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

　　張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陳眾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朝戈金(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黨圣元(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

　　陸建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開欄的話

　　文學反映社會現實，表現人類心靈，始終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精神性價值。在幾十年間實現了巨大跨越的當代中國，社會生活日新月異，文化生態日趨豐富，無論是作家的生命體驗、創作方式，還是讀者的閱讀習慣、審美經驗，都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文學，偉大的文學需要剛健、有力、嚴肅的文學批評和深刻、準確、科學的文學理論。

　　近年來，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取得了一些成績，對于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要看到，文藝創作雖然活躍，當代文學主體理論建設卻嚴重滯后，對一些重要的文學原點問題的認識模糊，文學批評缺乏針對性和實效性，導致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等現象滋生蔓延，對于文學創作和受眾鑒賞水平的提高產生消極影響。

　　文學批評是行動的美學，基于現實的迫切需要，根據黨的十八大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展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精神，本報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從即日起共同開設“文學觀象”欄目，組織文學界知名學者，就當前文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現象、熱點話題和焦點問題進行辨析、探討，開展深入有力的文學批評和理論研究，以期正本清源、引導創作，推助當代文學繁榮健康發展。

　　張江：近年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總體上呈現出活躍、繁榮的局面，涌現出了很多優秀作品和研究成果。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標新立異，嘩眾取寵，毫無顧忌地挑戰社會的價值底線和倫理底線，被各方面批評為“文學亂象”，其中之一就是文學的歷史虛無主義。

　　文學與歷史是分不開的。文學以自己的方式參與歷史建構和傳承。這不僅適用于歷史題材創作，而且也適用于一切文學作品和文學研究。文學應該如何介入歷史?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一些令人憂慮的趨向。不尊重歷史的本來面貌，不能理性地、公正地分析和認識歷史，不能客觀地描述和表現歷史，任意踐踏歷史，隨意評說歷史，肆意消費歷史，這在近年來的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以及文學史書寫中，均有表現。凡此種種，不但對文學的健康發展產生了影響，而且給鞏固主流社會意識形態帶來諸多負面效應，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視。

　　歷史虛無主義的“藝術”表征

　　陳眾議：歷史虛無主義的“藝術”表征，簡而言之，一謂“戲說”，二謂“割裂”，三謂“顛覆”。

　　先說“戲說”。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戲說”歷史在文藝界悄然生發，并逐漸蔓延流行，及至90年代以后甚至發展為“胡說”與“惡搞”，譬如將歷史事件剝離特殊的歷史語境肆意發揮，或無視歷史人物在特定歷史進程中的社會功過與是非，無根據地冠以純粹的想象，甚至玄想;又譬如拿“元歷史”加“元文學”等概念虛化歷史，將歷史敘事推向“關于敘述的敘述”等虛無主義極限。于是，孔夫子成了修俠情圣，杜甫被“再創作”為雜耍混混，唐三藏成了花花公子……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相關文藝作品在嘻哈和狂歡中淪落為純消遣和純消費的對象;作家、藝術家的社會責任和崇高使命被束之高閣，乃至蕩然無存。

　　再說“割裂”。中國的歷史是中華民族的選擇，歷史過程中充滿了代表人民意志和歷史發展要求的英雄人物及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然而，文藝界不乏有意閹割歷史者，這些人或通過歷史的碎片化否定歷史發展規律和中華民族的基本訴求;或以偏概全，即抓住片面和細節否定全面和整體，丑化、抹黑歷史人物;甚至有意張冠李戴、以訛傳訛，以達到歪曲歷史之目的。于是，辛亥革命被認為純屬錯誤，理由是它阻斷了封建王朝創造“明主”、“盛世”的可能性;新民主主義革命被斥為農民起義的賡續，破壞文明進程的倒行逆施和反人性、反人道暴行;社會主義建設被描畫成窮極無聊的爾虞我詐、你死我活;“改革開放”被概括為“辛辛苦苦幾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更有甚者，有所謂的作家、藝術家甘愿淪為亡國奴，認為倘使中國被八國聯軍或日本帝國主義占領至今，那么擺在我們面前的將是一個和列強一樣“富裕”、“文明”的國家。

　　至于“顛覆”，則主要針對一系列革命領袖、民族脊梁。正所謂滅人之國，必先毀其歷史，壞其崇尚。歷史虛無主義在某些文藝作品中徑直表現為對中華民族歷史人物的嬉笑怒罵、顛倒黑白。譬如它們無視中國共產黨人在民族危亡之際力挽狂瀾的豐功偉績，蓄意解構革命領袖的人格、放大偉人的小節，甚至捏造事實、混淆視聽，竭盡詆毀誹謗之能事。再譬如它們將孫中山描寫成竊國大盜，反之則片面夸大蔣介石的孝道，乃至將其描繪成真君子。在一些作品中，精忠報國的岳飛成了千古罪人，而遭人唾棄的秦檜倒成了“曠世良臣”。

　　歷史人物及其評價

　　張江：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除了立場和價值取向不同以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有些創作者不理解什么是“歷史人物”，以及應該如何評價歷史人物。

　　朝戈金：所謂“歷史人物”，通常是指在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對人類社會發展起到推動或阻礙作用的人。評價歷史人物，必須秉持全面、客觀、公正的原則，以他們的歷史行為和社會行為為根本，在具體的歷史坐標中定位，衡量其所作所為是否順應了時代大勢，是否符合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和愿望。

　　過去，有些文學作品概念化、臉譜化，好人全好，壞人全壞。對此，我們當然反對。英雄也有常人的一面，反面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愛恨情仇。但是，這絕不意味著從此描寫英雄人物，便要盡情挖掘、渲染其所謂陰暗的一面;描寫反面人物，便要肆意搜集、放大其所謂被遮蔽的一面。當下有些作品，在涉及歷史人物時，僅僅憑借作者一己之好惡，以當下某些風潮甚至西方的所謂“人性”標準，來苛求或袒護歷史人物，無論丑化還是美化，都是對歷史的踐踏。

　　文學在處理歷史人物時，必須區分主流和支流、公德與私德。歷史上有一些人物，公德很好，私德也許并不完美。另有一些人，私德有可取之處，但公德卻有很大問題。一個殘暴兇狠、逆歷史潮流而動，對國家和民族犯下嚴重罪行的人，對待父母、妻子、子女卻又溫情無限，這樣的情況并非不可能存在。然而，作為“歷史人物”，我們不能根據家庭私德，來遮掩、開脫他的歷史行為上的罪過，進而博取讀者對其公德方面重大缺失的同情。比如某著名漢奸，如果僅從家庭私德的角度去衡量，或也有常人所具有的家庭親情，甚至不失為一個好兒子、好父親、好伴侶。但是，必須明確一點，漢奸之為漢奸，不是因為家庭私德，而恰恰是因為這些人在中華民族歷史進程中的反動作用。在文學作品中，歷史人物的小的人性不能被無限放大，并最終替代了人物大的反歷史、反人性的一面。前段時間某部電影的敘事，就令我們痛切地感到這一點。

　　對文學創作而言，歷史人物的公德與私德都可以描寫，通過這種描寫在作品中展現一個立體的、豐滿的人物形象，這是符合美學規律的。但是更應該知道，歷史人物以其自身的行為，早就寫下了自己的歷史。文學創作克服人物扁平化，并非是混淆甚至取消偉人與罪人、圣賢與惡徒、高尚與猥瑣等評判標準之間的界限。是與非、好與壞、正與邪、公義與私欲等等這些人類善惡評價標準，是永遠無法廢除的。

　　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

　　張江：在歷史題材創作中，什么是歷史真實，它與藝術真實是什么關系，也有一個正本清源的問題。有人簡單地認為，只要是歷史上確實發生過的事情，就是歷史真實;還有人認為，文學需要虛構，于是就可以無所顧忌，率性而為，用細節代替歷史。這都是錯誤的。

　　黨圣元：首先必須明確，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事并不等同于歷史真實。我們所說的“歷史真實”是指合規律性的本質真實，而不單單指事件真實或者細節真實。這是因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有些事件雖然確有發生，但是，它代表不了歷史的本質，有時候甚至與歷史主流相悖逆。將事件真實或者細節真實等同于歷史真實，在這上面盡情刻畫、渲染，大做文章，混淆了非主流事件、偶發性事件與體現本質特性、本質力量的歷史真實之間的界限。我認為，在歷史題材創作中，還是要把主要精力用在那些對歷史人物個性表現、對歷史事件本質起規定性作用的歷史細節的挖掘和描繪上。

　　當然，為了達到藝術的真實，文學創作不排斥虛構，也應該允許虛構。但是，在歷史題材創作中，文學想象與虛構不可以漫無邊際、無所規約。創作中追求藝術真實的過程，應該是在歷史真實這一磁場引力強烈作用下發生的一系列包括文學刻畫、渲染、想象、虛構的美學過程。如果喪失了歷史真實這一基點，任由想象和虛構脫韁狂奔，想象和虛構即便再奇譎華麗，也是沒有意義的，只能是更具誘惑力地將讀者帶入歷史認知的誤區。我們要強調的是，作家雖然不同于史家，擁有想象和虛構的權利，但是，這種想象和虛構不是無限的，更不是隨意的。

　　歷史題材文藝創作，最終要追求的是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有機統一。這就要求創作者首先要對所表現的歷史有準確的把握，在充分掌握歷史事實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細致地辨析史實，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之本質達到深刻的認識，然后根據文學表現的需要進行必要的藝術虛構，這樣方可實現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的有機統一，亦即作品所反映的歷史，既與客觀存在的歷史不相乖違，又體現出深遠的意義探尋的創作旨趣。在優秀的文學作品中，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張力，但是它們之間又不是一場你死我活的博弈，也不是一場結果為零的游戲。曾經有人將文學創作中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概括為“大事不虛，小事不拘”，或者“本質不虛，細節不拘”，倒也貼切。

　　文學守“史”有責

　　張江：文學戲說歷史，消費歷史，其背后有鮮明的價值觀。歷史是民族的精神支撐。用正確的文學觀認識歷史，書寫歷史，是文學應當擔負的責任。

　　陸建德：有些人宣稱，歷史在他們的作品中，只不過是一抹稀薄的敘事背景，歷史人物也只是一個假借的形象符號。有人就說：“我寫的不是歷史，是文學。”“把文學作品與嚴肅的歷史相對照，是荒唐可笑的。”這其實是以所謂文學的名義逃避應有的歷史擔當。一方面為作品披掛上歷史的外衣、營造具有歷史感的濃重氛圍，另一方面又逃避歷史題材創作本應擔負的表現歷史進程、探討歷史規律的責任，這本身才是矛盾、荒唐、可笑的。

　　文學介入歷史，不可能是原封不動的客觀再現，也不可能完全剔除創作者的主觀色彩。任何歷史題材創作都經過文學家的中介，都滲透了某一特定時期的價值觀念(也可能是偏見和迷信)。文學家從歷史事實的大海里，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甚至是重要的規律，整理出頭緒，寫出他的作品，這本身就滲透了文學家的史學觀和價值觀，也就是意識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家在創作過程中融入個體的理解和判斷，賦予其情感溫度和價值深度，都是應該肯定的。但是，發現前人的盲點，對歷史有了新的理解和闡釋，所有這些行為都必須建立在一個基本的前提和立場之上，那就是對歷史進程和歷史規律的尊重和敬畏，以及對待歷史嚴肅認真的態度。

　　文學以形象化的審美方式介入歷史，更為人們所喜聞樂見，它比抽象的歷史敘述和理論化的歷史規律闡釋更具有吸引力、親和力和感染力。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普通大眾層面，學校教育完成以后，更多的歷史知識學習和歷史觀建構，相當程度上是通過各種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來完成的。因此，文學的功能從來不是單一的，它既有審美、娛樂功能，也有教育、認識功能。尤其是一旦涉及歷史題材，其教育教化功能更為直接和顯著。無疑，在大眾傳播發達進步的今天，文學家們用什么樣的姿態面對歷史，也就意味著把什么樣的歷史交付給受眾，交付給未來。文學在具體的歷史關系中展開，文學通過生動的敘述形象地建構歷史，文史同一，文史互證。

　　張江：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生產，在歷史的建構和傳承中，不能是消解和破壞力量，而必須成為一種積極和建設力量。尊重歷史，理性地認識歷史，客觀公正地評說歷史，用文學的方式描繪歷史風云，并且盡可能地在這種描繪和展現中實現對歷史規律的認識和把握，這是我們思考和處理文學與歷史關系問題時應該持有的基本態度。

　　文學不能“虛無”歷史。無論文學家們如何書寫歷史，歷史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不可改變。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尊重歷史，嚴肅地對待歷史，這是文學面對歷史的唯一選擇，也是文學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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