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止不住的眼淚中看著影片落幕，空蕩蕩的影廳慢慢亮燈。

　　《撥浪鼓咚咚響》，難得的佳作。

　　這是一部極為用心的“小電影”，紀實風和紀錄感均十分濃烈的陜北鄉村公路片，主演的“父子”倆真情流露、細節動人，幾乎每一個階段兩人之間情緒的變化——從對立到不舍、從陌生到無間——都極其自然地演繹呈現出這個題材在特殊地域和特殊場景下應有的人物狀態。

　　全片看似節奏舒緩，但沒有一處是多余的。

　　可惜，或許是因為宣發預算有限，或許是因為沒有流量明星的加持（但這對于創作團隊恐怕是件好事），《撥浪鼓咚咚響》在網絡上毫無波瀾，甚至很多朋友完全不知道院線上正掛著這樣一部排片量少得可憐、即便在淡季也拿不到影院主宣位、但是質量屬實上乘的誠意之作。

　　電影于2月25日正式公映，然而到這周五票房累計才114.6萬元……確實略感無奈啊。

　　1

　　影片故事線很簡單，一個失去了兒子的父親（茍叔）與一個失去了父親的兒子（毛豆）之間的“愛恨糾葛”。

　　由于想念在外打工的父親，毛豆在送走自己唯一的親人奶奶之后，偷偷溜上了茍叔的運貨車，結果不小心在車廂里燒毀了茍叔價值數千元的貨物，憤怒的茍叔便帶著毛豆踏上了尋父之路，想要找到毛豆的父親討要損失。

　　殊不知，毛豆的父親早已身亡，是同樣在外打工的六叔一直以來瞞著毛豆。

　　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陷車、擺攤、遭人敲詐、被地頭蛇毆打等一系列小故事，茍叔恍然間已經將這個被親生父母拋棄在陜北窯洞中的可憐娃視如己出。

　　當茍叔為毛豆點燃煙花時，這個從小對煙花充滿渴望（但沒有零花錢，玩不起）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父愛。

　　“是為我一個人放的嗎？”毛豆這句嚎啕大哭下的怯問，直接戳爆觀者淚腺，也呼應了影片的英文名字——《Like Father And Son》，如父如子。

　　導演白志強有親口吐露：

　　我接觸到了一大批留守兒童，當看到他們的艱難處境時，總覺得該做點什么。當時有人提議可以為他們拍攝一部紀錄片，但是考慮到這些孩子將來長大后可能并不想看到自己充滿艱辛的童年，于是就萌生了拍攝一部故事片的想法。

　　這就是《撥浪鼓咚咚響》的緣起，當然，這部電影的故事也的確是有原型的，毛豆的角色就是參考了一位失去了父親的留守兒童創作的。這個孩子就一直盼望著父親可以給他放一場煙花，也就有了片中結尾處的那場令人印象深刻的煙花。

　　不怕丟人地說，這場煙花是我們蹭的隔壁村的。沒錯，我們劇組太窮了，買不起那么多煙花。正好當時趕上燈會，隔壁村要放煙花，于是制片就跑過去一頓安利，說我們可以讓你的煙花放得更有意義，于是得以延遲燃放。

　　導演在影片中的“自嘲式”招商

　　影片末尾，茍叔還是將孩子交給了政府，但從未真正向這個孩子表露心意的他，卻將亡子遺留的一直帶在身邊的撥浪鼓送給了毛豆——此前毛豆想玩這枚撥浪鼓時還遭到茍叔的制止訓斥。

　　這已經毫無保留地向毛豆傾訴了自己的父愛。

　　這也是影片最后的淚目高潮，一個中年老漢，人生中第二次失去了兒子。

　　就我而言，我在看電影時第一個讓我感到心里“咯噔”一下的，是毛豆在奶奶逝世后遭到了全村的拋棄，村長直接告訴意欲討要損失的茍叔：

　　不行你就把他賣了！

　　一語驚煞，無語凝噎。

　　人如四足牲畜一般可以被標價買賣，這就是曾經那段我們走過的路：留守兒童，人口拐賣，這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抹不去的一道社會傷疤，其中尤以婦女拐賣和兒童拐賣為甚。

　　在舊社會的中國，由于私有制的明確以及地主階級作為統治階層其合法性的存在，“拐賣”一詞是不適用的。

　　舊社會人口交易是一種合法且具備一定市場規模的現象，也是舊社會剝削性質的體現。

　　因而，談及帶有黑污色彩的“拐賣”一詞，指的就是在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與人民法制的新中國。

　　再準確一些而言，新中國的人口拐賣史，始于改革開放，其巔峰則是八九十年代著名“二十年拐賣潮”——那也是新中國社會秩序最為動蕩、公有制基礎土崩瓦解最為劇烈、文化變色最為洶涌、城鄉差距拉開速度最為迅猛的二十年。

　　今天中國（特別是近十年）已經在努力扭正的諸多亂象，追溯其源頭都可指向八九十年代（準確的說是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至1997年的十五大）。

　　拐賣人口，通常對象就是婦女與兒童。

　　婦女被拐賣，一般用作填充家庭勞動力、完善男丁配偶、傳宗接代等用途；兒童被拐賣，男孩一般用作傳宗接代和填充勞動力，女孩一般用作童養媳和填充勞動力。

　　不論哪一類用途，八九十年代的婦女/兒童拐賣潮都帶有鮮明的封建主義復辟、地方宗族門閥勢力復燃、基層黨組黨委執政弱化和女權重新沒落等特點。

　　以社會背景為深究，八十年代我國進入改開階段，國家放松許多領域的法律管制，導致資本與人口的無序流動空前加快，這是引發人口拐賣的一大客觀原因。

　　資本的蠻橫生長，必然致使道德與倫理被壓制。

　　同時，輔以城鄉差距的拉大、城鄉階層的割裂，數千萬打工潮的背后是留守兒童現象的大爆炸，亦是為人口拐賣提供了“貨源”。

　　在利益驅動與法制淡漠的雙重作用下，治安混亂和拐賣成風就成了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的最突出表象。

　　從1987年的十三大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概念到1992年的南巡講話，東南沿海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呈不可逆的時代風貌，與之次生的便是東北、西北、中部地區大量農村人口的被動釋放，以及留困群體被主流秩序的天然忽視。

　　被主流秩序忽視，必然導致被地下秩序接管。

　　農村人口外流去往沿海打工，造成了一個巨大的“邊緣下沉空間”，在迅速老齡化/宗族化的過程中，婦女和兒童被一步步地“商品化”，隨著黑勢力的死灰復燃，最終釀成了悲劇性的人口拐賣史潮。

　　2

　　“二十年人口拐賣”有著極其穩定的買賣路線，其“賣出地”主要是云南、貴州、四川、陜西、廣西五地的貧困農村，除了廣西就近去往廣東，其余均沿著鐵路行進去往東部。

　　鐵路的拐賣路線也有兩條：

　　一是昆明、貴陽火車站處出發的“南線”：沿著滬昆線行進，要么在株洲南下、北上換乘京廣線，南下者進入廣東，北上者去往鄭州；要么從上饒南下，換乘鐵路至福建；要么是不換乘一直去往江浙地區。

　　二則是在成都火車站出發的“北線”，北上至隴海線往東行進，要么抵達鄭州后繼續沿著京廣線北上，要么抵達蘇北徐州后再沿著京滬線南下或者北上。

　　2021年3月，公安部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通報全國公安機關將依托“打拐DNA系統”、通過積極完善父母尋找失蹤被拐兒童信息、廣泛采集疑似被拐人員數據等工作，全力偵破一批拐賣兒童積案，全力緝捕一批拐賣兒童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一批“改革開放以來失蹤被拐的兒童”。

　　隨即，#全面查找改革開放以來失蹤被拐兒童# 這個話題上了熱搜。

　　應當來說，這個標題真是言簡意賅。

　　從事實而論，七十年代末崛起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無疑是一把鋒利的刀子，它將原本集體共生的農村社會再次切碎、逐回了小農經濟生態。

　　伴隨著的，是從九十年代國家逐漸開始將市場作為“關鍵性的資源配置手段”以來，農村地區的勞動力逐步進行了成批次、有秩序的“外逃”。

　　可謂“不分男女老少”得將勞動力推向了東部沿海，把一座座大山、鄉村基層留給了不具勞動作業能力的高齡老者和初生孩童。

　　80年代，中央政府的財力相對停滯乃至下降，在快速通脹、物價飛奔的背景下，從1978年到1992年十四年之間中央財力只翻了一番，完全沒法通過全國統籌來解決兒童收養問題，只能任由“黑色秩序”吸納數百萬留守兒童。

　　也正是從80年末代/90年代初開始，眾多山區和鄉村成為了毒品、艾滋病、賣淫、黑社會藏匿軍火的深窩——也是拐賣兒童的據點。

　　諸多“童養媳村”、“收兒村”，刻繪了改革開放后太多偏遠農村的畫像。

　　我本人是安徽人，我個人印象比較深的就是約十年前被爆出的安徽省阜陽市太和縣宮小村，在當地是個出名的長期大規模拐賣兒童、逼迫兒童乞討的據點。

　　那個幾千人的村子其實只有三個殘疾人，而一些正常人因為很難討到錢，于是想到找殘疾小孩代為乞討，而他們坐收漁利的辦法。

　　這也叫“帶鄉”。

　　那些被雇傭去乞討的兒童叫“鄉”，雇傭者叫“鄉主”，尋找帶出乞討的過程叫“帶鄉”。

　　約從1993年開始，阜陽市太和縣宮集鎮宮小村的村民陸續開始在鄰村、鄰縣甚至鄰省物色年齡尚小、智力正常的兒童，對這些兒童肢體進行摧殘，令其殘廢后，將他們帶到全國各地乞討………

　　這就是農村被拋棄后、自生自滅的極端典型，非常殘忍，非常可悲。

　　在過去市場經濟、極端市場化思維大行其道的歲月里，拯救農村的唯一出路就是用萬能的“市場”來解決問題，即：讓農村的勞動力“匹配、接壤”東部沿海的發達經濟。

　　打工潮，就被主流輿論捧為改變命運的正確洪流。

　　然而，根據少部分良心記者和媒體過去深入東莞、廣州等地的調查，農村山區的打工人在東部的遭遇往往讓人失語…...

　　而且，不論是被父母遺落在農村的孩子、還是被父母帶到城市里跟著打工的孩子，都面臨被拐賣的風險：農村的拐賣村與城市里的“梅姨”們，組成了利益共同體，一度還出現了大批親生父母被迫賣小孩的慘劇……

　　為此，南方系媒體陣營的主力網易新聞，倒是曾在2015年用心險惡地曾給出“解決辦法”：“只有兒童買賣合法化才能減少兒童偷盜”……（該文作者陳興杰是茅于軾的擁躉）

　　一如改革開放后賣淫等黃色產業鏈死灰復燃，南方系給出藥方“只有賣淫合法化才能減少婦女被拐”；待黑社會死灰復燃，南方系又給出藥方“只有槍支合法化才能減少黑社會組織”……

　　自由化思潮下，精英們一方面拼命地將農村推遠，一方面還要污名化被推遠后而產生亂象的農村，如“窮山惡水出刁民”，如“窮生奸計，富長良心”……

　　私有制的復活，讓一切社會關系都迅速淪為買賣關系。

　　馬克思那段我引用了太多遍的話相信諸位已經耳熟能詳：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會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

　　根據民政部公布的數據，如今全國仍有農村留守兒童697萬余人，96%的農村留守兒童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顧。

　　持續的調查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的愉悅狀態顯著低于非留守兒童，煩亂和迷茫狀態則顯著高于非留守兒童，消極情緒夾雜著對父母的怨恨。

　　根據2017年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的調研數據，超過10%的留守兒童選擇了說父母“已死”。不少留守家庭在親子溝通方面存在障礙，親子溝通甚至會帶來傷害。

　　相關研究亦表明，在與父母互動的深度和廣度上，留守兒童缺失很大。

　　2019年的白皮書又對江西、安徽和云南三省2763 份實證數據進行分析。數據表明，調查地區兒童遭受暴力對待主要分為軀體遭受暴力對待、精神遭受暴力對待、性遭受暴力對待和忽視四類，發生率分別達到65.1%、91.3%、30.6%和40.6%。

　　值得關注的是，這其中有13.7%的兒童遭受四重暴力。

　　無需深剖也可窺見，留守兒童和農村社會的變化和流動是一致的，且離散家庭與留守人口也是中國式貧困問題的焦點之一。

　　直到今日中國，“三個世界”的形態仍愈發穩固：

　　「北上廣深杭」是一個世界，這里發達先進、文明程度趨近于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最高峰，是國家前進的火車頭與示范地；

　　「二線城市群」又是一個世界，這里充斥著大量潛規則和江湖規矩；

　　「深山老林、偏遠幽谷」，則是中國境內的第三個世界，這里是隨處可見的原始封建形態和完全斷檔斷層的落后文明——而這些鳥不拉屎的封閉地域，正是改開之后一大批“艾滋村”、“童養媳村”、“拐賣兒童村”、“代孕村”的聚集地。

　　在《撥浪鼓咚咚響》中，有一個意象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始終環繞在耳畔的北京奧運主題曲《我和你》。

　　一面是恢宏的國家榮耀，一面是狼狽的泥濘人生。

　　聽聞大喇叭里劉歡溫柔的歌聲，看看腳下補不上破口的棉鞋，正如毛豆問茍叔的那個問題：“你為啥沒錢嘛？”無人可以回答。

　　恰似毛豆的六叔在華麗麗的大城市里面對開發商的欠薪，除了掛出一道道橫幅為包括自己在內的農民工兄弟們羽翼羸弱地討薪而別無他法。

　　世道變了，很多問題都尋不到答案，就像毛豆那個永遠也尋不到的父親。

　　3

　　就前文提到的#全面查找改革開放以來失蹤被拐兒童#的話題，當時在這個話題下面，看到了這樣一個網友提的問題，問得直戳本質，然而底下的回答卻答得不著四六，充滿了給改開后的拐賣潮洗白、并向改開前的毛主席時代潑污的味道。

　　改革開放后大面積的兒童拐賣、幼童失蹤這是鐵的事實，無人可以反駁，但是說改革開放之前“沒有人口流動”，且認為是因為這個“客觀因素”從而使得改開之前“沒有兒童可拐”，這種論調暗意就非常錯誤了，充滿了為八九十年代誕生拐賣潮洗白的味道。

　　先看改革開放之前到底有沒有人口流動。

　　從建國后到1953年的過渡時期，仍屬自發流動階段，根據山東、安徽、河南、河北、四川等地的數據，農村外流就有十四萬人之眾，1953一年涌入北京的就有四萬人口（據王思明《20世紀中國農業與農村變遷研究》）。

　　同時，國家調控的人口流動也逐步成為主導。

　　比如建國后向東北工業區的大規模移民，河北省和平原省（黃河中下游，太行山以東區域）是主力軍，1949、1950兩年就移民了近三萬人。

　　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新建城市與工業區達三十八個，大規模擴建的城市與工業區達五十四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從五個升為十三個，這使得大規模農民得以“進城”。

　　1955年城鎮人口8285萬人，1960年達到13073萬人，城鎮人口比例從13.48%漲到19.75%，這都是大范圍人口流動的結果（據1996年版《中國人口統計年鑒》）。

　　此后，遵照毛主席“建設農村、不拋棄農村”的指示，隨著人民公社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等反哺農村項目的開展，人口流動趨于穩健，這是國家控制城鄉差距的成果（需要看到，近二十萬知識分子在50年代末被成功“摘帽”，也是毛主席的意見）。

　　特別是1961年3月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頒布《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以“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糾正過去三年被下面某些人搞的嚴重過火的浮夸風之后，城市和農村人口穩定下來，農民生產積極性重新被調動，也是農產量大幅提高的時期。

　　從現實看便是：1960年的城鎮人口比例一直到1981年才被超過，此后則是節節攀升了。

　　由此可以看到，建國前三十年，不是沒有人口流動，而是：第一，有，像六十年代初的城鎮職工返鄉潮，周恩來直言“下去這么多人，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了”；第二，但規模和改開后比，那還是改開后大的多；第三，規模不大的原因是因為不必要。

　　在城鄉差距并不過分且反哺農村政策（上山下鄉、赤腳醫生）顯著的情況下，不必要進行夸張的流動。

　　比如至60年代中期（文革前夜）時，各領域貧富差距剛剛開始凸顯、“三自一包”和戶籍制度剛剛有了點拉大城鄉差距的苗頭、包括教育方面也出現了城市資產階級子女與高干子女的就學機會遠遠多于農村兒童的情況時，毛主席馬上就警惕起來，要求將農村工作的位置擺正。

　　像主席一直強調的：

　　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資以及有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是高了些，農民看了不滿意是有理由的。

　　尤其看主席這段話：

　　人不要都擠在城市里，積極的在農村發展工業，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政策問題。這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標準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和高等學校，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

　　包括后來所謂“1962年的右傾”，毛主席的根本矛頭也是對準八屆十中全會就“包產到戶”問題與黨內某些同志的分歧。

　　關于包產到戶，1965年5月在井岡山上，毛主席曾對張平化說得最為透徹：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所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吶！

　　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

　　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所以，在毛主席時代，并非沒有人口流動，只是沒有「人口異動」。

　　在公有制的建設格局下、在人民公社的局部單元中，不可能存在任何服務于私有制的被迫遷移甚至人口買賣。

　　然而當時間進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毛主席擔憂的包產到戶和兩極分化，接連登上歷史舞臺，真正的超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確實也隨之誕生。

　　與之相生共隨的，便是被拋棄地帶的人口販賣逐漸興起。

　　跋

　　攤大餅式的擴張，都是一個個特大城市繼續特大，大城市轉而特大，小城鎮變成大城市，樂此不疲，最后就變成難以為繼，不可克服的城市病。

　　—— 2013年3月參加全國人大江蘇代表團審議時；

　　即使將來城鎮化達到70%以上，還有四五億人在農村。農村絕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 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

　　—— 2013年7月在湖北省考察工作時。

　　真心呼吁，支持一下這部電影吧。

　　這不僅是關心一部電影，更是在關心一種題材、以及一個失落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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