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62年，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拍攝了電影《李雙雙》，導演魯韌，劇中主角李雙雙和孫喜旺分別由張瑞芳和仲星火來飾演。

　　《李雙雙》相當生動、細膩地詮釋了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國廣大農村地區興起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給農村的婚姻家庭關系、婦女地位所帶來的積極影響。

　　故事從一場勞動結束之后開始，大家都放工了，回家吃午飯。

　　李雙雙路過村旁小河邊，順手清洗毛巾。此時，她的丈夫孫喜旺扛著鐵鏟從小橋上走過，只見他將外套直接扔給雙雙，一句話都沒交代就走了。

　　看到此情此景，二春說道：

　　“你看喜旺嫂子真不錯，伺候得喜旺哥多周到。”

　　喜旺得此評價甚為得意，夸耀道：

　　“我們倆從來就是這樣，我說一不二……在家里哪樣不是我說了算？我說，你們不信，從打夯修水渠這么忙，我就沒穿過舊鞋。你們看，都是這雙沒穿舊，新的就已經做出來了。”

　　從李雙雙滿臉笑意順從地為喜旺洗衣服（要知道，李雙雙也勞動了一上午，回去還要做飯），到二春對此流露出的羨慕與肯定，再到喜旺的洋洋自得，《李雙雙》一開始就告訴觀眾，這是一個大男子主義思想猖獗的村莊，并且無論男女，包括生性潑辣的李雙雙在內，對這種風氣都習焉不察，視為理所當然。

　　但是，變化很快就到來了。

　　首先，是一個有點自私的舊式婦女孫有老婆，私自拿了生產隊的幾塊木板，被李雙雙阻止，從而爆發了爭吵。

　　當孫喜旺被喊來的時候，他希望媳婦能少說兩句話，別把人得罪得太狠，最后怒道：

　　“你憑什么管人家，你算個什么呀！”

　　“我？”雙雙一愣，立刻理直氣壯地回應道：

　　“公社社員！”

　　注意這句話，它實際上點明了整部電影的主題，并且在雙雙最終獲得和喜旺完全平等地位的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在此前之前，李雙雙被其他人稱為“喜旺嫂子”、“喜旺家的”，被喜旺稱為“俺那屋里的”、“俺家做飯的”、“小蘭她媽”……這些稱呼所標示的身份，都意味著李雙雙沒有權利“管人家的閑事”，只有“公社社員”的身份不同。

　　這場小沖突過后，因為李雙雙“擅自決定”帶領村里的婦女上水利工地上勞動，引發了更大的一場家庭沖突，由此導致了家庭內部的權力天平開始向雙雙一方傾斜！

　　喜旺在工地上遇到了正帶領婦女們風風火火地干活的李雙雙，回到家后，他眉頭緊皺，撇著一張嘴，悶悶不樂，對雙雙在門上用粉筆寫的要他接孩子、捅爐子的留言，視而不見，而是坐在炕上生悶氣。

　　雙雙回到家后，就動作麻利地生爐子、搟面條，忙得像陀螺一樣團團轉，對光坐著什么也不干的丈夫忍不住有些小抱怨：

　　“你回來怎么不先把爐子打開，沒看到我門上寫的字啊。”

　　喜旺卻認為這并不是一件小事：

　　“我不能開這個頭，我要替你做飯，將來還要我替你洗尿布呢。”

　　他用了“替”這個字，含義很明顯，就是做飯、帶孩子、洗尿布等等家務都不是他該干的。

　　夫妻倆由此爆發了激烈爭論。雙雙要拉著喜旺去找老支書兼隊長評理，喜旺耍賴不敢去，反而把雙雙關在院子里。當然，他也因此沒有吃上面條，只能用一個冷饅頭當午飯。

　　02

　　李雙雙為什么能夠“初戰告捷”？

　　觀眾發現，這是因為隨著農村合作化、公社化運動的開展，農村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改變。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中國農村基本上只有家庭/家族這樣的小共同體，再往上就是國家這一“超級共同體”。

　　封建家庭這樣的小共同體，固然也有對女性保護的一面，但主要方面卻是壓迫和禁錮。正如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概括的那樣，農村存在四條束縛農民的極大繩索，即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婦女被壓在最底層。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動政權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實行婦女解放政策的紅色政權；經過土地改革，族權（經常和地主階級的紳權結合在一起）也瓦解了；新政權大力宣傳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學常識，神權受到了極大沖擊，只有夫權還隱藏在家庭之內，以隱而不顯的方式相對完整地存在著。

　　農村合作化、公社化運動的開展，導致農村的社會結構出現的一個革命性變化，就是在家庭這樣的小共同體和國家這樣的超級共同體之間，建立了人民公社這樣的“大共同體”，每一個農民都因此獲得了新的身份，即人民公社社員。

　　人民公社是中國革命的邏輯產物，其在文化和價值觀方面，當然是支持婦女解放的，這就為農村婦女擺脫夫權束縛提供了極大便利。

　　李雙雙在人民公社的框架內逐漸取得和喜旺平等地位的路徑，可以簡單概括為這樣幾個步驟：

　　第一，李雙雙高度認同自己作為人民公社社員的身份；

　　第二，她從社員的身份出發，名正言順地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維護集體利益；

　　第三，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使李雙雙在生產隊里的威望越來越高，她還得到了公社黨委及各級領導的支持，這使得喜旺依托于舊傳統的“夫權”黯然失色；

　　第四，喜旺逐漸認同了雙雙。他認識到雙雙的行為不僅符合大家的利益，顯然也更符合時代潮流。

　　第五，由于這一系列的變化，李雙雙和孫喜旺的家庭關系，也以“先結婚后戀愛”的方式，水到渠成地在新基礎上重構。

　　03

　　在李雙雙和孫喜旺博弈的第一個組合段中，還有兩個很值得分析的細節。

　　一是，當水利工地上勞動力不夠，二春為此感到焦慮時，李雙雙和一群婦女說她們可以去，二春一句話就認定她們不行，他調侃道：

　　“到工地上抬大石頭打夯你們干得了？你們吶，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孩子，伺候伺候男人。”

　　這句話惹翻了李雙雙和婦女們，她們把二春抬起來“打夯”，并更加堅持要上工地勞動。

　　其實，從二春這句話里，觀眾就可以悟出，李雙雙她們要去工地，絕不僅僅是“狂熱”、“閑著無聊”，而是包含著追求男女平等的政治性含義。

　　換言之，婦女參加勞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為。

　　幾千年來，女性的地位為什么不如男性？根本原因是女性在生產力中所處的地位不如男性重要。

　　在人類文明的早期，當采集是主要生產方式時，實行的母系氏族社會；然而，當需要更多體力的漁獵、農耕逐漸取代了采集時，母系氏族社會就讓位給了父系氏族社會。

　　在此后的階級社會里，男性保持了對主要生產活動和軍事活動的壟斷，也保持了對女性的壓迫性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女性為了獲得一個平等的機會甚至不得不把自己偽裝成男性——花木蘭必須女扮男裝才能上前線殺敵報國；祝英臺必須女扮男裝才能獲得受教育的機會，而一旦她回歸為女性，連選擇自己婚姻的權利都立刻喪失了。

　　李雙雙和圍繞在她身邊的那些“嘰嘰喳喳”的婦女，也許還不能從理論上厘清這個問題，但她們的直覺卻是正確的，即如果不能在公社的生產勞動中獲得和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那么也不能在家庭中獲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孩子，伺候伺候男人”，繼續被男人鄙視。

　　李雙雙感覺到的問題，孫喜旺也感覺到了，所以他才會甩臉子給雙雙看，因為這個問題對他來說，也是政治性的。

　　二是，當李雙雙要拉著喜旺去找老支書評理時，喜旺卻死活不肯去。

　　影片中沒有出現孫喜旺的父母，但可以想見的是，如果李雙雙提出要找公公婆婆評理，喜旺不可能不去，因為他一定會得到支持。但是，支書老進叔是生產隊這個“大共同體”的掌門人，對喜旺那一套封建舊腦筋不會支持，喜旺就不敢去了。

　　04

　　實際上，當地位高于家庭這個小共同體，并且比家庭擁有更高道德權威的大共同體建立之后，類似孫喜旺這樣傳統的大男子主義者的選項是非常有限的——家庭暴力已經被排除，這不僅會引起眾怒，也會招致大共同體的強力干預。

　　比如因為李雙雙支持桂英和二春的自由戀愛，擋住了前來相親的縣城司機小王，桂英的母親找上門來大鬧。喜旺氣得渾身發抖，咬牙切齒地沖到雙雙面前，但終究不敢動雙雙一根毫毛。

　　那么吵架呢？因為喜旺的小道理管不住雙雙的大道理，所以總是以啞口無言敗下陣來，也不行；采用拒絕分擔家務的冷暴力，則可能導致自己餓肚子。

　　所以，喜旺最后只剩下一種選擇，即“娜拉出走”。

　　這種選擇相當“女性化”，盡管不是喜旺回娘家，而是跟著副隊長金樵、孫有他們一起外出搞副業。

　　李雙雙還是非常重視和喜旺的感情的，也非常珍視這個家，這一點，被喜旺看到了，他就企圖以“出走”為武器，要挾雙雙作出讓步。

　　有一次，李雙雙發現孫有、金樵他們撒糞圖省力，不講質量，一個上午卻掙了10工分。而孫喜旺作為記工員，沒攔住不說，還真的登記了這個分數，甚至還礙于情分被拉著一樣拿了10工分。

　　孫喜旺想著就這一回，還牽連到自己，壓下算了。李雙雙卻眼睛里不揉沙子，她抓件花上衣穿上后就到公社反映情況。

　　公社劉書記接待了雙雙。他支持了雙雙，并舉一反三，要從制度上解決“干活不講質量”的問題，雙雙因為關心集體，敢于批評，當上了婦女隊長，成了隊干部。

　　事后孫喜旺對孫有、金樵深感抱歉，孫有、金樵也深感雙雙的威脅。他們挑撥喜旺：

　　“我說喜旺啊，你那個老婆啊，得好好管管，你要是總由著她，你這路可越走越窄啦。”

　　喜旺回到家，就大耍小脾氣，說這個家他是呆不下去了，要出去跟孫有一塊搞運輸。雙雙極力挽留他，還掉了眼淚。喜旺見時機成熟，就趁機提出“約法三章”，做為自己留在家里的條件。

　　“頭一個，往后該說的說，不該說的別說；再一個，你是婦女隊長，是生產的事你就管，不是生產的事你就別管，別像個灶王爺似的，不管哪家的事你都去管。”“最后一條，做事要放點人情，少給干部提意見。”

　　本來，前兩條，雙雙也勉為其難地答應了，但最后一條，真踩到了李雙雙的做人底線，她勃然大怒，把包袱扔到喜旺懷里，讓他趕緊走人，自己絕不可能答應。

　　孫喜旺本來也不過是做戲，見威脅失靈，趕忙將衣服塞回柜子，放棄了第三條，“算我沒說，算我沒說”。

　　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孫喜旺已經“勢盡”，不再有可能按照大男子主義的原則主導這個家了。

　　05

　　以后，因為李雙雙在干部會議上反對金樵拿救濟金以及幫助桂英反對父母包辦婚姻，喜旺又兩次出走，但這種出走，不可能令雙雙有任何改變，只是喜旺挽回面子的賭氣行為而已，出走彰顯的是喜旺的無力感，也是喜旺自己放棄男尊女卑思想前的鋪墊。

　　在喜旺和孫有、金樵一起跑運輸期間，婦女隊長李雙雙帶領婦女們不僅種出了遠近聞名的好莊稼，她自己也掙好幾百工分，于公于私，都是人生贏家。

　　結束了這次運輸后，喜旺還在生產隊的大車棚里磨蹭著不肯回家，飼養員老耿伯提醒他：

　　“你上哪找這么個好老婆去呀？工分給家里掙了一大堆，村里提起她來誰不說這個（豎起大拇指），你要是再使性子不回去，她要是真的不跟你了，你哭都來不及！”

　　老耿伯的話語重心長，喜旺聽進去了。

　　李雙雙聽說喜旺回來了，趕忙跑回家，看到喜旺正在院子里劈柴，他因為長時間在外奔波而顯得蓬頭垢面，鞋子也露出了腳趾，和以前因為有雙雙照顧而總顯得干干凈凈、利利索索的樣子形成了鮮明反差。

　　劈柴，是普通的家務勞動，這時卻別具深意：一來，意味著喜旺對雙雙心結的徹底打開；二來，昭示著喜旺對自己一度拒絕的家庭的最后歸順。

　　但是，這仍然不是故事的結束。

　　喜旺在回家后心滿意足，他向雙雙透露，孫有和金樵在跑運輸期間曾私吞了一筆運輸款，說完了他又后悔，一面向雙雙保證自己一分錢沒拿，一面擔心雙雙會再次讓他下不來臺。

　　但此時的雙雙也更加成熟了，她決定讓喜旺和他“從小在一塊長大的好朋友”金樵自己解決問題。

　　李雙雙說道：

　　“你要真對金樵好，你就該批評他，攔住他，可你總為私情護著他，那不是反而把他害了嗎？”

　　喜旺由此頓悟，跑到金樵家里，在他痛切的批評下，金樵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并退出了私分款項。

　　喜旺的這一舉措，標志著他已經完全被李雙雙改造了，李雙雙沒有變成“孫喜旺的李雙雙”，孫喜旺反而變成了“李雙雙的孫喜旺”。

　　影片的結尾，是一個相當有儀式感的場景：

　　李雙雙到縣供銷社為生產隊買化肥，喜旺在村口大槐樹下喜滋滋地吹著蕭等她——這里暫且不說吹簫在弗洛伊德意義上的暗示——這一場景無疑和傳統小說、戲曲、電影中經常出現的丈夫外出歸來，妻子在村口焦急等候的畫面形成了一個鏡像（正好相反）式的關系，意味著“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關系已經發生革命性改變，李雙雙在家庭中已經獲得了完全平等的地位。

　　喜旺對跑來打趣的二春和桂英說，他和李雙雙是“先結婚，后戀愛”。戀愛，就本質而言，不過是一個談判婚姻契約、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的過程，“后戀愛”，意味著孫喜旺和李雙雙重新修改了婚姻契約，他們的婚姻關系和影片一開始展示的情況已經有了本質區別。

　　06

　　前兩天，北大戴錦華教授在和日本東京大學上野千鶴子教授對話時，提出這樣兩個判斷：

　　“（中國）女性群體作為整體是革命紅利的享有者”，“（中國）女性整體是社會主義歷史受益的群體”。

　　這兩個判斷非常有見地，它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同樣深受“男尊女卑”的儒家文化影響，中國大陸的女性地位為什么會遠高于朝鮮半島、日本、香港地區、臺灣地區以及東南亞地區的女性。

　　但“革命”也好，“社會主義歷史”也罷，之所以能夠決定性地提高女性地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深刻地改變了社會結構。

　　打個比方，如果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女性是處于一個深坑底部的話，那么新中國成立后，超越家庭/家族的“大共同體”——農村的人民公社、城市的國營、集體企業等——的建立，以及女性新身份——公社社員、工廠工人——的獲得，就相當于為她們鋪就了走出深坑的階梯，這種實質性、物質性的推動婦女解放力量，要遠勝于一般的教育、啟蒙、甚至法律。

　　如今，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這些秉持進步主義文化的“大共同體”逐漸消失在歷史轉彎處的迷霧中了。

　　失去了“大共同體”的支持與庇護，女權/女性主義的聲音變得日益凄厲，像是一個在空曠原野上游蕩的幽靈發出的聲音！

　　這再次證明了，婦女的解放，男女平等的獲得，需要革命，更需要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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