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書信集》即將付梓，浩然的小兒子秋川來電話，讓我為這書信集寫一篇序。我對此事義不容辭，便欣然答應。
我和浩然從1957年上半年相識（當時我19歲，浩然23歲）。相識之后，很快我們就成了知心的朋友。此后這些年來，無論是在順境中，還是在逆境中，我們始終保持了親密的友誼。從1957年成為摯友，到2008年他不幸逝世，我們之間的兄弟情誼長達半個多世紀（在他重病不起之后，我還曾幾次赴京到醫院去看望他）。從青年直至老年，我們之間，總是書信往來不斷。他寫給我的信，收入本書信集中的就有157封,時間的跨度是從1957年10月到2001年8月他重病之前，長達40余年之久。
書信，是一種特殊的文學作品形式。如果歸類，可以歸入散文之中。因為書信是朋友之間互相交流，寫信的時候，并不是想要拿出來公開發表的。所以寫起來就更加自由，更加沒有顧慮，因此也就可以直抒胸臆，掏心窩子說話。
眾所周知，浩然一生待人誠懇，性情直率，說話從不拐彎抹角。在生活中，他和朋友們相處時是如此；他給朋友們寫信，亦是如此。因此，讀這些他寫給朋友們的信，能深切地感到他捧給朋友的一顆真誠的心。
此次出版的《浩然書信集》共兩卷，收入書信1000余封，近70萬字。這些信，有寫給文學界朋友的；有寫給出版社編輯、文學雜志編輯和影視編導的；有寫給組織的；有寫給社會上其他各界人士和朋友的；有寫給青年業余作者的；有寫給青年文學愛好者的；有寫給社會上普通讀者的；也有寫給妻子、兒女和其他親屬的（家書）……等等。書信的內容，有的是和文學界朋友探討文學創作問題，交流對作品看法的；有的是和編輯交換對書稿、文稿的意見，談論稿件如何修改、刊發、出版的；有的是指導青年業余作者和青年文學愛好者如何寫作、如何讀書的；有的是回答普通讀者關于作品和其他方面問題的；有的是向組織上匯報和反映自己的創作、生活情況和其他方面問題的；有的則是他外出創作不在家人身邊時，關心家中事務和子女學習、工作情況的……等等。
在這些信中，真切而翔實地記下了浩然從青年時代直至老年這幾十年來，他的所見、所思、所為。記錄了他這一生中生活、工作、思想、觀念、文學創作的經歷。記錄了他一個從農村出來的、只上過三年小學、半年私塾的青年文學愛好者，靠著自己艱難刻苦的努力，靠著自己百折不撓的頑強奮斗精神，成長為一個享譽中外著名作家的輝煌而曲折的歷程。同時也從側面映照了這幾十年來我國社會生活、政治經濟、思想觀念、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的狀況。也可以說是時代面貌的真實記錄。
浩然與之通信的這些朋友中，有不少也是我的朋友。他和這些朋友說到的一些人和一些事，也有很多是我知道和熟悉的。因而，我讀起這些信來，就感到格外的親切。讀著這些信，會引起我許多的聯想。一些往事，會一幕幕地又歷歷映現在我的眼前。
浩然在寫給朋友的許多信中，常常談到他自己的創作情況。比如，在寫給我的信中，就敘述了他的《喜鵲登枝》、《蘋果要熟了》、《新春曲》、《珍珠》、《蜜月》等幾個短篇小說集的編選誕生的過程；敘述了他對短篇小說《蜜月》是如何反復修改以至重寫的；敘述了他的短篇小說《送菜籽》、《一擔水》、《月照東墻》等，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敘述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如何從最初寫《真金不怕火煉》，到后來寫《云火錄》，到最后寫出《艷陽天》的；也敘述了《金光大道》是如何在上世紀50年代末就寫過大綱，并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寫出了第一部的初稿，因文化大革命開始而停筆，1971年根據周總理指示召開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后，又獲得重新拿起筆的機會，正要開始接著寫《金光大道》時，卻接受了寫《王國福》傳記的任務，于是便全身心地投入關于《王國福》傳記的寫作，在寫作的過程中，是如何的艱苦，如何的廢寢忘食，當把《王國福》傳記的第一部寫到一多半的時候（他自己對寫出的部分很是滿意），突然，《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不許寫“真人真事”的文章，使他付出的寶貴心血化為泡影。于是，他只好把寫真人真事的《王國福》傳記和原來搭起的《金光大道》的架子揉在一起，合二為一，從頭開始了《金光大道》的寫作……這樣一些通過書信對自己創作情況的敘述（在寫給其他朋友、尤其是寫給編輯同志的信中，也不乏這類的敘述），對了解浩然的作品，研究浩然的創作，都是十分難得的資料。
浩然在寫給文學界朋友和青年業余作者的信中，有不少都闡述了他對文學創作的主張，對某些作品的看法，以及他自己創作的體會、經驗和教訓。這其中，有奮斗的艱辛，有成功的歡樂，也有遭遇挫折和磨難的苦悶。這些，對讀者，尤其是對搞文學創作的人，會有著寶貴的借鑒意義。
浩然在寫給家人或寫給知己朋友的信中，說到妻子、兒女乃至孫輩（還有那從小和他相依為命的姐姐一家人），總是那樣的關懷備至，牽掛不已。字里行間，流露出他深深的情，濃濃的愛，對他們的生活、學習、工作、病患……常常是放心不下。尤其是到了晚年的時候，對有病的老妻，浩然更是時刻牽腸掛肚。其中不少發自內心的深情話語，讓人讀了不禁為之動容。他不但對家人如此，對朋友（尤其是遇到困難的朋友）亦是如此。
對社會上的不正之風，文學界的不正之風，他深惡痛絕。對社會上的好人，弱者，他總是盡力予以幫助，為其仗義執言。對那些品質高尚的人，如蕭永順（《艷陽天》中蕭長春的原型）、王國福等，他則由衷的欽佩，熱情地贊頌。在他的作品中是如此，在真實的生活中，亦是如此。尤其是偉大的周恩來總理，更是他一生敬仰、崇拜和學習的榜樣。1976年周總理逝世后的第五天（1月13日），他寫給我的那封信中，對總理的逝世，他是那樣深沉的悲痛，是那樣因失去了周總理而為祖國的前途命運擔憂……其中的一些話，在當時來說是很“犯忌”的。把這樣的一封信寄給遠方的朋友，也是冒著很大風險的。
浩然寫給友人的信中，經常說到自己的身體狀況：“近幾天血壓又高了。頭暈……”“這幾天又犯了感冒……”然而，他一面這樣說，一面卻仍是在緊張地工作著。他的很多作品，就是這樣在病痛的折磨中寫出來的。在我給他的信中，幾乎每次都提醒他：“注意保重身體”，“千萬不要拼之太過”；其他朋友給他的信中，不少人也都在這樣勸他。然而，他的這一習慣，卻一直也沒有改變，直到他最后重病不起……
他的一生，對培養青年作者，一直十分關心。尤其是到了晚年的時候，他在河北三河、廊坊一帶和北京郊區等地，實施他倡導的“文藝綠化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他親自主編了《蒼生文學》雜志，并主編了7套《泥土文學叢書》和《文藝綠化叢書》。刊物上發表的作品，和叢書中編入的作品，他對每一篇都要親自過目，親自動筆修改。在他的汗水心血澆灌下，這些地方一批又一批的文學作者成長了起來，有的已成為有了一定名氣的青年作家；一批又一批的作品（其中不乏很好的作品）發表了，出版了。可以說已是綠林成蔭，碩果累累。在他編輯這些作品的過程中，他給這些青年作者，寫了一封又一封飽蘸真情的信。這里收集到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顯然，編入這兩本集子中的，只是浩然一生中所寫書信的一部分。就以他給我的信來說，也是丟失了不少的。因為，在我的記憶中，曾經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些信，在現存的這157封信中，卻是沒有的。丟失的原因，有的可能是讀過之后，沒有及時和他給我的其他信放在一起，而是放在了另外的地方； 還有些信，是我認為格外重要，格外有意義，故而單獨存放，若干年過后，竟然想不起藏在了什么地方；有的則是別的說不清的原因而找不到了。畢竟是40余年漫長的歲月，這樣那樣說不清的原因是很多的。另外，除了收到的信之外，還有的信，是在郵遞的路途中就丟失了。就是現有的這些信，留存下來也是不容易的。兩年多前，浩然的女兒春水給我來電話，說是他們想收集她父親寫給朋友的信，準備整理后出版。于是，我翻箱倒柜地四處尋找，結果只找到了60來封，都是上世紀70年代以后的，70年代以前的，竟然一封也沒有。我感到奇怪， 70年代以前的信，怎么會一封也沒有呢？不久，春水給我來電話，高興地告訴我，在她家里，找到了她父親寫給我的近百封信，都是上世紀70年代以前的。她父親寫給我的信，怎么會到了她的家里呢？我這才想起來，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處境一度不大好，擔心被抄家。我怕浩然寫給我的這些信被抄家抄去，就在一次去北京的時候，把這些信帶到浩然那里，讓他去保存了（當時，他那里相對比較安全）。
我想，其他朋友的情況大概也是這樣。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未能把浩然寫給他們的信保存下來。另外，有的朋友已經作古，有的朋友雖還健在，但已經失去了聯系。所以，現在收集到的信，也就只有這些了。如果今后再能陸續收集到的話，那就再編續集吧。
我認為，這些書信，和浩然的作品，可以相輔相成，讓讀者看到和認識到一個更加真實的有愛有恨、有情有義的浩然。
值此浩然誕辰80周年之際，三河市領導和有關同志，對出版“紀念浩然80周年誕辰叢書”（包括《浩然書信集》兩集、《浩然年譜》和圖片集《大地之子》），熱心地予以鼎力支持；具體工作的同志，不辭辛勞地予以操辦；從而使其得以順利地奉獻給廣大讀者。我作為浩然的摯友，對此表示由衷地感謝。
在整理編輯這套“叢書”有關資料的過程中，浩然的兒女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對文稿、圖片加以收集、整理、編排、校勘，把書稿、圖片弄得有條有理，這既是對他們的父親盡了一番孝心，也是為讀者做出了可貴的貢獻。浩然在天有靈，應該為有這樣的好兒女而感到欣慰。
是為序。
2012年2月15日于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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