵琶，不如“右”來得旗幟鮮明;但從終點看，“左”反而對了，“右”反而謬矣，因為“右”并沒有真正把人性自利講透，不曾發現人更大的本質正在于利他、在于仁、在于公。從這一意義上講，中共宣教的“大公無私”并沒有錯，尤其中共各級領導干部作為公務員，更應該講究先人后己，乃至追求大公無私。在對人性的參悟上，如果說“左”是馬失前蹄，“右”也充其量算“半桶水”!走筆至此，想起唐朝青原惟信禪師所講的求真三境界論：

　　“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及至后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

　　任志強氣沖斗牛，自以為真理在握，殊不知，他只是處于“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中途島，他認識到了人性首先是自利，但對自利的指向與內涵缺乏認識，更不曾認識到人本大公“仁”人，而是停留在了極其淺薄的自利層面——這才是任志強認為自己被“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騙了的真正原因!盡管走過“耳順”之年，但由于心智還沒有真正綻放，任志強內在的正能量仍然不足，未諳以崇高的精神鼓舞人，不太相信人世的美好，從而鑄定“小人眼里無君子”之錯。不僅任志強如此，整個“右”的陣營基本如此，甚至整個主流社會也基本如此，強調人性首先是自利，天經地義;但以人性首先是自利而否定大公無私乃至人類的理想甚至美德，大錯特錯，人類的理想與美德不僅像人性首先是自利一樣真實，而且遠比人性首先是自利稀缺得多——因而也珍貴得多。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右”的當務之急是抓緊自救，放下“致命的自負”，對人性再參再悟，全面準確透徹把握人性自利，為人生美好與社會和諧奠定正確的人性觀!

　　【演講人簡介】歐陽君山，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獨立學者之一，注目禮書院院長，中華船山網首席顧問，以啟蒙天下為己任，創建注目禮理論體系并著有“別了，西方思想”四部曲：作為本體論的《一通百通“我”之道——人的博弈進化全史》，作為經濟學應用的《西方經濟學是怎樣被超越的——以“我”邏輯破解中國房地產市場糾結為例》，作為政治學應用的《中國共產黨：敢問路在何方——返本歸源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普世價值》和《從“中國特色”到普世模式——中共治國理政必由之路》。所謂“別了”，不是不講，而是講透。注目禮理論首先是西方化的，切入的角度是西方學術的角度，使用的工具是西方學術的邏輯，形式上也是西方學術的格式。但結論上看，注目禮理論完成的是對包括西方主流經濟學和西方主流政治學在內的西方主流思想的超越，更加符合東方特別中華哲學的意趣，既可稱為“從西方走到東方”，實現了“援西入中”;也可稱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論證了“中體西用”。大丈夫當仁不讓，注目禮理論振臂發出吶喊：中華文明重新站起來了!注目禮理論體系本體論部分目前已出版發行三個版本：《天下事——中華文明的經濟學證明》、《注目禮——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之道》、《人為什么活著——從求注目到得自由》。歐陽君山的演講義正辭嚴，慷慨激昂，被贊為“最有激情的演講家”，主講《強勢心態——每臨大事有靜氣》等課程。微信號zhumulizh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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