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景”的再發現與“勞動”的再定義

　　《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是蔡翔的一部新作,書中曾借用柄谷行人“風景的發現”這一概念,柄谷試圖借助此概念觀察現代日本 文學的形成。他的意思是，所謂“風景”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名勝古跡，而是以往人們忽略而不敢正視的東西。所謂“風景的發現”則是把曾經不存在的東西使之成為 不證自明的，仿佛從前就有的東西這樣一種顛倒，稱為“風景的發現”(《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英文版序)。如果挪用于解釋新中國成立后的一些政治運動，我們 會發現，傳統靜謐的田園風光被“階級”和“民族主義”的色彩重新涂抹后，變成了一幅有待發現的“風景”。此“風景”是通過文學形式被重新認知的，但其背后 潛藏著國家建設、革命動員對“地方”秩序的干預與重構。比如孫犁的《荷花淀》雖以戰爭為背景，但呈現出的仍是一種悠閑的田園景色，革命氛圍仿佛只是若即若 離地處于飄渺般的介入狀態。可到了《風云初記》和《紅旗譜》的描寫，純然靜態的鄉村風景，則已被政治標簽界分過的人群熙熙攘攘地占據著，自然風景被撕扯成 了人為擾攘的碎片。在鄉民眼中本不存在的對人群的分類習慣慢慢變得不證自明。不僅如此，生活在風景下的人群也要在“民族主義”的標簽下被重新標識、劃分和 站隊。在階級標簽的識別機制下，某類人似乎天然具有變成“好人”和“壞人”的能力。在抗日的格局下，身份是“地主”的那群人似乎比常人更加天然地具備成為 漢奸的可能性。當然不容否認，對風景中人群分類的重新發現，也不乏對平等社會理想的追求動機。

　　“風景的發現”與“勞動”被確立為核心意識形態有關。早在“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就已喊出了“勞工神圣”的口號，有些人還有意間歇性地造訪工 廠與農村，擺出支持勞動者的姿態。當然，這個時期對“勞動”的倡導與真正的身體踐履基本無關，“勞動”價值仍是知識領域內被討論的對象。但是，建國以后， “勞動”作為中心話語幾乎無所不在地滲透進了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甚至泛化為一種“勞動中心主義”。對“勞動”價值的認同發展到極端形式就是消弭“精神” 與“體力”之間的界線，否認形而上的精神活動作為一種勞動形式能夠產生價值，甚至貶斥經由精神活動生產出的知識同樣具有“勞動”的涵義。進而“勞動”概念 被簡化為肢體運動,或者說“勞動”價值被嚴重肢體化了。當然，從更復雜的分類角度看，傳統人文知識被否定的程度要遠遠高于現代科技知識，這也是一個極其有 趣的現代性現象，不可簡單地歸結為“民粹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解放區改造二流子運動轉移到城市后，就會對知識分子擁有精神價值的正當性提出尖銳挑戰， 實際上昭示出“勞動”概念肢體化的無止境擴散。

　　蔡翔認為，“勞動”概念成為核心論題是中國傳統德性在現代中國的表現。不可否認的是，“勞動”概念的肢體化與某種區域性的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 聯系。我曾多次提出，毛澤東對“勞動”的理解，特別是對與“勞動”相關的知識分類習慣受到湖湘文化的深遠影響。湖湘文化中潛藏著鄙視形而上知識和精神價值 的傾向。但從總體態勢而言，“勞動”概念的肢體化仍然是對傳統德性社會的一個反動，在傳統社會中，雖然存在著等級分工的差異，但“知識”的獲取和精神的修 煉仍然被作為某種“勞動”形態加以認可，盡管比體力勞動的地位要高出許多。“士紳”承擔的是知識勞動者的角色，社會主義革命把“士紳”視為不勞而獲的階 層，成為農民階級清算的對象，實際上就否認了傳統知識體系的傳授也是一種勞動形態，從而徹底消解了其在鄉村的合法性身份。一旦這種“勞動”肢體化的輿論被 推向極端，如上山下鄉運動確立了“勞動”內涵只具備體力活動的單一正當性之后，就會引發社會主義革命的危機。上世紀八十年代輿論界的撥亂反正就是要推翻 “勞動”肢體化論述對文化界的不良影響，回復知識分子作為“勞動者”的地位。

　　“群眾動員”與“民主”

　　除了“階級”之外，“群眾”也是個關鍵詞。在有關革命的敘述中，“群眾”不但是主體，是“主人翁”，同時也是“動員”的對象。因此，“群眾” 一詞的使用時常處于悖論狀態。一方面，“群眾”意義的凸顯與“新社會”的形成有關，“群眾”是新社會的主體，這是以往歷史所沒有過的全新發現。即使在“五 四”以后“勞動”價值重新被確認的語境下，“群眾”或“人民”仍然是知識分子“啟蒙”的對象，或者是政治上被“解放”的對象。新中國建立后，倡導“走群眾 路線”，“群眾”的涵義徹底從知識分子的定義中脫離了出來，他們不是被解放的“他者”，而是政治參與的主體，可以廣泛介入到政治動員的浪潮中表明自己的 “主人”身份。

　　“群眾”的地位被重新安置后，對“民主”的認知也會發生改變。中國式的民主在革命整體目標的規定下，決定了其不可能采取簡單的西式投票方式， 而是大眾主動介入政治、社會制度的各個層面參與謀劃，提出自身意見，以“主人翁”的姿態議政參政。特別是作為勞動者的“群眾”廣泛參與科層制的管理體制， “民主”隨即與“科學”的專門化管理構成了對立關系。專家靠邊站，擁有政治覺悟卻不懂技術的工人群眾取代“專家”成為生產主角。這樣的轉變并非精英研究中 的“反智主義”觀點所能解釋。“反智主義”往往只能說明思想史內部的一些變化，如“理學”如何向“心學”轉變等等，卻無法理解“群眾”運動對科層體制的沖 擊。“群眾”反專門主義不是單純地反對科學技術，而是反對某個階層對科學與知識的壟斷，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是“群眾式”民主的一種表現。在鄉村中，“赤 腳醫生”就昭顯了反專門主義的有效性，“赤腳醫生”雜糅中西醫技術治療疾病，在廣大鄉村形成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醫療格局，其扮演的角色就不是一個 單純的反西醫問題，而是反對城市對醫療資源的壟斷。

　　然而，如果我們把“群眾”式民主真正當做每個個人意志的完美選擇則會犯過度樂觀的錯誤。因為依靠政治運動形成的主人身份都不是“自發性”的， 而是政治“動員”結構下的組成部分，動員的目的、組織形式和表達渠道都是中國式政黨政治的設計結果，甚至多少表達了領袖的個人意志。比如人民公社時期是否 “入社”的選擇就變成了評判是否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態度，甚至是劃分先進與落后的一個界標。從最初僅有輕微道德壓力感的“自愿”入社，到半強制地以此 衡量階級覺悟的高低，到最后成為區分“自私”與“公心”的尺度，使得各類鄉村人群在民主具體的運作過程中擁有了截然不同的身份等級和差異感。那些文學作品 中描寫的“新人”“青年”個個單純、陽光和無私，如梁生寶、蕭長春。而“舊人”“老人”個個工于心計，損人利己，心理陰暗，如郭世富、孫水嘴和“彎彎 繞”。

　　另一方面，“干部”與“群眾”的矛盾也是“不斷革命”的另一個主題。在階級被消滅之后，黨內是否會產生新的官僚資產階級一直是個大是大非問 題。因為革命初期，黨員干部有可能是革命利益的最大獲得者，盡管他們可以暫時依靠信仰和道德約束自身的言行。可利益的驅使和道德的持守之間時刻存在著緊 張，于是在文學作品中會出現一些像郭振山(《創業史》)、范登禹(《三里灣》)和馬之悅(《艷陽天》)這樣臨近腐化邊緣的干部，他們是黨員中“官僚化”的 典型，很快成為“群眾運動”的沖擊對象。

　　尤可注意者，建國以后的“群眾運動”并不是自發生成的現象，而具有“被動員”的性質，中國的政黨政治與西方民主政體有所不同，選舉政治中的個 人選擇在“群眾運動”中是不允許存在的，個人意愿只能通過公眾意志的集體決定表現出來，公眾意志中的自發性因素也須通過規訓的渠道才能確認自己的正當性。 比如敵/我，先進/落后這樣的分析框架往往決定著群眾運動的分層與走向。“干部”在群眾運動的結構中不是一般的科層管理人員，而是意識形態的灌輸者和政治 形象的示范者，這個群體和專門化管理者是有沖突的，“文革”期間“白專道路”變成了新型“干部”體制下對標準科層制管理的一種蔑稱。但當“專家”靠邊站 后，誰來監控“干部”以防止腐敗立刻就變成了問題。

　　毛澤東對“繼續革命”的思考是獨特的，他一方面對現代科層體制內形成的專家制度以及“干部”的官僚化危險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方面又號召民眾“組織起 來”，通過社會動員的手段糾正現代體制帶來的弊端，在專家和干部隊伍內部培養新的抗爭性力量。這類思考由于強調了“群眾”的核心作用，反對等級壓迫，表面 上和集權制度是不相容的，但同時，其以階級成分劃分革命陣營，以“出身論”為依據點燃階級斗爭怒火的方式，又生產出了另外一種階級壓迫的形式。在動員群眾 打破專業壟斷的同時又在體制內部創造出了新的階級區隔。而對“出身論”的反思與批判也恰好成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啟蒙”的起點。這一連串的變化 并非“表達—實踐”的脫節這類描述所能解釋，其中的曲折與復雜實在是一言難盡。因此，我雖然同意用“去政治化”的解釋框架理解八十年代以后的改革發展走 向，卻不同意借“去政治化”概念為當年狂熱群眾運動導致的表面民主化所造成的傷害做出辯護，因為“群眾”作為運動主體的出現有時并非是自由意志的選擇，尤 其是在“文革”時期可能只具民主的軀殼，其參與政治的成敗得失至少需要我們慎重加以反思。

　　“抗爭性政治”與“顛倒的想象”

　　中國革命不僅是體制內部尋求調整的過程，對西方沖擊所做出的“民族主義”回應也是“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獨特的“抗爭性政治”。 然而，社會主義式的民族主義表達與發生于近代的諸多反抗外來勢力的抗爭方式頗多不同。李澤厚當年曾提出“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這個命題，意思是“民 族主義”的救亡任務壓倒了尋求個性自由的需求，導致了“啟蒙”進程的中斷。這個觀點已經遭到了不少批評，對此截然對立的二分法我不敢茍同，在此我不擬展開 駁論。我所關注的是，“救亡”作為近代民族自立和國家建設的重要任務，不僅與“啟蒙”密不可分，也并不一定采取李澤厚所虛擬的那種僅限于喚醒個人自由的單 一西式“啟蒙”方式，而是具有獨特的涵義。

　　“啟蒙”在近代以來似乎一直是知識分子的專利，“啟蒙”猶如一把鑰匙，開啟了近代歷史觀變革的序幕，我稱這場變動為對歷史的“顛倒的想象”。 以“啟蒙”為動力的近代歷史觀其實顛倒了許多傳統對歷史的敘述邏輯。簡言之就有從“帝王”轉換到“國民”，從“精英”沉降到“民眾”等幾套敘事。不過我已說過，近代中國的“啟蒙”路徑均走的是精英路線，自以為有教化民眾之責任，“民眾”不過是民主宣傳的受眾而已。這與社會主義革命對“啟蒙”的理解大相徑庭。社會主義啟蒙的目標是想使人民成為參與政治的主體而非僅限于扮演被喚醒的角色。

　　為了維護革命的正當性，革命對“啟蒙”意義的闡釋有別于近代“啟蒙”話語的地方在于，必須不斷在與各類敵人的對抗中喚起群眾的參與熱情，同時 通過新的“顛倒想象”建立起民族尊嚴感。建國初期，國內外的真實敵人相互勾結希圖顛覆新生政權的現象確實存在，可是在此之后的階級斗爭思維樹立的則大多是 假想敵人。我認為，抵抗真實敵人的邏輯如何轉換成對“假想敵”的斗爭哲學仍是理解群眾動員機制的一個重要切入口，在確立革命正當性方面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朝鮮戰爭中，美帝國主義曾經被成功地進行了一次“顛倒的想象”，原來中國人背負“東亞病夫”的惡名，但自美國被指控發動“細菌戰”后，經過 復雜的宣傳攻勢，“病夫”產生的根源終于得以澄清，即并非出自內部而是外部干預的結果，其思路是美國輸入細菌導致國人體質衰弱，而并非中國人的身體和文化 基因自發產生的弊端，或者是國家體制不如敵方所造成的。由此一來，近代一直盤踞知識界的那種國人頑劣不堪而須徹底改造的“國民性”啟蒙論調從此一度消歇， 為抗爭外敵帶來的尊嚴感所取代。戰爭結束后，真實的美帝國主義形象暫時遠離了群眾生活，但卻迅速演化為一種假想敵模式，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持續發生著作用， 各種各樣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都隱約由這些假想敵操控著。至今我還記得，兒時報紙中經常會出現控訴帝國主義迫害兒童的罪行之類的文章，其中所說育嬰堂里美帝 殘害兒童的故事幾不亞于驚悚片的情節。在此語境下，帝國主義的威脅是否具有真實性已不顯重要，關鍵在于民族主義的抗爭政治得以借此延續下來，變成一種動員 群眾的可靠資源。

　　當然，我強調圍繞戰爭所構造出的“顛倒想象”對西式“國民性話語”之反撥的意義，并非是有意忽略“革命”對傳統曾經加以摧毀性打擊這一面相。 特別是“文革”時期對傳統文化的破壞似乎違背了早期“顛倒想象”的構造路徑，我之所以回避這個話題，是因為革命與傳統文化之間所發生的一系列沖突一直是困 擾思想界的一個尷尬問題，它也是中國革命之謎最難以破解的部分。由此出發，應該反對過度依賴或隨意寬泛地使用“現代性”這個術語，因為對這個術語不加界定 地頻繁使用會導致模糊“現代中國”與“革命中國”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或者遮蔽中國革命在西方沖擊下所擁有的獨特品格。

　　最后我想簡略談一談歷史研究與文學研究之間的關系問題。蔡翔曾希望文學研究更多地與政治史、思想史形成對話格局，此意甚佳。但也須認識到， “革命想象”與“革命歷史”的自身演進過程之間仍充滿著差異性，需仔細加以甄別。應該承認，“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張力。盡管后現代 史學已完全不承認兩者之間應該保持距離和界限，或者干脆有意模糊之。但我仍以為，“文學文本”不能當做歷史材料的主體加以分析，只能作為歷史的輔助資料加以看待。事實也證明，有關中國革命的文學作品往往更多地與政治意識形態發生著復雜的糾葛支配關系，文學描寫也常常代表作家相對單純的政治立場，由此立場引申出的歷史描寫也會呈現出某種相對單一的特征，即使偶爾透露出所謂“日常生活的焦慮”，其豐富性也是相當有限的，不能借此窺見革命更為復雜的一面。

　　(《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一九四九——一九六六)》，蔡翔著，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年版，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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