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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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戰爭電影，有一種非常奇怪的傾向，即把“好哭”與否作為衡量影片好壞的主要標準。
比如，幾乎所有的影片宣發，都在說“觀眾直呼‘好哭’”、“太‘好哭’了”、“淚奔”、“破防”……
記得抗美援朝經典電影《英雄兒女》中有這樣一個情節：
王成犧牲后，在文工團工作的妹妹王芳連夜為他創作了一首“好哭”的歌。她帶著這首歌向軍政治部王主任請教，并強調說，“我是流著眼淚寫完的。”
王芳滿以為首長會肯定她的工作，不料卻受到了批評：“你是想讓全軍戰士都和你一起抹眼淚嗎？”
王芳畢竟經過戰火考驗，她知道這句話的分量，很快調整了創作思路，寫出了令人熱血沸騰的《英雄贊歌》。
“好哭”說到底是一種相對消沉的情緒，并不利于激勵部隊奮勇殺敵，所以王主任才會不滿意。
如果說，王芳在第一次創作時強調“好哭”，還是出于對英雄、對哥哥一種真摯感情的話，那么，今天，突出“好哭”，更多的就是一種對票房和市場的考慮了——這從他們非常冷靜地把“好哭”作為一種市場噱頭來宣傳就能看得出來。
“好哭”成為戰爭電影的標準，還有另外的效果。
最近上映的《水門橋》中，七連全部犧牲，只有易烊千璽飾演的新兵伍萬里一人幸存。媒體說，這很“好哭”；《狙擊手》中，五班全部犧牲，只有大永一人幸存。媒體也說，這很“好哭”。
在《狙擊手》中，幾位戰士的犧牲，都至為慘烈——
班長劉文武，身綁手榴彈與美軍同歸于盡，“只找到一頂帽子”；胖墩先是被美軍擊碎雙手，再擊中要害；亮亮身負重傷后倒在雪地上，在零下幾十度的嚴寒中躺了整整一夜（這其實是一個漏洞，從常識來說，亮亮很難幸存到天亮），最后用注射強心劑的針頭刺進心臟，向其中注射空氣而犧牲……
唯一幸存的大永，被坦克上的重機槍子彈擊中腹部，他爬過的雪地上，留下一道寬寬、長長的血痕！
有人上傳一段在《狙擊手》放映廳里拍攝的視頻，其中都是年輕的電影觀眾緊張地閉上眼睛或驚慌地用手捂住眼睛的畫面，視頻標題是“為戰爭的殘酷感到觸目驚心”、“看都不忍，何況親歷”。
觀眾真的被嚇壞了！
如此追求“好哭”效果，自然主義地表現戰場殘酷，已經使影片具有了一種隱秘的、但絕不是不可感觸的反戰傾向。
抗美援朝戰爭是正義戰爭，沒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就沒有此后70多年的和平，我們要永遠歌頌偉大抗美援朝戰爭！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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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天，寫了一篇關于《狙擊手》的影評，有人說我對這部影片做了“全盤否定”，這是不對的。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是對立面的統一，都同時包含著肯定和否定兩種因素，正如不朽的馬克思所言，“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反過來也是一樣，在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
因此，“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都是不正確的，都犯了形而上學的錯誤，我不會對任何一部電影或其他文藝作品做出這樣絕對化的評價。
關于《狙擊手》，我的上一篇文章僅僅是對其中的一些軍事細節進行了分析，就事論事地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邏輯與事實錯誤，不是對影片的整體性評價，更談不上“全盤否定”了。
具體到張藝謀導演，如果以他過去的作品，如《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活著》《金陵十三釵》《三槍》《歸來》《一秒鐘》等建立一個參照系的話，我們會發現，《狙擊手》的出現意味著他的創作出現了明顯變化，甚至進步，至于這種變化是策略性的還是根本性的，又何必急于下結論呢？張導雖年逾古稀，但創作力依然旺盛，我們不妨繼續跟進、繼續研究。
還有一些人，質問我“為什么總是批評中國電影，不批評外國電影？”
這真是奇怪的問題。
我是中國人，最關心中國電影，最希望中國電影能夠振衰起敝，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軟實力，但我同時認為，沒有批評就沒有進步，中國電影存在的種種問題，正是嚴肅的電影批評長期缺位的結果，我也歡迎有理有據的反批評。
我對中國電影愛深責切，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希望中國電影越拍越好！
至于外國電影，主要是作為研究中國電影時的參照，并不是我研究的重點。我對外國電影的關心程度，遠不如對中國電影，所以影評自然很少。
還有一些人，因為我批評一部電影，就認為我主張抵制這部電影，這也是一種誤解。
我不主張抵制任何電影（當然我也尊重每個人的選擇）。就我個人而言，我的體會是，多看才能提高鑒別能力，才不會被人帶到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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