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問世的大量新舊中國文學史，不外乎斷代史與通史兩類。斷代史固然以政治上的朝代史為始終，通史也基本上按照朝代的框架進行敘寫。誠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文學的發展與朝代的更替不無聯系，按照朝代框架敘述文學史不乏其合理性，但中外文學史家與理論家多有闡述，文學有自身的規律，其發展并不完全與朝代同步。[1]在很多時候，一種文體，一種文學現象、文學風格，并不因為其所處的朝代的終結而終結，也不因為新朝代的誕生而隨之產生根本性變化。不少易代之際文學發展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明清之際的詞壇便是一個顯例。

然而，后來學界在論及明清詞史時，往往以朝代立界，稱明詞衰落，清詞中興。晚清張德瀛說：“本朝詞亦有三變：國初朱、陳角立，有曹實庵……諸人以羽之，盡祛有明積弊，此一變也；樊榭崛起，約情斂體，世稱大宗，此二變也；茗柯開山采銅，創常州一派，又得惲子居、李申耆諸人以衍其緒，此三變也。”[6]便不及明末，直接將清初30余年作為清詞中興的一個階段，視陳維崧與朱彝尊為中興局面的主要開創者。嚴迪昌在《清詞史》中，對此作了詳盡的闡釋。這種以朝代為界的敘寫模式，勢必將明清之際前后相承的、有內在聯系的詞的中興歷史肢解開來，對立起來，并在某些具體的詞學問題上帶來不必要的分歧。如嚴先生所說：“《倚聲初集》毫無疑問是清初詞選，認為它所錄‘實皆明人’，是‘清初人所編晚明詞選’，顯然是疏于審辨的誤斷。”[7]誠然，《倚聲初集》成書于清初，但編選者王士禛與鄒祗謨都是由明入清的詞人，全集所選也皆為明末清初的詞家之作，是典型的“明清之際詞選”，視之為“晚明詞選”，或斷之為“清初詞選”，均以朝代立界所致。因此，有些學者沖破朝代界限，將明末20余年的詞學視為整個清詞中興的前奏。吳熊和指出：“朱孝臧嘗撰《清詞壇點將錄》，以陳子龍為詞壇頭領，比之于托塔天王晁蓋。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不以明清立限，首選陳子龍，認為‘詞學衰于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詞學中興之盛’。饒宗頤《清詞年表》分‘本卷’與‘卷前’兩部分，‘本卷’為清詞紀元，‘卷前’則上推至萬歷二年(1574)。萬歷至崇禎凡七十年，至少是天啟、崇禎的二十余年，明詞已起廢振衰，出現轉機，形成初盛局面，無疑是清詞興盛的前奏或先行階段。”[8]不過，一方面，這種“中興觀”一直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因而沒有展開充分的討論；另一方面，它雖然“不以明清立限”，卻仍將明末詞壇起廢振衰的歷史依附于具有朝代色彩的“清詞”。本文以上述徐士俊、鄒祗謨、陸進、顧景星等人的詞史觀為依據，認為明末清初是中國詞史上一個相對獨立的發展階段，十分有必要將它作為一段相對完整的詞的中興史來考察。

關于這段詞史的時間起點和結點，雖然無法落實到具體的年月，但大致的時間界限是可以確定的。應該說，推動明清之際詞的中興的主力，當是在明天啟、崇禎年間就以詞名家，或于明末染指詞壇、入清后詞名大振的詞人。他們在順治二年清兵下江南時，大多為中年或青年，如徐士俊、王翃44歲，朱一是、卓人月40歲，陳子龍、李雯38歲，吳偉業37歲，冒襄35歲，曹溶33歲，龔鼎孳31歲，曹爾堪29歲，宋征輿28歲，王夫之27歲，丁澎23歲，陳維崧21歲，朱彝尊、屈大均17歲。而詞的中興的引領者，則又出自他們中間。如：徐士俊、卓人月為詞壇多元格局的奠基者；陳子龍向來被認為詞壇大家，其創作主要在天啟、崇禎兩朝，朱孝臧則視之為清詞的開山鼻祖；陳維崧早年師從陳子龍，后卻異軍突起，以其突出創作成就飲譽海內，領袖常州詞壇；朱彝尊則繼同郡詞壇巨擘曹爾堪后，雄視大江南北。至康熙二十年前后，這些詞人或先后謝世，或結束了其創作的高峰期，或其創作風格開始轉變。如陳子龍、李雯卒于順治四年，王翃卒于順治十年，宋征輿卒于康熙六年，鄒祗謨卒于康熙九年，吳偉業卒于康熙十一年，龔鼎孳卒于康熙十二年，曹爾堪卒于康熙十八年，徐士俊卒于康熙二十年，曹溶、丁澎卒于康熙二十四年。被視作清詞中興的開創者的陳維崧和朱彝尊，均在康熙十八年共赴博學鴻詞試，結束了他們充滿故明情結的“遺民”生涯。但陳氏的創作成就至該年已全面展現，況且他在赴試后的第三年就離開了人世，常州詞壇也隨之衰落；朱彝尊于康熙十八年后雖筆耕不止，其詞風卻開始轉變，該年所刻的《江湖載酒集》便代表了他前期詞風與創作成就；康熙十八年后，他主要效法南宋姜夔、張炎等人，致力于詠物詞的創作，使此后引領清代詞壇創作數十年的浙派詞人群起而效仿，大開詠物之風。[9]以往詞壇的最強音“變徵之音”逐漸消失，而多承平故態中的盛世之音。

與此同時，代表明清之際詞學思潮或創作成就的各類詞集分別于崇禎至康熙十八年間相繼問世。如：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詞統》刊于崇禎六年；集陳子龍、李雯、宋征輿三人之詞的《幽蘭草》刻于崇禎年間；宋存標《秋士香詞》、宋征璧《歇浦倡和香詞》、宋征輿《海閭倡和香詞》、錢榖《倡和香詞》、陳子龍《湘真閣存稿》和宋思玉《棣萼軒詞》等六人的別集叢刊《倡和詩余》刻于順治年間；在孫默所輯《國朝名家詩余》中，鄒祗謨《麗農詞》、彭孫遹《延露詞》、王士禛《衍波詞》刻于康熙三年，曹爾堪《南溪詞》、王士祿《炊聞詞》、尤侗《百末詞》刻于康熙六年，陳世祥《含影詞》、陳維崧《烏絲詞》、董以寧《蓉渡詞》、董俞《玉鳧詞》刻于康熙七年，吳偉業《梅村詞》、梁清標《棠村詞》、龔鼎孳《香嚴詞》、宋琬《二鄉亭詞》、黃永《溪南詞》、陸求可《月湄詞》刻于康熙十六年；龔翔麟合朱彝尊《江湖載酒集》、李良年《秋錦山房詞》、沈皡日《柘西精舍詞》、李符《耒邊詞》、沈岸登《黑蝶齋詞》、龔翔麟《紅藕莊詞》為叢刊的《浙西六家詞》刻于康熙十八年。綜觀這些叢刊中的詞人，他們均生活在明末清初，其作品所反映的，也都主要是自明天啟后至清康熙十八年前這一特定時空中的特定心境。除此以外，又有不少“明清之際詞選”如《倚聲初集》、《東白堂詞選初集》、《瑤華集》和“明清之際郡邑詞選”如《柳洲詞選》、《西陵詞選》、《荊溪詞初集》等等，也相繼刻于順治末、康熙前期。這也表明康熙二十年前后大致為明清之際詞的中興的時間結點；換言之，這些刊刻時間不一的、反映明清之際詞壇創作的別集叢刊和詞選的先后問世，都各自以對一人或一時段、一地域詞的成就的總結，從多個層面動態地展示了約自明天啟至清康熙二十年前后詞壇從“蓓蕾”初放到“爛漫極矣”的全過程。

因此，考察這個過程，總結其間“爛漫”的標志及其成因，是中國詞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個重大課題；而這段詞史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其自身，對于認識朝代更替與文學之間的關系，重新審視異代之間文學的發展史，也有重要的啟示。下面將圍繞明清之際詞的中興的三大標志，展開初步探討，從中得出應有的結論。

二、詞人群體的崛起

作為詞的中興的主體，明清之際的詞人不僅數量眾多，名家輩出，異軍突起，而且百十成群，分流競秀，盛況空前。

余意據《全明詞》“詞人小傳”統計，有明近三百年間共有詞人1242家，[10]其中數量不少的詞人生活在明末清初；據《全清詞》(順康卷)與(順康卷補編)統計，順治與康熙兩朝的79年間，詞人達2354家之多，[11]其中大多數也是由明入清的詞人。假如將《全明詞》與《全清詞》所錄明清之際的詞人統計在一起，其數量將超過明代詞人的總和，與兩宋詞人的總和也相去不遠。事實表明，他們前后相繼，跨越明清兩代，合力振興詞壇，譜寫了詞的中興歷史。清初詞學專家紛紛編撰“明清之際詞選”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昭示這一事實。這從《倚聲初集》與《瑤華集》中可見一斑。

《倚聲初集》，鄒祗謨與王士禛合纂，刊于順治十七年，是順治年間最具代表性的一部“明清之際詞選”。集前有詞人名錄，共476家，均按年代排列：明萬歷詞人45家，天啟詞人15家，崇禎詞人91家，清順治詞人325家。其中萬歷朝的45位詞人，既有不少入清后才謝世，又有如錢謙益入清出仕者；天啟至順治的431家，均為由明入清的詞人。據王士禛《倚聲初集序》稱，他與鄒祗謨合編此集的主要任務在于“網羅”天啟至順治近“五十年薦紳、隱逸、宮闈之制”；[12]其目的就是鄒祗謨《倚聲初集序》所說的昭示其間“為體為數與人，仿佛乎兩宋之盛”的歷史。

在康熙前期最全面地反映明清之際“詞學之盛”的詞選，當推刻于康熙二十五年蔣景祁所編《瑤華集》。全集選錄了506位詞人。李一氓認為，該集“不依詞調強求備體，而一以詞作之精工為主，選詞至二千四百余首”，“繼《明詞綜》而后之《清詞綜》一系列選本，皆遠遜之”。[13]嚴迪昌也指出：“《瑤華集》收集既宏富，取舍又不持門戶偏見。……康熙前期所呈現的百派匯會，分流競秀的詞壇繁榮景觀基本上得到了翔實的反映。”[14]但據蔣景祁《刻〈瑤華集〉述》：“此集惟斷自六七十年來，詞人出處在交會之際，無不甄收。”[15]自康熙二十五年上推六七十年，就是明末天啟、崇禎兩朝；也就是說，該集所反映的并非僅僅是清康熙前期而是明天啟以來詞壇的繁榮景觀。

《倚聲初集》與《瑤華集》以選學的形式揭示了明清之際詞壇從“蓓蕾”初放到“爛漫極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又體現了明顯的區域性特征。《倚聲初集》所選的476位詞人中，有342家產自太湖流域的杭州、嘉興、湖州、蘇州、常州、松江、太倉七個州府。《瑤華集》所錄全國12個省份的506位詞人中，占籍杭、嘉、湖、蘇、常、松及太倉等太湖流域郡邑的，也有347家之多。太湖流域是宋代以后中國經濟與文化上最重要的地域之一，也是詞的大本營，至明清之際更為凸顯，《全清詞》(順康卷)與(順康卷補編)所收太湖流域詞人占全國詞人72％的比例，[16]也佐證了這一點。因此，該地區成為“明清之際詞選”的主要選源，也就不足為奇了。

與此相應，太湖流域又首次出現了諸多反映明清之際各郡邑詞人群體及其創作的郡邑詞選。如：《西陵詞選》八卷，刻于康熙十四年。該詞選所選年代上起天啟，下迄康熙十四年，內有杭州詞人175家，均為由明入清的詞人。其間凡歷三代。第一代徐士俊、陳進暹、徐之端等，入清后都以遺民自居。第二代以“西陵十子”為主，第三代大都是“西陵十子”的門人，是一個前后相承、陣容不小的郡邑詞人群。另有約刻于順治十六年的《柳洲詞選》六卷、刻于康熙年間的《松陵絕妙詞選》四卷、《荊溪詞初集》七卷、《清平初選后集》十卷，等等，分別記錄了明末清初活躍在嘉善、吳江、陽羨、松江等地的詞人群體及其創作。這些詞人群，或歷二代，或歷三代，均兼跨明清，前后相承。而作為一種新的詞學現象，明清之際太湖流域諸多郡邑詞選的編輯刊行，既昭示了該地區詞人群和詞學的盛況，又從一個側面具體佐證了明清之際詞壇“為體為數與人，仿佛乎兩宋之盛”的事實。關于這一時期的詞人群，尚有三點需要說明。

  首先，上述郡邑詞選，雖然分別記錄了明清之際太湖流域的詞人群體及其創作，但不少詞選尚未各自竭盡本郡邑詞人群的全部風貌。如《瑤華集》入選陽羨詞人50家，其中20家不見于《荊溪詞初集》。合此兩集所得總數而去其重見者，陽羨一地同時有詞作流傳至今的詞人超過了《荊溪詞初集》所錄的96家。又《柳洲詞選》所收詞人共158家，而鄒祗謨卻說：“詞至柳洲諸子，幾二百余家，可謂極盛。無論袁、錢、戈、支諸先輩，吐納風流如爾斐、子顧、子更、子存、卜臣、古喤諸家，先后振藻。飚流符會，實有倡導之功。”[17]證諸《倚聲初集》所選117位柳洲詞人中，有10人不見于《柳洲詞選》；《瑤華集》所選36位柳洲詞人中，有12人既不見于《柳洲詞選》，又不見于《倚聲初集》，可見鄒祗謨謂“詞至柳洲諸子，幾二百余家”，殆非虛語。

其次，太湖流域的郡邑詞人群雖以郡邑為依托，但并不意味著郡邑詞人群之間“老死不相往來”，恰恰相反，他們是相互交流、聲息相通的。如陽羨詞壇領袖陳維崧早年從陳子龍學詞；陳維崧與西陵詞人陸圻為世交，與其他西陵詞人柴紹望、沈謙、毛先舒、毛奇齡等也有密切來往，毛奇齡還問詞學于陳子龍。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圖書館所藏葉光耀《浮玉詞初集》3卷。“浮玉”即湖州城南二里的浮玉山。該集為葉光耀在康熙十八年湖州任上由六位詞人編纂刊行，卷1小令為合肥李天馥與泰州陸舜選定，卷2中調由湖州徐倬與杭州丁澎選定，卷3長調由嘉興王庭與常州顧貞觀選定。杭州詞壇耆宿徐士俊為之作序，稱此集“以吳興為詞壇規矩”，“出風入雅，領袖群賢，間為倚聲之調，罔不入妙麗”，[18]既昭示了吳興詞人群體的詞學活動，又強調了葉光耀在吳興詞壇“領袖群賢”的作用。所收詞作均有評點，參與評點者多達157人，他們分別來自本郡及杭州、嘉興、常州、蘇州等地。這一凝聚了集體心血的別集，典型地反映了太湖流域各郡邑詞人群之間彼此交流、聲息相通的事實。

第三，太湖流域雖然是明清之際詞的大本營，但詞人群的崛起并非局限于太湖流域，而是分布在南至嶺南，北至京師的多個地區。綜觀明清之際的詞人群，大致有以郡邑為依托和以唱和為紐帶兩類。如以金堡、王夫之和“嶺南三大家”屈大均、梁佩蘭、陳恭尹為主體的嶺南詞人群；以方以智父子為主體的桐城詞人群；以冒襄及其家族、弟子為主體的如皋詞人群，均與太湖流域諸多郡邑詞人群一樣以郡邑為依托。從四方聚集而成的廣陵、京師等地詞人群，便是以唱和為紐帶。以唱和為紐帶的詞人群，則又與太湖流域的詞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或者說太湖流域詞人群在同一區域既分流競秀，又相互交通，與其他地區詞人則相互吸引，互為作用。柳洲曹爾堪于康熙初年主持或參與的三次唱和活動足以表明這一點。刊于康熙四年的《三子倡和詞》一卷，記載了曹爾堪在杭州西湖發起的以《滿江紅》為調的“江村唱和”。這次唱和由曹爾堪為首唱，應和者為山東萊陽宋琬和新城王士祿；不久，南北詞人應聲相和，應和者數以十計，蔚為詞壇盛事。又據孫默《國朝名家詩余》卷14所附《廣陵倡和詞》一卷，曹爾堪在廣陵(今揚州)發起以《念奴嬌》為調的“紅橋唱和”，應和者有宋琬、王士祿和陽羨陳維崧、通州陳世祥、如皋冒襄等南北詞人14家。廣陵是明清之際詞學活動的中心之一，大批南北詞人游聚于此，形成了陣容不小的廣陵詞人群。廣陵詞人群的崛起，主要以社集唱和為紐帶，“紅橋唱和”便是重要一環。康熙十年，曹爾堪在京師以《賀新涼》“扁”字韻為首唱的“秋水軒倡和”，同樣是一場社集性質的群體酬唱活動，最先應和的是“輦轂諸公”合肥龔鼎孳、開封周在浚、上元紀映鐘、湖州徐倬、陽羨陳維岳，后繼者逐益增多。據遙連堂所刊《秋水軒倡和詞》，參與這次唱和的共26家，他們來自四面八方，形成了聲勢頗大的京師詞人群。

   社集唱和是明清之際文人集群交流的一種常見方式。曹爾堪在杭州、廣陵和京師的三次著名的唱和，推進了郡邑詞人群以外的以唱和為紐帶的詞人群的崛起。以郡邑為依托的詞人群的形成，主要為區域詞學積淀所驅使，以唱和為紐帶的詞人群的崛起，則是詞學活動的直接產物。前者以太湖流域為最，他們以郡邑為依托，構成了名家林立、大家輩出、群星璀璨的詞學大本營；后者則通過同調同韻，同聲相應，使多方詞人集為一體，也連接和融會了各地詞人的詞心。要之，在明清之際崛起的以郡邑為依托和以唱和為紐帶的兩類詞人群，既各自獨立、分流競秀，又同聲相應、互為交通，合力譜寫了明清之際詞的中興史。

三、“變徵之音”的驟起

明清之際詞的中興的又一重要標志，就是“變徵之音”的驟起。這一發自詞人心聲的詞壇之音，是建立在詞人身處易代之際的多舛命運與末世心理之上的，它既不同于以往的明詞創作，又不同于康熙二十年以后詞壇逐漸形成的盛世之音，更與新朝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

趙尊岳指出：“明代亡國時，詞人特多，尤極工勝，以視南宋末年，幾有過之，殊無不及。且煌煌巨著，如曹元方、王屋、曹爾堪諸家，均積至數百首，更視稼軒、后村為富。而夏存古、陸鈺、陳臥子著作，雄奇凄麗，更奪水云諸賢之席。蓋甲申之變，內亂外患，相迫而來，忠義之流，勢窮力促，或揮魯陽之戈(陳、夏均以儒生起義)，或勵薇葛之節(陸系亡國后餓死)，而多托于變徵之音。”[19]崇禎十七年的“甲申之變”，給明清之際詞人的命運劃下了一道深深的鴻溝，出現了不少像陳子龍那樣“揮魯陽之戈”而起義、或孤忠殉義者；[20]與此同時，在此前后的半個多世紀，故朝內亂外患后發生的滄桑巨變，以及新朝的不斷打壓，既給他們造成了坎坷多舛的命運，又使他們備嘗了末世窮路的況味，經歷了舊痛新怨交織而至的心路歷程，詞壇也隨之普遍奏起了“變徵之音”。從詞風特征觀之，“變徵之音”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  感事性空前凸顯

眾所周知，明人學詞，主要以《花間》、《草堂》二集為范本，徐士俊所謂“《草堂》之草，歲歲吹青；《花間》之花，年年逞艷”，[21]就形象地概括了明代的詞學祈向和創作的主旋律。明清之際詞人筆下雖不乏“花”“草”之詞，但作為創作的主旋律，已不再是歲歲“草”連綿、年年“花”逞艷，而是對明末社會動蕩和“日月湮淪”般的鼎革之變，以及鼎革以后自身多舛命運所發出的沉重感慨。

入清后，盡管朝廷對文人筆下“思明反清”的文字嚴加禁錮，但感慨明末社會動蕩和“日月湮淪”、追懷故國之思，反映末世之感，依然是清晰可辨的明清之際文學創作的一個主題，并見諸“花”“草”盛行時代被視為不足載負“莊”辭的“小道”詞中。如：陳龍正《浪淘沙•道中聞河南有變》，作于崇禎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陽時，結句“曾與微言今日事，慟哭難醒”，[22] 悲慨之情難禁。徐石麒《拂霓裳•甲申感事》結句“又何顏，許青門。瓜種故侯田”，[23]表露了殉國之志，被沈雄“留作《正氣歌》”。[24]張煌言《柳梢青》開篇所言“無數江山，何人斷送”，便直白地拷問造成明朝大廈傾倒的歷史原因，繼而在“和淚相看”、“一樣闌珊”的“故國”、“舊家”[25]中，體現了這位在浙東地區起義抗清的儒生內心對故明“無數江山”的深切眷戀、對大廈已傾的無限悲傷。同樣是以儒生起義的夏完淳在《一剪梅•詠柳》中，則通過“無情”的楊柳，[26]在極寫亡國哀痛的同時，憤慨南明王朝的腐敗昏庸。陸玨《曲游春•與伊璜即用其客珠江〈曲游春〉元韻》在“暗灑英雄淚”和“更莫問年來心事”[27]中，將家國之痛隨同其末世之感和盤托出。顧璟方稱陳子龍《念奴嬌•春雪詠蘭》所寫為“香草美人懷”，[28]即從自己的身世出發，采用《離騷》的比興象征手法，構思了春雪蘭殘、美人不見的意境，飽含亡國之悲；借昔日美人、蘭草的情懷，寄托故國之思。王夫之作于康熙初的《瀟湘大八景》調寄《摸魚兒》，均以“君不見”[29]開端，在追懷故國中，寄托了作者在南嶺圖謀恢復而失敗后的無奈和悲哀。錢棅《踏莎行•九日登雨花臺》二首，[30]均哀悼故明之亡；曹爾堪《念奴嬌》二首和錢棅，所謂“白袷談兵，青燈讀易，漫灑英雄淚”，“舊日精靈都已盡，何況堂前燕子”，[31]也是抒發其明亡后的悲憤之情和末世之心。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這些作品都表現了感慨故明之亡的主題，也都屬于末世之音，堪稱明清之際詞壇的最強音。綜觀這些以感事性為特征的“變徵之音”，有兩點值得注意。

   首先，在合力譜寫“變徵之音”的詞人群中，既有為明殉節或入清后以遺民終身者，又有入清以后出仕者。在仕清者筆下，或因遭致“科場案”、“奏銷案”、“《明史》案”等大小案件的摧殘，使舊悲新怨交織而至，或因自感仕清“失節”，自我悔恨，音色豐富，內涵多樣。其中吳偉業的“變徵之音”，凄惻低回，尤為動人心弦。明亡后，作為故明的會元榜眼、宮詹學士，以及復社黨魁，吳偉業原本在閉門著書中，誓以遺民終身；而順治九年，清廷“起詔遺逸”，吳偉業盡管再三力辭，[32]但最終屈于“詔書趨迫”的態勢，并懷著“但若盤桓便見收”[33]的畏懼心理，應詔仕清。仕清后，吳偉業創作了不少深心苦結的“變徵之音”。其《賀新郎•病中有感》下片云：“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訣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34]此詞見諸談遷記錄順治十年至十三年期間在北京所見所聞的《北游錄》，為仕清不久之作，而詞意則與其《臨終詩》“忍死偷生廿載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35]一脈相承，對仕清生涯自怨自艾，自慚形穢，并在對“故人慷慨多奇節”的追慕中，隱含了對故國的深切思念。若將詩、詞兩相對照，不難想見吳偉業在漫長的仕清歲月中始終糾結在心頭的慚愧與悔恨。吳偉業雖然于順治十年仕清，其內心卻與以遺民終身的詞人一樣懷有“甲申之變”所釀就的故國之痛與身世之感，所不同的是，多了一層沉重的悔恨心理與濃烈的懺悔意識。

其次，明亡后，因大量詞人在心理上強烈對抗新朝，而新朝則不斷以高壓政治打壓與防范異己分子，使故國之痛與身世之感為內涵的“變徵之音”長時間地成了詞壇的最強音。譬如：康熙十年前后，陳維崧、史惟圓、曹亮武、蔣景祁等四人，無視朝廷的嚴密監視，在陽羨詞壇發起了一場“題《鐘山梅花圖》”的唱和活動，以表達故國之思。陳維崧首作《沁園春•題徐渭文〈鐘山梅花圖〉，同云臣、南耕、京少賦》，史、曹、蔣三人同作《題徐渭文〈鐘山梅花圖〉》，分別調寄《望海潮》、《望梅》、《沁園春》，四詞既出，應者紛紛，“作者之多也空前未見”。[36]又陳維崧《夏初臨》云：“驀然卻想，三十年前，銅駝恨積，金谷人希。劃殘竹粉，舊愁寫向闌西。惆悵移時，鎮無聊，掐損薔薇，許誰知，細柳新蒲，都付杜鵑。”[37]此詞調下有題曰“本意，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楊孟載韻”，“癸丑”為康熙十二年，前推30年，就是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既合詞調《夏初臨》的本意，又為崇禎皇帝自縊之日、明朝覆亡之時。此詞及“題《鐘山梅花圖》”諸多唱和之詞的作年，雖與向來被視為明代詞人的陳龍正、徐石麒、張煌言、夏完淳、陳子龍、錢棅等人之作相隔30余年之久，但詞心相通，詞旨也并無二致；換言之，作者之身雖處開始趨向盛世的康熙朝，其詞心卻依然屬于“甲申之變”以來揮之不去的末世之心。

在明朝覆亡30余年后，詞人的故國之思不僅不絕如縷，而且濃烈如初，固然與“忠君報國”和“華夷之防”的傳統觀念有關，但更與他們的生活際遇有直接聯系。入清后，大量士人因與新朝抗爭、或持不合作態度而成了被重點打擊的對象，導致了多舛的命運。因此，在他們濃烈的故國之思中，往往伴隨著由多舛命運和末世心理交織而成的身世之感。兩者是相互聯系，互為因果的；而創作主體這一情感活動，則又孕育了其詞的力度美。

(二)  力度美空前張揚

在唐宋詞中，一部分作品滋生于依紅偎翠的香粉軟壤之中，為“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拍板歌之”，呈現出“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般的陰柔之美。這為明代詞壇所崇尚，也是明代“花”“草”之詞的審美取向，王世貞甚至還以不容爭辯的口吻指出：“詞須宛轉綿麗，淺至儇俏，挾春月煙花于閨幨內奏之，一語之艷，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為貴耳。至于慷慨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則寧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38]明清之際，伴隨著詞人的故國之思與身世之感的抒發，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王世貞所主張的創作路徑及其審美取向，詞也隨之從香軟狹小的閨幨花草之境，走向了廣袤的社會和凄壯的人生，賦予了“關西大漢執鐵綽板歌之”的力度美。

以感事性為基礎產生的力度美，主要體現為風骨與體格的遒上。而作為當時詞壇最為醒目的一種審美取向，力度美普遍形諸詞人的筆端，連不少閨秀之作，也不例外。如徐燦《永遇樂•舟中感舊》云：“無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多別。前度劉郎，重來江令，往事何堪說。逝水殘陽，龍歸劍杳，多少英雄淚血。千古恨、河山如許，豪華一瞬拋撇。白玉樓前，黃金臺畔，夜夜只留明月。休笑垂楊，而今金盡，秾李還銷歇。世事流云，人生飛絮，都付斷猿悲咽。西山在、愁容慘黛，如共人凄切。”[39]崇禎十年，作者的丈夫陳之遴以一甲二名進士及第，兩人同居北京。此詞作于順治初年第二次赴京途中，當時陳之遴降清在京為官。全詞在描寫重臨故地，撫今思昔中，寓亡國之痛與身世之感于一體，感慨萬端，悲愴無限，即譚獻所評“外似悲壯，中實悲咽，欲言未言”。[40]另如《滿江紅•將至京寄素庵》、《風流子•同素庵感舊》、《水龍吟•次素庵韻感舊》，[41]等等，也同樣極寫河山牽恨和飽經憂患的深切悲慨，百轉千回，雄奇凄麗，其風骨與體格不讓須眉專美于前。

這些風骨與體格遒上的“變徵之音”，境界蒼涼壯闊，聲調悲壯沉雄，體現了鮮明的力度美，而其中最為強勁有力的，當推“稼軒風”。一提起“稼軒風”，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陳維崧。陳維崧對辛詞情有獨鐘，其詞“沉雄壯闊，秾麗蒼涼，合稱轉世青兕(辛棄疾)”。[42]然而，“稼軒風”并非為陳維崧所獨專。明清之際特定的環境與詞心，激活了沉淀在歷史長河中體格遒上的辛棄疾詞，詞人普遍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辛詞的感染，并常見于筆端。如陳廷焯評吳偉業《滿江紅•白門感舊》：“氣韻沉雄，直摩稼軒之壘。”陳椒峰評吳偉業《滿江紅•蒜山懷古》：“稼軒詞‘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仿佛似之。”[43]又如丁澎《賀新涼•塞上》；[44]鄒祗謨《蘇武慢•述懷》；[45]董以寧《滿江紅•乙巳述哀十二首》；[46]彭孫遹《沁園春•酒后作歌與擎庵》，[47]等等，也都仿佛似“稼軒風”。限于篇幅，恕不詳述。即便是朱彝尊，盡管他自稱“倚新聲、玉田差近”，“吾最愛姜史，君亦厭辛劉”，[48]學界也以此論其詞風。實際上，朱彝尊在康熙前期以“遺民”自居期間，也常常不自覺地為“稼軒風”所染。

朱彝尊說：“甲申以后，屏居田野，不求自見于當世。”繼而“南浮湞桂，東達汶濟，西北極于汾晉、云朔之間，其所交類皆幽憂失志之士，誦其歌詩，往往憤世嫉俗，多《離騷》、變雅之體，則其辭雖工，世莫或傳焉”。[49]這既申明了自己不與新朝合作的“遺民”身份，又表達了對“幽憂失志之士”的“變雅之體”的推崇之情。而在此期間，朱彝尊所填之詞也多“變雅之體”即“變徵之音”，收于《江湖載酒集》。綜觀此集，不乏近似“稼軒風”之作。如《消息•度雁門關》：“千里重關，憑誰踏遍，雁銜蘆處。亂水滹沱，層霄冰雪，鳥道連勾注。畫角吹愁，黃沙拂面，猶有行人來去。問長途，斜陽瘦馬，又穿入，離亭樹。猿臂將軍，鴉兒節度，說盡英雄難據。竊國真王，論功醉尉，世事都如許。有限春衣，無多山店，酹酒徒成虛語。垂楊老，東風不管，雨絲煙絮。”[50]康熙四年至六年，朱彝尊北上大同，駐足山西按察司副使曹溶幕，游歷幽并，創作了不少類似辛棄疾筆下體格遒上之詞。這首寓故國之思于興亡之感的《消息》以“千里重關”發端，一似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之“千古江山”，發調揭響，語可鎮紙。全詞上片寫景，突出雁門關的雄峻與蒼涼；下片懷古，不乏辛詞高望遠舉之思，風骨雄肆剛健，就是其中一例。

   其實，包括“稼軒風”在內的力度美的形成，是明清之際詞壇多元格局中最具時代特征的一種創作趨向和審美取向，它在明代“花”“草”詞域以外，另辟新境，別開生面。進而言之，以故國之思及多舛命運與末世心理交織而成的身世之感為內涵的感事性空前凸顯，是“變徵之音”賴以形成的基礎，它拓寬了詞的境界，豐富了詞的功能；建立在感事性基礎之上的力度美空前張揚，則奠定了“變徵之音”的基調，它提高了詞的品格，革新了詞的風格，成了明清之際詞的中興的一個重要標志。

四、多元格局的構建

清初學者稱明清之際“詞學之盛”，既相對于明詞而言，又以宋詞為參照系。相對于明詞，明清之際出現了具有時代特征的“變徵之音”；相對于宋詞，其“變徵之音”只是“仿佛乎兩宋之盛”的標志之一。宋詞興盛的歷史所呈現的是“百花齊放”般的多元格局；標志明清之際詞的中興的，也同樣如此。而明清之際詞壇的多元格局，則主要表現在詞學主張的多元化和創作風格的多樣性兩個方面。

綜觀明清之際詞的中興歷程，明確并系統地倡導多元化詞學主張的是卓人月和徐士俊。王士禛說：“《花間》、《草堂》尚矣，《花庵》博而未核，《尊前》約而多疏。《詞統》一編，稍撮諸家之勝。”[51]后又強調：《詞統》雖“去宋人門廡尚遠，神韻興象，都未夢見”，但“搜采鑒別，大有廓清之力。”[52]王庭也稱之為“詞家一大功臣”。[53]《詞統》即《古今詞統》，西陵卓人月匯選、同郡徐士俊參評，成書于崇禎二年，刊刻于崇禎六年。“大有廓清之力”或“詞家一大功臣”即指詞壇在救弊振衰過程中，《詞統》率先揭開了詞學主張多元化的序幕。

其一，不拘“定格”，兼收并蓄的選詞宗旨。孟稱舜《古今詞統序》在總結以往詞壇之弊時說：“作者率取柔音曼聲，如張三影、柳三變之屬；而蘇子瞻、辛稼軒之清俊雄放，皆以為豪而不入于格”。孟稱舜與卓人月認為無論“清俊雄放”抑或“柔音曼聲”，只要“作者極情盡態，而聽者洞心聳耳”，“皆為當行，皆為本色”。因此，卓氏本著“詞無定格，要以摹寫情態，令人一展卷而魂動魄化者為上”的原則，一改以往輕南宋、重婉約的詞學觀，做到南宋、北宋兼收，豪放、婉約并蓄，使古今“妙詞無不畢具”。[54]與此同時，為了糾正以往普遍流行的以蘇、辛詞“皆以為豪而不入于格”的成見，《詞統》特地選錄辛棄疾詞141首，蘇軾詞47首，其數量位居全書前列，而選錄周邦彥詞43首，秦觀詞38首。這與明代十分流行的《草堂詩余》所錄周邦彥詞56首、秦觀詞25首、蘇軾詞22首，辛棄疾詞僅9首的選局相比，差別是不言而喻的。這一選詞宗旨，顯然突破了“世人但知《花間》、《草堂》、《蘭畹》之為三珠樹”[55]的單一化取向，在詞學主張上開啟了多元化歷程。

其二，主張“意內言外”，為多元化詞學主張提供理論依據。徐士俊《古今詞統序》指出：“有議之者謂‘銅將軍’、‘鐵綽板’與‘十七八女郎’相去殊絕，無乃統之者無其人，遂使倒流三峽，竟分道而馳耶。余與珂月，起而任之……統而名之曰‘詞’，所謂‘言’與‘司’合者是也。考諸《說文》曰：‘詞者，意內而言外也。’不知內意，獨務外言，則不成其為詞。”[56]眾所周知，明代詞學十分重視對詞體特性和風格類型的界定，特別是自張以后，“豪放”、“婉約”成了界定詞體風格的定讞；同時，往往以委曲婉約為本色，以雄肆豪放為非本色，即卓人月所說“昔人論詞曲，必以委曲為體，雄肆其下”。[57]為了改變這種取向單一的詞學觀念，徐士俊、卓人月主張“意內言外”，并具體運用到所選作品的點評中。如評顧敻《荷葉杯》“記得那時相見”四首云：“如此數闋，皆人所能言，然曲折之妙，有在詩句外者。”評辛棄疾《卜算子》“一以為我牛”四首：“四詞意氣所寄，可以唾壺而歌之。”[58]在贊評顧詞之婉約，首肯辛詞之豪放中，均以所寄之意為第一要義，強調了無論委曲婉約，抑或雄肆豪放，只要有作者的“內意”寄托其中，“皆為當行，皆為本色”。將“意內言外”引入詞學批評，并不始于《詞統》，但以“意內言外”作為倡導多元化詞學主張的理論依據，卻始于此。

  康熙十七年，卓回在總結《詞統》的影響時說：“方今詞學大興，知者奉為金科玉律。”[59]丁澎也說：“珂月《詞統》之選，海內咸宗其書。”[60]《詞統》在詞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詞的中興過程中，為多元化詞學主張開辟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也為多樣性創作風格并存共榮提供了廣闊的理論背景。事實上，《詞統》所倡導的多元化詞學主張，成了明清之際詞壇的一種風會所趨。這從《倚聲初集》中可見一斑。

據王士禛、鄒祗謨之意，《倚聲初集》就是用作《詞統》之續；鄒祗謨又說：“揆諸北宋，家習諧聲，人工綺語。‘楊花謝橋’之句，見許伊川；‘碧云紅葉’之調，共推文正。其余名儒碩彥，標新奏雅，染指不乏，必欲以莊辭為正聲……至于南宋諸家，蔣、史、姜、吳，豪邁瑰奇，窮姿構彩；而辛、劉、陳、陸諸家，乘間代蟬，鯨吐鰲擲，逸懷壯氣，超乎有高望遠舉之思。譬諸篆籀變為行草，寫生變為皴劈，而云書穗跡，點睛益頰之風，頹焉不復。非前工而后拙，豈今雅而昔鄭哉！”[61]在首肯北宋“諧聲綺語”之“正聲”的同時，推尊南宋“豪邁瑰奇”或“逸懷壯氣”之“變調”。不拘“定格”，南北并重、“正”“變”兼取，便是《倚聲初集》在明清之際詞壇創作實績的基礎上所確立的選詞原則。這一原則顯然是直接源自《詞統》的詞學主張；或者說，是對徐士俊、卓人月詞學主張的繼承和發展。

無論南北并重，兼收并蓄，還是專尚南唐北宋，或取徑南宋，足以表明明清之際詞壇的詞學主張突破了明代唯《花間》、《草堂》是從的單一取向，形成了各取所需，并存共榮的多元格局。而詞學主張的多元化，勢必帶來創作風格的多樣化，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綜觀明清之際詞壇，不難發現各自為體、眾體兼備的繁榮景象。俞士彪《西陵詞選序》說：“其間學為周、秦者，則極工幽秀；學為黃、柳者，則獨標本色；或為蘇、辛之雄健，或為謝、陸之蕭疏。”不拘一格，“各擅其所長”；[62]顧茅倫《松陵絕妙詞選序》說：“其學為南唐者有之，其學為北宋者有之，其為秦、黃、蘇、辛者，亦無體不具。”[63]以及云間詞壇因專宗南唐、北宋“天機偶發，元音自成”之作而以“婉麗”見長；[64]陽羨詞壇以“沉雄”稱著；[65]柳洲詞壇以“清越”為主導；[66]《倚聲初集》所選的“諧聲綺語”、“豪邁瑰奇”、“逸懷壯氣”等不同風格的作品，均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在前文所引張德瀛語中，將陳維崧與朱彝尊視為清初30余年間詞的中興局面的主要開創者，認為他們的創作所起的作用和意義在于“盡祛有明積弊”。而朱、陳在創作上則主要取徑南宋，具體地說，朱彝尊主要取法姜夔、史達祖、張炎的“醇雅”，陳維崧則主要崇尚辛棄疾，詞風沉雄壯闊。關于他們在創作風格上的取徑，古今學者多有論述。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推尊南宋、尤其是辛棄疾，始于《詞統》。它開啟了明清之際詞壇取法南宋之風，成了引入新的藝術生命力而“盡祛有明積弊”的一條有效途徑，但如上文所述，《詞統》所構建的是一個開放的詞學體系。這個體系并沒有揚棄唐五代北宋，在推尊南宋之“變調”的同時，依然崇尚唐五代北宋之“正聲”。張德瀛所謂“有明積弊”，主要表現在于唯“正聲”是從，即所謂“必以委曲為體，雄肆其下”，從而導致了創作風格的單向性，其結果正如朱彝尊所說：“三百年來，學者守為兔園冊，無惑乎詞之不振也。”[67]明清之際詞壇卻一改此弊，其中最關鍵的是在尊體觀念上“正聲”、“變調”并行，因而在創作取徑上南宋、北宋兼取，促進了創作風格多樣化格局的形成。

   陳維崧為朱彝尊等“浙西六家”詞集所作序文指出：“玉玲瓏山閣，滴粉搓酥。紅菡萏湖莊，啼花怨鳥。更若公叔華宗，相君貴胄；常棲蓮幕，別署竹垞。杜紫薇掌書記之日，艷體偏多；韓君平知制誥之年，宮詞不少。醉臥鳳凰橋上，曾翻十院琵琶；狂游雞鹿塞邊，慣聽一軍篳篥。書之粉壁，譜在羅裙。”[68]指出了朱彝尊等人在“醇雅”以外不乏綺語“艷體”即“正聲”的事實。其實，明清之際詞人幾乎多既工于“變調”，又擅長“正聲”。在“工于壯語”的陳維崧筆下，也不例外。蔣景祁稱陳維崧詞“以為蘇、辛可，以為周、秦可，以為溫、韋可”；[69]吳梅也指出：陳維崧“不獨工于壯語也……婉麗嫻雅，何亞竹垞(朱彝尊)乎？”[70]以陳子龍為首的云間詞壇，則專尚“綺語”。陳子龍說：“吾等方少年，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婉孌之情，當不能免。若芳心花夢，不于斗詞游戲時發露而傾泄之，則短長諸調與近體相混，才人之致不得盡展，必至濫觴于格律之間，西昆之漸流為靡蕩，勢使然也。故少年有才，宜大作詞。”[71]認為詞當作“綺語”，以抒發“綢繆婉孌之情”，反映了他以“委曲為體”，恪守“正聲”的尊體觀。

以“委曲為體”的尊體觀，正是明人所堅守不移的，但陳子龍并沒有停留在明人所追求的“一語之艷，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上，而是主張“風騷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閨幨之際”，要求“托貞心與妍貌，隱摯念于佻言”，[72]與《詞統》一樣倡導寄托，講究“意內言外”。因此，陳子龍及其他云間詞人的創作，多寄“風騷之旨”于“閨幨”之言，改變了明人在尊體中經常出現的空洞淫靡之弊。這從《倡和詩余》所收陳子龍《點絳唇•春閨》詞中可見一斑：“滿眼韶華，東風慣自吹紅去。幾番煙霧，只有花難護。夢里相思，芳草王孫路。春無語，杜鵑啼處，淚染胭脂雨。”嘉慶八年(1803)，王昶所編《陳忠裕公全集》收有此詞，但詞題為《春日風雨有感》，“芳草王孫路。春無語”為“故國王孫路，春無主”。今人多以此為據，也認為是“家國憂患之思的作品”。[73]檢其余五位同調之題，或作《春閨》，或作《閨詞》，知《陳忠裕公全集》所載詞題及異文，系后人所改。不過，《倡和詩余》所收陳子龍《湘真閣存稿》，作于崇禎朝至順治四年。這段時期，正是明朝大廈從搖搖欲墜走向了徹底覆亡。該詞上片寫暮春衰敗之景，下片則為閨房哀怨之思，聯系當時的寫作背景，視之為抒發“家國憂患之思”，并非無據。后人之所以將“芳草”改為“故國”，“春無語”改為“春無主”，以明確表示家國之憂痛，也許因為領悟了其中隱微的寄托，只是改得過于直露，不如《倡和詩余》所收更符合陳子龍“托貞心于妍貌，隱摯念于佻言”的尊體觀及其創作風格。

推尊詞體是明清之際詞人在救弊振衰中所共同承擔的要務，也是詞的中興在觀念上的保障，但他們在推尊詞體時所遵循的路徑不盡相同。陳子龍與陳維崧便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路徑的尊體觀。

上文已述，陳子龍推尊詞體，以五代北宋“正聲”為法嗣，以詞體約定俗成的“綺語”為本色，并通過“托貞心于妍貌，隱摯念于佻言”的“意內言外”的方式，使詞有別于其他文體而以“委曲為體”，并付諸其“變徵之音”的創作實踐。陳維崧也主張“意內言外”，[74]但他以南宋“變調”為取法對象，賦予詞與經、史、詩同尊的地位。在他看來，只要作者有深刻的思想，博大的氣概，反映流變規律，領悟通變之術，“為經為史，曰詩曰詞，閉門造車，諒無異轍也”。[75]陳維崧的這一尊體觀，也主要體現在他的“變徵之音”的創作中。這從前文所述《沁園春》、《夏初臨》中可見一斑；又如其寓故國之痛、滄桑之感于懷古的《滿江紅•汴京懷古》十首，陳廷焯評論說：“措語極壯，可作史傳讀”。[76]

   陳子龍與陳維崧的不同尊體觀，決定了他們不同的創作風格。而兩陳的尊體觀主要體現在他們的“變徵之音”的創作中，所以在抒情達意上，殊途同歸。進而言之，兩陳的尊體觀，都被明清之際的詞人付諸具體的創作實踐。在創作中，他們以特有的心理和情感為內涵，或宗法五代北宋，或取徑南宋，或兼而有之，不拘一格，眾體兼備，徹底改變了明代詞壇“《草堂》之草，歲歲吹青；《花間》之花，年年逞艷”的單向性創作風格，全面迎來了“為體為數與人，仿佛乎兩宋之盛”的中興局面。

五、結論

在完成了對明清之際詞的中興歷史的述論后，接踵而至的是這段詞史的朝代歸屬問題，需要作出應有的回答。

據唐圭璋說，他在編《全宋詞》時遇到的一個難題是：“作者處易代之際者，屬上屬下，論定為難。”為了克服這一難題，唐先生采用了“凡唐五代詞人入宋者，俱以為唐五代詞人。凡宋亡時年滿二十者，俱以為宋人；僅入元仕為高官如趙孟等者除外”的“尺度以一之”。[77]宋滅亡之年，趙孟已26歲，因出仕元朝，其詞不入《全宋詞》。據此，其“尺度”的設定既來自政治上的朝代界線，又來自詞人在易代之際的政治分野。用這一“尺度”劃定易代之際詞人“屬上屬下”的做法，在清人所編《明詞綜》和《國朝詞綜》正續諸編，以及今人所編《明詞匯刊》和《全清詞》(順康卷)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如錢謙益于順治二年已是62歲的老人了，但由于入清為官，被視作清代詞人；又如陳子龍與李雯，二人本為同年生同年死，同是云間詞壇的創始者，但由于在政治上的選擇截然相反，陳子龍被列入明代詞人的行列，李雯則被劃為清代詞人。吳熊和在概括這一做法時指出：“明末殉難或入清不仕者(不管其入清時間多長)，例被列為明人或明遺民。出仕新朝取得功名者(也不管其出仕的心跡如何)，例被列為清人。這種措置引起的爭議當然不少”。[78]不過，作為斷代文學總集，總是要有相對可依的“尺度”，來界定易代之際詞人“屬上屬下”的身份，否則無法編定，但在詞人的朝代歸屬上，卻難免彼此鑿枘之處；假如詞史的撰寫也遵循斷代文學總集所使用的“尺度”，那么就不只彼此鑿枘，而且有礙于認識其歷史的本來面貌了。

如何認識自明天啟至清康熙前期半個多世紀的詞史的本來面貌？其實，前述《倚聲初集》、《東白堂詞選初集》、《瑤華集》等“明清之際詞選”已作了回答。這些詞選雖在時間起點和結點上不盡相同，但均兼賅明末清初，都將明清之際作為不可分割的一個階段，鮮明地體現了編者的選詞初衷和詞史觀。綜合前文所述，這一詞史觀是建立在史實基礎之上的。

首先，譜寫明清之際詞的中興歷史的詞人跨越明清兩代，他們在同一風會所趨下相繼而起、傳承有序，無法在朝代上確定他們“屬上屬下”的身份。“甲申之變”后，他們在政治上雖然產生了分野，有的殉節；有的以遺民終身；有的則先后出仕新朝，但作為詞人，他們的詞心是相通的，也都創作了既不同于以往明詞、又不屬于新朝的“變徵之音”。以李雯為例，他于順治二年仕清，卻并沒有因此改變作為云間詞壇創始人之一的詞學主張，也不乏像陳子龍那樣感慨家國興亡之作。如其《虞美人•惜春》：“蜂皇蝶粉依然在，無奈春風改。小窗微切玉玲瓏，千里行塵不惜牡丹紅。西陵松柏知何處，目斷金椎路。無端花絮上簾鉤，飛下一天春恨滿皇州。”[79]該詞取法李煜《虞美人》，據詞意，作于明亡后。其中“一天春恨滿皇州”句較諸李煜詞“一江春水向東流”，更顯亡國之悲恨；在表現風格上，與陳子龍詞多寄“風騷之旨”于“閨幨”之言并無二致。

其次，明清之際詞的中興歷史同樣是一脈相承的，不容分割；換言之，明清之際的政治雖發生了猶如“天崩地裂”般的“甲申之變”，造成了朝代的更替，但明清之際的詞壇風貌卻如漫山之花，經歷從“蓓蕾”初放到“爛漫極矣”的一個自然而又完整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呈現出“為體為數與人，仿佛乎兩宋之盛”的局面。該局面主要由天啟、崇禎年間業已名家的詞人所開啟，他們開始自覺突破有明以來唯《花間》、《草堂》是從的單一格局，向詞學主張的多元化和創作風格的多樣化的歷程進發；《詞統》又為這一歷程開辟了廣闊的空間，提供了廣闊的理論背景，形成了初盛的局面。于明末初展詞筆的詞人則沿著前輩開啟的這一歷程、尤其是卓人月與徐士俊所張揚的多元化詞學主張，進一步開拓了已有的初盛局面；而作為他們中的杰出代表，陳維崧與朱彝尊則在“盡祛有明積弊”的同時，最終將明清之際詞的創作推向了全盛的局面。

要之，明清之際詞人群及其所譜寫的詞的中興史，是不能運用朝代界線和政治分野的“尺度”來衡量和界分的。從文學史意義觀之，也許可以說，此時的詞人既非明人也非清人，他們所譜寫的詞史，既不屬于明代也不屬于清代，而是屬于“明清之際”。它標示了中國詞史上一個相對完整的發展階段，具體佐證了文學發展與朝代更替并不同步的事實，也告示了中國文學史以朝代史為框架的敘寫模式的缺陷。

  注釋：

[1如錢鍾書認為唐詩與宋詩“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頁。張興武在考察五代詩歌時也明確指出：“五代史的結束，并不因此就給五代詩打上休止符。文學史的演變不是與朝代的更替同步的。”(張興武：《五代作家的人格與詩格》，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6—7頁。

[2徐士俊《浮玉詞初集序》云：“夫余當五十年前，與卓子珂月有《古今詞統》之役，是時詞家風氣猶蓓蕾也，今則爛漫極矣。”(葉光耀：《浮玉詞初集》卷首，浙江圖書館藏本，第2頁《浮玉詞初集》結集于康熙十八年，徐士俊與卓人月完成《古今詞統》的匯選之役，在崇禎二年。孟稱舜《古今詞統序》云：“余友卓珂月生平持說，多與予合。己巳秋，過會稽，手一編示予，題曰《古今詞統》。”(卓人月：《古今詞統》卷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頁“己巳”即崇禎二年，崇禎二年下推五十年，即康熙十八年。

[3鄒祗謨：《倚聲初集序》，《倚聲初集》卷首，順治十七年刻本，第4頁，“鄒序”。

[4陸進：《東白堂詞選初集序》，《東白堂詞選初集》卷首，康熙十七年刻本，第2頁，“陸序”。

[5顧景星：《〈瑤華集〉序后》，《瑤華集》卷首，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天藜閣藏本，第2頁。

[6張德瀛：《詞征》卷6，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184頁。

[7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8頁。

[8吳熊和：《〈柳洲詞選〉與柳洲詞派》，《吳熊和詞學論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73—374頁。

[9嚴迪昌：《清詞史》，第272頁。

[10余意：《明代詞學之建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16頁。

[11陳雪軍據《全清詞》(順康卷“詞人小傳”統計，共收詞人1956家(陳雪軍：《梅里詞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頁，《全清詞》(順康卷補編新收詞人398家，共計2354家。

    [12王士禛：《倚聲初集序》，《倚聲初集》卷首，順治十七年刻本，第4頁，“王序”。

[13李一氓著，吳泰昌輯：《一氓題跋》，北京：三聯書店，1981年，第193頁。

[14嚴迪昌：《清詞史》，第236頁。

[15蔣景祁：《瑤華集》卷首，第1頁。

[16按：《全清詞》(順康卷與(順康卷補編所收詞人2354家(55家不詳籍里，其中杭州361家，嘉興341家，湖州51家，蘇州346家，常州276家，松江301家，凡1694家，占全國詞人數的72％。

    [17鄒祗謨：《遠志齋詞衷》，唐圭璋：《詞話叢編》，第657頁。

[18徐士俊：《浮玉詞初集序》，葉光耀：《浮玉詞初集》卷首，清康熙刻本，第2頁。

[19趙尊岳：《惜陰堂匯刻明詞紀略》，《明詞匯刊》附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頁。

[20杜登春《社事始末》所載以身殉節的太湖流域的復社、幾社人員有陳子龍、夏完淳等39人；并稱全國各地“孤忠殉義，死而不傳者，不知凡幾”(《叢書集成新編》第2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461頁。

[21馮金伯：《詞苑萃編》卷8，唐圭璋：《詞話叢編》，第1940頁。

[22《全明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冊，第1532頁。

[23《全明詞》第3冊，第1418頁。

[24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唐圭璋：《詞話叢編》，第810頁。

[25《全明詞》第5冊，第2622頁。

[26《全明詞》第5冊，第3228頁。

[27《全明詞》第3冊，第1405頁。

[28《陳子龍詩集》卷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18頁。按該詞之題一作《和尚木(宋征璧春雪詠蘭》，見《倡和詩余•湘真閣存稿》(清順治刻本，第42頁，原唱見宋征璧《歇浦倡和香詞》。宋征璧《念奴嬌》序云：“丁亥暮春，同大樽、舒章二子集子建荒圃。是日春雪乍霽，庭蘭放花。”(《倡和詩余》，第16頁據此，知此詞作于丁亥即順治四年(1647)春。

[29《全明詞》第5冊，第2494—2496頁。

[30《全明詞》第5冊，第2370頁。

[31《全清詞》(順康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3冊，第1336頁。

[32詳見吳偉業：《辭薦揭》，《吳梅村全集》卷5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30—1131頁。

[33吳偉業：《寄房師周芮公先生四首》其三；又其《與子暻疏》：“世運既更，分宜不仕。而牽連骨肉，逡巡失身，此吾萬古慚愧。”《吳梅村全集》卷7、57，第417、1132頁。

[34吳偉業：《吳梅村全集》卷20，第513頁。

[35吳偉業：《吳梅村全集》卷20，第531頁。

[36嚴迪昌：《陽羨詞派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第126—129頁。

    [37《全清詞》(順康卷第7冊，第4070頁。

[38王世貞：《藝苑卮言》，唐圭璋：《詞話叢編》，第385頁。

[39《全清詞》(順康卷第1冊，第456—457頁。

[40譚獻：《篋中詞》卷5，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91頁。

[41《全清詞》(順康卷第1冊，第454、457、458頁。

[42王煜：《清十一家詞鈔•迦陵詞鈔序》，尤振中等：《清詞紀事會評》，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第145頁。

[43吳偉業：《吳梅村全集》卷22，第564、569頁。

[44《全清詞》(順康卷第6冊，第3191頁。

    [45《全清詞》(順康卷第5冊，第3019頁。

[46《全清詞》(順康卷第9冊，第5210—5213頁。

[47《全清詞》(順康卷第10冊，第5935—5936頁。

[48分別見朱彝尊：《解佩令•自題詞集》與《水調歌頭•送鈕玉樵宰項城》，《全清詞》(順康卷第9冊，第5280、5275頁。

[49朱彝尊：《王禮部詩序》，《曝書亭集》卷37，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第1頁a—b。

[50《全清詞》(順康卷第9冊，第5260頁。

[51鄒祗謨：《倚聲初集序》，《倚聲初集》卷首，清順治十七年刻本，第3頁，“王序”。

[52王士禛：《花草蒙拾》，唐圭璋：《詞話叢編》，第685頁。

[53王庭語見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下卷，唐圭璋：《詞話叢編》，第1032頁。

[54孟稱舜：《古今詞統序》，《古今詞統》卷首，第3—4頁。

[55徐士俊：《古今詞統序》，《古今詞統》卷首，第2頁。

[56徐士俊：《古今詞統序》，《古今詞統》卷首，第1頁。

[57引自王又華：《古今詞論》，唐圭璋：《詞話叢編》，第602頁。

[58卓人月：《古今詞統》卷1、4，第4、136頁。

[59卓回：《古今詞匯緣起》，引自趙尊岳：《明詞匯刊》，第1544頁。

[60丁澎：《正續花間集序》，《扶荔堂文集選》卷2，清康熙刻本。

[61以上均見王士禛、鄒祗謨分別所作《倚聲初集序》，《倚聲初集》卷首，清順治十七年刻本，第4頁，“王序”、第3頁，“鄒序”。

[62陸進、俞士彪輯：《西陵詞選》卷首，清康熙十四年刻本，第3頁，“俞序”。

[63周銘輯：《松陵絕妙詞選》卷首，清康熙十七年刻本，第3—4頁。

[64]詳見陳子龍：《幽蘭草•題辭》，陳子龍、李雯、宋征輿：《幽蘭草》卷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頁，以及張淵懿：《清平初選•凡例》，張淵懿、田茂遇輯：《清平初選后集》卷首，清康熙十七年刻本，第2頁。

[65]詳見蔣景祁：《荊溪詞初集序》，曹亮武、蔣景祁、潘眉合輯：《荊溪詞初集》卷首，清康熙十七年刻本，第3頁，“蔣序”。

[66]吳熊和：《〈柳洲詞選〉與柳洲詞派》，《吳熊和詞學論集》，第398—400頁。

[67]《詞綜•發凡》，朱彝尊、汪森：《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頁。

[68]陳維崧：《浙西六家詞序》，引自龔翔麟：《浙西六家詞》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清康熙龔氏玉玲瓏閣刻本，集部，第425冊，第1頁。

[69]蔣景祁：《陳檢討詞鈔序》，引自尤振中等：《清詞紀事會評》，第138頁。

[70]吳梅：《詞學通論》，北京：中國書店，2006年，第79頁。

[71]引自彭賓：《二宋倡和春詞序》，《彭燕又先生文集》卷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97冊，第345頁。

[72]陳子龍：《三子詩余序》，《陳子龍文集•安雅堂稿》卷3，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23頁。

[73]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4頁。

[74]陳維崧：《蝶庵詞序》，《陳迦陵文集》卷2，四部叢刊本，第9頁a。

[75]陳維崧：《詞選序》，《陳迦陵文集》卷2，四部叢刊本，第14頁b。

[76]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3，唐圭璋：《詞話叢編》，第3841頁。

[77] 唐圭璋：《全宋詞•凡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1頁。

[78]吳熊和：《〈柳洲詞選〉與柳洲詞派》，《吳熊和詞學論集》 , 第372 頁。

[79]《全清詞》( 順康卷第1 冊, 第3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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