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開始，中國新聞學界的知識分子迫切希望完成的一個任務，是為新聞操作設立一套逃離本土歷史實踐之上的“范型”。這一時期，一個廣泛的共識快速地建立：新聞實踐只有排除“政治干擾”和“人的因素”，并在新的科學規律普照下才能“走上正軌”。與當時中國社會的其他領域一樣，新聞界改革的第一步也是思想上的“正本清源”，并以新的“科學”理論來改造實踐。改革早期的學者們雖然還披著“馬克思的外衣”，操弄著他們熟悉的馬列文本，然而卻設立了一套最具形而上學色彩的新聞學認識論。

　　這種用外在的“倫理”和“規律”來規范新聞實踐的思路一直延續至今。隨著新聞業市場規模的擴張和沿海都市新一代職業群體的形成，“新聞專業主義”的倫理體系開始被廣泛地引介，并成為新聞學界和業界理解新聞實踐的基本準則和新聞業發展無可置疑的“正軌”。這套倫理規范究竟有哪些內涵，它的核心訴求是什么?中外新聞學者和中國的新聞記者如何借用這套話語來詮釋中國新聞業的狀況?本文將在系統討論上述問題的基礎上，回到新聞專業主義產生的歷史原境，探究這套理念產生的動因，從而對其進行一番新的解釋，并以此揭示出專業主義旗號下中國新聞思想變革的意識形態性和政治訴求。

　　一、專業主義的倫理訴求與本土政治意涵

　　參照美國社會學家拉爾森(M. S. Larson)對專業主義的概括，這種新聞業操作的規范體系至少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首先是自我評價層面，從業者將新聞專業與一般職業進行對比，強調專業的獨立性、特殊聲譽等非凡特性;其次是規范層面，這表現為一種服務導向，它賦予新聞業獨特的倫理規范，以此將社會授予新聞業自我規制的特權合法化;最后是知識層面，它要求新聞從業者經過必要的訓練以便掌握專業必備的知識和技能。專業的特殊門檻由這三個層面綜合構成。新聞業者由此共享一個相對穩定的聯盟關系，確認一種身份，維持特定的志趣和對職業團體的忠誠。[i]

　　很顯然，無論從哪一層面來理解專業主義，它都是一整套外在于新聞實踐，并要求規范新聞實踐的倫理體系，是一種柏拉圖式的“范型”理念，是實踐哲學的反面。概括起來，這種意識形態要求在社會與新聞業之間進行一種二元劃分：一方面，專業主義強調新聞業應該獨立于社會的政治經濟土壤，并對各種權力進行監督。由此，新聞業不再是內生于社會文化，而成為社會的外在觀察者和監督者;另一方面，專業主義要求在新聞從業者與一般公眾之間進行二元劃分，強調新聞從業者有著較高的技術門檻，因此他們有資格在信息上服務公眾，在民意上代表和引領公眾。由此可見，新聞專業主義的邏輯起點和核心內涵就是獨立性，它所強調的專業技能和行業倫理無非是在賦予這種獨立性一種合法性基礎。

　　具體到中國新聞業的語境，這種獨立性訴求便成為一種根本性的變革沖動。從中國本土現代新聞業產生之初，新聞的專業性就一直內在于政治性。從最初的民族自強，到后來的革命建國，再到黨性原則和國家建設，社會目標和政治屬性一直被置于新聞專業屬性之前，新聞傳播只是偉大現代工程的一個構成部分，并不具備行業獨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然而，從1980年代開始，新聞學界和業界就開始集體性地清算這種傳統的新聞實踐理念，而“新聞專業主義”則成為他們最好的理論武器。更重要的是，新聞理論家和新聞記者們在討論專業主義時，更多地暗含了對中國社會政治的評價，因此，在中國語境下，專業主義又多了一層重構社會政治文化的激進內涵。

　　朱迪·波倫鮑姆(J.Polumbaum)在“十年改革后中國記者的苦惱”一文中調查并探討了1980年代專業主義和自由主義理念進入中國新聞界的歷史動因。[ii]這可算是對中國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最早討論。這篇文章分析了在“改革開放”這一新的話語環境下，中國新聞記者所表達的，在“威權”與“社會責任”，“宣傳”與“服務大眾”等方面的兩難處境。從這篇文章的結論來看，此時的新聞記者已經明確地將新聞職業的獨立合法性與抽象的新聞自由作為行業發展的必備前提，這與中國現代新聞業的傳統理念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新一代新聞人的觀念中，“國家”、“政府”、“政黨”等分析單元常常被看作是外在于社會公眾，甚至與社會公眾利益相對立的“威權力量”。而新聞界則被預設為社會公眾的天然代表，所謂“人民性”的提出就是明顯的例證。由此，新聞從業者“獨立”、“自由”的信息傳播活動所面臨的若干限制不僅被看作行業發展的桎梏，甚至也被視為民主發展的障礙。這種對新聞傳播活動的二元論分析視角既構成了新聞從業者理解自身職業的一種基本取向，也構成了多數關于中國新聞實踐和新聞記者研究的一個基本前提。

　　類似的分析思路被很多傳媒研究者認同和采納，并廣泛地運用在中國新聞工作者的研究當中。例如，潘忠黨和陸曄(Pan & Lu)的研究，“專業主義的本地化：中國媒介改革中的多種實踐”，[iii]討論了中國這一“特定環境”下，新聞專業主義所演變出的獨特形式。作者借用德賽圖(M. de Certeau)在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權力運作時所提出的“策略”和“戰術”這樣一對概念，[iv]分析了中國新聞從業者在日常新聞實踐中如何在國家威權的體系內臨場發揮地實現自己的職業目標。這其中既有合作和規訓，也有抵制、規避和拒絕。在這里，國家威權與專業主義之間妥協與對立的二元分析視角仍然非常明顯，作者顯然在用“專業主義”的理想范型這面照妖鏡來審視中國新聞記者的“困境”。這種思路實質上暗示了中國新聞實踐是專業主義在特殊政治結構中的畸變，由于面臨外部力量的限制，而無法完善和伸展行業的倫理規范。

　　以上兩個研究案例頗有特點和代表性，因為它們一方面展現了新聞記者的思路，另一方面也暗含了新聞學者看待中國社會和中國新聞實踐的思路，并且成為中國國內新聞學者廣泛引證和參照的范本。類似的分析有一個總的關照，即將新聞專業主義的若干原則看作是中國新聞業發展進步的方向，將無法實施專業主義的實踐范式看作是中國新聞業發展落后局面的印證。為了證明“新聞專業主義”的規范是中國新聞業的唯一歸宿，新聞理論家們就必須對西方現代新聞業的歷史建立一套肯定性的敘事，并確認其基本范型的普遍性和先進性。這種理論邏輯上的需求立刻轉化為對外國新聞史，特別是美國新聞史的肯定性敘事上。19世紀特定歷史環境下產生的市場新聞業的發展由此被講述為新聞記者不斷獨立、不斷進取和新聞業逐漸走向自由和繁榮的過程。由此，美國主流新聞史教科書中那種簡單粗糙的進步主義觀念終于在中國找到了最大的傾銷市場。

　　在這些歷史文本中，市場新聞業的發展史成為一個“迷思”。迷思與假象不同，為確立“專業主義迷思”而建立的歷史敘事不必然與事實相悖，但是卻將復雜而多樣的歷史事實按照特定政治判斷選擇、組合成一整套英雄主義的故事。以最為典型的美國新聞史敘事為例，其鮮明的特點有兩個方面：首先，這些敘述基本局限在新聞業發展內部：技術進步、產業發展、新聞業自律意識提高、專業水準提升等表象顯然是“進步”的最好例證。這種媒介中心的視角完全忽視了美國“變革年代”的經濟、政治變動對中產階級職業群體和新聞業產生的決定性影響，因而也就無法在社會史的意義上理解新聞專業主義的歷史根源;其次，這些敘述完全以新聞業作為一種職業的獨立合法性為出發點，因而他們的分析只看重記者的具體采編工作和進步職業理念，而完全忽視了新聞記者抽象勞動過程的巨變，例如新聞業分工的細化、新聞采集網的形成、新聞產品的標準化、新聞的產業化與科學管理體制的引入等。脫離了中產階級職業群體的經濟處境和勞動狀況，當然就無法全面把握新聞專業主義的意識形態性。最后，肯定性的敘事也大量忽視了文化保守力量對市場新聞業的口誅筆伐，因此難以理解新聞專業倫理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聞業者塑造自我認同，被動回應批評壓力的結果。本文將回到美國新聞業發展的歷史背景，通過補足這些新聞史敘事框架之外的內容，賦予新聞專業主義新的內涵。

　　二、專業主義產生的歷史原境

　　19世紀后半期美國持續的經濟變革和社會變革使得新聞記者的社會角色和工作狀態與大眾新聞業初創時期有了質的變化。正如舒德森(M. Schudson)所言，“新聞某種程度上是19世紀30年代的‘發明’，而記者則是19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社會發明’”[v]。與此同時，按照內羅內(J. Nerone)的觀察，“一種支配性的新聞業范型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職業記者所確立”，[vi]此時的新聞業與其他行業一樣，加入了遍及美國的專業主義運動。[vii]由此，新聞記者作為一個有影響力和團體意識的都市中產階級職業群體才真正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這一新聞記者群體產生和“獨立意識”的形成過程剛好對應著美國社會的一場巨變。美國內戰結束后，東部的大型工商企業和銀行家開始成為美國經濟的絕對主導力量。通過土地的國有化和重新拍賣，巨額資本迅速地攫取了西部土地資源，并依靠鐵路、能源、林業、礦產等大型工業企業實現了“資本落地”。這一過程最核心的特征就是資本的集中和產業的壟斷。美國內戰前后的歷史不是承接性的和進步性的，而是一種徹底的結構顛覆，托克維爾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提出的"美國式民主"和"天然的平民社會"此時已經難覓蹤跡。資本下鄉、農民進城、工商業大都市的迅速膨脹、大型企業集團的壟斷、科層制管理和工資勞動的興起……19世紀后期到一戰前發生在美國的劇烈社會變動，使建立在經濟自主性和勞動過程自主性基礎上的“小業主共同體”的民主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美國新聞業的發展在多個層面受到這種宏觀社會變革的影響。由土地、資本集中和經濟轉型催生的產業集團化和城市化帶來了廣告與公共關系業的繁榮、傳播技術的革新和勞動人口的增長，這些因素極大地改變了19世紀晚期美國新聞業的面貌。我們可以用“新聞的產業化”來形容這一過程。它表現在發行量和廣告額的激增、新聞業資金門檻的提高、報業經營形成集團化管理和行業細分等等。隨著一座座報業大廈在紐約和芝加哥等大都市拔地而起，此時的新聞業已經與19世紀三十年代興起的“便士報”不可同日而語，而新聞記者的構成和勞動狀況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美國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在總體上從自由勞動轉向了工資勞動，這一變動極大地改變了美國社會中堅力量的心智。他們對勞動過程的把握能力和自我支配能力相應地下降，對體制的依附性則相應地增強。在美國傳統的共和主義者看來，經濟獨立對于公民身份來說是必不可少的。靠雇主付工資維持生活的人，很可能缺少道德與政治上的獨立性，因此很難被認定是自由公民。[viii]在這個意義上，19世紀晚期經濟變革的一個重要影響是美國式民主基礎的喪失，以及政治權力向大資產擁有者集中的趨勢。在新聞界，這樣的趨勢同樣明顯。在勞動過程中，具體的表現就是分工越發細化、科層制管理越發精致，塔奇曼(G. Tuchman)講的新聞網絡開始形成，即新聞生產出現了地理邊界化、組織專門化和部門分工化。[ix]新聞記者按照各自不同的分工，被分派到新聞網絡中的各個網格上，進行十分具體的工作。他們的行事規范不是對事件社會意義的整體觀察和判斷，而是按照“新聞價值”和“標準化的新聞采寫規范”來確定自己選擇和加工的信息能否順利地刊登和售賣。這種產業分工和科學管理的一個直接結果是新聞記者喪失了對社會問題的綜合判斷意識，也喪失了對新聞生產的總體性把握和對自身地位的結構性認知。這使得他們無法從新聞商品生產的角度理解自己的工作，卻轉而提出一套倫理規范和“專業獨立意識”。這一過程中，一個非常明顯的表現是知識分子對“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區分，新聞編輯部的雇員認為他們從事著比印刷部門和發行部門的工作人員更為重要，且高人一等的工作。[x]對專業技術門檻和行業榮譽感的強調首先來自于經濟利益的考量，記者們在行業雜志上抱怨他們與一般勞動者的工資沒有拉開距離，沒有體現出他們高人一等的職業地位。[xi]他們顯然沒有將同樣從事新聞生產的印刷工和發行工當做是同樣被資本雇傭的兄弟來看待，而是不斷放大新聞生產分工所帶來的社會地位差距。

　　這種勞動過程和經濟地位的變化促成了專業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而專業主義的另一個方面則由“進步主義”時代的特殊思想氛圍造成。“社會達爾文主義”幾乎是眾所公認的這一時期美國社會最主流的意識形態。它由兩個看似相互矛盾的方面構成，促成了新聞記者的所謂“客觀”和“獨立”意識。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第一重內涵是優勝劣汰的進化法則。它鼓吹淘汰弱者，但是卻假定整體競爭環境的公平。在一個資本高度集中，社會分層越發固化的時代，這種個人主義、個人奮斗的思想如此不合時宜，卻恰好起到了穩定社會、麻痹公眾的作用。用杜威的話說，“個體自我選擇的理論是恰恰是個人無足輕重時產生的”。[xii]在實際的社會運動中，這種進化法則導致任何反對工業資本主義和市場法則的集體性抗爭變得不再可能。在19世紀晚期，美國的工人罷工和農民起義事件層出不窮，而無論是保守的信息導向報紙還是普利策和赫斯特的黃色新聞紙，都竭力渲染這些變革力量的暴力性和非理性。[xiii]在這個意義上，新聞媒體帶有專業色彩的客觀性恰好成為塔奇曼所說的“合法化工具”。[xiv]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另一種觀念并不把社會看成是個體構成的松散結構，而是將社會看做是一個不斷進化的整體。這種觀念認為，社會的進程應該被有計劃地干預，建立一套規范的制度，讓社會的各個組織協調運轉。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大量不適應城市生活規則的移民涌入美國，而高層政治和資本家之間又廣泛存在貪腐現象，他們常被中產階級描繪成只貪圖私利的權貴階層。對中產階級來說，真正能夠承擔起控制社會、干預歷史進程和塑造規范制度的當然就是這群腦力勞動者自己。在這一背景下產生了新聞界著名的“扒糞運動”，其中的記者多在沒有形成科層分工的雜志社工作，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對社會問題的總體把握。然而，他們揭發政治和商業腐敗，但是并不是要改變社會形態和進程，而是希望建立一套透明規范的制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進步主義運動”，其實帶有明顯的保守色彩。例如，當最著名的扒糞記者塔貝爾認識到她的揭露性報道讓公眾開始將剝削、冷漠、欺凌、壓制勞工看作是工業公司管理不可避免的結果，并將唯一希望指向摧毀這個工商業體系時，竟然轉而開始寫一些商業成就和商業發展的報道，搖身一變成為商業社會的贊頌者。[xv]同樣，1906年離開Mclure雜志的一群扒糞記者也轉而創辦了積極樂觀向上的刊物。[xvi]

　　美國歷史學家霍夫斯塔德(R. Hofstadter)這樣概括扒糞記者的思想特質：首先，他們秉持一種特殊的“事實觀”：在扒糞記者的眼里，那些把生活描繪成美好的作品被諷刺和恥笑。對他們來說，“事實”就是粗糙、骯臟、卑鄙和艱辛，“事實”是隱藏著的、被忽視的、存在于后臺的，“事實”是賄賂、回扣、特權和食品摻假。總之，“事實”是徹底無望的與理想世界脫鉤的世界;其次，扒糞記者把各種社會問題的癥結歸結為對法律制度的廣泛破壞，只要法規沒問題，并被有效執行，那么一切都會好轉;最后，扒糞記者承襲了從新教衍生出的廣泛的社會責任論和對個人罪責的歸咎。[xvii]203-204在這樣的概括中，我們能夠處處看到當今中國都市周刊新聞記者的觀念印記，而他們在采訪寫作中念茲在茲的正是源自大洋彼岸進步主義時代的新聞專業主義。

　　除了以上所列舉的勞動狀況和文化思潮的因素，新聞記者建構“專業主義”的職業認同和榮譽感還有一層作用就是應對社會精英的口誅筆伐。在黃色新聞業時期，對報紙的批評聲音鋪天蓋地，大量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攻擊市場新聞業將文化當作生意，一心迎合低俗品位的做法不僅破壞了文化秩序，而且侵蝕了民主和公共利益。但是主流的新聞史敘事對這些問題很少提及，剩下的只是新聞記者對他們責任感、獨立性和專業性的自我褒揚。這顯然忽視了“新聞專業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應對公共批評的被動說辭。

　　小結 回歸歷史實踐的新聞理論

　　從以上的歷史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構成新聞專業主義最重要的歷史因素統統被主流的新聞史敘事排除在框架之外，這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專業主義的倫理規范被視為現代新聞業的唯一歸宿和改造中國新聞實踐的范本。然而，美國“進步主義”時代的社會史和新聞史告訴我們，新聞專業主義不僅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甚至是美國式民主凋敝、傳統共和主義精神喪失和新聞工作者精神異化的產物。只有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我們才能把握它所宣稱的“客觀”、“獨立”的真正意涵。

　　當然，有關美國新聞業進步主義的歷史敘事并不是新聞學界無意識的巧合，而是特定政治觀念投射到歷史書寫過程中的結果。它成就的是一種脫離歷史實踐，用普遍性的“范型”來改造新聞業的政治沖動。這種柏拉圖式的觀念忽視了新聞思想得以產生的歷史環境和復雜背景，也不愿意面對本土新聞實踐積累的各種經驗和具體的歷史條件。它不僅無法幫助新聞業形成符合實際的、有特色的新聞實踐，而且在客觀上逐漸將中國的新聞業改造成全球新聞產業的一個構成部分。

　　著眼新聞專業主義口號塑造下的中國新聞業實際，我們發現，獨立和專業的口號越響亮，新聞記者在整體上把握社會問題的能力反而卻越降低。不僅如此，在市場邏輯下，排除政治和社會責任意識，新聞業的低俗、造謠、煽情等負面現象大量出現。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新聞產業化過程及其相伴的新聞思想所帶來的負面結果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我們身邊的新聞實踐當中。如何擺脫1980年代以來形成的形而上學思路，真正回歸我們自己的生活世界來解讀和研究新聞業的實際問題才是新聞學界和業界努力的真正方向。為此，我們迫切需要的是回歸歷史實踐的新聞理論，迫切需要重建新聞業的實踐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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