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首短詩的解讀與問題的提起

てふてふが一匹韃靼海峽を渡って行った

一只蝴蝶飛過韃靼海峽

安西冬衛（1898―1965）這首題名為《春》的詩雖然只有短短的一行，在日本的文學史著述里卻經常被提起。詩人、詩論家大岡信（1931—）的《昭和詩史》談到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那些可以“統稱為現代主義”的詩作，首先舉出的就是這首詩。1《昭和文學史》的著者保昌正夫敘述“從大正文學到昭和文學”的轉變，提到安西冬衛的詩集《軍艦茉莉》時，也特意在括號里說明該詩集收錄了短詩《春》2。1990年11月，《新潮》雜志出版《日本詩101年》的臨時增刊，從1890年起，到1990年為止，按照一年一人一首的原則，選擇了101名詩人的101首詩。選在1929年項下的雖然是安西冬衛的散文詩《軍艦茉莉》，但在著者介紹里，仍然引錄了這首《春》的全文。這些都印證了詩人村野四郎（1901—1975）的判斷：“每當人們說到昭和初期的新詩時，這首《春》肯定是會被提到的”。3

日本當代許多學者和詩人都參與了對《春》的評論和解說，而大量關于《春》的言說，都把關注點集聚到了這首詩的新奇意象、意象的新奇組合以及詩人的奇特想象方面。1969年，村野四郎為系列叢書《日本的詩歌》第25卷撰寫鑒賞文字時，曾絕口夸贊《春》 “把極其微小與極其宏大的意象同時疊印在一個狹小的語言空間”，顯示了獨特的韻致4就在同一本書上，著名的超現實主義詩人、理論家西脅順三郎（1894—1982）也發表了類似意見，他認為《春》是最能代表安西新鮮詩風的杰作，表現了安西非凡的想象力，“按照一般的聯想規則，蝴蝶和韃靼海峽本來不能連接在一起，因為這兩個意象一般看來間隔很遠，但安西君的一行詩，把蝴蝶和海峽這兩個間隔遙遠的意象連接了起來。這可以稱為‘越軌的聯想’”。西脅還說，《春》所創造的意象直接連通永恒，讓人感覺到法國超現實主義創始人“布勒東所說的神秘的驚嘆”和“布勒東所說的美”。5此后一些關于《春》的解說，基本沿襲了與此相近的思路，當然分析得更為細致了。比如，早稻田大學教授盧田孝昭特別注意到安西冬衛這首《春》的書寫符號，他說：

日本語作為文學語言的特點是，漢字多用來表示凝固的東西，平假名多用來表示柔軟的東西，片假名則多用來表示外來語或需要強調的部分。

這首詩的用字也是這樣，“蝴蝶”用平假名寫，給人以柔軟的印象；“韃靼”用漢字寫，給人以凝固的感覺。……

“韃靼海峽”這個詞匯，……跟用平假名寫的「てふてふ」的柔軟印象形成鮮明的對比，具有對照效果。所以，人們稱他是一位活用對照效果而造出想象（image）來的詩人。6

《春》因為這些論述的不斷生產、增殖而成了現代主義詩的經典，而這些論述的意義，也遠遠超出了對一首短詩的解讀，而牽涉到對現代主義文學整體原則的理解。弗雷德理克?詹姆森（Fredic Jameson）從后現代立場重審現代主義，曾指出一種普遍存在的“偏見”，是把現代主義視為純粹的文體和語言學的文本，把“非政治”視為現代主義的基本特征。7前面引述的僅僅從音韻節奏、書寫符號和意象組合等形式因素解讀《春》的言說，似乎應該歸入這一意義的“普遍的偏見”之內。或許正是出于這樣的認識，文學評論家川村湊（1951—）質疑日本文學史敘述中普遍存在的此類“偏見”時，也把安西冬衛的《春》作為重要的討論對象。川村湊特別提到《春》和它的作者安西冬衛所置身的殖民城市大連的關聯，認為詩中“通過日語所表現的‘自然’感覺與‘風土’感覺，如非居住在殖民地都市的年輕詩人，恐怕是絕難捕捉得到的”。8川村湊從《春》的解讀，進而論及最初發表《春》的詩刊《亞》，以及圍繞著《亞》開展詩歌活動一群年輕詩人。他把《亞》視為日本現代主義詩的原點，認為：

日本的現代主義詩是在大陸的一角、殖民地都市大連誕生的。甚或可以說，恰恰因為是在大連，《亞》詩刊才可能誕生，日本的現代主義詩是從這里由蛹蟲化為蝴蝶，振翅飛起的。9

川村湊可能為了獲得修辭效果而有意在言辭中添加了夸張，作為現代日本文學的研究者，他當然清楚，在1924年《亞》詩刊創刊之前，日本本土已經有一些年輕詩人陸續展開了后來被“統稱為現代主義”的詩歌活動，如平戶廉吉（1893—1922）在1911年發布了“日本未來派宣言”，萩原恭次郎（1899—1938）等在1923年創辦了倡導達達主義的雜志《赤與黑》，同年，高橋新吉（1901—1987）在自己的詩集封面上明確標榜出“達達主義者”字樣。川村湊的論述值得注意之處，并不在于他對《亞》詩刊的文學史定位，而在于他對《亞》詩刊所處的歷史地理場景的恢復，以及對這些場景所蘊涵的政治意義的闡發。這些場景因素不僅是以往的形式主義論述所極力回避和遮掩的，也被從政治意識形態角度對現代主義施行嚴厲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所忽略。如蓋?盧卡契（Lukács Gy?rgy 1885—1971）就認為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小說中的都柏林、卡夫卡(Kafka Franz,1883—1924)和穆齊爾(Musil Robert 1880—1942)小說中的哈布斯堡，作為“故事場所”并無特別意義，“他們熱心描寫的場所僅僅是旁支末節，不是他們藝術意圖的根本”。10川村湊對《亞》詩刊所做的政治地理式的解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詹姆森和愛德華?薩伊德（Edward．W．Said）。前者把小說中的場景視為追溯現代主義文學文本中帝國主義痕跡的重要線索，在解讀喬伊斯小說時，對盧卡契不屑一顧的愛爾蘭城市都柏林給予了特殊關注。11而后者分析加繆（Albert Camus 1913—1960）的《局外人》等作品，也認為首先應該注意加繆“所選擇的地理場景”，因為由此可以考索出這位孤寂獨步的先鋒小說家與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事業之間復雜而隱秘的聯系。12川村湊本人并不諱言自己的工作與后現代主義文學論述的關聯，他說，以往的研究，或者對殖民地的“滿州文學”避而不談，或者將其看做是文學“現代性”發展的特殊變異，而他在1990年出版的《異鄉的昭和文學》，則把“滿州文學”視為日本文學“現代性”運動的正統繼承和直接結果，并在這樣的意義上，對包括《亞》詩刊在內的“滿州文學”進行了研究。在一篇研究綜述里，川村湊明確說，他的《異鄉的昭和文學》，標志著日本從后現代立場研究殖民地“滿州文學”的開始。13

當然，也正因為是最初的嘗試，許多話題在《異鄉的昭和文學》里還只是剛剛提起。該書雖然不無洞見地提起了《亞》詩刊與殖民都市大連的關系，但是，大連究竟是怎樣一座殖民城市？這座殖民都市從哪些方面促成了《亞》詩刊的誕生、怎樣介入到《亞》詩人們的生活經驗和文學活動，并在他們的詩作里留下了痕跡？這些都沒有得到細致的描述和分析，都還有待深入地進行考察和討論。

二、與殖民都市共同成長的一代

如眾所知，大連作為商貿港口城市的最初藍圖是俄羅斯人劃定的，早在1890年代初，俄羅斯修建西伯利亞鐵路的時候，就已經籌劃取道中國東北，構筑直通海參崴、連接俄國亞、歐地區與太平洋的大通道。1896年，沙皇政府乘中國甲午海戰失敗之危，脅迫清政府與其簽署“密約”，正式獲取在東北修建鐵路的權利，隨后又租借遼東半島南端的大連灣地區做海軍基地。1899年沙皇尼古拉提出在軍港旅順旁另建商貿港口城市的構想，并為之命名“達爾尼”，就是后來的大連。14俄羅斯殖民規劃的逐步實施，刺激了一直覬覦“滿蒙”權益的日本帝國的野心和欲望，1904年2月日本以突然襲擊方式發動對俄戰爭，1905年1月便成了大連殖民地的新主人。著名詩人、小說家森鷗外（1862—1922）曾作為高級軍醫官員參加了這場戰爭，出征之前他吟誦的一首和歌：“夢境里鮮花燦爛開放的達爾尼/我歡樂嬉戲的地方”，究竟是模擬俄羅斯人的口氣，還是抒寫詩人自己心中的圖景？據說一直存在歧解15。其實，如果說兩者兼而有之，也完全可以讀通。俄羅斯殖民者的理想之花，在日本殖民者的夢中開放，森鷗外的詩句凝練地濃縮了俄羅斯和日本在殖民地爭奪與繼承的歷史。日本殖民者后來頗為諱言對俄羅斯殖民規劃的沿襲，如“滿鐵”刊行的《滿洲讀本》便以堅決的口氣否認大連城市規劃與俄羅斯人的關系，但大連街市的格局和公共設施的建筑風格，都分明存留著俄羅斯藍圖的影響印記，其實是無法抹掉的。當然，《滿洲讀本》所描述的日本剛剛接管大連時的情景，“除‘俄羅斯街’外，現在的市街區幾乎都是草原荒地”，16基本也屬事實。作為殖民都市，大連確實是在成為日本殖民地后，特別是日本為“經略滿洲”仿照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的“國策公司”“滿鐵” （全稱“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本部1907年從東京遷來以后，由于它的主導和推動，快速發展起來的。

據有關資料顯示，到1909年，大連的街心廣場、馬路、發電廠、上下水、煤氣管道等城市基礎設施都大體修筑齊備，還在一個被日本人命名為“伏見臺”的可以俯瞰城區的高臺上，修建了裝飾電氣照明設備的游園地，燈火輝煌的程度，在日本內地也很少見到。有軌電車也在這一年從大連埠頭通到市內，僅比上海有軌電車開通的時間晚了不到一年。這年9月，著名文學家夏目漱石（1867—1916）應他東京帝國大學時代的同窗好友、時任滿鐵總裁的中村是公（1867—1927）之邀到“滿洲”觀光，目睹戰后新興的大連市容和市內諸多歐式風格的建筑，頗為感慨地說，這些設施，即使在歐洲，也只有在地處中心的大都市才見得到，并說：“從內地（日本本土）來（大連）的人，在這里被當作鄉巴佬，也只好認賬”。17

隨著城市基礎設施的齊備，大連的人口大幅度增長，商貿市場日益繁榮，到1920年代初，這里的人口已經由日俄戰爭剛結束時的38,896人增加到23萬多人（見表1），而開設在市區的各類公司、商店也接近四千家。18 大連港的進出口貿易額，1916年就進入到中國境內的五大港口行列，雖然排序最后，但發展迅猛，1920年便躍居五大港中的第二位，僅次于上海，并躋身到遠東五大貿易港的行列。當時遠東五大貿易港按照進出口貿易額排列的次序是香港、上海、神戶、橫濱、大連。19

但必須指出，僅僅從大連本身孤立地看這座殖民地城市的興起和發展，并據此描述《亞》詩人群和這座殖民地城市的關系，是遠遠不夠的。我們的考察范圍還必須延伸到旅順，以及旅順至長春之間的鐵路干線、支線和鐵路兩側的附屬地，當年這些地方都屬于日本殖民管轄的范圍，在日本的殖民規劃中與大連承擔著不同功能。

表1：大連人口表（1906—1928）

總人口 日本人 其他外國人

1906年

明治三十九年

光緒三十二年

38,896

8,349

22

1912年

大正元年

民國元年

110,124

34,045

102

1916年

大正五年

民國五年

140,482

41,620

77

1920年

大正九年

民國九年

238,867

62,994

152

1925年

大正十五年

民國十四年

278,544

78656

423

1928年

昭和三年

民國十七年

317,339

86,897

695

資料依據：大連日本民政署編《大連要覽》（大阪屋號書店1928年版）5—6頁

說明：總人數除去日本人和其他外國人后的數字為居住在大連的中國人數字。

日俄戰后的旅順仍承擔著軍港城市的功能，殖民地最高管理機構關東都督府就設在這里。關東都督府本由日俄戰爭期間對占領區實施管制的關東總督府轉化而來，采取軍政合一體制，都督由現役陸軍將軍擔任。1919年日本政府以“軍政分治”名義調整殖民地的權力結構，關東都督府改稱關東廳，管轄原來由其民政部負責的警務、財務、醫療、衛生、科技、教育、法院、監獄等機構，其陸軍部獨立為關東軍，司令部設在旅順，司令官則由日本天皇直接任命。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旅順一直是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殖民統治的中心和總樞紐，當然也為殖民都市大連提供了背景和保證。只有注意到旅順的存在，注意到由旅順、大連伸展到東北腹地的鐵路，20才能夠理解大連城市社會以日本人為主導的結構特征，21理解大連城市建設和經濟、貿易驟然興起的原因。毫無疑問，這些都與日本在中國殖民進程的推進有關。篠崎嘉郎刊行于1920年的《大連》直言不諱地寫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歐美資本無暇東顧，給日本占領中國市場提供了良機。1915年日本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得到認可后，日本更在中國、特別在“南滿洲”地區獲得多種特權。這些因素，導致日本人主導的大連經濟自1917年起呈現空前繁榮景象，驟然暴發者輩出，日本國內甚至流傳說：“大連乃天降黃金之地”。22

位于遼東半島南端由旅順、大連組成的“關東洲”，和伸展在“南滿”的滿鐵鐵路，構成了“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殖民統治空間。本文所討論的《亞》詩刊的幾位詩人就生活在這一空間里。其中，北川冬彥、城所英一、富田充三位，還在孩提時代就來到“滿洲”。他們不同于森鷗外那樣主動參與對外擴張的軍事殖民者，而是被“滿洲”淘金大潮裹挾而來的。1907年北川冬彥（1900—1990）被父親帶到“滿洲”的時候，不滿8歲，在日本國內還沒有讀完小學一年級。北川一家從神戶乘船抵達大連后，是否在市內停留過，23不得而知，因為父親是滿鐵的鐵路技師，在距離大連約一百五十公里的一個名叫得利寺的小車站工作，所以，他們一家來到“滿洲”后首先居住這個小車站的職員宿舍里。但北川冬彥要到瓦房店的一所日本人小學就讀，從得利寺車站到瓦房店乘火車需要一個小時左右，上下學的時候趕不上客車，北川一般總要搭乘貨運列車，乘貨車過站時放慢速度之機跳上跳下。后來，隨著父親工作的調動，北川冬彥先后轉學到奉天（沈陽）以北的鐵嶺小學、鴨綠江邊的安東小學。直到1913年1月，北川冬彥才因父親工作的又一次調動回到了大連。如果他還記得最初到大連的情景，一定會覺得這座都市已經今非昔比，當然，北川冬彥自己也已經13歲，由一個懵懂的孩子變成了一個初知世事的少年。

北川在大連小學只讀了三個月，他的小學生涯就結束了。1913年4月他升入旅順中學，這是當時“滿洲”唯一的一所日本人中學校。前面已經說過，旅順是日本殖民者的軍事、政治中樞堡壘，教育主管機構當然也設在這里。而殖民地日本人的教育設施，尤其是初等教育，早在日俄戰爭尚未完全結束時已經開始配置。據滿鐵的《滿洲讀本》，在“南滿”殖民地，雖然沒有像日本國內那樣實施“義務教育法”，但“不論怎樣小的群落，凡是日本人的住處，肯定會和學校保有聯系，學齡兒童無一遺漏地都在上學讀書”。而旅順中學還修建了學生宿舍，以便接受分散在“南滿鐵路”沿線的日本人子弟。24北川冬彥沿著鐵路線從偏遠的小車站移動到旅順，看似個人的偶然經歷，其實一直是活動在殖民規劃的網絡之中。

作為“在滿”日本人的“最高學府”，旅順中學緊鄰關東廳、關東軍司令部和參謀部等官衙。殖民政權在這里設立了學校街，意圖很明顯，是要同時把旅順建造成殖民教育的基地。25而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旅順的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遺址，也都被改建成紀念館和紀念觀光景點，經常有日本國內青少年學生被組織來修學旅行，緬懷日本軍人的光榮戰績。從這樣的意義上，旅順也承擔了對日本本土學生進行殖民歷史教育的功能。26

旅順中學的校長和教職員都是從日本國內選聘來的，北川冬彥在這里接受的是和日本國內中學生同樣的教育。從1913年到1919年，北川冬彥在旅順生活了六年之久，但其間曾有兩次因病住進大連醫院。北川第二次住院時間長達半年，他的父親曾專門從東京定購《文章講義錄》雜志給他閱讀，引發了他的寫作興趣，在病床上寫了一篇文章，投寄給該雜志的“文章俱樂部”。27櫻井勝美認為這次住院“是詩人北川冬彥誕生的重要契機”，確實，出院以后，北川開始關注文學作品，甚至購買了《中央公論》雜志的“小說專集”和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的小說。28但是，這一點文學熱情很快過去，他的志趣在學習理科，未來的志向是經營果園和牧場，所以，雖然同學中不乏癡迷的文學青年，如城所英一，但北川并沒有和他特別親近。臨近高中畢業的時候，北川因為高度近視無法進入理科專業，最后不得不轉而報考了文科。1919年4月，19歲的北川冬彥告別生活了12年的“滿洲”，從大連港搭乘開往神戶的客輪返回日本國內，到校址在日本關東地區京都市內的第三高等學校讀書，而和他同期畢業的城所英一和富田充則去了東京的早稻田大學。他們可謂是各奔東西，大概誰也不曾料到，幾年以后會聯袂回到大連創辦詩刊《亞》。

二、《亞》詩人群：在“內地”與“外地”之間交錯游走

非常有意思的是，從殖民都市和日本本土的空間關系來看，《亞》詩人群中唯一一位和《亞》詩刊共始終的同人安西冬衛，恰好和北川冬彥等人走了不同的路向。就在北川冬彥等高中畢業回日本國內上大學的1919年，在國內已經讀完高中和高考補習學校的安西冬衛跨海來到了大連。

安西冬衛出生于日本的古老都城奈良，父親曾任奈良縣知事官房主席（辦公室主任），安西冬衛出生的第二年，轉任中央政府文部省的官吏，1907年，出任大阪府堺市市立女子手藝學校首任校長，安西冬衛也便隨著父親在東京和大阪度過了小學、中學時代。1918年，安西冬衛的父親辭去官職，奔赴“滿洲”，在大連市最為繁華的商店街經營了一家商店。1919年秋季，年滿21歲的安西冬衛來大連陪伴父親，到大連不久，他的父親就帶他去旅順參觀了二○三高地等日俄戰爭的遺跡。29

和北川冬彥不同，安西冬衛的詩歌生涯，其實早在中學時代已經開始。1917年，他寫的短歌曾入選《中學世界》雜志，并被評為一等。1918年他作的俳句刊載在堺市發行的《堺日報》上。1919年底安西冬衛從大連回國，翌年秋季，他的俳句作品入選日本國內最權威的俳句雜志《子規》，更讓他產生了一種意氣風發、少年得志的感覺。就在這期間，一次，在從東京開往關西的列車上，安西碰巧遇到了《子規》雜志主編、著名俳句詩人高濱虛子（1874—1959），安西興奮地上前自我介紹，但“先生只是微微點了下頭，竟然一言不發”，讓安西不得不坐在車廂里忍受難堪的長長沉默。30對于文壇名家高濱虛子來說，這應該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安西冬衛的文學生涯中，卻是一個很大的創傷。他從這次尷尬的遭遇中感受到的不僅是一個老詩人的傲慢，更主要的是日本詩壇的閉塞和既有文學秩序的僵硬。安西冬衛后來甚至把和高濱虛子相遇的這個日子定為“禁日”：此后“只要是這個日子，我就絕不寫俳句”。他還回憶說：“渡海到大連，也就在這一事情發生的前后。渡過大海第一次接近大陸的地貌，我意識到一個新的世界已經在眼前展開。……新的土地，使我的精神高揚。加入新詩運動的基礎就這樣在我的面前展開了”。31

安西冬衛的回憶明顯有些含混其辭。他最初渡海到大連，其實是在1919年，但他一定要把遭遇高濱虛子的經歷和初次接近大陸地貌的感受聯系起來，不僅表明那次尷尬遭遇給他的創痛深刻，同時也明顯流露出離開本土跨越國界給他帶來的精神歡悅與解放。但1920年秋安西冬衛再次渡海到大連后并沒有馬上煥發寫作的熱情，他先在父親的商店里幫忙，1921年4月進入滿鐵工作，成為殖民地里最大的壟斷公司的職員。安西冬衛在大連時代的詩歌寫作，始于一次個人的不幸。就職滿鐵不久，1921年10月，他患了膝關節炎，住進幾年前北川冬彥曾經住過的滿鐵大連醫院，1922年做了膝關節切除手術，直到1923年4月才病愈出院。安西冬衛不得不因此放棄滿鐵的工作，退職后蜇居家中，他開始以寫作詩歌消遣度日，并把一些作品寄給《大連新聞》、《滿洲日日新聞》等日文報刊發表。

又一次奇妙的巧合出現在這一期間，在日本國內讀書的北川冬彥恰好也在1923年開始了文學活動。據櫻井勝美考察，北川冬彥在京都第三高等學校讀書的三年間（1919—1922），同學里有很多富有文學才情的青年，有的已經在文壇嶄露了頭角，北川在日常生活中和他們不無交誼，卻沒有參與他們組織的文學活動。1922年4月三高畢業后升入東京帝國大學，北川選擇的是法文法律專業，而由三高來東大讀文學的幾位同學在接續主辦文學雜志《新思潮》時，32也沒有想到邀他參加。北川冬彥的文學熱情，是被旅順中學時代的同學城所英一、富田充煽動起來的。這兩位舊日同窗，1919年進入早稻田大學不久，就創辦了一份名為《未踏路》的小小的同人雜志，雖然刊期不定，但一直堅持著，所以，他們和北川久別重逢之際，首先想到的就是把他拉進《未踏路》。北川最初不為所動，但到了1922年底或1923年初，終于著手為《未踏路》翻譯法國文學作品，并提議回大連舉辦詩歌展覽33。1923年暑期，《未踏路》的這幾位同人結伴回大連度假，真的在大連市內三越百貨店里舉辦了一次別致的詩展， 并因此注意到居住在大連的安西冬衛發表的詩作。34展覽會后，北川冬彥和城所英一、富田充一起拜訪了安西冬衛，相互似乎都頗有相見恨晚的感覺。翌年11月，遂有共同創辦的《亞》詩刊誕生。《亞》的刊名題字出自北川冬彥的手筆，而作為發行所的“亞社”地址：“大連市櫻花臺八四”，其實就是安西冬衛的新居。后來，安西冬衛把《亞》視為《未踏路》詩展帶來的結果，35而《未踏路》的詩展也被追認為《亞》社主辦的第一次詩展，并由此成為定制。

《亞》詩刊創刊時沒有發表宣言，以后也一直保持低調，只刊載作品，很少發表議論，但這群年輕詩人的志向其實是要挑戰日本本土的主流文壇。他們認為日本詩歌處于一個大轉變時期，而變革的重任就落在包括他們在內的年輕一代身上。這在《亞》同人富田充的一篇隨筆里有明顯表露：

現在的詩壇，正當由舊時代轉向新時代的黎明期，……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年輕人已經向詩壇舉起了烽火，不久，這些烽火將匯集一團，像太陽一樣，放射出耀眼光芒。36

但在如何把“烽火”燃燒得更耀眼的戰略考量上，《亞》同人之間卻存在分歧。在東京求學的富田充、城所英一和北川冬彥主張把《亞》的編輯和發行遷移到東京，而安西冬衛則頑固地堅持在大連不動。1925年1月《亞》出至第3號時，創刊時的同人只留下了安西一人，城所英一等三人回到東京后則另外創辦了一份刊名《面》的雜志，致使安西不得不去拉新結識的瀧口武士做伴。從社團的組織形式角度看，這當然表明《亞》社的分裂，但如果把流派的意義理解得稍微寬泛一些，則無須把這次分裂看得多么嚴重。首先，北川等人在東京創辦的《面》，在藝術主張上和《亞》基本是一致的，二者不但沒有對立，反而形成了呼應。就像安西冬衛后來所說的那樣：《亞》和《面》是互通聲氣的伙伴。37其次，雖然北川等人的名字自第3號后從版權頁消失，但此后他們仍然有作品在《亞》上發表，并繼續參加《亞》社的活動。《亞》創刊一周年時，瀧口武士按季節從日記中抽出若干片段，連綴成一篇回顧性文章，從這篇文字中可以看到，富田、北川等仍是《亞》社活動的熱情參加者。

回想起已經結束了的“騎兵與灌木帶”之會，我也曾是其中一員。在冬日寒冷的房間里，會場總是在亞社。桌上放著羅蘭桑的照片，花瓶里整日插著古色古香的絹花。聚集而來的人非常之少，集會的氣氛卻極其熱烈。冬季年末一日的集會，山道君席間說我：你好象是一塊凍豆腐。

五月11日，上午去郊游，紅葉溪麓，楊柳茂密，從新綠中隱約聽得到春的對話。對面是海灣，街市遙遙在望。從東京回來的富田君也來參加。

夏日來臨。在濃郁的深綠色中，向日葵點綴了海港的風度。建筑物投影在街道上，刻印出粗野的威嚴。海風無聲，吹來拂去，北川回來了。不久，詩展舉行。……

租界地里秋意漸深，窗下暗綠色秋蟲的嘆息，載人向哀愁。人們從這個街巷到那個街巷，忽東又復西。今秋不得不和加藤郁哉君告別。某日，為加藤夫婦舉辦晚餐會，安西在房間里點起了煤油燈。燈光下，支那人垂頭喪氣地搬運食物，開始是栗子，隨后是燒雞，等等。晚餐后圍坐在桌旁，計有加藤夫婦、山道、安西、富田、北川和我。話題與夜色俱深，猛然醒悟時，已近午夜十二點。38

瀧口武士描繪的這幅圖景其實省去了許多環節。比如北川冬彥，1925年8月從東京回到大連后，一直住到1926年3月，這期間當然還參加了《亞》的其他活動。1925年4月北川在東京大學的法文法律專業本來已經畢業，他的父親希望他到滿鐵就職，但他本人卻迷進了文學不能回頭。北川轉而進入東大的法國文學專業，決意專心學習文學，特別是法國詩歌，但新的學習生活似乎并不盡人意，所以他很快就輟學回家，在父母身旁悠閑度日。在這段時間里，北川幾乎每天都到安西冬衛的家、亦即《亞》社的所在，和同樣是在父親的呵護下專心寫作的安西談詩論藝，他的第二部詩集《體溫計與花》就是這一時期的產品。39瀧口武士勾勒的四季鳥瞰圖則進而顯示，在大連悠閑寫作的詩人并不只是安西和北川兩人，還有一些雖然沒有列入《亞》社同人但也活躍在《亞》周圍的詩人，如加藤郁哉等人，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群體。而這個群體的出現，無疑和大連這座殖民城市、特別是大連市日本人社區的狀況有密切關系。

前面已經描述過，在《亞》詩人們活躍的1925年至1926年間，大連市人口的增長到27萬多人，其中日本人將近8萬（表1）。而隨著日本人社區的繁榮，日本居民的文化需求和消費也不斷增長。據滿鐵圖書館《書香》雜志刊載的一項調查顯示，1922年至1923間，居住在“滿洲”各地的日本人平均每百人擁有藏書為78.5冊，而日本國內居民每百人僅擁有7.9冊；其中，大連每百人擁有藏書為150.9冊，日本的首都東京則只有10.9冊40。1924年，亦即《亞》創刊的年份，滿鐵庶務部曾對該社日本職員的家庭生活支出做過調查，結果表明，大連滿鐵社員的生活費中，只有將近百分之四十用于絕對生活開支，其它部分則用到了文化娛樂方面。而在日本國內，一般公司職員用于絕對生活開支的費用，卻要占到總生活費的百分之七十，有時甚至達到百分之八十。41這兩份調查當然是為了顯示殖民地的“優越性”而刊出的，但它所提供的情況，卻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亞》周圍的年輕詩人們所以能有那樣優雅“藝術”心境的原因：首先是優裕的家境，同時還有殖民都市里的文化氛圍。在當時的大連，這份前衛詩刊沒有被冷落，而是受到了歡迎和鼓勵，《亞》詩社主辦的三次“詩展”連續獲得成功，可謂一個證明。

在此已經有必要對《亞》社詩展的場地三越百貨商店做一點介紹，它的來歷和背景其實很不一般。三越原本是隸屬日本三井財閥系統的吳服店（綢緞莊），后雖獨立經營，但實際上仍和三井保有聯系。它是在日俄戰后不久較早一批獲得進入大連開辦分店許可的商店，而所以能獲得這樣的“特許”，則是因為有與三井財閥關系密切的高級官僚伊藤博文在后面撐腰。42與伊藤博文這些明治維新元老的特殊關系，使東京的三越常常能得風氣之先，早在19世紀末，它便率先從傳統店鋪經營轉換為現代百貨商店，從1907年起，又在東京本店設立美術部，展覽、販賣美術作品，并在商品廣告雜志上刊載文學家的隨筆，開展文學征文活動。文化人類學研究者山口昌男曾詳細考察過從三井吳服店到三越百貨店的歷史，以此為個案，分析日本近代都市文化空間的形成。在《失敗者的精神史》一書中，山口頗為詳細地敘述了三越把文學、藝術組合進都市商業空間的過程，43但他考察的范圍基本限定在日本國內，并沒有注意到三越開在大連的分店和日本早期現代主義詩派的結緣。那么，在殖民地大連，三越百貨店是一個怎樣的去處呢？一位在滿鐵工作的女性的一篇隨筆曾這樣說道：我們“雖然每日無暇梳洗打扮，沒有游逛三越的時間，但擁有職業的我們是幸福的。”44這位職業女性用職業工作和游逛三越對比，說明即使在當時居住大連的日本人心目中，三越也是有錢且有閑者出入的場所，特別是有閑、有錢的女性消費和消遣的地方。而非常有趣的是，這位女士文章發表的年份，恰巧就是《亞》社在三越舉辦第二次詩展且大獲成功的1925年45，由此可知，垂青《亞》詩人前衛藝術作品的，主要是被滿鐵職業女性所鄙夷的三越百貨店里無所事事游手好閑的顧客，這無疑是很很令人回味的。

其實，《亞》社的這群青年詩人也是一群“游手好閑”者。當然這是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論述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的脈絡上所說的那種“游手好閑”。而《亞》詩人們也確實曾把波特萊爾、阿波利奈（Guillaume Apollinaire）以及在瀧口武士隨筆里出現的羅蘭桑（Marie Laurencin，1885—1956）等現代主義詩人、畫家視為楷模和偶像。46不過，關于歐洲現代主義文藝和《亞》詩人群關系的詳細討論應該在另外的文章里進行，在此僅想指出一點，即同為現代都市里的“游手好閑”者，《亞》詩人群對待大連，卻不像波特萊爾對巴黎那樣冷漠、疏遠甚至敵視。47如果說，日本國內的大都市和文壇體制，曾給《亞》詩人們帶來壓抑和創傷，是他們蓄意反叛和挑戰的對象，那么，殖民都市大連，卻很像他們人生旅途的避風港和停泊地，他們可以在這里療治創傷，獲得寵愛，更可以在這里施展自己的才華。北川冬彥在東京彷徨無路，回到大連后詩情煥發，就是典型一例。而安西回憶到腿部殘疾殘之后的經歷，也沒有絲毫的凄涼，特別是說到1924年遷居大連郊外櫻花臺，以那里為《亞》社社址開展詩歌活動的時光，他的筆下更充滿了溫馨：

當時我獨身住在位于櫻花臺山崖上的房子里，有一個姓王的傭人陪伴，享受我一生中最快樂無憂的日子，正好是寫寫詩歌的身份。

據安西說，他當時住的房子，也就是《亞》社社址的后面，是漸漸隆起的禿山，山上巖石嶙峋：

……突然雪崩般形成的斷崖，扼住了大連港口，亞洲大陸到這里就終止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在晝夜足踏波動起伏的大陸終點的姿態中，我把捉到了一種昂然的精神，并因此而深感自豪。

據說有“憲法守護著”的說法，那時候的我，完全是一個“大陸的守護者”。

放肆的想象和雜亂的意象因此日夜奔涌而來，《軍艦茉莉》里的作品，只是給了這些幻想和想象以方法而已。48

就《亞》詩人群和殖民都市的關系而言，安西冬衛在回憶中重構的情景包含了許多重要線索。日本學者以往的研究，也偶有涉及《亞》詩人們以“滿洲風物”入詩的問題，但大都停留在詩作的素材和題材層面，而我們無疑還應該深入追問，《亞》詩人們在殖民都市里的經歷和經驗，安西冬衛所描述的那種生活姿態和精神狀態，與他們的詩歌想象方式以及他們詩作中的意象、隱喻，存在著怎樣的結構性關聯？在做這樣追問的時候，如果把《亞》社同人作為一個群體，則僅能看到大致輪廓，其實《亞》社的每一個詩人都有自身的特征，需要細致辨析。49但這樣的工作只能留待將來，本文只能處理一個小小的個案，且讓我們回到開頭提起的短詩《春》。

四、詞語、意象的分離與組合

川村湊注意到，在安西冬衛的詩作里，一些在傳統語義脈絡中不能并置的意象和詞語，比如他的散文詩《軍艦茉莉》里的“茉莉”和“軍艦”，短詩《春》里的“蝴蝶”和“韃靼海峽”，這些詞語是被詩人從原初隸屬的想象體系、抒情傳統和意義鏈環上剝離出來，僅僅作為一種符號，安置到另外一條邏輯線索上的。安西詩作的獨特意境，是在這些強行連接起來的詞語相互沖撞產生的。川村把安西詩作這種 “生硬移植”與“強行組合”的形態視為殖民地都市文化特性的表征。50

川村首先是在安西冬衛的日常生活環境中獲得這一發現的，他在安西的日記里看到，安西居住的街巷，雖然用 “伊勢”、“春日”、“櫻花” 等日語詞匯命名，雖然街上的書店也按照日本稱謂叫做“大阪屋”“金鳳堂”，但詩人實際是置身與日本風土完全不同的大陸上，這些日本詞匯，毋寧說只造成了一種異國情趣，已經從傳統的意義脫離，只具有符號的意義了。51

但事情遠比川村的描述復雜。僅以大連市區街巷名字為例，只要追溯一下從原來的中國名稱到俄據、日據時期的變動經過，就會看到，命名其實是一種權力，命名過程濃縮著殖民與被殖民、殖民主義爭奪的殘酷歷史。俄國、日本對“大連”先后命名的故實，已經眾所周知，無須多說。據日據時期大連市役所發行的《大連市史》，在明治37年（1904）日俄戰爭還沒結束的時候，日本軍隊已經用他們一些將軍的姓氏如山縣、乃木、東鄉、兒玉等為他們所占領的街巷命名。俄羅斯人規劃修建的商業街市“歐羅巴街”，被日本接用后開始俗稱其為“露西亞街”，但到了明治40年，日本軍政機關整頓大連區劃，便按照滿鐵的意見將這一帶統統改為北大通、乃木町等純粹日式的街巷名稱。大正12年（1923），大連民政署再次整頓舊城區和新社區，又有一批街巷改換成日式名稱。大正13年（1924），大連城區繼續擴大，隨著一些新建筑在郊外建造，大連民政署又一次宣布新的街巷名字。比如，郊外老虎灘一帶的新住宅區，就都被按照日本方式改稱為某某臺52，安西冬衛就是在這一年移居到櫻花臺的，而這個地方，本來的中國名字叫王家屯。對這些變化，安西冬衛的詩作曾有所表現，在《鱗次櫛比的街景和文明》一詩里，他寫道：

新文明象征的照相館，在風景變幻中黯然陳舊。

（“市區改正”已經來到了這條淡黃色的街）

安西把“市區改正”描繪成為文明的日新月異，顯然遮蔽了殖民地里街巷名稱變換背后潛藏的權力關系。同樣，解讀安西冬衛的詩，如果只看到詩作中詞語、意象與原初所屬的語義體系的斷裂，也是不夠的，把它們僅僅視為一種空洞的符號，更難免重陷形式主義的窠臼。其實，如果進一步考察，可以發現，安西詩作里的詞語和意象，并沒有成為失去意義所指的空洞符號，它們不僅仍然和原本所屬的想象與意義體系保有絲絲縷縷的聯系，并且，還在殖民都市多重復雜的政治、文化糾葛中生產出了新的意義。在單純從形式的觀點闡釋現代主義的框架中，這一過程大都被遮蔽了，把它們還原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去，其間的痕跡就會或深或淺地顯露出來。

本文開頭已經介紹過，在解讀《春》這首短詩時，許多權威評論都夸贊安西冬衛超越常規的聯想能力，認為他把在傳統想象體系中一直翩翩飛舞于林間花叢的蝴蝶，安置到浩渺宏闊的海峽，想象奇特。這確實觸及到了《春》的修辭特征，盡管是顯而易見的特征。但這樣的分析卻不能回答，詩人選擇宏闊意象，為什么一定要是“韃靼海峽”，而非其它？安西冬衛本人曾經表示：這個意象，不能用其它海面，諸如日本國內的瀨戶內海或者太平洋等進行置換53。他在敘述《春》的最初創作構思時說：

如果一定要明確說出作者置于詩作深層結構里的設想，我想必不可少的要素，可能是平假名“蝴蝶”和漢字“韃靼”所具有的強烈的外形對比，以及由此抽象出來的形而上的精神對比的美。

“蝴蝶”用的是舊式假名，韃靼就是中國語里的達達、塔塔或者塔塔兒。

這種疊音詞所產生的聲息恍惚的世界，令我陶醉不已。堅信生機昂然的春天到來的原因，就在這里。54

作為《春》的作者，安西冬衛本人的解釋當然具有無可替代的權威性，本文開頭引述的那些解說，可能都受到了安西自述的誘導。但需要指出的是，安西其實忘記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這首詩最初發表在《亞》雜志第19號（1926年5月）時，使用的詞語是“間宮海峽”，55直到1929年收入詩集《軍艦茉莉》時，他才把“間宮”改為“韃靼”。盡管兩個詞語所指的是同一地點，但這一細節無疑使上面引用的安西自述失去了基本前提，而為我們探尋觸發安西意象聯想的深層因素提供了線索。

在這樣的意義上，了解《春》里出現的海峽在近代被發現和命名的歷史，應該是一個關鍵所在。這條海峽，本是位于薩哈林島（中文名庫頁島，日文名樺太島）與亞洲大陸之間的一條狹長水道，但直到18世紀末期，還沒有進入歐洲地理學的知識視野。1787年法國探險家拉比魯茲曾航行至此，便因被淺水所阻而認為無路可通；10年以后，英國人布羅頓至此也遭遇到同樣障礙。56那么，日本人是何時了解到這條海峽的存在的呢？一般的日本近代史著述都認為，自19世紀初年起，隨著俄羅斯不斷東擴殖民，日本日益感受到北部邊疆的壓力，北上拓邊的意識也日益高漲，德川幕府因此先后派遣人員，到以往被稱為“蝦夷”之地北海道和樺太島踏查。1809年，幕府派遣的探險家間宮林藏（1775—1844）實地查清薩哈林為一個孤立的島嶼，發現了海峽的存在，間宮的姓氏因此成了對這條海峽的命名。57一本通行的中學地理教學參考書在“間宮林藏”條目下這樣記述：“1800年左右，赴千島?樺太探險，證實樺太不是半島，而是一個島嶼。（該島）與大陸之間的海峽稱間宮海峽”。58間宮林藏發現了間宮海峽，間宮海峽因間宮林藏而得名，這在日本已經是定論和基本的歷史常識。

但有必要指出，這個“發現的故事”背后其實還有故事，而這些故事的線索，就記錄在間宮林藏自己的《東韃紀行》里。《東韃紀行》是間宮1809年9月踏查歸來后提交給江戶幕府的報告書，題目上的“東韃”，指的是當時清朝中國管轄的黑龍江下游地區。據間宮林藏自述，1808年7月他奉命二下樺太，在東海岸尋找俄羅斯和清朝中國的邊界，久尋不得，最后詢問當地土著居民，才得以知道“樺太地方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島嶼，沒有和大陸連接”。59遂于1809年7月2日搭乘土著人的船只，渡過海峽到了“東韃”。和間宮林藏同船前往“東韃”的庫頁/樺太住民們的目的，是到黑龍江下游一個名叫“德楞”、駐有清朝中國政府派出機構的地方，貢獻土特產并參與貿易，隨行的間宮也因此得以親眼目睹了 “朝貢邊貿”的別致儀式和熱鬧場面，并受到主持其事的清朝官吏的禮遇。60同年8月6日他再次跨越海峽回到樺太島后，便開始有意識地調查清朝中國和島上住民的關系，獲悉很早以前即有清朝官吏率眾登島，驅趕強盜，任命部落酋長，整頓社會秩序，并確立了“朝貢邊界貿易”的制度。從島上住民出示的當年清朝官吏留下的文書上，間宮林藏知道這一事件發生于在乾隆十二年。61

當然，間宮林藏還不知道，其實早在1616年努爾哈赤統一滿洲各部不久，就把庫頁島劃入管轄范圍。62而在18世紀初期刊行的康熙《皇輿全覽圖》上，已經標明庫頁是個獨立的島嶼。但在《東韃紀行》里，間宮林藏確實沒有過分夸張“韃靼海峽”的發現。江戶幕府給了間宮豐厚的獎賞，也沒有對他的“發現”大肆張揚。這主要因為，間宮的跨海出境在鎖國時代的日本本屬嚴重違禁，而他的“發現”在當時也屬于需要嚴加保守的國家機密范圍。最先公開褒揚間宮林藏的是德國學者施福多（V. Siebold,1796–1866）,這位醫生兼博物學家1823年來到日本后近乎狂熱地搜集有關日本社會制度、風俗人情、山川形勝、動物植物、書籍、器具等各類資料，包括間宮林藏的探險紀行和繪制的地圖，甚至因此被懷疑為別有用心的偵探，1828年遭拘禁審訊，許多和他有聯系的日本人也慘受牽連。據說“施福多事件”的告密者之一便是間宮林藏，63但施福多被日本的幕府政府驅逐出境后，1829年即在德國地理學會的學術報告會上發布了間宮林藏的發現，首次把“韃靼海峽”稱為“間宮瀨戶”、“間宮海峽”，64后來又在自己的著作《日本》（1832—1854）中翻譯、引錄了《東韃紀行》，使間宮林藏的名字和“間宮海峽”在歐洲學術界廣為人知。65

1859年施福多獲準再度來日本，并一度被幕府聘為顧問，表明他的日本研究、包括對間宮林藏業績的宣揚都得到了肯定。此時間宮林藏早已經去世，免去了兩人見面的難堪。但在此之前，俄羅斯探險家涅維爾斯科依也率領艦隊穿越韃靼海峽，并于1850年8月1日發布通告，宣稱韃靼海灣周圍、薩哈林島以及黑龍江沿岸地區，皆已歸屬俄羅斯帝國的管轄，66此后日俄兩國在這一地域的角逐愈演愈烈，1869年8月，日本明治政府成立的第二年即宣布樺太島屬于自己領有。1875年，日、俄達成暫時妥協，俄羅斯用千島群島換得薩哈林全島，但1905年俄羅斯在日俄戰爭中戰敗，日本作為戰勝國，不僅奪得俄羅斯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相關權益，還迫使俄羅斯割讓出薩哈林島的南半部，韃靼海峽成為日本控制的海域，而間宮林藏發現海峽的故事也被重新提起。1905年4月日本軍隊占領樺太島時，為特別紀念間宮林藏的功績，追贈給他“正五品”的官位。67隨后滿鐵總裁室也把滿鐵大連圖書館收藏的《東韃紀行》手寫本找出來重印，由滿鐵庶務課作為“非賣品”發行。68

了解上述的歷史，了解了間宮林藏發現“間宮海峽”的故事在殖民地不斷再生產的過程，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安西冬衛登上大連市區的高崖，“目接蜿蜒伸展的大連灣海光”，腦海里“雷擊般閃現出的意象”，69會是間宮海峽。這看似毫無關聯的越軌奇想，內里其實是有軌跡可循的。其中，間宮海峽和大連海灣同處北方的地理位置，固然是喚起詩人聯想的因素之一，但更主要的，無疑還在于這兩片海域和近代日本對外擴張的關系。作為生活在殖民地的青年詩人，安西矚望大連海灣，遙想當年殖民拓邊者的業績，眼前浮現出以開拓北方疆土的先驅間宮林藏的名字命名的海峽，不是很自然的思路嗎？

但是，在《春》發表三年以后，安西冬衛為什么又把“間宮海峽”改成了“韃靼海峽”？安西自己所反復強調“韃靼”一詞雙聲疊韻的魅力云云，或許是原因之一，但“韃靼” 一詞在日語表述中出現的變化，更可能是促使他改動詩句的因素。如眾所知，“韃靼”本是一個古代部族的名稱，被蒙古消滅，但到明代竟成為對蒙古的稱呼，有時也被用來泛指中國北方所有的少數民族，其內涵和外延的變革，無論在漢語還是日語的語境中都相當復雜，此處無法詳細梳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近代以來，在日語的表述里，“韃靼” 一詞多在泛指地域和民族的意義上使用，既指中國東北地區，又指居住在那里的原住民族，如間宮林藏《東韃紀行》的“東韃”即屬此類，其指稱范圍有些類似“滿蒙”，當然后者使用的頻率更高。尤其是自19世紀末期日本政府公開提出“大陸政策”之后，“滿蒙”一詞在日本成為流行用語，關于中國東北和蒙古—亦即日人所謂“滿蒙”地區的歷史、地理的研究，也成為日本學術界最熱門的課題。早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就有日本軍人和御用學者進入“滿洲”測繪地形，考察風俗民情和歷史遺跡。日俄開戰以后，日方組織了人類學、歷史考古學專家隨軍同時在遼東半島進行考察。日俄戰后，滿鐵本部專門在東京設立了“地理歷史調查部”，從1915年起，和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合作陸續刊出“研究報告”。在這股“滿蒙學”、“滿鮮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熱潮中，“韃靼”也被重新提起，1918年12月滿鐵刊印的《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五冊上，就登載了箭內亙撰寫的《韃靼考》。70而在“滿洲”殖民地內，也有人對“韃靼”研究傾注了熱情，其代表人物就是后來出版了題為《韃靼》論文集的衛藤利夫（1883—1953）。不過，他關注的重點，不是“韃靼”部族和詞源的源頭，而是被混稱為“東韃靼”的“滿洲”和“滿洲人”。

衛藤利夫是滿鐵圖書館的頭面人物，但在來“滿洲”之前，他的經歷并不順遂。就讀帝國大學預科期間，他因參與抗議外務省官僚利用特權安排子女轉學的學潮而受到處分，失去進入帝國大學本科的資格，只能以不能拿到學士學位的“選科生”身份進入東京帝國大學。711912年大學肄業后，因為無資格和東大精英一樣在政界、財界出人頭地，衛藤只好靠翻譯投稿謀生。1919年7月，他來到大連，進入滿鐵大連圖書館，1920年即成為滿鐵奉天圖書館的主管。

安西冬衛是和衛藤利夫是同一年來到大連的，在大連是否有過直接接觸，不得而知。但《亞》創刊以后，很快成為衛藤的愛讀書。72并且，非常湊巧的是，在安西感受到“韃靼”一詞魅力的時候，衛藤也正在熱心搜集、考證有關韃靼的文獻。1930年，亦即安西冬衛把 “間宮”改為“韃靼”的第二年，衛藤利夫完成了長篇論文《康熙帝與南懷仁》，廣征博引，考察南懷仁1682年陪同康熙皇帝巡訪中國東北地區時寫下的《韃靼旅行記》的各種版本及其在歐洲的流傳，并將南懷仁的文章翻譯成了日文（日譯題為《南懷仁的滿州旅行記》）。為什么衛藤利夫會對南懷仁的這段故事突發思慕之幽情？他在文中曾附帶做過說明：“經歷了三百五十年的歲月間隔，我們現今恰好就置身于南懷仁書寫的旅行記的現場：滿州”。73同一時期，衛藤在滿鐵圖書館主辦的《書香》雜志第14號（1930年5月1日發行）發表的短文《談韃靼》，同樣采取這種借談古以論今的方式，特別強調自己現今置身的現場和這個古代部族的關系，衛藤稱自己現在的住地就是“東韃靼的古都”。而講述到當年康熙的車隊經過撫順的時候，他還情不自禁地插上了類似“畫外音”的感嘆：“不管是康熙，還是南懷仁、高士奇，他們做夢都想不到這里的地下，埋藏著東洋無比巨大的財富”。衛藤說的巨大財富，無疑是撫順地下的煤炭儲藏，日俄戰后，由滿鐵壟斷開采。從衛藤的得意之情，不難看出，在日本國內的坎坷際遇，與在殖民地的順遂得意，已經使這位反抗官僚特權的熱血青年轉而成為了殖民政策的擁護者。

而為《韃靼》初版本作序的加藤新吉則把衛藤的動機說得更加清楚，他說：衛藤之所以熱心追溯這些歐洲人深入滿、蒙的記錄，是因為這些先驅者們的事跡引起了他的共鳴。“衛藤先生自己就是滿州開拓的先驅 ”。他“追慕先人的足跡，在古韃靼之地，我們今天立足的地方，在至今尚無道路的心靈荒野中跋涉”。加藤特別注意到“韃靼”這個書名：

韃靼，這是一個在唐代已經出現、曾遠征到中亞的歷史古老的（部族）的名字。從日本海北岸、韃靼海峽之涯，到突厥斯坦，這片地域是他們的故鄉。現在，他們的故地和這里的居民，正以新的名稱和形式登上現代的舞臺。這就是滿州、蒙古。以日本為指導者的東亞民族的復興，未來的嶄新的歷史，已在韃靼故地寫下了第一頁。在這一意義上，韃靼又是一個最新鮮的名字。衛藤先生選擇這個名稱，應該有這樣的寓意在吧。74

綜上，可以看到，從間宮林藏的“東韃”探險，到箭內亙、衛藤利夫等對“韃靼”歷史、文化的考論，其實存在一個既連續而又不無變化的線索。“韃靼”，或者用日語中更通行的表現來說：“滿蒙”，首先是作為一個地域概念，作為覬覦和探察的對象，進入日本的殖民規劃之內的。但是，在日本武力占領“滿蒙”，成為“韃靼”故地的新主人之后，情況則有所變化，怎樣敘述出新殖民者與“韃靼”故地的文化連帶故事，成為當務之急，于是“滿蒙學”應運興起，以“學理”的方式，委婉曲折地把“韃靼”地區的歷史嫁接到日本殖民者的歷史脈絡上，“韃靼”也由此纏繞上了復雜的隱喻意義。如果把安西冬衛改“間宮”為“韃靼”的行為放在這一線索上考察，應該能夠看出，安西的改動，非但不會淡化和掩沒日本殖民先驅間宮林藏的功績，反而會把間宮當年踏查“東韃”的行為，和他的后繼者們在“韃靼”故地的殖民事業，詩意地聯系起來。而“韃靼”這個詞語，在以往的日本詩歌中，又是一個絕少被使用的詞語，引進這個陌生的“詩語”，它的復雜字形和發音，特別是它在現代殖民地語境中產生的隱喻意義，無疑會以陌生化的修辭效果，在日本詩歌中引發新鮮的回響。從這樣的意義，可以說，殖民者開拓新疆域的欲望，與現代主義詩歌開拓新詩藝的嘗試，都恰倒好處地交匯到了安西冬衛的詩句改動之中。

五、附 語

本文所努力發掘和恢復的《亞》詩刊當年所依托的政治地理場景，在《亞》詩刊存在的當年，完全構不成問題，因為在當時日本讀者和評論家的心目中，殖民都市大連和《亞》詩刊本來就是互為依托，不可分離的。《亞》社1925年在三越百貨店舉行詩展時，一位來自東京名叫武井謙的參觀者寫下的觀后感，表達的就是這樣的印象：

我是第一次來這里旅行。天空是這樣明朗，海港是如此雄壯，街道是這么美麗！富麗堂皇的建筑，色澤鮮亮的街樹，一應俱全的文化設施，讓我目眩神迷，驚嘆不已。但比起這些，還有更讓我震驚的，那就是三越樓上《亞》社主辦的“詩展覽會”。在東京，我也曾看過兩三處詩展，但無論是展廳的設備，還是內容（作品），都達不到如此完美程度。75

認為殖民都市風情構成了《亞》詩人們的藝術特色，而《亞》詩刊則給殖民都市風景增添了靚麗色彩，在當時并不是武井謙一個人的看法，而是一種比較普遍的認識。1927年末《亞》決定停刊，曾有五十多位著名詩人、作家撰文發表感想，他們在夸贊《亞》詩人們新鮮詩藝的時候，普遍強調了“外地風情”的因素。如新居格和角田竹夫就都談到了《亞》詩刊所流溢的“內地所無的氛圍”和“芳香濃郁的異國情調”，已經在日本國內詩壇嶄露頭角的竹中郁也稱譽《亞》是“支那海中的一顆珍珠”，76另外一位居住在日本本土的詩人伊藤信吉甚至給《亞》冠上了“遠方大連的文明”的定語。77他們表達的都是類似的感受。

1927年12月，《亞》正式停刊。自1924年11月創刊算起，這份同人雜志存立了3年又2個月，共刊行4卷35期。《亞》的停刊并不是一個凄涼的結局，它的早期同人，如北川冬彥，早已成為東京主流文壇的活躍人物，一直居住在大連的安西冬衛和瀧口武士，此時也具有相當廣泛的文學名聲。1928年，他們都成為了在東京刊行的現代派雜志《詩和詩論》的同人，并且是其中的骨干和中堅。而在《亞》停刊后，在大連，也有新的詩刊出現，如1929年創辦的《戎克》雜志，其主干成員就有參與《亞》社活動者，如加藤郁哉。這批后起的詩人，都自覺認為是在繼續《亞》的事業，都愿意在“滿洲文學”譜系中確定《亞》的前輩位置，以及自己和《亞》詩人們的親緣關系。直到1942年，著名詩人、詩論家春山行夫（1902—1994）梳理“滿洲”詩歌發展譜系，仍然把《亞》社詩人視為先驅，認為“正因為關東州曾經產生過安西冬衛、北川冬彥、瀧口武士等現代詩人，所以才詩人輩出”。78應該說，有意回避甚至切斷《亞》詩人群和殖民地的關系，抽除他們詩作的殖民都市場景，而把對他們詩作的解釋集中到空洞的詞語、意象分析，主要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失敗以后的事情。本文前面引述的有關《春》的形式主義解讀，就都出現在1950年代以后。這不是很耐人尋味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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