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電影頻道佳片有約預告播《拉貝日記》，我沒看過，道是早也想看，正好。但看了后與看國產拍過的幾種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影片的感覺一樣，令人失望，拍的真差：還不如看幾張那時的現場照片！就讓我想起看過的《辛德勒名單》和尤其讓人震撼的《鋼琴師》。于是又翻出來又看了好幾遍。     
    在第一次看《鋼琴師》，看完后的心像施皮爾曼從圍墻上翻入被隔開的猶太人區域的那個景象——殘破：人所制造出的殘忍能到這種地步；讓人悲傷很長的時間。
    電影一開頭，展現了一個極其平凡恬靜的城市生活場景；悠閑的人們悠閑著，忙碌的人們忙碌著，并沒有將已經進入的戰爭與之聯系起來。字幕里顯示1939年，這個年份提醒的是：知道歷史的人們，德國納粹在這一年的9月1日入侵波蘭，是在波蘭毫無防備中的突然襲擊，歷史上定義為：希特勒閃擊波蘭。因此電影序幕剛開始不久，就在平靜優美的音樂聲當中，在平靜的生活當中，無情慘烈的炮彈從人們的頭頂落下，使得人們猝不及防。
    施皮爾曼同樣在驚恐慌張中逃命，多夣塔，在這個時候，在這樣的氛圍中出現。這種描寫，或許是一種手法，但他并不讓人覺得是刻意加上去的時間巧合，這樣描寫，同樣是平常生活會發生的一部分，而不巧的反而是：德國納粹，破壞了一切美好的東西。
    到了施皮爾曼的家里，起初他母親在忙亂中，操不完的心的時候還在擔心著還沒有回到家的這個兒子。天下的母親都是一個樣的。
    關于藏錢問題，一家人各有各的意見，同時在慌亂中討論著下一步的路，這個時候的人，都想有一個更高明的主意，但誰也沒有拿出好的主張。其實人人都還抱有太多的僥幸。
    這里，就擺在我們面前需要思考的兩個問題：就針對當時住在華沙的猶太人的情形，似乎早有預見的或慌張的那部分人，他們及時地逃出了華沙，或是按政府的安排，到了安全的地帶，這部分猶太人就順利地活了下來；但大部分瞻前顧后，還在顧及自己的小私有，總抱著僥幸心理，想著事情也許不會更糟的這部分猶太人，最后就遭受了悲慘的命運。我們怎樣看待這兩方面呢？即：1、沉得住氣的問題。2、就是慌張或說膽小吧，作出一堆盲目不冷靜的事來。下面我們做一分析。
    沉得住氣！這得要有敏銳的頭腦和長遠眼光看清時事。在當時那種情況，整個波蘭在沒有任何防備的情況下遭到希特勒的突然襲擊，并且當時人們還不知道希特勒后來會殘忍到那種地步，那么要做出一個正確判斷和決定，就不是馬后炮們自認為的那些小聰明了。于是這里慌張膽小的人，他們做出的決定卻挽救了他們。
    人總也強調自信，或很多人對自己充滿自信。這自信了就似乎能征服一切，而我們往往就被盲目的自信所蒙混。就我們當前的兩個實際例子：薩達姆和卡扎菲。他們何等的自信，然而他們都是被自己的自信送上了絕路。是因為，他們只剩了自信而忽略了看清時事。你自信它美帝無非是打旗號唱高調，但已經有了大量的事實能讓你看的清清楚楚，藏在美帝胸腔里的黑心雜碎，它仗著它的強大，唯我獨尊，與獸類毫無區別。你面對著一只野獸，絕沒有什么僥幸，只有你死我活。說看清時事就是，當前世界，只要與美帝交鋒，你就要做徹底充分消滅它的準備，那里面沒有任何僥幸。
    而當時沒有撤離華沙和僥幸撤離的猶太人們，他們缺少什么呢？就是團結起來抗擊德寇。與當前世界所面臨的美帝，不是大家都眼睜睜的看著美帝，今天打這個明天打那個，各個擊破嗎？有誰想到過團結起來消滅美帝呢？
    沉得住氣的，卻又一盤散沙；膽小怕事的，只能茍延殘喘。最終都將任美帝宰割。
    施皮爾曼一家就是當時華沙大部分猶太人家的代表，盡管不知所措，但僥幸心理還在最先。當從信號極不正常的收音機中聽到英國，法國都對德國宣戰后，神經正處高度緊張的人們一時忘記了理智，以為天下立刻大吉了，這一家人立刻將心放在了肚里，吃起豐盛的晚餐來表達內心的沸騰，但緊接著親眼目睹著德寇的鐵蹄在華沙的街道上橫行的時候，才熱了一會兒頭腦的人們冷了來，但他們同樣沒有想的更遠。
    施皮爾曼剛剛到來的愛情機會，他已經不敢肯定，但他們都沒有產生為著什么要去努力的一絲想法，何況抗爭，而是交給了命運，任由它擺布。又或許，那時猶太這個民族是個不好戰的民族，他們總把任何事物都往美好處去想象。
    不爭，大家都相安無事，這樣美好的世界當然人人向往，但身處爭的世界里，弱只有挨打的份。更何況身處的是高唱“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你是不能把自己當做人去活著的。原先的德寇、日寇，今天肆虐全世界的美寇，面對這些獸類，你去用人的仁慈，那無過于再做一個東郭先生。
    猶太人被強行趕進德國人劃定的狹小區域，這里面就交代了，為什么擁有5-60萬人的猶太人，他們沒有一丁點的反抗，就任德國人肆意踐踏隨意宰殺。我們看，就那么狹小擁擠的猶太人區域，他們最先想到的，還是生意，賺錢，完全專注于各自一向不變的生活。或許那里面有著為著生計的，但猶太人的只想到自己，只為自己活著為自己打算的自私，從沒有關心過他們的身外，所謂天下大事國家大事，以至于理所當然地就鋪墊好了他們今后悲慘的路。又像施皮爾曼這樣一個，把一切精力都投入到了他的音樂中，癡迷到對窗外的一切，甚至與生命攸關的大事都一無所知，就如同施皮爾曼在猶太人區域一個小酒館里，他只知為了生計，放下了他一個知名鋼琴家的身價，在那樣喧鬧嘈雜，沒有格調的場合中彈鋼琴掙錢養家。而同樣的，都到了生命的緊要關頭，你看那些猶太人，還像沒事人似的從事著各種投機，妓女、坑蒙拐騙和那像平日里無憂無慮的自在生活；他們像日常一樣；都威脅到他們的生命的時刻像是和他們毫無關系。在他們這種氛圍中，就造就了那個買糖果的小男孩兒，施皮爾曼的父親問他：賣錢還有什么用？盡管他們都并不知道就要被送到焚化爐，但成年人已經看清了面臨他們下一步的路，而小孩子們因為他們看問題的有限，只有從他長輩那里機械模仿來的這些了。多儚塔的丈夫委托照顧施皮爾曼的那個自稱電臺的工人，那副厚顏無恥的面孔，他并不注重自己的死與活，更何況他人，在他們那鼠目寸光的小腦里，只知錢是他的祖宗。這才是對所謂人類的現實表現。
    “大難來時各自飛”，施皮爾曼打電話，還在惦念他剛剛萌生的愛牙，而電話里的人誤解為在這危難時刻有求與他，就沒有容得施皮爾曼說完一句話，用了那樣一種婉轉的方式推脫了施皮爾曼。電影中插進的這一個部分反映的兩個內容，道出人的本性，可以看出導演的高明細致。
    那個被德寇雇傭的協警依薩嗨拉，是比較現實的。這里并沒有交代他前面的事，但讓人一看就能明白，他們兩家原先的生活是在一個層次上的，只在于他們的身份不同，就像是，施皮爾曼他們一家是音樂世家，而那一家是在他們看來不屑的生意人家。盡管這樣，可以看出，兩家當初即敬而遠之，又相互有著尊重，尤其伊薩嗨拉那一家對施皮爾曼一家充滿敬意的成分多一些。
    依薩嗨拉到他們家，有為了保護他們家的含義，也有為他們家生活上的考慮，只是他粗人的方式施皮爾曼一家不適宜，再是施皮爾曼一家還想著維護自家身價上的就連他們自己也認識到已經維持不了了的表面上的體面。
    依薩嗨拉盡管被他們一家的無視氣沖沖地氣出了門，但在之后的發展中，依薩嗨拉還是盡了他所能盡的全力幫助了施皮爾曼一家，施皮爾曼最終生存了下來，他是冒了生命危險。但他自身最終的命運，連他自己都無法保證。
    這部影片中，讓我們學到，怎樣去看善和惡這兩方面，即伊薩嗨拉的善和他的“惡”，德寇德國人的惡和最后救助施皮爾曼那位德國軍官德國人的善。里面沒有刻意描畫的善和惡，全都合乎最常規，自然地發展著，這樣才不致使人看著一些善惡及其分明虛假的東西而生厭。他們所表現的是私有制社會人性的本來面目。
    本來一個富足殷實滿足而快樂的家庭，被迫到賤賣：一是他們心愛的，二是高檔的鋼琴來維持生活。而到了這個時候，被踐踏的生活都到了：一、如此高雅的東西，你看那個收鋼琴的販子，粗野敲擊鋼琴的動作；二、再看那個本來與他們這樣的家庭永遠都牽連不上的粗野之人，在他們家里隨心所欲肆意咆哮。
    施皮爾曼一家在往猶太區搬遷的路上，施皮爾曼再次看到了多夣塔，他們處在了當時的兩重天里，在他還希望，又似乎看到一絲的光芒，轉瞬即逝，又那么渺茫，在他們相互對視的眼神里，他們相互看到的都是毫無希望和無奈。
    短暫的幾句欲言又止心心相印之后，多夣塔眼里含滿了淚水目送施皮爾曼離去。西方電影中對悲傷的表演從沒有像其他一些電影中，毫無意義，抑或為下一幕的流淚陪襯一個前奏就立時聲淚俱下，本來是悲傷，卻反而讓人厭，再做作地嚎啕大哭起來，就只能讓人嘔吐了。多夣塔的淚水已經充滿眼眶就要掉下來了，但他們的處理就到處為止，讓人覺得更加的悲，震撼著人的心靈。
    過馬路時那兩個德國鬼子戲弄猶太人的場景，只告訴人們，凡兵痞，全天下的兵痞，沒一個好東西。就中國歷來的一句古話：好男不當兵。那些個只能靠當兵活命的東西，都一副德性，都是社會的垃圾，所以，這些垃圾們，所能的只有：無惡不作。我們看今天的卡扎菲，他在臺上的時候，所謂人民怎樣？恨不能卡扎菲是他爹；而這么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年人，手無寸鐵，無權無勢的時候，都已經受傷了的人，你再看所謂的人民，莫名的深仇大恨，像在對一個罪大惡極之人，拳打腳踢；一團烏合之眾起哄，似在斗獸場，直致他死命才罷休，到后來再排著大隊去羞辱被放在冷庫里的卡扎菲尸體，毫不懂得自己——人的這個——份。他們不懂得尊重，不懂得尊重他人，連自己是個什么東西都不清楚，完全的把自己等同于牲畜。我們不說這所謂的人怎樣對待一個老年人，我們問：所謂人，在怎樣對待一個生命？他們看到鮮血，看到生命的逝去，都不懂得什么叫人，不懂得尊嚴的含義。

    說他們是禽獸！？是匪徒！？

    這些引狼入室被賊人利用的烏合之眾，賤民，別人在屠殺他們，窺視著他們的資源，他們卻在那里內斗起哄，自相殘殺，與那些德國鬼子所作所為有什么絲毫區別。
    從希特勒，從利比亞的烏合之眾，我們從反的方面去分析，凡當事者，他們的很多行為在他們的當時是無意識的。就正當局中，在他們的心靈上還更多地把他們的所為定義在：忠于職守，職責本分上。我們當初看到地主老財資本家殘酷的剝削勞動人民，甚至不把勞動人民當人看，在我們作為旁觀者的時候，我們分明的區分著黑和惡，但如果我們自己走進去，再看。這里我們走進反的方面，我曾經在一個單位臨時接管過一個大院出租屋的物業管理。物業嘛，無非是定期的收取房租水電暖等各項費用和與之有關的各項事務，這項看似簡單的工作，真進入到里面，那個與人打交道，又是直接的與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打交道，吃喝拉撒睡加形形色色大千世界的人，更何況我所面臨，都是來自天南海北，都是些只善于以四海為家，從來游移不定的人員，里面甚至不乏小偷、無賴、強盜、甚至殺人越貨者。在與這一類人員的打交道中，讓我總結最深刻的只有，每與他們過一回合，我的生命就折壽一次。于是在后來，只要到他們當中去，你就要時刻準備著變成為南霸天或黃世仁，否則怎樣呢。所以我也曾經將生活極其窘困的一家老小五口，因為他們長期拖欠費用，被我無情的趕出了出租屋，硬生生地趕到了馬路上。并且，我對于我所做似惡霸的事的認識是：我在盡我的職責。我沒有其他辦法救助他們，我沒這個力量；依靠我曾經的組織，現在沒有這種組織了，有的只有私有制的無邊無際的大發展。

   更何況德寇、日寇加今天的美國黑鬼，他們從心底就是為著吃人。

   私有制下，善人、惡人、富人、窮人只能都變成鬼，與那個戰爭中的人不會有什么兩樣。從電影中的惡，現實中的惡，我們怎樣看待這個問題？人為什么會變成這幅嘴臉，答案太簡單：就是私有制社會。只要是私有制，人只能是鬼，只能做鬼。私有制只造就鬼。私有制只有鬼這唯一的產品。

    施皮爾曼去爭取救從德國人居住區爬過來的小孩，就在那一時刻，他完全沒有想到會發生受牽連的嚴重后果，德國人槍殺一個猶太人就如同碾死一只螞蟻，只是施皮爾曼僥幸遇著了沒有往下追究的德國鬼子。小孩被饑餓所迫就那樣結束了他幼小的生命，而在那一刻，對施皮爾曼來說，是他僥幸躲過了生命中的一劫。
    電影中，他們下工的一個場景，一個德國獸官從猶太隊伍里拉出了八個看似上了點年紀的人被就地槍殺，與辛德勒名單中的德國納粹，將十個人排成縱隊，從后面一槍將十人射穿，還有那個納粹軍官，在他的陽臺上，活的無聊，拿著槍隨意的挑選著猶太人目標，濫殺無辜。這些鏡頭絕不是虛構，是對德國納粹的真實寫照。
    這里，我們并沒有像看其他電影一樣，直接看到咬牙切齒的恨，但這樣的真實表現手法，讓你從恨之后看到自己該做什么；是切身的，絕不是演的在表演，看的只看過；恨浸透你的全身。
    電影中所表現的恐怖氣氛，德國人的汽車開進猶太區，猶太人的家庭，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理念，一家家急急忙忙的關了燈，但他們忽視了，德國人只要出現，天下還能有秩序？一定是雞飛狗跳雞犬不寧。電影中并不讓你看到雞飛狗跳：只通過一層層被德國人攪得不安寧的剛滅了燈的樓層，又一層層的亮起來，大聲的狂吠聲從樓內傳出來并伴隨著殺人不眨眼。
    電影中的悲慘氛圍，隨處的尸體，或是被槍殺，或是被餓死。其中三個小孩兒的場景：被德國人踩死在墻洞里的那個小孩兒，抱著父親的頭急切呼喚已經死去的爸爸的小孩兒，提著鳥籠絕望尋找家人的那個小孩兒。還有饑餓饑渴走在死亡線上的小孩兒。

   人們講，遭難的時候，老人婦女兒童是最不幸的。這些我們不能去想象，不能去感受。我們如果能夠明白這些，我們就應該清楚，我們應該珍惜的一切。就看我們潦草地對待生這個概念，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與人的爭與斗上，投入到了毫無意義的利益上，狹隘上，斤斤計較上……

    我們明白了這些了嗎？ 
    施皮爾曼被依薩嗨拉從人群中救出，從此和日夜相伴的親人永別了。他走到原來彈琴的那個酒館跟前，在那樣空曠的大街上腳下碰著一個鐵盆，聲音響得就好似在一間空曠的大廳里，回聲蕩起。這應該是導演的創舉，讓人們看，德寇把一個活生生的城市制造成了一個荒無人煙的人間地獄。
    他們在下工的路上，前面又出現了那個愛打人的納粹軍官，他醉酒熏熏，突然要下工的隊伍停下，全部的人都沒有反應過來，于是前后的人都撞在一起。這樣細膩而又非常現實的表現手法，在這部電影中還有其它多處表現方式，但這些是一般人都忽視小看的。這就是電影導演高人與一般人的區別。
    二戰的時候，歐洲的先進和發達是當時在中國很少見的，中國的戰場多在農村，所以就更見落后。而還在于中國文化多虛無縹緲的部分，更深更現實的實際生活只有傳承外基本沒有留下記載印記。《鋼琴師》影片多夣塔練大提琴的那段，歐美人注重現實文化的這部分，盡管是那么嚴酷的戰爭，面臨生死的時刻，他們真實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是真實記錄，有聲，有色，有形，有真實情感。細細到最細處，大大到宏遠處。  這些我們沒有嗎？一切都一樣，甚至我們比他們經歷的還細，但我們的經歷，經歷后就都過去了，丟失了，什么也沒有記錄下來。中國文化最底最細的，唯有一本《夢溪筆談》，但其中缺乏生活。這是我們失去最多的。我們區別在于，細中聯系著大，大中聯系著細，沒有分明的層次，結果給人的就是眉毛胡子一大把。我們不懂得該聯系的必須聯系，該區分的必須區分，我們往往忽視個例特例的至關作用。我們始終被濃墨重彩觀念所支配，被固化在骨子里的老好人中庸理念所束縛，其結果是越濃越沒有味道，越是一團糟，越老好人，最終蓄積起來的仇怨似原子彈的破壞力。
    這是工業國與農業國的區別。
    影片通篇，演員的表演細致入微，這些在我們國產片中看到的極少，有的一些也不能去回味。就如最后出場的那個光頭音樂家，他在這部電影中的戲份不過幾分鐘，但都表演的那么到位，如同他就生活在我們周圍，剛剛還在我們跟前。
    在猶太游擊隊被打敗的那場中，殘敗的幾個游擊隊員被舉著雙手押出來槍斃了。這種場面在我們的認識中，舉著雙手，還腰桿子都挺不直，或是被看做狼狽，或是被認為是沒志氣，所以在我們的影片中面對日本鬼子都是堅強如鋼的樣子，似乎與猶太人波蘭人在面對德寇時候的萎縮膽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結果呢？很多現實呢？這是后來的我們不太面對現實的成分太多了，我們的文化多是充大象的成分。結尾的時候，那個德國軍官讓施皮爾曼彈鋼琴，施皮爾曼用了他全身心去彈奏他熱愛的鋼琴，而如果在我們，我們會是什么呢？不給日本人做事！不給日本人賣藥！不跟日本人下棋！都是大口號中的要命有一條。人們要的是現實的生活，藝術加工的東西太過，人膩了就沒意義了。
   正氣凌人正氣凜然的表現手法不都是鐵骨錚錚。

   這里需要區分一個概念的是：音樂、藝術是音樂藝術，并且是在那種特定環境，但與那些為日寇充當走狗的漢奸，亡國奴，絕不是一個概念，那是民族氣節的問題。施皮爾曼在那個時候被迫彈鋼琴，還那么用心，任何人都不會說他是德國人的走狗。

    對于被德寇槍殺的游擊隊員，多夣塔說的好：他們死的有尊嚴。
    我們還記得影片的開頭，施皮爾曼的母親手里拿著二十茲羅提掉著眼淚：成天的煮土豆、煮土豆、土豆。而最后，到了施皮爾曼逃到德軍撤走的廢棄醫院里，當他看到大盆子里的兩個土豆的時候，兩眼放光，拿在手中掂量著，渾身的精神立時無處散發的那種勁頭，與前面他母親厭煩土豆形成鮮明的呼應。
    施皮爾曼用火鏟火鉤開罐頭，把罐頭開到了地上，罐頭咕嚕咕嚕地滾，里面的水就咕嚕咕嚕地往外噴：快呀！快撿起來呀！浪費了！這是我們最迅速的想法，然而影片看到這兒，人的思維已經跟著導演走了，都立刻會反應過來：就是接著出現的那雙大皮靴。那個時候的一滴水，一丁點能添肚子的東西，施皮爾曼怎么會眼睜睜看著讓它浪費。
    到影片的結尾中的施皮爾曼，人不人鬼不鬼。戰爭，兩個土豆，你說，到了那個份上，人是為了吃食還是為了生存？戰爭，把人變成了鬼還是變成了動物？
    德國軍官一連串的問，驚恐中的施皮爾曼基本做不了回答，他只有他這個時候怎么死這一個想法了；被驚得僅從嘴里掉出的幾個字，不像其他電影中，這時的人會一下冒出一大段的說辭和解釋，導演事先準備的草稿似他本來早就有了。就那么幾個字，他讓我們，讓所有人看到的是真實，看到什么是恰當。
    影片中的一個細節，那個德國軍官去他的辦公室，參謀遞上的文件，他每一篇都仔細閱讀后簽著字。按說這也是影片結尾了，表現那些細節并不是這部影片的主題，但他們不忽視這一場的表演，并且表演的那么真實。讓我們看的是，施皮爾曼是多么幸運的，在他的生命中，遇到了這樣一位認真對待一切的——人。他的確遇著了——人，或遇到的是——人。
    那位細心的德國軍官給施皮爾曼送面包，還不忘帶給他一支開罐頭的工具，這種用心，比起他送的食物更難以讓人忘懷。

    最感人的就是那位音樂家走進電臺去看望施皮爾曼，兩人起先都看到對方還活著的驚喜和欣慰，緊接著同時都觸發到了心靈深處，從死亡煉獄中所經歷的生死磨難，那位音樂家淚水頓時就奪眶而出，這個時間他們并沒有對視，而施皮爾曼的淚水從心間涌出，這是他們心靈感應的觸動。人為什么要經歷了這樣血與死亡的慘痛而得到升華呢？

    我們所惋惜的，施皮爾曼得知那位德國軍官的事后，所表現的冷漠，因為那位德國軍官到1952年之前都在蘇聯戰俘營，他沒有設法幫助他。
    或許只能歸咎于蘇聯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差別加之歷史上積起來的怨，施皮爾曼沒有能力去解救那位德國軍官。只是這對那位德國軍官是不公平的。
    導演留給人們一個問：善是什么？惡是什么？
    就只能讓我們在心里，永遠銘記這位心地有愛的德國人，他的名字叫：威廉·霍森菲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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