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建軍節的文章中，一筆帶過得提到了一部十八年前的抗日題材電視劇《亮劍》。針對我的定語“反動文藝作品”，許多同志不解，認為《亮劍》乃佳作，主要理由是“將人物刻畫得有血有肉”……

　　今作詳文細述。

　　1

　　說《亮劍》之前，先談一部三年前的神級電視劇：《雷霆戰將》。

　　當時我還沒來得及去瞅，就等帶來了它的第二波“火”：宣布被停播下架。

　　根據其時已有的網絡上剩余的視頻片段，應該來說這是又一出非常典型的“偶像派戰爭片”，即“抗日不是打打殺殺，而是兒女情長、風花雪月、快意恩仇、舞動青春”……

　　正如它首播所在平臺——湖南衛視“青春進行時”——調性。

　　抗日神劇是中國晚近二三十年來特有的文化產品，“神劇”自然是“好劇”的一個對立面，有神劇的出現，既說明中國歷史上是有過優秀的抗日好劇的，同時也點明了神劇被出產的最大訴求：取代與重構那段紅色且嚴肅的歲月。

　　但對于抗日神劇的辨析和判別，很多觀眾多年來都被帶入了一個政治誤區。

　　以致于，本文的主角——《亮劍》竟被吹捧為“神作”。

　　而三年前《雷霆戰將》打的旗號很直接：“亮劍3”。

　　看來主創人員對標和看齊就是那部經典的李幼斌老師和張光北老師主演的、至今被大多數觀眾奉為“中國最好抗日劇”的《亮劍》。

　　這就不奇怪了，崇拜、模仿的“豐碑作品”其本身就是一部抗日神劇——是的，《亮劍》從政治角度本身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歷史虛無主義的神劇——那么這《雷霆戰將》之雷人，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李云龍在《亮劍》中飛揚跋扈、目無軍紀——我《雷霆戰將》抽根雪茄、耍帥裝逼怎么了？

　　李云龍在《亮劍》中為了救自己老婆秀芹而不向上級請示報告、擅自調動整個西北戰區的游擊力量發動一場區域性的大規模陣地戰役——我《雷霆戰將》頂著一頭锃亮的發膠沖女學生拋個媚眼、和護士調個情怎么了？

　　李云龍在《亮劍》里公然違反我軍自1927年三灣改編確立的“黨指揮槍”和1928年紅四軍制定的《紅軍黨代表工作大綱》精神，蠻橫地同軍中政委叫囂“軍事歸我管，生活歸你管”——我《雷霆戰將》“不顧大局”扣押國民黨軍官怎么了？

　　李云龍在《亮劍》里將“兄弟俠義”凌駕于組織紀律之上、為了報兄弟私仇而攻打被黨組織收編的謝寶慶民兵隊、并在降級后仍然行團部一級長官之實——我《雷霆戰將》在戰場上一口一個“兄弟”、“哥們”怎么了？

　　……………………

　　很多觀眾，面對褲襠藏雷、手雷炸飛機、無限子彈、手撕鬼子……都能一眼看清這是神劇，但是在面對像《亮劍》、《集結號》、《芳華》、《金剛川》、《八佰》、《金剛川》這樣的被深度粉飾和裝扮的高級黑時，就很少有人能夠意識到這些同樣是神劇。

　　而從殺傷力來看，就潛移默化地改造國民思想和歷史認知的角度，以及溫水煮蛙式地對我黨我軍的政治原則進行某種修改的目的——隱蔽性極強的《亮劍》們的危害，要遠遠大于愣頭青的《雷霆戰將》們。

　　2

　　不禁感嘆：一部電影《讓子彈飛》培養出無數毛粉，一部電視劇《亮劍》則培養出無數果粉。

　　就在《亮劍》出爐的同年，2005年4月26日，舉世矚目的“胡連會”震撼上演，這已經給國內輿論氛圍鋪墊下了某種基調。

　　2005年9月3日，《亮劍》首播的十天前，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紀念日到來，大會演講如此說道：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竟相提并論，且在排序上把正面戰場放在了前面……

　　一年后的2006年12月，《蔣介石日記》在大陸高調上架出版，以南方系為首的新聞集團大肆鼓吹站臺。

　　一時間，關于蔣介石的書籍再次成為大陸熱門，一股“蔣熱”的風氣席卷全國。

　　同一階段，包括《亮劍》在內的一大批“肯定國民黨抗戰貢獻”的“新史觀作品”作為新時期抗戰題材劇粉墨登場，意識形態江湖堪稱八仙過海，血雨腥風。

　　包括2003年的《新四軍》，竟大篇幅描述兩黨共建新四軍的同時，卻對震驚中外、蔣府洗刷不清罪責的皖南事變，做了淡化得不能再淡化的處理。

　　更讓人憤怒的是伴隨而來的卻是一眾極端丑化、情節怪離、拿觀眾當傻子的所謂“神化八路軍”的一系列抗日神劇，紛紛傾巢而出。

　　這樣的局面，反而更映襯出《亮劍》、《十一公里》、《滇西1944》等作品的“優秀”，讓人實在啞然。

　　回想《上甘嶺》《英雄兒女》《平原游擊隊》《東進序曲》《地道戰》《地雷戰》《大浪淘沙》……這些上一輩人非常熟悉喜愛的、在建國前三十年帶有鮮明時代印記的優秀影視作品，在80年代后期逐步被遺忘。

　　到今天，不知還有多少人完整地觀看過。

　　被換來的，則是晚近三十年整個抗戰史觀的被顛覆，以及歷史解釋權被稀釋后的一系列雷人高級黑的神劇紛紛出爐。

　　應當明晰：神劇出爐，是因為背后有人“出籠”。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發表了著名的《告臺灣同胞書》，表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爭取國家和統的愿望，并提出了相關方針政策。

　　隨即我軍也停止了自1958年開始的對大金門、小金門等島嶼的炮擊，釋放出“結束兩岸軍事對峙、擴大兩岸交流和實行兩岸三通”的意愿。

　　這本是沒有問題的，其中很多條例精神也是遵照毛主席生命晚期的兩岸構想。

　　但是我們向來很熟悉的一幕就是：政策明文都是好的，可是所衍生的某種氛圍以及由氛圍導致的軟性指導，往往一落地就會跑偏。

　　1980年代初，根據“一國兩制”方針，我們開始就解決香港問題與英府談判——并意圖為解決澳門和臺灣問題提供參照。

　　這就打開了一扇大門：重新評議與解構兩岸關系，尤其涉及到國共兩黨歷史話題討論方向的重新設定。

　　這其中重中之重的核心史題，就是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敘事邏輯的“相應調整”。

　　因而，消解長期以來兩黨間深郁的政治隔閡和歷史恩怨，同時還謀求給予對方體面的政治名分，以換來臺商和臺商所能帶動的日資美資企業對大陸的投資，這成了一份執念。

　　如此方針落實到文化領域，就自然而然地包括了對國民黨歷史地位的贖回。

　　1979年，電影《吉鴻昌》正式首秀；一年后，《西安事變》登上大熒幕；四年后，《喋血黑谷》宣告獻映。

　　這些打頭陣的影視片里，國民黨軍隊的形象不再是還原真實歷史的驕橫野淫，而是被美化了的“民族大義之師”。

　　連國民黨的黨旗、軍旗都第一次以正面元素飄飄然呈現在大陸觀眾面前。

　　但是嚴格來說，80年代初期這樣伴隨統戰思維初現而登臺的作品，盡管對國民黨產生了一定的解凍和放生，不過原則仍未丟棄，那就是仍堅持中國共產黨對抗戰的領導展現。

　　不論是反蔣抗日的吉鴻昌，還是《喋血黑谷》中受到中共教育而改弦易幟、投身抗日的國軍部隊，影片的祭奠尚能接受、仍未過分偏離歷史。

　　不過當時間來到1985年，就有點“剎不住車”了。

　　抗日勝利四十周年，一個特殊階段的特殊節點，秉持著那段時期特殊的家國觀、兩岸觀、歷史觀、政治觀，廣西電影制片廠適時地打造了一部《血戰臺兒莊》。

　　影片結尾處，大陸的藝術家們特別加入了一段意味深長的鏡頭語言：在王銘章師長的追悼會現場，蔣介石風采奪目親自主持，且面對日本戰機的空襲，他臨危不亂、鎮定自若地繼續發表悼文，以示激勵全國軍民。

　　其被強行刻畫的領袖風范，較之事實上反動派、投降派的丑陋定型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部堪稱開天辟地的《學校臺兒莊》，也為后來那些具有顛覆性的如《雄魂》（1990）、《兵臨絕境》（1990）、《血誓》（1990）、《鐵血昆侖關》（1994）、《七七事變》（1995）、《大捷》（1995）；電視連續劇《張自忠將軍》（6集，1991）、《血戰雪峰山》（6集，1994）等抗日神劇的出爐，開了個“好頭”。

　　在這些新時期的抗日神劇里，國軍每每在畫面中祭出如“人梯渡橋”“運河鏖戰”等宏大場景，更不乏感人的“士兵填完了，你就填進去，你填過了，老子就來填！”——這樣的實為堆砌壯丁送人頭的“尬吹”。

　　我有理由認為，今天的《八佰》、《金剛川》等強調煽情殞命的自殺式戰爭片，其源頭恐怕正是來源于此，

　　蔣經國在看完《血戰臺兒莊》后就更是喜出望外：

　　從這個影片看來，大陸已經承認我們抗戰了！這個影片沒有往我父親臉上抹黑！

　　不久之后，臺偽當局就欣然決定同意國民黨老兵回大陸探親，不但開啟了海峽兩岸公開交往的序幕，還為臺偽政權在國際上、尤其在西方世界的媒體上搏得了一絲印象分（或許我方某些人士也沾沾自喜、引以為豪吧）。

　　至80年代后期，周梅森創作的《國殤》和《大捷》以及以這兩部作品翻拍的《兵臨絕境》和《大捷》，其敘述主體就已然不是抗日本身了，而是明晃晃的反向政治諷刺。

　　內涵“政治官場黑暗”、甚至包含了一些“拼死抗戰是否有必要”的汪精衛式衛國觀的味道，是從80年代后期許多抗戰影視劇的側面。

　　其真正的藝術矛頭指向，不言自明。

　　我依然有理由認為，21世紀的諸如《集結號》、《芳華》等作品，其思想源頭或許是來源于此。

　　3

　　關于“國民黨抗戰”、“國軍貢獻”，本不必有任何爭議，但是隨著《亮劍》等一系列所謂“正面反映國民黨”的反動神劇的大行其道，讓一個本沒有疑問的歷史議題重新陷入爭端。

　　歷史不容篡改：自1937年全面抗戰以來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浴血奮戰，抗擊了64％以上的日軍和95％以上偽軍，斃傷日偽軍136萬人，解放了廣大的土地和上億的人民，日軍占領的大城市和重要地區幾乎都已在八路軍、新四軍的包圍之中，將近全部的偽軍和絕大多數日軍也都在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縱隊的包圍之中。

　　只有包圍日偽軍的部隊，才有受降的條件——也就是說，只有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具備受降的資格。

　　而蔣介石的軍隊，其八十多萬人馬在大后方“厲兵秣馬”包圍著陜甘寧邊區和其它解放區，準備大打內戰。

　　華北地區已沒有國民黨的軍隊，蔣介石的軍隊距離日軍所占的大城市很遠很遠，無法迅速受降。

　　當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傳到國民黨總部后，夜不能寐的蔣介石一連發出四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給國民黨部隊，要他們加緊進軍，勿稍松懈，千萬不要等中共部隊已經把包圍圈中的日偽軍解決了才到，并保證交通工具由美國負責，要火速進軍；

　　第二道命令給淪陷區部隊，通電所有日偽軍將領，各原有陣地向蔣介石的部隊投降，要他們“切實負責維持地方治安”；

　　第三道命令給朱老總，要他的部隊留守原地，聽候待命，不準受降；

　　第四道命令，電請日軍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要他在蔣介石的軍隊接受之前，當負責作好“有效的防御”，如有共軍所占領，日軍應負責任，并由日軍將其收復，再交還中央接收部隊……

　　毫無疑問，從這一刻開始，蔣介石反動集團賣國求生的階級本質就已經容不得任何政治脂粉以涂抹，國民黨首腦高層已經毫無底線地向汪精衛式的漢奸立場無限挺進。

　　之后，蔣介石又立即召開軍政首腦會議，對受降問題作了一番布置，到會的有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陸軍上將顧祝同，海軍上將陳紹寬等人。

　　何應欽當時已由軍政部長改任陸軍總司令，蔣介石鑒于何應欽主持軍政部克扣軍餉、遲發補給、造成官喝兵血、兵困擾民，決計改組軍政部，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調何應欽任陸軍總司令，以陳誠接任軍政部長。

　　蔣介石還宣布了指定日軍投降地區及受降長官，并委任漢奸、投降將領龐炳勛為第一路軍總司令，孫良誠為第二路軍總司令，吳化文為第五路軍總司令兼濟南市市長，周佛海、羅君強為上海行動總隊正副司令，任援道為南京先遣軍總司令，門致中為北平綏靖司令。

　　蔣氏這一倒行逆施的決定不僅引起共產黨的抗議、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的反對，也引起一些國民黨內部人士的不滿。

　　馮玉祥就大怒，當面質問蔣介石：

　　為什么偏偏不準勞苦功高的八路軍、新四軍受降？這究竟是為什么？

　　據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戰史室的資料顯示，從1938年底開始，日本的中國派遣軍共二十四個師團，其中華北方面軍九個師團、13軍四個師團的主要任務就是在華北和華中與八路軍、新四軍作戰，21軍的四個師團擔負守備和戰略牽制任務——僅僅只有11軍的七個師團在同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作戰。

　　十三個師團對付八路軍和新四軍，七個師團對付國軍——到底哪個戰場是主戰場、哪個戰場是次戰場？

　　毛主席共產黨的軍隊是不是中流砥柱，一目了然。

　　再看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戰史室的資料：從1938年10月至1943年間，日軍只對正面戰場國軍進行了一些有限規模的戰役進攻，而用于對敵后戰場作戰（五次大規模掃蕩）的兵力則分別為54萬人、47萬人、46萬人、33.2萬人、35萬人。

　　毛主席指揮的的敵后戰場，抗擊日軍（不包含關東軍）的比例分別為62%、58%、75%、63%、58%。

　　進入1941年后，為了備戰對美國的太平洋戰爭，中國戰區的日軍意圖加快控制占領中國，首要任務就是所謂“剿滅共軍”。

　　僅1941、1942兩年，日軍使用千人以上、萬人以下兵力對我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的“掃蕩”就達到132次，使用萬人以上至七萬人兵力進行的“掃蕩”達到27次。

　　在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編纂的《太平洋戰爭史》第4卷中作過這樣的記述：

　　從（1945年）4月到8月之間，解放區的發展異常迅速。由于八路軍的進攻，華北的日軍從所有的據點和碉堡里不斷地被驅逐出來。日軍的小部隊已陷于無法行動，而大部隊則被困在鐵路沿線的城市里。日本對中國占領區八年間的統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經瀕于崩潰了。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專家組顧問、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員謝忠厚亦有研究：

　　從1941年3月到1942年底，日軍集結重兵對華北進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從軍事、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瘋狂進攻根據地。

　　到1943年，東京的軍部大本營仍在強調：

　　為了適應大東亞決戰（呼應東南亞和太平洋同美軍的戰斗）的要求，必須迅速消滅中共勢力，此乃zhi na戰區當前之必須！

　　沒有毛主席和共產黨，中華民族早已亡國滅種在于日本人的屠刀之下。

　　連他蔣介石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最后階段都看不下去（意大利已投降、蘇軍已逼近柏林、中共已收復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老蔣竟然還能丟掉河南湖南廣西福建的省會和兩百多座縣城），一度要給八路軍五個師的裝備，結果搞出個史迪威事件……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4月10日日軍占領豫陜邊界的重陽店，十四年中，蔣記國府喪失國土面積共275.3萬平方公里；丟棄城市1100余座（當時全國城市為1200座），遺棄同胞2.8億人口（當時全國人口4.5億）。

　　除了戰斗力垃圾，國軍成建制、成規模的叛國投敵更是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沉重的人禍巨災。

　　據《劍橋中華民國史》載，1941-1943年三年時間，國軍叛逃將軍共有六十九名、逾五十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又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日統區，以對抗共產黨的游擊隊。

　　此外，抗戰期間蔣府還發動三次反共高潮，其中第二次反共高潮即1940年的皖南事變，新四軍九千多人被國軍八萬多人包圍，激戰七晝夜，寡不敵眾而三千余人壯烈犧牲、3600余人被俘或失散。

　　得人心者得天下，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和蔣記國民政府的脆敗，原因就在于毛主席所言：

　　戰爭偉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到1943年后，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人口已增至八千萬人，敵后抗日軍隊已增至四十七萬人。

　　到1945年，我黨領導的敵后軍民發起了更大規模的春夏攻勢，殲滅日寇逾十六萬人，收復縣城逾六十座，擴大解放區逾二十四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逾千萬。

　　到當年度年4月，在毛主席指揮下，我黨于華北、華中、華南創建了十九個解放區，擁有人口近一億，正規軍逾九十一萬人，另有民兵超過兩百萬人。

　　山呼海嘯般的群眾，是決定戰爭形勢的“勝負手”。

　　電視劇《亮劍》始終無法體現的是抗日戰爭其本質——毛主席領導的敵后軍民、全體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共產主義反侵略戰爭。

　　因而，只有黨領導的階級解放戰爭，才能夠動員最廣泛的中國人民形成反法西斯戰線、以汪洋大海之勢淹沒日本鬼子、日偽漢奸和蔣記國府的兵鋒。

　　4

　　前文提到的《讓子彈飛》與《亮劍》的區別，一言蔽之：前者是階級敘事，后者是民族敘事。

　　《亮劍》的作者借楚云飛之口，說出的那句“國家利益高于一切”，便旗幟鮮明地代表了民族主義的立場。

　　乃至劇中共產黨軍隊的政治委員趙剛，竟然都被編劇明晃晃地安排了一出“不談政治”的臺詞……

　　我實在不知道如果這都不算神劇，到底什么才算神劇？

　　男二號楚云飛的所謂“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如是表達，在回避了這樣一個絕對不可以回避的問題——“國家是誰的國家？利益是誰的利益？”——的同時，還巧妙地把抗戰后的解放戰爭，陰乎乎地暗指為一場“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所謂“內戰”。

　　如果解放戰爭真的是民族主義角度的“內戰”，那么新中國建政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

　　不僅如此，還會嚴重影響、動搖我們在今天對臺灣省之解放行動的正當性，這是政治和歷史的紅線問題。

　　解放戰爭當然有民族解放的成分，因為蔣府是美國人的法西斯爪牙；但是根本的戰爭性質，依然是工農階級占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對依附于美帝國主義的蔣府買辦反動政權這一封建軍事集團的推翻戰事。

　　即，這是一場階級戰爭。

　　不明辨這個問題，就無法解釋土改，無法解釋淮海戰役的民心所向，無法解釋大大小小城市和平解放時的百姓簇擁。

　　所以，今天談及臺灣問題，我也認同使用“統一”一詞，它更多是體現民族性；但是我更推崇的還是“解放”一詞。

　　“解放臺灣”，這才是我們的政治高度、階級高度的行為化身。

　　遙想抗戰時，蔣介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乍一聽很熱血，其實恰恰反應了自身在階級反動的根本處境下，只能謀求民族雞血的頹弱。

　　這也是蔣介石一貫以來的抗戰作風，也是國府、國軍的抗戰觀：迷信裝備（徳械師）和英美調停，而不尊重中國底層人民、不重視勞苦大眾、不依靠工農階級，更不珍惜那些被他們如撒麻袋一般堆砌到戰場上的國軍士兵。

　　用百萬國軍將士“不值錢的如山尸體”（本來就是強抓壯丁抓來的），為國府上層軍官們博得一份“我們已經盡力了”的自慰，這就是所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真相。

　　戰前期手握德械，后期仰仗美援，可是這蔣介石又把資源和力氣都用哪兒了？亡國滅種的邊緣，還不忘在抗日期間連續發動三次反共內戰……

　　失民心者，失天下。

　　對敵人（日本軍國主義）的軟弱投降，和對階級主人（美國帝國主義）的諂媚依賴，都在國民黨及其軍隊身上毫無保留地體現。

　　從1938年戰爭進入相持階段開始，于日本積極誘降、英美從旁勸降的國際妥協氣氛下，逐步“綏靖化”的蔣介石很快就從與共產黨人的合作抗日走向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道路。

　　1939年1月21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作了題為《喚醒黨魂，發揚黨德，鞏固黨基》的報告，把會議的議題由對外轉向對內，由抗日轉向反共，從而使“整頓黨務”、研究“如何與共產黨作積極之斗爭”成為全會的中心議題。

　　這在抗日戰爭的重要關頭，是毫無爭議的漢奸政治。

　　蔣介石的所謂“黨魂”就是“三民主義”，所謂“黨德”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和“智仁勇三達德”，所謂“鞏固黨基”就是要整頓黨務、“與共產黨作積極斗爭”。

　　這份報告處處隱含著1927年“清黨”的意味，叫嚷：

　　我們一定要將已睡了的黨魂喚醒轉來，已失去的黨德恢復轉來，全體一致，尊重黨紀，愛護黨史，重新奠定本黨堅實的基礎……

　　在蔣介石的親自部署下，國民黨秘密成立了“防共委員會”，確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針。

　　會后，國民黨陸續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置辦法》、《處理異黨實施辦法》、《淪陷區防范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陜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運用保甲制度防止異黨活動辦法》、《防止異黨兵運方案》等等。

　　從這一刻開始，蔣介石集團一貫以來“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便不再偽裝。

　　博山慘案、深縣慘案、確山慘案、十二月事變、皖南事變……一出出國民黨反動軍閥蓄意制造的反共慘劇接踵發生，在日本侵華腳步依舊蔓延的局勢下，給黨領導的抗日運動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對此，毛主席異常失望和憤怒，他公開怒斥：

　　《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其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不利于抗戰，不利于團結，不利于進步的。

　　什么是'異黨’？日本帝國主義是異黨，汪精衛是異黨，漢奸是異黨。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黨派，一致團結抗日，這是'異黨’嗎！

　　我們要反對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這種辦法就是破壞團結的種種罪惡行為的根源！

　　由此，黨內和八路軍等黨的部隊內部，也紛紛回憶起1935年時毛主席曾就時局給出過的使人振聾發聵的判斷：

　　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不論什么革命）總比帝國主義壞。

　　他們組成了一個賣國賊營壘，在他們面前沒有什么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線，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他們的總頭子就是蔣介石！

　　這一賣國賊營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假如沒有這一群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

　　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從單純的民族主義來看，日本和族并非先天便與中華民族（漢民族為主體）有仇，哪怕他因為地域狹窄與資源短缺等問題易產生擴張傾向，但最終促使之走上軍國主義不歸路的，仍然是源于明治維新后其國體變化的政路抉擇，即階級性的變化。

　　但是當今，“鬼子”的稱謂充斥輿論，而“帝國主義”則鮮有提及，這很不應該。

　　這或許也是某種程度上不斷催生著各類抗日神劇的原因之一。

　　因為不談階級只談民族，自然無法解決方向和力度的困惑，稍有不慎就會無法自拔。

　　如果只知一味地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去控訴日本侵略者，必然誤入歧途，將無辜的日本人民與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混為一談，也會將國內正常的喜好日本文化的朋友與精日分子混為一談。

　　毛主席早就就此發表過論述：

　　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那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敗類。

　　在毛主席時代，我們一方面進行要求徹底清算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宣傳教育，一方面也加大對日本國內左翼力量的支持，幫助被美帝國主義和右翼勢力統治的日本人民進行民主化斗爭。

　　1959年3月12日，日本社會黨書記長淺沼稻次郎在北京發表演講時，就曾呼出驚世高論：

　　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

　　5

　　從政治的角度，《亮劍》的錯誤性，或者說一種顯而易見的人為的“修正性”，是這部劇最大的陽謀之一。

　　就以前文述及的，軍事指揮官李云龍對身為政委的趙剛標志性的臺詞——“軍事歸我管，生活歸我管”，這樣的臺詞設計簡直反動得無以復加。

　　在我軍軍史和建國后的歷史上，包括“一馬當先”的高崗和功勛卓著的彭老總，都曾經有過類似的不同程度的沖動表達，以致于曾逼出毛主席那句著名的：

　　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找紅軍去！

　　1928年6月，紅四軍制定了《紅軍黨代表工作大綱》，明確規定了“黨代表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在軍隊中工作的；是所屬部隊士兵與官長的領導，是負責部隊管理與教育的首長”的政治紀律，這是我軍九十六年來戰無不勝的靈魂之一。

　　“支部建在連上”，這也是毛澤東軍事思想最鮮活的政治創造。

　　毛主席曾在《井岡山的斗爭》說過：

　　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但在《亮劍》中，李云龍卻成了獨立團里一手遮天、大行家長制作風的霸王。

　　更可恥的是他讓魏和尚去保護趙剛時的那句：

　　政委他不會玩刀！

　　一句話，似乎就暗示了我軍政委都是一群繡花枕頭、一群掉書袋的草包。

　　這完全是翻覆歷史。

　　和國軍中的政工干部幾乎全部出身文職學校截然不同，我軍的政工干部幾乎全部發于卒伍、于血腥的槍林彈雨里成長起來。

　　小到連指導員，大到師團級的黨支政委，哪一個不是把帶兵打仗作為第一職責？哪一個會在戰斗中比同級的軍事指揮員退后半步？

　　鄧華、楊勇、王震、陳錫聯、葉飛、王建安、傅秋濤、鐘偉……隨便列一大串，哪個是《亮劍》李云龍口中的讓他瞧不上眼、以致于叫囂軍事歸團長管的“書呆子”？

　　相對來說，政委不僅要參與作戰部署和帶兵指揮，還要負責部隊中復雜的政治教育、收編擴編、俘虜教化、黨群建設、百姓生活管理。

　　從職責看，政委的權力和責任一點不比“李云龍”們小。

　　但是《亮劍》作者都梁顯然不這么認為。

　　他的筆觸下，李云龍這樣的跋扈之徒，其所有的不守紀律、違抗軍令、自私自利、軍中一言堂……都在劇情的編排下，充滿了合理性。

　　而作為軍隊中政治方向把控者的趙政委，不但可有可無，乃至還通過一場指責李云龍被降級“這隊伍，沒有你，我一個人怎么帶”來表達對政委領兵無能的戲謔。

　　甚至，在一名戰士“錯喊”李云龍為營長后竟然遭到段鵬的抽打和趙剛的訓斥，連我軍一向視為鐵律的“官兵平等、嚴禁打罵”都被《亮劍》的編劇拍翻在地。

　　在1938年12月頒布的《政治委員工作暫行條例》中，有著明文規定：

　　在軍事行政和作戰指揮上，軍事指揮員負更重大責任。但在軍事指揮員有違犯了黨的路線或不執行上級命令情況時，政治委員有停止軍事指揮員命令之權……

　　然而在《亮劍》中，李云龍擅自出于一己私利攻打黑風寨，被降級后，趙剛竟然在部隊中明目張膽地叫嚷：

　　獨立團只有一個團長！那就是李云龍！

　　這獨立團在都梁的筆下，還真就“獨立”了？連上級組織的命令都當成放屁了？黨有黨規，而你獨立團自有團法？

　　趙剛作為政委，在都梁筆下就如此的黏黏糊糊、唯唯諾諾，這不失為一種狠毒的政治陽謀。

　　配合著過去某一段時期內，某些媒體與體制內公知鼓吹叫囂的“軍隊國家化”邪音，更是讓許多不明內理的群眾被蒙蔽。

　　就史實而論，毛主席的兵為什么“嗷嗷叫”，毛主席的隊伍為什么“軍民團結如一人”，毛主席的軍營為什么“官兵同體”？

　　正是因為毛主席的人民軍隊中，有千千萬萬個政治委員。

　　正是這些肩負著軍隊政治工作重任的政委們，永遠把握著軍隊的底色和方向，永遠在解釋著每一發子彈、每一次沖鋒的意義：我們是在為誰而戰。

　　1928年11月25日，毛主席在向中共中央寫的《井岡山的斗爭》這篇報告中，講到“軍事問題”這部分時，特別分析和強調了軍事斗爭中的政治工作：

　　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像變了個人似的！什么原因？是因為通過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讓這些士兵懂得了這樣一個道理：紅軍廢除了雇傭制，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

　　1944年4月，在修改譚政起草的《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時，主席又提出：

　　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

　　兩年后的10月1日，主席在總結解放軍的戰況時，自信地說了這樣一句經典的話：

　　三個月經驗證明：一切軍隊必須加強政治工作。

　　十八年后的1964年5月25日，主席在會見外賓時，依然自信地告訴外賓這樣的經驗：

　　革命單搞軍事不行。

　　單有軍隊，單會打仗是不行的。

　　只有會做政治工作的人才會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會打仗。

　　6

　　說回民族敘事與階級敘事的議題。

　　《亮劍》對我軍所代表的階級性、以及該階級——工農階級的蔑視和踩壓，不僅通過抗戰中氣宇軒昂的楚云飛形象來表達（事實上國民黨軍隊在大陸盤踞二十年之燒殺淫掠暴行，都梁等果粉從不敢提及），更是極為小人地用“田墨軒”這個知識分子角色，于建國后歷史的劇情來表達。

　　通過對田墨軒一角的塑造，以及對田墨軒和李云龍形象氣質巨大差別的打造，《亮劍》成功刻畫了一個糟糕到谷底的解放軍將領的面貌。

　　同時，借田墨軒之口，都梁又成功地表達了對抗美援朝戰爭的不屑一顧、對出兵朝鮮正當性的強烈質疑，以及對國家強軍思維和建國初“向蘇聯一邊倒”政策的反對。

　　這些思路，在劇中其面目是“去意識形態”，但其本質卻恰恰是另一個反面的“意識形態化”的創作。

　　田墨軒這一角色的價值暗含，是一種“武人打江山、文人治江山”的封建大儒思想，與毛主席“人民當家作主、無產階級專政”的思路完全是水火不容的對立。

　　可是在都梁的小說中，田墨軒成了一位“有風骨”的老文人，被都梁陰險地套上了一層民族主義的神圣外皮。

　　由此，都梁借田墨軒的嘴巴巧妙地、拐彎抹角地黑了一把老大哥蘇聯——黑蘇聯只是指桑罵槐罷了，他真正想黑的是誰？

　　問題在于，田墨軒一邊要求軍校教育來貶低李云龍、丁偉們“沒文化”，又在人家上了軍校后說“軍人應該減少”；一邊鼓吹蘇聯威脅論，卻又一邊鼓吹軍人無用論……

　　合著蘇修真就打進來了，就靠這幫老夫子抱著筆桿子去抵擋蘇修的坦克？

　　都梁塑造田墨軒，實際是想對標、并洗白一個大漢奸：新中國民盟的的領袖張東蓀。

　　這廝當年的一系列幼稚言論，就被都梁幾乎原封不動的塞進了《亮劍》田墨軒的口中。

　　只不過，張東蓀當年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通過美國間諜王志奇向美軍傳遞情報、又秘密還組織一個新政府、坐等志愿軍在朝鮮被美軍打趴、然后再和美國里應外合………這等光輝事跡和偉大構想，都梁倒是不敢寫了。

　　可見，文人就是文人，這一垃圾酸腐群體在歷史上歷來就是如此，只敢暗戳戳，從無正威威。

　　想“一邊倒”倒向美國，卻只敢嘟嘟囔囔“反對向蘇聯一邊倒”；想對軍隊削權、剝離黨對軍隊的領導，卻只敢嘟嘟囔囔“我們應該發展經濟和文化”……

　　1955年5月24日，毛主席在《駁“輿論一律”》指出：

　　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

　　一個社會，無論何時，總有先進和落后兩種人們、兩種意見矛盾地存在著和斗爭著，總是先進的意見克服落后的意見，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只有充分地發揚先進的東西去克服落后的東西，才能使社會前進。

　　1957年5月15日，主席又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矛頭鮮明地強調：

　　扣帽子一事，對右派當別論。

　　文人階層是中國社會結構中比較特殊的一個子群體，在新中國之前，這個階層得益于知識分配不均而壟斷著較多知識、也壟斷著由知識消化所造就的“思想”，成為歷朝歷代的所謂“大師階層”。

　　所以他們鄙視下層民眾，尤其熱愛踐踏底層的工農階級。

　　文人這一階層歷來在社會運行過程中占據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朝代權傾廟堂。

　　不過，文人弄權的結果一定是政治幼稚化、保守化、法西斯化。

　　所以無論是革命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中國歷史上但凡較有作為的時代，無一不是求賢如渴與鄙視文人并存。

　　有商鞅、張良、孔明、劉伯溫，就一定會有許攸、禰衡和楊修。

　　社會想要前進則必然開動車輪，而車輪滾滾就必然產生震蕩，那么這種震蕩就一定會在文人階層中進行著嚴格殘酷的遴選。

　　其興衰勝敗的標準在于：文人們能否在實踐中體現價值、能否對社會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而不是四體不勤、不事勞動、亦或是攀附舊權貴甚至外族勢力。

　　一旦與時代、民眾和實踐相脫節，那些孤傲的文人必然成為時代進步的犧牲品。

　　因而，“花錢買太平”、“中美夫妻論”、“全球化”、“和平與發展”會成為中國當代文人階層的最愛。

　　這種既無骨氣也無真知的作態，孕育溫床自然是80年代近似于“趙匡胤復活”的氛圍，“田墨軒”們其時的“反攻成功”，如今回望似乎也并不意外。

　　高度集中+揚文抑武，體制內文人與境外“避難學者”開始大行其道，各地的作協開始金碧輝煌，恰似宋朝文人當政。

　　趙匡胤在五代十國的軍閥混戰中輕而易舉的從孤兒寡母手中取得政權，對武將自有天生的猜防，因此才有了杯酒釋兵權。

　　他曾對趙普感慨：

　　選擇一百個文官派到全國各地去當地方大吏，哪怕他們全都變成貪官污吏，都趕不上一個武將可能帶來的禍害。

　　在他看來，文官貪污不是什么事情，武官的賢能卻是大問題。

　　因而，軍隊經商、軍工下馬、從銀河號到臺海危機、從南聯盟被炸到南海撞機………蒙古和大金肆意凌辱大宋的同時，是文人階層及其麾下的新聞團體在朝野、在民間的趾高氣揚、平步青云。

　　跋

　　《亮劍》或許在過去某一階段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愛國主義教育作用，完成過它應負的文藝使命，也實現了其暗含的價值灌輸。

　　而現在，當史觀和現實在接受步入新時代的考驗，重新認識過去許多高坐舞臺中央的人和物，是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必然要求。

　　自2017年開始，“八年抗戰”的傳統概念被正式收進塵堆，取而代之的是包括東北抗日聯軍史在內的“十四年抗戰”概念，就已經對那段波瀾壯闊的中國衛國戰爭史的領導議題、貢獻議題、釋權議題給出了蓋棺定論的答案。

　　再以黨史的層面切入，《亮劍》作為劇情主體為描述共產黨作戰的戰爭題材作品，其在戰爭部分創作中的最大誤區則在于：用山頭主義代替組織紀律，用草莽綠林好漢的俠義豪情，代替同志戰友的革命信仰。

　　而后，在1949年建國后部分創作中的誤區又在于：用文臣大儒的舊官僚主義和精英知識分子立場，代替人民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地位。

　　但不論是前者還是后者，歸根結底的思路都歸于一宗：顛覆人民史觀和工農聯盟的建政基礎。

　　特別是在小說/電視劇核心部分的戰爭劇情中，以日本武士道精神而變種的“亮劍精神”為猛男爽劇的創作靈魂，悄無聲息地覆蓋了“黨領導一切”的政治原則。

　　所以，都梁打造的不是一個中共的解放軍將領李云龍，而完全是一個美國巴頓將軍式的野味山大王。

　　還是那句話：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

　　如果黨的作用、黨的信仰、黨的領導在軍隊中如此淡化，那么如國軍的萬毅、孔從周等倒戈時可以成建制地率部逃離的事端，恐怕是層出不窮了——然而事實是，我軍的龔楚、邢仁甫等叛徒在倒戈時，他們連一兵一卒也帶不走！

　　這也就是我在八一建軍節那篇文章所言：變節分子與叛徒，可以帶走金庫和賬本，但唯獨帶不走這支人民軍隊。

　　《亮劍》，到底是神作還是神劇，應有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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