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有七位藝術家作了個人發言，其中有三位說到當前文藝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他們是空政文工團一級編劇閆肅，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尚長榮，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李雪健。新時期以來，我國文藝界百花盛開，空前繁榮，但也出了不少亂象。我們來看看藝術家們是怎樣說的。

　　閆肅：近年來，我總有一種“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感覺。社會上緋聞、丑聞，花邊桃色;作秀、作嘔，低俗惡俗，紛紛闖入眼簾、聒噪不休，好像這才時髦奪眼球，甚至香臭不分、法紀不論，越黑越火，讓我著實感到有點寒風颯颯。...... 我們好像不能光看到評了多少獎、開了多少花，而要真看看移風易俗、社會風尚、流行風味兒了!更何況在人家不遺余力、重金營造、推而廣之的情況下，我們有少數人還爭先恐后搖旗吶喊、推波助瀾，被市場、收視率牽著鼻子走，還津津有味、得意非凡，這還有點文藝工作者應有的良知么?

　　尚長榮：近年來，戲曲人尤其是基層院團處在非常邊緣化的現狀中，但他們仍然甘受清貧，堅守著精神領域的一方凈土，傳播真善美，鞭笞假惡丑，再苦也要演好戲，以實際行動擁護黨中央的決策與號召。如山西兩個院團都在演出《廉吏于成龍》，老百姓非常喜歡，只是唯利是圖的經銷商不喜歡。如果為了利益而摒棄傳統文化，如果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最后底線無法堅守，那么藝術舞臺將逐漸被歐美所取代，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非中化文化的載體將大行其道，那是我們不愿見到的。

　　李雪健：近些年來，文藝事業蓬勃發展，但出現很多亂象。從個人來說，是一些演員經不起名利的自我膨脹;從社會來說，是環境提供了讓他們膨脹的土壤。比如不管明星做了什么，粉絲都歡呼鼓掌，好壞、黑白、是非不分，這是不應該的。文藝界出了丑聞，最受影響的，也是這些粉絲，他們中有些人青春年少，世界觀、價值觀還沒有完全定型，要注意對他們的正面引導。還有一種怪現象，就是有些作品觀眾一邊看一邊罵，創作者一邊挨罵一邊還掙著大錢。這樣的作品是有經濟效益了，但是社會效益呢?應該加強對這種作品的外部監管和制約。

　　文藝界的這些亂象是客觀存在的，國人有目共睹，甚至習以為常。但藝術家們在如此高的平臺上集體發聲，曬出這些亂象，就有點觸目驚心的意味。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界出這樣的亂象，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可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文藝界也出這樣的亂象，那就不太正常了。人們就要問，哪里出問題了?

　　文藝發展的每一個時代，都會出現發展中的問題，都有那個時代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在抗日時期，我們解決的是文藝與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關系問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解決的是文藝與社會主義工業革命的關系問題。那么，在現代化時期，我們要解決什么基本問題呢?根據藝術家們提出的問題，我們要建成現代化強國，必須正確處理文藝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系問題。我國目前文藝界的亂象，例如只講經濟效益，不講社會效益，就是沒有正確解決這個基本問題。

　　文藝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系到底是個什么問題呢?我們認為，和以前各個歷史時期一樣，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正確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

　　有些同志認為，文藝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是文藝為現代化服務的問題。這個說法一般是正確的，但還遠遠不夠，或者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的，在歷史上，我們曾經規定文藝為抗日事業、工業革命事業服務，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規定用什么方式為抗日事業、工業革命事業服務。文藝為當前的主要歷史任務服務，這個比較好規定;可是，文藝怎樣為當前的主要歷史任務服務，那就不太好規定了，因為這需要搞清文藝與政治的關系。

　　毛澤東同志說：“ 一定的文化(當做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毛澤東選集》，663-664，1991.)在這里，毛澤東同志科學地規定了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系，也科學地規定了政治和經濟的關系。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更具體地說明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在現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毛澤東選集》，865，1991.)毛澤東同志正是依據文藝與政治的辯證關系原理，解決了文藝用什么方式為民主革命服務的問題，即為誰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

　　我們相信，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我們的文藝工作的指導者，非常清楚馬克思主義關于文藝與政治關系的科學規定。但是，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在今天，有多少文藝工作者，有多少文藝工作的指導者，還能承認、記得這些科學規定呢?誠然，知道了文藝與政治關系的科學規定，并不等于找到文藝為現代化服務的方式，但是，如果不承認、不相信、不遵循這些科學規定，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那就找不到為現代化服務的正確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建立了文化市場機制，把文化產品變成了文化商品，文藝工作者也摘下頭上的桂冠，成了文化商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我們現在每年可以生產數以千計的電影作品，以及數以萬計的電視劇。在有些同志看來，形勢一片大好，文藝和政治沒有關系也行。可是北京文藝座談會告訴我們，在文化市場這個平臺上，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仍然會頑強的表現出來。就拿藝術家們提出的問題來說，藝術的大眾化和高雅化的關系(或者說高原與高峰的關系)，文藝的民族性和國際性的關系，文化市場的自發性和導向性的關系，文藝事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關系，衡量文藝作品的市場標準和社會標準的關系等等，這些問題實質上是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在市場條件下的新的體現。顯然，如果不能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正確處理上述關系，我們就找不到文藝為現代化服務的正確方式，所謂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基本方針，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綜上所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人階級能不能找到文藝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的正確方式，這是當前文藝發展中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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