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國企的火車頭司機王響，90年代考上大學的嬌子龔彪，北方小城的公安局警隊隊長馬德勝，無論從哪個角度，這三個男人都應當擁有華麗的人生。

　　但是，一場地震般的東北下崗/國企解體浪潮及其被裹挾在內的時代巨變，摧毀了所有人的生活。

　　包括這部劇中的女人們：身體病重卻得不到工廠報銷手術乃至連藥都抓不出的羅美素，被迫從一名光榮女工淪落歌舞廳陪酒的李巧云，主動巴結廠長又因意外落得不孕不育的黃麗茹，靠勾搭“先富起來的人”以賣身求榮的三陪女殷紅——以及，推動這部劇劇情延續的“劇眼”沈墨，一個孤兒，又是一個養女，又是一個被養父長年凌辱的玩物，又是一個最終殺死了所有傷害過自己的人的冷血戮者。

　　正像魯迅曾在《關于女人》中有這樣的描述：

　　私有制度的社會，本來把女人當作私有產，當做商品。一切國家、一切宗教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規條，把女人看做一種不吉利的動物，威嚇她、使她奴隸般的服從；同時，又要她做高等階 級的玩具……

　　想想白鹿原里，遁身封建系統中的女人有幾個善終的？冷秋月被父親毒啞，孝文媳婦活活餓死，田小娥被公公殺死（死后還要被用六棱塔永遠壓在白鹿原上）……

　　白趙氏早就說出了真相：

　　女人不過是糊窗子的紙，破了爛了揭掉了再糊一層新的。死了五個再娶五個，家產花光了值得，比沒兒沒女斷了香火給旁人占去心甘。

　　而二十多年前東北國有企業的覆滅，就是一場封建光榮復辟與資本卷土重來的合謀狂歡。

　　原本在國企時代，東北幾乎所有的社會公共服務都配合著就業綁定在一起，工廠辦幼兒園、辦學校、辦養老院、辦大食堂，以至于在財政層面的社會福利基本為零的前提下，東北地區實現了水準頗高的整體福利水平。

　　如《漫長的季節》中演繹的，樺鋼有自己的食堂、醫院、學校、交通線，王響不無驕傲對兒子說：

　　前些年咱廠子效益好的時候，早飯就有大肥肉塊！

　　然而下崗之后，工人家庭所能享有的一切社會公共服務也就全部失去。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國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緊隨其后便是醫療市場化、教育市場化。

　　與強行解散國企相同步的，是被強制下崗的工人們由國家養老變為現收現付（代際補償制），這同樣是一種單方面的打破契約……

　　根據2002年2月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全國下崗職工報告：1998-2000年，全國國有企業共發生下崗職工2137萬人。

　　其中1998年，年初為691.8萬人，當年新增562.2萬人；1999年，上年結轉610萬人，當年新增618.6萬人；2000年，上年結轉652萬人，當年新增444.6萬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就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

　　但從一開始，新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資金籌措的困難，發生了昔日國有企業老職工的賬戶中沒有基金積累或者積累很少的「空賬戶」問題，并由此引發此后十幾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時需要“花錢退休”——填補賬戶空白，才能退休并領取養老金的亂象。

　　2009年時，一項針對沈陽國企下崗職工的研究中，隨機挑選了21位被買斷工齡的受訪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強制買斷的，有6位是半強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選擇買斷工齡。

　　當時，一年工齡的價格在各省不同，東北地區約2000元。也就是說，一個工齡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區區幾萬元錢，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馬路上，舉著“木匠”、“鉗工”的紙板討生活。

　　而這些東北男人們的妻子，在世紀之交的關內外往往擔負著街頭“賣藝”的家庭職責，以及在各個風月場所里陪酒少婦的角色……

　　從1998年開始，廣州、東莞、廈門、麗江、大理、海口等城市里的風月場所，大量充斥著南下掙錢的東北女人，以及尋歡作樂的北京高官、山西/內蒙煤田老板、東北礦山老板。

　　這背后，是多少工人家庭的破損，是多少原本高傲自持的工人階級的尊嚴被碾壓、被踐踏。

　　拿李巧云為例，她從來是羞于啟齒、甚至憤怒于“情商低”的王響提及絲毫自己在歌舞廳的陪酒經歷。

　　她骨子里保有著工人階級的「階級高位」的驕傲執念，然而現實催人，工人階級已經成了任人恣意碾壓的底層，濃妝艷抹的陪酒竟成了下崗后最優的掙錢途經。

　　在劇中，當那個可以隨意決定職工命運生死且貪污淫亂無惡不作的廠長宋玉坤，與下海成功、妄圖鯨吞國有資產的盧老板形成了“合作伙伴”，那么數以千萬計工人階級的破碎也就不可避免。

　　同時不可避免地，就是讓無數的男人、女人、孩子統統失去「集體」的庇護，一夜間成了東北大地隨風飄揚的塵土。

　　男為牲畜，女為娼妓，孩為螻蟻。

　　俄羅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曾有言：

　　無論把財產分給誰，哪怕是分給強盜，只要把財產從國家手里奪出來就好。

　　以這個角度來看，那個讓人恨的牙癢癢的保衛科長邢三兒，其在職時倒買倒賣、下崗后偷做車牌的一系列違法行為，好像都顯得不那么可恨——同真正大口大口吸吮著國有資產和人民血汗的新興權貴們相比，邢三兒那點罪實在不值一提，所謂“你偷得，我偷不得？”

　　也正因為此，劇本也給邢三兒這個可恨又可憐的角色保留了一絲回旋，“以后管我叫三兒吧，聽著近些。”

　　導演讓王響與邢三兒完成了和解，因為真正令王響一家墜入深淵、令王響永生不能與之和解的歷史罪犯，從來就不是邢三兒這樣的同樣無法掌控自己命運的小人物……

　　今天的人們往往會不屑于東北人曾經的“鐵飯碗”，認為是國家過分照顧、讓東北人“貪了舊制度的便宜”。

　　事實上，東北人的鐵飯碗從來就不是白端的，鐵飯碗的背后是巨大的犧牲。

　　計劃經濟，準確來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一種“準戰時體制”，以應對北方蘇修和東面美日韓聯軍的威脅。

　　從抗美援朝到抵御蘇修，沖在最前線的都是東北人民以及東北的國有企業。

　　國家的要求很簡單：一旦發生大規模戰爭，東北的國企必須能夠迅速轉入戰時狀態、擴大軍工生產、支援前沿戰線。

　　像典型的哈爾濱自動化儀器儀表廠、哈爾濱風華機器廠，就專門有一條軍工線，專供戰時。

　　所以東北的國企工人可以視為“全員戰士”。

　　打仗打的是什么？就是后勤！

　　想想當年高崗是怎么起勢的，就是在搞建設的同時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在東北后方為彭老總輸血。

　　結果1991年，偌大的蘇聯突然崩了，中國頓時失去了北方威脅，壓力盡釋，東北國有企業的龐大福利也瞬間成了一種“累贅”，進而壞賬、積債……

　　同時，自1979年就逐步廢止的知青下鄉政策導致了知識青年被大規模召回城市，強行往國企里面塞，造成了體制性的人浮于事、大鍋飯、“一份工三人干”等惡況（那些沒能進入國企的青年便游走街頭無所事事，隨即迎來了83嚴打……以致于后來又迫于無奈、搞了一段時間的“知青重返農村”運動），這些也是在人為地給東北國企敲響喪鐘。

　　從《漫長的季節》劇情審視，似乎悲劇的轉折在于王響的兒子王陽“愛錯了人”，如果他沒有對人生充滿了故事的沈墨動情，那么或許王家不會走向一個黑洞——但是，王陽這個人物的劇本已經毫無保留地交代了時代背景的不容忽視性：棄嬰潮的出現和國有企業被人為蕩滯。

　　1980年時中國棄嬰數量約5000人，僅十年后的1990年便來到了五萬人，這大大超過了中國人口的增長速度。

　　由此，沈墨這個“被養父暴虐的女孩”的劇情形象，以及衍生出的仇恨/復仇人設，在歷史的真實下也就并不那么違和。

　　還有，別忘了馬德勝。某種意義上，馬隊的人生滑坡也是為沈墨所“累”，如果他沒有憤怒心生、對惡魔養父沈棟梁沖動施暴，他的仕途也不會戛然而止。

　　但是恐怕像馬隊這樣一個剛正不阿的人，本就注定難以善終。因為在遍地是惡的年代，嫉惡如仇的人是沒有好下場——哪怕退休后跳舞，馬隊也敵不過走后門送禮的競爭者，《漫長的季節》邏輯始終是自洽的。

　　另說一句馬隊的名字，馬德勝，馬克思+李德勝？也許是導演有心了，一個不需要馬克思和李德勝的年代，也就像極了馬隊在醫院里醒來后舉著保溫瓶怒問“這上面的‘工會’呢”時的無奈又無謂。

　　沈墨當然是一個不幸的個體，她被養父長年性侵和控制（且被養母縱容），又被嫉妒她的殷紅設計陷害，被盧老板侵犯，后遭到養父的黃謠報復令自己在校園社死……但她又是幸福的人，她在亂世中有著三個深愛并保護自己的男人：弟弟傅衛軍，弟弟的長發小弟，以及戀人王陽。

　　只不過，沈墨這個角色出于對劇情的填坑交代，她必須一個接一個地殺死每一個加害過自己的人，這也就推動了王陽這個人物的發展。

　　王陽確實是一個十足的悲情主角，但除了沈墨加給他的社會重量，家庭內部矛盾反映出的變遷亦是關鍵：王陽之所以會在社會層面墮入一場復雜的情感糾葛，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80后的他已經不愿意循著父輩的腳步繼續進入國營工廠、繼續綿延家庭的階級屬性。

　　用他與父親發生激烈沖突時的話說：

　　除了你，現在誰還在意樺鋼啊！

　　是的，他寧愿去歌舞廳點頭哈腰端茶倒水、陪伴自己鐘愛的女孩，也不愿走進他眼里根本沒有生氣活力、已被人為破壞殆盡的落魄工廠。

　　1969年的九大，毛主席曾按耐不住、公然發難：

　　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里。

　　相當一個多數干部，跟x路線走，搞物質刺激和利潤掛帥，不講究無產階級政治；蘇聯之所以不提出這個問題，因為蘇東都沒有搞過民主改革系列的領導權建設，沒有這樣的政治可供破壞和毀損，這個問題意識和眼光就不存在。這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反映了他們相當多的經濟工作人員和領導人員的精神狀態，也反映了他們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在這一種情況下，不靠他們的所謂物質鼓勵，他們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在他們那里，唯物主義者就成為不戰斗的了。赫魯曉夫除了物質刺激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也不想其他的辦法。

　　僅僅十年之后，自1979年開始，以武漢國棉一廠廠長張保新的回憶為代表，國企工廠的權力開始“上升化、壟斷化”，比如新增加的獎金分配權，就被授予車間主任單獨行使。

　　可以說，1979年后中國的國有企業已開始逐漸褪去《鞍鋼憲法》的痕跡，而越來越多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方面的命名）的味道。

　　進入八十年代后，從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層化管理，從分工負責制走向一長負責制，從領導工人一體走向領導工人分離。

　　宣傳《鞍鋼憲法》時，更是已然抹去了“政治掛帥”和“群眾路線”，開始無限突出「工廠廠長」在企業內部的權威——在《漫長的季節》里，正是宋玉坤這樣的人物。

　　最先發現這一變化是法國學者貝特蘭，他尖銳地指出問題并發明了一個新名詞：

　　中國出現了一種‘工廠專制主義’。

　　正是從這種“工廠專制主義”開始，到了1984年，“一長掛帥、四總當家”也被擺上臺面。

　　1984年5月，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正式宣布將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為廠長負責制。廠長取得如下權力：廠長決定企業的生產計劃；廠長任免或聘任中層干部；廠長提出工資和獎金、福利基金的分配方案;企業享有勞動招工權，有權決定用工形式；廠長可以制定企業的重要規章制度，可以獎懲職工，包括“晉級獎勵和開除處分”等。

　　1986年9月，又先后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廠長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等法規，明確：

　　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廠長是企業法人的代表，對企業負有全面責任，處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隨后開始推行承包責任制，1987年年底在大中型工業企業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有77.6%。

　　通過所有權和管理權兩權分離使企業財產所有權被架空，只保留了法律所有權；廠長獨攬支配生產資料使用、產品分配、獎懲勞動者等權力，獲得了可以開除工人的無上權力，在工廠中形成了“對工人的專制”。

　　按照毛主席的話說：

　　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資本的力量一旦在企業中取得優勢，就必然按照獲取最大剩余價值、最快增殖的邏輯發展，管理層盜竊國有資產、私開小工廠的現象就自然出現了。

　　在我看來，這才是毀掉國有企業的真正元兇，它為解體和下崗埋下了伏筆，也給無數的“王陽”們從家庭和集體的教育中釋放，流落為市場經濟中的羸弱一粟定下了基調。

　　因而，《漫長的季節》宛如一幕說不完的悲劇，它的每一頁臺本都是有跡可循的史實。

　　這部劇非常細致得運用了大量細節致敬了二十年前的另一部東北短劇《馬大帥》，我想這是導演組的一種呼喚吧：我們不能忘了東北。

　　二十年前，有太多進城后面對霓虹光暈不知所措的馬大帥，也有太多看似咋咋呼呼桀驁不馴、卻只不過硬用氣場強撐生計的彪哥——他們都是一群手無寸鐵的小人物，一群被時代拋棄的人，但他們也依然樂樂呵呵地希望用喜態訴說著脆弱的灑脫…

　　《馬大帥》（僅限第一部）也好，《漫長的季節》也罷，滿嘴樂梗、滿目獨屬東北特色的煙火幽默，在我看來，是他們在為太多根本沒有機會發聲的人們，用力沖淡著濃霧。

　　不能忘了東北，不能忘了那段“埋了吧汰”的歷史。

　　一曲凄婉的長歌，也是一首壯美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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