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她打量著這個外表看上去桀驁不馴的年輕人,
不由想起在人大新聞系念書的女兒……
下午,當慕容秋在會議廳一個不顯眼的位置上坐下以后才意識到,本屆年會現在才算真正拉開了序幕。
第一個做主旨演講的是著名的國情研究專家胡安民,他穿一件花格子白色襯衫,打著領帶,方方正正的臉膛,棱角分明,膚色黧黑,看上去像一個礦工,頭發又短又硬,像鋼絲那樣一根根地往上豎立著,看上頗有銳氣。近幾年他以一系列直言不諱地大膽剖析和批評中國政經體制,視野廣闊、分量頗重的文章,深受國內外輿論界的注目,并且頻頻被邀請到國外講學,據說前一段時間在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剛回國沒兩天,就被請到會上來了。
胡安民這次發言的題目是“中國‘入世’應該使八億農民優先受益”,他一上臺就旗幟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倒也合乎其一貫風格:
“中國加入WTO之后的首要任務,就是提高國家管理社會矛盾沖擊和協調社會利益的能力,使全社會各利益主體特別是廣大農民及弱勢人群普遍受益。農業與農民收入問題始終是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而加入WTO則使中國這一最大的發展問題更加突出了。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二,這一基本國情很難在短期內改變;中國農業勞動力是美國的一百倍,而美國農產品出口額是中國的四至五倍,兩國人均農產品出口額差距更為懸殊,在四百倍到五百倍之間;目前中國農產品生產能力居世界前列,但供給相對過剩,農產品價格還高于國際市場價格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即使中國不降低農產品關稅稅率,在國際國內農產品供大于求且價格持續下降的情況下,中國農產品總體上仍不具競爭力,農民增加農業收入的可能性愈來愈小。中國向美國農產品開放市場,并非像人們所估計的只是一千二百多萬農民失業,而是現有近四億農業勞動力的剩余勞動時間將大幅度提高。他們不會上街成為公開失業人群,但會增加站在街邊“曬太陽“的時間,這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力資源浪費和損失。但中國農民如何在入世后獲取利益最大化與風險最小化呢?這才是我們需要真正面對的問題……”
胡安民長達一個多小時的發言,洋洋灑灑、擲地有聲,尤其是他提出的“一攬子建議”,可謂一石激起千重浪,話音剛落,下面的議論聲就像蜜蜂一樣嗡嗡地響起來了。有人對胡安民的觀點贊賞不已,認為切中了解決當下中國農業問題的要害;也有人表示不以為然,覺得胡安民的想法和“一攬子計劃”純屬一廂情愿、未免過于天真,有凌空韜遠之嫌。理論價值大于實踐價值……直到進晚餐時,大家的議論聲還未平息。但胡安民的發言,無疑傳達了一個重要的信號,即對農業問題的關注,將成為本屆年會的一個中心議題。這一點,到第二天上午劉國燾走上發言席時,再次得到了證實。
劉國燾同樣是近幾年社會學和經濟學領域崛起的一位倍受注目的風云人物,以研究“三農”問題名噪一時,曾經被南方一家影響頗大的周報連續兩年評為年度“新聞人物”。他要比胡安民略大幾歲,戴一副金邊近視眼鏡,身材瘦長,看上去文質彬彬、顯得老成持重,講話慢慢吞吞,也不像前者那么咄咄逼人,但內在的鋒芒和銳氣卻是一望而知的。他發言的題目是《WTO與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與胡安民的宏觀分析和前瞻性展望不同的是,他似乎更注重對入世以后的“三農“問題進行實證式的透析和解剖。
相比較而言,劉國燾的發言,似乎沒有像胡安民在聽眾中引起那么熱烈的反響。但他通過羅列的大量數據和豐富的信息量,對中國農業現狀所做的不溫不火、有理有據的務實分析,有一種無可置疑的說服力,同時也將人們關注的視點引領到了一個更為細致和理性的層面。這顯然是他與胡安民的發言存在的根本區別,反響不夠熱烈,自然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整個過程中,慕容秋都聽得十分認真,一邊像個大學生那樣埋頭作著筆記,一邊不時在她認為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地方劃幾道橫線,加一個大大的問號;或者用拿筆的手托著纖細的下巴遠遠地注視著講壇上高談闊論的發言者,思維卻顯然飄到了某個只有她自己知道的隱秘所在。甚至晚上回到房間里,慕容秋坐在床頭,仍然舍不得放下筆記本。吳雁見她這副神情,好奇地瞥了她一眼:“大姐,咱們認識這么久,我可從沒見你這么謙虛過,簡直比聽費先生的報告還認真呢!是不是從那兩位大腕的發言中獲得了什么啟發?”
慕容秋合上筆記本,笑了笑,沒說什么。對她來說,啟發其實談不上,觸動倒的確有。畢竟,胡安民和劉國燾各自從國情研究專家和經濟學家的身份提出的許多觀點,給她提供了一些頗值得參考的信息和思路。但她也從另一個方面感到了不足。“像入世這樣的大事件,對中國包括‘三農’問題在內的現實影響,僅僅通過一些經濟數據或者體制上的分析和預測,就能夠全部概括進來么?”慕容秋若有所思地像問吳雁,又像在問自己。
“當然不可能。入世的影響必定是全方位的,從經濟、政治、文化到社會結構和人的素質等方面,不亞于一場革命……”吳雁倒回答得很干脆,“可現在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嘛,一切問題都習慣從經濟出發,有人說咱們政府也成了個大公司,人成了經濟動物,更不用說許多社會學家也成了經濟學家,你沒看胡安民和劉國燾那種躊躇滿志的神氣!嘻嘻,這是個復雜的問題,小女子可說不上來。還是等明天上午聽何為發言怎么講吧,沒準他會有什么高見……”
“你就那么信任他?”
“談不上信任,你以為我真的成追星族啦?“吳雁又是嘻嘻一笑,“何為好賴是社會學家,和咱們是名副其實的同行,再說又是我的學長,信不信,一家人嘛!”說到這兒,她定睛看著慕容秋,神秘兮兮地說,“大姐,昨天我看見莊老和你說話時那親密勁兒……聽說他以前追過你,是不是真有這回事兒?“
慕容秋聽了,顯得有點生氣地說:“小吳,你瞎扯些什么呀!”她不習慣和別人談論自己的私生活,尤其在比自己小得多的吳雁面前。
吳雁自知說話有些造次。她尷尬地偷覷了神情變得冷漠起來的慕容秋一眼,像小孩子闖了禍似的,悄悄溜到別的房間串門去了。
本來,慕容秋是被安排在何為之后發言的,但她執意向莊定賢推辭掉了。這就使何為成了本屆年會議程中作主題發言的最后一位,頗有點壓軸戲的味道。
何為不到一米六五的個頭,戴著一副老式的黑框眼鏡,穿一套同樣顯得過時的藍布中山裝,上面口袋里還插著一只鋼筆,頭發散亂,其貌不揚,甚至有些落魄,整個人看上去像個三四十年代的鄉村知識分子。他走到發言席時,似乎有點兒緊張,連頭也不敢抬,眼睛盯著面前的桌子,普通話很不標準,帶著很濃的江淮口音,剛開始時甚至結結巴巴,不過,慢慢就流暢起來了。
“魯迅先生說過,地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其實,歷史何嘗不是如此。歷史本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有人寫了,讀的人多了就成了歷史。世界上沒有先天的、自然的、超越視覺角度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這樣說就涉及到歷史學中的兩個理論問題。一個理論問題是,一些簡單的所謂事實并不構成歷史。比如說誰什么時候死了或地震某年某月某日發生了,這樣的事實孤立地看并沒有什么意義。流水賬記錄不是歷史,歷史是一種知識。另一個理論問題是,不同的人寫不同的歷史。歷史是由勝利者寫成的這個人所共知的道理,但真正理會這一點的人并不一定多。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想,以及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的說法,都與不同的人寫不同的歷史的理論有關……”
在做了這么一段長長的鋪墊之后,何為總算把話題切入到了《何家莊的變遷》:
“拙著《何家莊的變遷》也是一種歷史。本人不是科班出身的歷史學家,在寫《何家莊的變遷》的時候用了超學科或是多學科的方法,既有人類學的方法,也運用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和理論。本書也不是歷史學著作,而是一部社會學著作,就算是為平民寫歷史吧!本書的主要內容都是根據主題而寫的,每個主題自成一章。這些主題包括:土地、水域與地方政治,人口與政治,生活水平,農村衛生,農村教育,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改革,移民打工,風俗習慣的變化和延續,何家莊與外部世界等等。我在對何家莊的研究中還發現了一個表面看來很矛盾的現象。那就是,在當地農村物質生活水平比毛澤東時代提高很多的情況下,不論是基層官員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很懷念毛澤東。對這現象,自由主義的精英教導我們說,那是因為農村人封建愚昧,農民不知好歹,不知什么是自由,他們需要皇帝來效忠等等,等等。其實,情況也許正好相反。我的研究和我的經驗證明,‘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過激的愚昧的行動既不是農民發明的,農民也沒有跟著去做。何家莊的人沒有跳‘忠’字舞,也沒有搞早請示晚匯報。打老師也是所謂受教育的人干的,農民是反對的。農民對村里的地主富農也是同情的。他們對階級斗爭要么是不理解,要么是消極抵觸。他們對從城里下放去的干部和知識分子非常地尊重。另一方面,在毛澤東時代他們也吃了很多苦。比如,農閑時寒冬臘月他們被動員去搞水利建設;他們的風俗習慣被稱為封建迷信而受壓制;他們的家族宗譜被燒掉;他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多少,大躍進時還發生了饑荒。那么他們為什么要懷念毛澤東呢?跟精英相反,他們不覺得他們理所當然地得過好日子,好日子是靠辛苦勞動所得的。所以他們看問題看得比較全面,比精英們更尊重客觀事實。比如在毛澤東時代,很多下層貧苦人社會地位提高了,婦女地位提高了,教育水平提高了,健康水平提高了,國家意識提高了,社區意識提高了(因為人民公社體制使他們知道,人們可以組織家族以外的生活),文化意識提高了……”
坐在主席臺上的莊定賢明顯有些不耐煩,接連打了兩個哈欠,還毫無顧忌地看了下手表。但何為絲毫沒有察覺,而是繼續說:“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在廣大鄉村,廣大農民一方面是不能自我代表,另一方面是不讓自我代表。這個‘不能’與‘不讓’,依然是鄉村社會政治意識與政治過程的基本內容。但中國的急進知識分子和急于趕超的政治家,往往被自己掀起的改革或革命表面的轟轟烈烈所迷惑,以為中國從此就步入了一個全新時代,一個重新崛起的輝煌時代。而當表面的風暴刮過,起初的狂熱開始冷卻,我們往往發現并沒有向前跨出多遠。沉重的歷史與堅硬的現實還在那個地方,迫使你去承認它。更令我感到驚奇的是,近三十年來,中國的有些知識分子不斷從西方輸入新的觀念、理論與方法,但民眾實際所使用的還是老辦法……”
當何為結束發言時,不僅沒有像胡安民和劉國燾贏來熱烈的掌聲和討論,反而出現了一陣近乎壓抑的沉默。
對人們的冷淡反應,慕容秋有點兒納悶。她覺得,何為的發言雖然重點談的是撰寫《何家莊的變遷》的體會,但實際上觸及到了當前的社會學研究或整個中國知識階層存在著的某種誤區。看來,吳雁對此人的評價,是并不過分的。她真想早點讀到那本《何家莊的變遷》了!這么想著,慕容秋在筆記本上劃了個驚嘆號,思忖了片刻,又加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由于下筆太重,把紙都差點戳破了;兩個符號幾乎交叉在一起,看上去,怪莫怪樣的,有點像畢加索的繪畫……
在下午的自由討論中,慕容秋還在琢磨著上午何為談到的那些話題時,就被主持會議的莊定賢點了將:“慕容秋,你不要總是一聲不吭嘛,讓大家也聽聽你的想法……”
慕容秋知道躲不過去了。她抬起頭,略略沉吟了一下,說道:“這兩天,聽了幾位的發言,感觸很多。雖然本屆年會的主題是WTO,但我想在這兒提出倒是另外一個問題,即社會學研究是否存在某種缺陷或誤區?我們是不是被動地將自己捆綁在經濟學甚至政治學這輛大車上,而在忽略甚至放棄自己立場的同時,又自動斬斷了對其它精神資源給予接納的努力?比如我們總是習慣用經濟學、市場社會學等思維方式分析和觀察社會,卻對哲學、宗教、人文學科等等,持一種冷漠的態度,其結果使我們眼里的中國社會只剩下體制和市場,唯獨看不到人在其中的位置了,這樣的社會學研究難道是完整的么?所以,正是基于這種思考,我放棄了做主題發言的打算,我想對自己這些年一直堅持的中國農村制度研究作一些反思……”
慕容秋的發言似乎讓莊定賢感到很意外。沉默了這兩天,莊定賢大概沒料到她對自己的論文只字不提,卻提出了這么一個與本屆年會的主題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討論會上出現了冷場。
“我支持慕容秋教授的看法。”何為干咳了一聲,慢條斯理地說,“哈貝馬斯把社會學和心理分析視為批判的科學,想通過社會學的批判能力來喚醒人們從崇拜社會結構和社會總體性的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歸根結底把認識批判和文化批判看成一回事;它既提出了總體性的理論認識的要求,同時又從根本上否定了這種認識的可能性。而阿多諾認為,‘否定的辯證法’包含著對‘虛假事物’的‘肯定’陳述,包含著對人與自然的實在關系以及對歷史進程的‘肯定’陳述。所謂的‘價值中立’也可作如是觀……但中國的某些新自由主義者和主流社會學研究的真實情形究竟怎樣呢?它差不多成了市場經濟理論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詮釋工具乃至附庸,完全放棄了批判立場和對人的關懷,而一種缺乏人道主義情懷和現代民主精神的社會學研究,除了諂媚一般向國家意識形態提交一份份冷漠瑣碎、充斥著各種數據的評估報告,其內在的貧乏和殘缺,已經根本無法支撐這一學科應具有的道義力量了……”
何為的發言,使主持會議的莊定賢臉色有些不好看。顯然,何為與慕容秋對當前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尖銳批評,使他難以接受。很快,有人開始對這種觀點進行針鋒相對的反駁:
“學術批評不應該預設立場,而何為教授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違背了這一基本原則。”一位面孔瘦削的戴眼鏡男子說。
“首先,我不認為存在一種立場空置學說的批評,”何為馬上做出了反駁,“否則,‘重要的不是話語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話語的年代’這句話就不成立了。”
戴眼鏡男子咄咄逼人地詰問。“那你是什么立場呢?”
大概是那人的詰問過于尖銳,何為沒有馬上回答。有人開始交頭接耳,會場上響起一片嚶嚶嗡嗡的聲音,氣氛變得有點緊張起來。
這當兒,一個留長發的年輕人從后排座位上站起身來,說:“我是列席會議的代表,是否可以發言?”
莊定賢說:“當然可以。你先自我介紹一下吧。”
“好的,我叫曠西北,是人大新聞系的教師。”
曠西北這個名字很熟。莫非是最近很熱門的暢銷書《C縣農民調查》的作者曠西北?前不久,慕容秋還在課堂上向學生們鄭重推薦過這本書,稱《C縣農民調查》的意義不僅在于第一次在公眾面前捅破了觸目驚心的三農問題,而且他從新聞和文學出發,一不小心抵達了社會學未曾抵達的深度。此刻,她打量著這個外表看上去桀驁不馴的年輕人,不由想起在人大新聞系念書的女兒……
會場上許多人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曠西北。
“我不是社會學家,但我在《C縣農民調查》一書中采用了社會學的寫作方法,有人說這本書雖然是報告文學作品,但同時也是一部社會學著作,我深感榮幸。”曠西北語氣里帶著一股年輕人特有的自信。“我尊重社會學的地位和影響,但我也同意剛才慕容秋和何為兩位教授的看法。我覺得我們的社會學研究的確受西方的影響太重,重方法輕實踐,對中國的社會現實隔靴搔癢,缺乏體貼入微的理解。我在《C縣農民調查》的采寫過程中,深切感受到當前中國的危機首先是農村的危機,所以我喊出了‘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我認為解決三農問題,最迫切的是要減輕農民負擔,直截了當地說,就是要取消農業稅。只要解除壓在廣大農民身上的重負,將分散的農戶重新組織起來,應對市場的挑戰,才是我國農業加入WTO之后的根本出路……”
慕容秋覺得,曠西北的話像一記重錘敲擊在自己心頭。她不由自主地鼓掌,接著,掌聲潮水一般響成一片。主席臺上的莊定賢遲疑了片刻,也勉強地拍了兩下巴掌。
會議的最后一天,照例是總結、閉幕式之類。午餐是自助餐,食量很小的慕容秋一會兒就吃完了。在回房間的樓道里,慕容秋被似乎特意等候著的莊定賢叫住了。
“你這個慕容秋,搞啥子名堂嘛,讓我被動的……“他雙手叉著腰,故意板起臉說。
慕容秋知道他指的是昨天自己的發言,卻裝糊涂地說:“怎么,你不是讓大家各抒己見么?一點不同觀點就受不了啦?“
“對那些年輕人的聳人聽聞,我是不會在意的。我只是不大明白,一向矜持沉著的你,怎么也跟著何為那個書呆子湊起熱鬧來了……”莊定賢認真地說,“你是不是想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打算另起爐灶啦?”
“當然不是。”慕容秋也認真起來,“但對自己進行一些反思,還是必要的吧?”
“噢,這我就放心了。“莊定賢哈哈笑道,“提前給你透露一個信息:我們計劃從這次年會提交的論文中,挑選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選題,納入全國重點社科研究項目。我初步考慮把你的那個課題列進去,不過,要和WTO這個大題目聯系得更緊密一些,你回去后先準備準備吧!”他說到這兒,想起什么似的蹙起眉頭,用勸告的口氣說:“慕容,以后你不要跟何為一唱一和了。這對你不好。”
“莊老師,你這話是什么意思?正常的學術探討怎么叫‘一唱一和’呢?”慕容秋聽了一愣,“我怎么聽不懂?”
“你自己慢慢琢磨吧。”莊定賢諱莫如深地一笑,轉身慢吞吞地向樓道的另一頭走去。
慕容秋剛回到房間,吳雁就興沖沖地走進來,手里拿著兩本書,眉飛色舞地說:“大姐,你要的書我給你弄到啦。想不到我這位學長還真大方,送了我兩本,都簽了名的,這下省得我回家給你去拿了。嘍,這是你的。“
慕容秋接過一本嶄新的《何家莊的變遷》,打開扉頁,見上面果然工工整整地寫著“慕容秋女士惠正!何為”。“那就謝謝你和何為先生了!”她放下書,打算午休時,吳雁卻扯著她的胳膊說:“別睡了大姐,今天天氣不錯,我陪你去山上走走吧!“
吳雁這么一說,倒真提醒了慕容秋。會議馬上就要結束了,這幾天光顧開會,放著眼皮子底下香山的錦繡風光也不去逛一逛,的確說不過去,于是就同吳雁走出了房間。
慕容秋還是十多年前參加社會學研討班時,到香山游覽過一次。也是個秋天,全班20多號人,還請來了莊定賢,乘一輛萬山牌中巴車,站的站,坐的坐,半個多小時就開進了香山。正值初秋,滿山的楓葉都紅了,像一束束燃燒的火焰,這兒一團,那兒一簇,層層迭迭、極為絢爛。那時候他們才多大?二十多歲,最大的也不過三十歲出頭,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啊。大伙一下子從單調枯燥的學習生活,置身到這多彩多姿的大自然的懷抱,情緒格外高漲,有的對著幽靜的山林扯開嗓子高聲喊叫,有的唱起了羅大佑剛剛開始在大陸流行的那首《垅上行》。中午,大家就在山坡間的草地上席地而坐,拿出自帶的罐頭面包火腿腸之類,吃起了別具風味的野餐。吃完午餐,不知是誰提議請莊定賢表演一個節目,立刻得到了熱烈的響應。莊定賢那天興致頗濃,也不推辭,即興朗誦了郭小川的長詩《團伯洼的秋天》,贏來一片喝彩和掌聲……
慕容秋和吳雁走出飯店,不一會兒就走進了樹木掩映的山間小道。空氣干爽而清新,散發著北京的秋天特有的氣味兒。兩邊山坡上的楓葉像十多年前一樣,依然那么紅艷、燦爛,宛如一幅濃墨重彩的國畫。與十多年前的感覺略有不同的是,游人似乎沒有以前那么多,因而顯得有些空曠和寂寥。聽著腳板踩在落葉上發出的噗嗤噗嗤的聲音,不知怎么,慕容秋心頭突然掠過一絲悵然。
“大姐,我有個想法,請你幫我參謀參謀吧?”吳雁忽然用少有的認真口吻說。
“說吧,你什么時候對我這么客氣了?”慕容秋疑惑地說。
“我想借中國加入WTO和咱們這次會議的東風,在刊物上開一個訪談專欄,邀請目前國內比較活躍的社會學家,從各自的研究角度談談學科建設和中國社會面臨的現實問題,現在不正是秋天么,專欄名就叫《秋天訪談》,做完后還可以結集成一本書出版……你看怎么樣?”
“嗯,這倒是個不錯的設想。”慕容秋沉吟著,“小吳,你平時總是嘻嘻哈哈的,看不出點子蠻多的嘛!”
“這么說,你是肯定我的想法嘍?”吳雁不好意思地抿著嘴笑了笑,“那我就把你作為第一個訪談對象,你不會不支持吧?”
“喲,這恐怕不行,”慕容秋搖了搖頭,但馬上察覺到自己的態度生硬了些,又補充了一句:“我還想把自己的思路好好理一下,你還是先找別人吧。至于我么,往后排一排,等一段時間再說,啊?”
“好……吧。”吳雁說著,忽然壓低嗓門,有點神秘地說:“剛才何為在書上簽名時問我,你是不是還單身呢!”
慕容秋不易察覺地皺了皺眉頭,但沒有說話。
“你可能不知道,何為的妻子好幾年前就去世了,一直單身……”吳雁沒注意到慕容秋的臉色,繼續說,“慕容大姐,我看得出他對你有意思。看你們倆今天在會上一唱一和的,很有共同語言呀!而且一個是我的學長,一個是我大姐,我給你們牽個線吧!”
但慕容秋像沒聽見似的,加快腳步走到前面去了。
會議一結束,慕容秋就匆匆趕回武漢去了。臨行前,她給女兒鹿鹿打了個電話,本來不想讓鹿鹿送的,可鹿鹿執意要送。
在北京西站,慕容秋看見女兒拎著一網兜水果出現在面前,由于趕路,臉蛋漲紅得撲撲的,額頭也冒出了一層細細的汗珠兒。慕容秋掏出手帕,心疼地給女兒擦了擦:“不是說好別送了嘛。”
檢票口已經沒什么人,離發車只剩下10多分鐘了,母女倆顧不上多說話,徑直往站臺走去。上車前,她從鹿鹿手中接過一網兜水果,“鹿鹿呵,關于你想出國的事,我和你爸達成了一致的意見,不干預你,只要是你獨立做出的選擇,我們都尊重。你已經是大學生了么……”她不經意地提起了曠西北,“對了,你們系是不是有個叫曠西北的老師?”
“是呀,曠老師的那本《C縣農民調查》最近可火呢。不過聽說爭議很大……媽,你認識他?”
“噢,不認識。”慕容秋說,她原本想說在會上見過曠西北,但話到嘴邊又咽了下去。
這時,汽笛響了。列車移動了。慕容秋看見女兒稚氣未脫的臉龐漸漸遠去,心底又泛起了一股淡淡的惆悵……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