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學者對于此詩的教喻作用很少理會，更感興趣的是如何從中提取社會史史料，考察公元前8世紀的社會生活，特別是希臘中部比奧提亞地區(qū)偏遠小村莊的農(nóng)村生活。由于《農(nóng)作與時日》涉及了詩人所處時代的現(xiàn)實問題，其中必然包含一些有價值的社會史材料，但是赫西奧德并非“社會史材料”的被動記錄者，而是作為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詩人使之服務于詩篇的教喻作用，因此在解釋這些史料之時，我們必須兼顧詩人的教喻目的。那些過度關注詩歌里的史料內容而將之與其余部分割裂開來的做法，會導致史料解釋的偏頗。有感于此，本文著重考察《農(nóng)作與時日》研究領域里西方學者近年來關注較多的兩則社會史問題：（一）詩人塑造的包括父親與兩個兒子（即赫西奧德和佩爾西斯）在內的這個家庭究竟屬于哪個社會階層；（二）被詩人譏為“貧苦的村莊阿斯克拉（Ascra）”與鄰近的城邦特斯比亞（Thespiae）之間有著怎樣的政治經(jīng)濟關系。在評述相關實證性考據(jù)的同時，本文從詩歌的內在理路尤其是它的教喻目的來審視相關文本證據(jù)，糾正這些考證的偏頗之處，并力圖表明，這兩則基于詩歌文本解讀的社會史問題需要同時從思想史的角度加以衡量。

    父與子：普通平民抑或沒落貴族？

    從整體上看，《農(nóng)作與時日》所具有的教喻作用體現(xiàn)于詩人設計的一個“戲劇性”場景（27—41行，以下只標注數(shù)字）：父親死后，弟弟佩爾西斯靠賄賂王爺“獲得了較大的一份”遺產(chǎn)，但此后卻終日游手好閑、不務正業(yè)，將遺產(chǎn)揮霍殆盡，此刻又向赫西奧德乞求救濟，并威脅說如若不從便要挑起訴訟，受此激發(fā)詩人創(chuàng)作了長詩，用以訓誡兄弟，并勸諭世人。類似的第一人稱敘述在赫西奧德的詩作里有好幾處，② 以往一直被簡單當作詩人的“自傳性”材料看待。近來有部分學者指出，不必拘泥于字面來理解這些所謂的“自傳性”段落，必須以一種更精細的方式來考察赫西奧德的第一人稱陳述在其詩歌語境中所起到的作用。其中最具爭議性的是哈佛大學古典學系教授格里高利·納什的看法，他認為“赫西奧德”像“荷馬”一樣，并非歷史上實有其人的詩人之名，而是詩人塑造的“人物”。③ 根據(jù)這種觀點，將“赫西奧德”的第一人稱陳述等同于詩人的自傳恰恰犯了將人物等同于作者的簡單錯誤。本文不擬在此探討“赫西奧德”是真實抑或虛構這一或許無法解答的問題，但在筆者看來，既然《農(nóng)作與時日》里的詩人試圖將其塑造的家庭置放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經(jīng)濟背景之中，這就給了我們空間，在兼顧其文學作用的同時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來考察詩人所塑造的家庭。④

    有關這個家庭，學者們關注較集中的一個問題是其所屬的社會階層：赫西奧德描繪的是一個“沒落貴族”抑或“普通平民”家庭？讓我們首先來了解詩人父親的生涯：

    大傻瓜佩爾西斯，正如你我的父親，

    由于缺乏好的謀生之計，曾經(jīng)常常揚帆出海。

    有一次他乘坐黑色的航船離開愛奧利亞的庫邁

    越過廣闊的海域來到這個地方，

    不是為了逃避財富、豐饒和幸福

    而是為了逃避宙斯加給凡人的可怕貧窮。

    他定居在毗鄰赫利孔山的一個貧苦村莊

    阿斯克拉，這地方冬天寒冷，夏季酷熱，從不適宜。⑤據(jù)此說法，赫西奧德的父親來自小亞細亞愛奧利亞（Aeolia）地區(qū)的城市庫邁（Kyme），在那里為了維持生計從事海上貿(mào)易。然而，風險很大的海上貿(mào)易不曾讓他擺脫貧窮，因而不得已遷居希臘本土比奧提亞（Boeotia）境內位于赫利孔山（Helicon）東麓的村莊阿斯克拉。眾所周知，公元前8世紀的下半葉，希臘人開始了又一次移民活動，從希臘本土向小亞細亞、意大利南部乃至更遠的地區(qū)大規(guī)模移民，但是赫西奧德父親的這種“反向移民”令許多學者迷惑不解：為什么他愿意從更富庶的小亞細亞返回希臘大陸，靠墾荒種地勉強糊口？⑥ 一種猜測是，赫西奧德的父親離開庫邁的初衷是想與其他商人一起移民到意大利坎帕尼亞地區(qū)的庫米（Cumae），但由于種種原因他在途經(jīng)阿斯克拉時停留下來并定居在這里，墾殖了一些荒地，靠著辛勤的勞動使之變成一片欣欣向榮的農(nóng)場，并把它作為遺產(chǎn)平分給了兩個兒子，使他們能依賴自己的一份田產(chǎn)過上小康生活。

    更令學者感興趣的問題是，關于赫西奧德父親社會階層的這個段落能告訴我們什么？維拉莫維茲曾經(jīng)揣測，赫西奧德的父親出身于非貴族階層，但在定居阿斯克拉之時卻佯裝成貴族并蒙騙了當?shù)鼐用瘛＂?徹斯特·斯塔爾同意非貴族出身的說法，不過他認為赫西奧德的父親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成為所謂的“半貴族”，這是斯塔爾假想的一個由中產(chǎn)農(nóng)民組成的社會階層，其成員的社會等級可上可下。⑧ 同樣，社會地位的流動性這個主題在貝內戴托·布拉沃對于本詩的釋讀中占據(jù)了核心位置。⑨ 基于對古風早期的海上貿(mào)易所作的深入研究，⑩ 布拉沃試圖證明當時貴族是唯一從事這項活動的階層，因此赫西奧德的父親實際上是一位沒落貴族，參與了職業(yè)性的海上貿(mào)易活動，而他的兩個兒子也相應地屬于沒落貴族階層。布拉沃推論，《農(nóng)作與時日》針對的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即沒落貴族，并且教導他們如何憑借誠實無欺的農(nóng)業(yè)勞動而非充滿風險的貿(mào)易活動重新使自己的社會地位穩(wěn)步上升。

    以上各家的解釋對本段落從屬的語境都沒有給予充分的關注。這個段落出現(xiàn)在所謂的“海上航行”（Nautilia）篇章里，在此詩人就航海和海上貿(mào)易向自己的兄弟提出了忠告。(11) 從中我們得知，詩人對于海上貿(mào)易的態(tài)度模棱兩可：一方面他認為海上貿(mào)易是“頭腦昏昏者”在希望避免債務和饑餓時不得已而為之的活動，(12) 另一方面他又承認它會使人獲利，殷實的農(nóng)民也可以偶爾藉此增加財富。(13) 但是，航海伴隨著極大的危險，要冒傾家蕩產(chǎn)的風險，所以如果佩爾西斯堅持要從事此項活動，他就應該像農(nóng)夫那樣，從事季節(jié)性的貿(mào)易，出售他的剩余產(chǎn)品。換句話說，海上貿(mào)易不能替代農(nóng)耕，而只能作為后者的補充。赫西奧德在這里所描述和稱許的貿(mào)易類型，阿爾豐索·梅勒（Alfonso Mele）認為是所謂的ergon貿(mào)易，即主要是農(nóng)民由農(nóng)作（erga）產(chǎn)出的日用必需品的買賣，并且僅是農(nóng)民從事的活動之一；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所謂的prexis貿(mào)易，即貴族從事的職業(yè)貿(mào)易，買賣的是諸如金銀、象牙等奢侈品。(14) 出于對海上貿(mào)易的這種兩可態(tài)度，赫西奧德在“海上航行”這一篇章里尤其強調航海必須遵守時令、把握尺度。因此，他重提了父親的例子來勸諭佩爾西斯。在上引段落里，父親的生涯被當作反面典型：他試圖作為一名職業(yè)商人來維持生計卻失敗了，于是放棄了貿(mào)易活動，只得定居在阿斯克拉以耕種來養(yǎng)家糊口。(15) 可見，想要通過海上貿(mào)易謀求“財富、豐饒和幸福”是多么地不明智，只有在土地上的辛勤勞作才是最可靠的生活方式。佩爾西斯不應該效仿父親專事海上貿(mào)易，(16) 而應該遵照赫西奧德的教誨，以務農(nóng)為本海上貿(mào)易為末。從詩人的教喻目的出發(fā)，不管父親是否屬于“沒落貴族”（對此我們無從得知），只有他在阿斯克拉定居后像其他“普通平民”那樣辛勤勞作的生活才是值得效仿的。

    由于佩爾西斯是這篇勸諭詩的主要針對者，亦有學者試圖通過分析詩人如何稱呼和描述其兄弟來推斷后者（以及赫西奧德自己）的社會階層。例如，詩人對王爺們講述了“老鷹與夜鶯”的寓言之后，立即轉向佩爾西斯并以如下的方式勸告他：

    噢，佩爾西斯，要傾聽正義，不要滋長邪惡，

    因為邪惡帶給卑賤者（deilos）不幸，即便高貴者（esthlos），

    也不能輕易承受它，也會被它壓垮，

    一旦他遇上災禍……(17)許多學者認為，這里的兩個關鍵詞deilos和esthlos明顯具有社會階層的含義。韋斯特（M. L. West）的注釋頗具代表性，他斷言，這兩個詞指的是“社會地位的低與高；顯而易見，佩爾西斯是‘低等人’，并非王爺中的一員”。(18) 誠然，在上面的段落里，deilos和esthlos是緊跟在為王爺們述說的寓言之后出現(xiàn)的，兩者似乎應該分別指代佩爾西斯和王爺，因而增添了諷刺意味。但在另一處（299），詩人在稱呼佩爾西斯時卻使用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短語“dion genos”。在其他早期詩歌里出現(xiàn)時，這個短語（直譯為“神的后裔”，意譯為“出身高貴的”）指的都是宙斯的子女如狄奧尼索斯或者阿爾忒彌斯，而凡人能享有這個稱號的必定是貴族出身的英雄。那么，“出身高貴的佩爾西斯”如何與前面所提到的“卑賤者”協(xié)調呢？維拉莫維茲的解釋如前所述，出身低微的父親在定居阿斯克拉的時候對當?shù)鼐用裱鹧b成貴族，在這里詩人用這個稱呼來提醒他的兄弟：他們的父親所宣稱的貴族出身，并借此來激勵他。(19) 布拉沃則直接把這個短語與前文提到的赫西奧德的父親從事職業(yè)性的海上貿(mào)易聯(lián)系起來，作為支持自己關于赫西奧德家沒落貴族出身的有力證據(jù)。(20)

    針對deilos和dion genos之間的矛盾，目前比較通行的解決辦法是，強調后者是一個固定的程式化短語，來自赫西奧德所依循的口頭詩歌傳統(tǒng)，因此不能拘泥于字面意思來理解，而是要領會其反諷作用。(21) 對此筆者表示贊同，但是需要補充的是，如果從各家所忽視的dion genos這個短語與之前的詩句所存在的呼應來看，這種反諷作用恰恰服務于詩歌的教喻目的。在這個段落里詩人向佩爾西斯解釋說：

    自己能思考一切事情，能慮及眼前之事

    以及終極之事的那位，是至善者；

    能聽從好言好語的那位，也不失為善者（esthlos）；

    可是自己既不思考，又不聽從別人勸說

    將之牢記在心的那位，是個無用之徒。

    然而你要時刻切記我的訓喻，

    出身高貴的（dion genos）佩爾西斯，要努力勞作……(22)這個段落對詩人為自己所塑造的教育者形象具有重要意義，筆者在別處已有較詳細的討論。(23) 概而言之，“自己能思考一切事情”的“至善者”指的是詩人自己，詩人告誡佩爾西斯要努力從“無用之徒”轉變成“善者”，而轉變過程則是通過聽從詩人的“好言好語”，并將詩人的訓喻“牢記在心”。正是此時，詩人稱呼佩爾西斯為dion genos（“出身高貴的”），借諷刺來鼓勵他：雖然他稱不上“出身高貴的”，但也不應甘為第三類的“無用之徒”，而應該向第二類的“善者”看齊。如果聯(lián)系前文，這里的esthlos一詞已從它所標志的社會階層向德性的含義引申，詩人似乎故意在模糊出身高貴與低賤之間的差別，只要佩爾西斯愿意接受詩人的訓喻就也能成為“善者”。這恰恰是詩人的教喻目的之所在：“善者”不僅僅是像“王爺”那樣由社會階層所決定，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可以通過遵循和實踐詩人的“訓喻”而努力成為“善者”，佩爾西斯雖然出身普通平民，卻同樣能夠憑借“努力勞作”躋身于“善者”。

    “貧苦的村莊阿斯克拉”：城邦與正義

    第二則社會史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小村莊阿斯克拉的社會定位。阿斯克拉是一個由許多獨立的oikoi（oikos的復數(shù)）組成的共同體，oikos為最基本的社會和經(jīng)濟單位，包括了家庭和家庭成員耕作的田產(chǎn)（klēros）。從赫西奧德給兄弟的諸多建議所提供的信息中，我們可以拼合成一幅典型的、管理有方的oikos的圖景：農(nóng)夫與他的妻子至少生有一子（271，376—377）；他們擁有兩頭公牛（436—437），有一名40歲的傭工幫他趕牛耕田（441）；偶爾還雇用一名貧窮的不屬于任何其他oikos的“雇工”（thēs，602）；耕種（468—471）、收割（573）、打谷（597）以及建造谷倉（502—503）的時候都有奴隸做幫手，此外還有女仆。這個規(guī)模不小的家庭主要從事谷物生產(chǎn)、葡萄種植和家畜飼養(yǎng)。若干個這樣相互獨立的oikoi在小村莊里比鄰而居。它們之間的鄰里關系頗為重要。赫西奧德坦言，“壞鄰居是一大災禍，而好鄰居是一大福祉（346）”，因此他建議佩爾西斯“邀請住在你附近的人”來進餐，增進彼此間的情誼。與此同時，鄰里間還存在由“有益的不和女神”激發(fā)的競爭關系：“一個人看到別人因勤勞而致富，因勤于耕耘、栽種而把家事安排得順順當當時，他會因羨慕而變得熱愛工作。鄰居間相互攀比，爭先富裕（21—24）。”

    這樣一個由許多oikoi構成的共同體與外部世界尤其是與鄰近的城邦特斯比亞有著怎樣的關系？阿斯克拉是自給自足的，還是在政治經(jīng)濟上依附于特斯比亞？赫西奧德在詩篇里并沒有提到特斯比亞的名字，但可以推測，佩爾西斯所熱衷的法庭爭訟（29）以及王爺們“主持”正義的地點均在特斯比亞。(24) 問題的焦點是，這些特斯比亞的王爺們是否以及如何從經(jīng)濟和政治上控制阿斯克拉的農(nóng)民？

    法國學者愛德華·維勒在1957年發(fā)表了一篇題名為《古希臘土地制度探源：荷馬、赫西奧德與邁錫尼背景》的論文，(25) 認為《農(nóng)作與時日》的歷史背景是一場土地危機。作者以梭倫時期的雅典為參照，提出詩篇里所描述的發(fā)生在兩兄弟間爭執(zhí)的原因在于土地缺乏以及分配不均。他的主要文本證據(jù)除了詩篇的37—39行提到的分割遺產(chǎn)，還有第341行“你因而可以獲得別人的田產(chǎn)，而不是別人獲得你的”。(26) 他據(jù)此提出，當時的遺產(chǎn)繼承制度將土地在男性繼承人中間平均分配，使得后代擁有的土地越來越少，最終導致小塊土地無法養(yǎng)活一個oikos，而土地的所有者被迫向更富裕的大地主借貸進而一步步陷入欠債的深淵。出于宗教和道德上的原因，oikos擁有的田產(chǎn)不得轉讓所有權，因此這些一貧如洗的農(nóng)民不得不成為自己土地的“租賃者”，用收成的一部分來歸還原先的借貸。通過這種方式，在土地所有權沒有轉讓的情況下，富有的貴族階層和大地主也能完全控制他人的田產(chǎn)，而特斯比亞的那些“吞噬禮物的”王爺們正是欺壓阿斯克拉農(nóng)民的本地貴族。

    維勒的觀點曾經(jīng)頗具影響力，然而我們必須謹慎對待這個解釋模式。首先，不能不加區(qū)別地把梭倫時期的大城邦雅典的歷史境況應用到一百多年前的小村莊阿斯克拉之上，我們不能假設兩者之間有足夠的相似之處來進行這種類比。其次，盡管《農(nóng)作與時日》一開始就提到了兄弟倆分割父親留下的田產(chǎn)（37），詩人并沒有暗示，被分割之后的田產(chǎn)將不足以養(yǎng)活兩個家庭中的任何一個。(27) 恰恰相反，詩人不時地強調只要佩爾西斯辛勤勞作就能過上小康生活，只要聽從他所給出的有關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家畜飼養(yǎng)以及海上貿(mào)易的種種指導也能擁有如上文所述的管理有方的oikos，而這個oikos有著包括男主人、妻子、兒女、兩名或更多的男奴以及一名女奴在內的為數(shù)不少的人口。如此看來，赫西奧德的阿斯克拉并沒有處于土地危機的泥淖之中。

    在新近出版的一本題名為《赫西奧德的阿斯克拉》的專著中，美國學者安東尼·愛德華茲討論了《農(nóng)作與時日》的社會歷史背景，并對其中所有相關文本證據(jù)做了一番徹底的重新審視。(28) 他摒棄了維勒的“阿斯克拉農(nóng)民受到特斯比亞王爺壓迫”的解釋模式，并根據(jù)對文本證據(jù)的重審得出了如下結論：“《農(nóng)作與時日》里的阿斯克拉體現(xiàn)了遠不如荷馬的城邦那樣復雜的共同體類型，這種類型先于荷馬式城邦及其巴西琉斯而存在，并且在希臘許多地區(qū)一直深入古風時期，與新式城邦共存。”(29) 換句話說，阿斯克拉不處在從荷馬式城邦向梭倫時期的雅典的連續(xù)發(fā)展進程當中，而是屬于“黑暗時期”更為古老的共同體類型。在愛德華茲看來，赫西奧德所描繪的阿斯克拉根本不是一個常見的農(nóng)民共同體，因為它的內部結構沒有呈現(xiàn)出農(nóng)民共同體所具備的諸如互相依存、等級制度以及復雜性等典型特征。就對外關系而言，阿斯克拉獨立于特斯比亞保持著自治，而特斯比亞的王爺也沒有對農(nóng)耕者實施經(jīng)濟和政治上的控制。

    迄今為止，愛德華茲的專著最為系統(tǒng)地挑戰(zhàn)了“赫西奧德的阿斯克拉是農(nóng)民社會”這一正統(tǒng)觀點。他所得出的結論，如果被當作《農(nóng)作與時日》所反映的“歷史現(xiàn)實”，將會使得阿斯克拉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所以從文本證據(jù)得出的這些“實證性”結論需要從詩作修辭效果的角度加以平衡。《赫西奧德的阿斯克拉》的作者并沒有忽視這一點，在全書的最后一章給出了一個概述。他提出，《農(nóng)作與時日》建立在村莊與城邦（即阿斯克拉和特斯比亞）的對立之上，但詩人的修辭目的卻是通過分離對立中的“城邦”這一極并將之驅逐出村莊的視野之外來瓦解這一對立，從而將對立局限在村莊范圍內，納入村莊內部的貧富對立之中。赫西奧德運用了他所有的修辭才能想要說服佩爾西斯的是，村莊里的生活體現(xiàn)了正義和勤勞的美德，而城邦則是邪惡和懶惰的淵藪。(30)

    愛德華茲強調赫西奧德站在農(nóng)莊和農(nóng)莊上的勞作所實踐的正義那一邊，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赫西奧德有沒有像他所認為的那樣，在村莊和城邦之間建立如此極端的對立關系？村莊與城邦是否直接等同于正義與邪惡？這一點恰恰觸及了問題的關鍵：通過詩歌里所呈現(xiàn)的阿斯克拉與特斯比亞的關系，《農(nóng)作與時日》是如何應對正在興起的城邦的影響，只是簡單地將其排除在村莊的視野之外，還是以某種方式將村莊融入城邦生活之中？誠然，對于阿斯克拉的農(nóng)民來說，城邦處于他們生活經(jīng)驗的邊緣。赫西奧德勸說佩爾西斯遠離城邦的公共空間（agora），把浪費在那里的時間用于務農(nóng)，在村莊里以自己的oikos為中心去生活。只有這樣，宙斯的正義才能得到伸張并得以實現(xiàn)。隨著詩人教喻的步步推進，對正義的宣揚存在一個重心上的轉移：從同時涉及城邦的王爺和村莊農(nóng)民的正義到只涉及農(nóng)民農(nóng)業(yè)勞作的正義。不過，這一重心的轉移并不意味著城邦被排除在視野之外。作為正義的捍衛(wèi)者，赫西奧德充分意識到它需要整個城邦的合作：王爺和農(nóng)民必須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實踐正義。

    正義的這一性質在被稱作“正義和不義城邦的雙連畫（diptych）”的著名段落里鮮明地體現(xiàn)出來。在“正義的城邦”里（225—237），是一片安居樂業(yè)的和平景象：人們享用土地為他們出產(chǎn)的豐足食物，沒有饑荒和災禍，他們也無需駕船出海；山上橡樹的枝頭長出橡實，蜜蜂盤旋采蜜于橡樹之中，綿羊長出厚厚的絨毛；婦女生養(yǎng)很多外貌酷似父母的嬰兒。這個段落是對美好生活的憧憬，而這一切取決于城邦里的所有公民都要各司其職地履行正義：王爺們要對外邦人和本邦人都予以公正判決，絲毫不背離正義（225—226），(31) 而農(nóng)人則要心系勞作（231）。對比之下，“不義的城邦”里（238—247），人們不事稼穡強暴行兇；整個城邦往往因一人作惡而遭受懲罰，宙斯帶給他們饑荒和瘟疫，消滅他們的軍隊，毀壞他們的城墻，沉沒他們的船只。可見，在這兩個城邦里，宙斯主持正義的威力是施加在整個城邦之上的，并非僅僅針對農(nóng)民或者王爺。

    這幅“正義和不義城邦的雙連畫”構成了《農(nóng)作與時日》里“論正義”部分（202—285）的高潮，而這個部分是同時向佩爾西斯（213，274）和王爺們（202，248）宣講的。接下來的部分（286行以下）以“農(nóng)作”為主題，針對的僅僅是佩爾西斯，因為農(nóng)作能使他免除邪惡，但并不適用于王爺。然而，這兩個部分的關系是互補的：正義首先在整個城邦的層面上發(fā)揮作用，如同在“正義和不義的城邦”里，但對于農(nóng)民來說，也在農(nóng)作和oikos的層面上發(fā)揮作用。與其說《農(nóng)作與時日》的教喻作用是建立在村莊與城邦的對立之上，毋寧說是建立在“扭曲正義的”王爺與“捍衛(wèi)正義的”詩人之間的對立之上，因為城邦本身并非等同于邪惡，而是由于特斯比亞的王爺“吞噬禮物”扭曲正義，詩人赫西奧德不得不取而代之，向佩爾西斯宣告宙斯的正義，因此也就將重點轉移到了在農(nóng)業(yè)勞動中所實踐的正義之上。(32) 因此，《農(nóng)作與時日》里所呈現(xiàn)的“貧困的阿斯克拉”與鄰近城邦特斯比亞的關系實際上更多地體現(xiàn)了服務于詩人教喻目的的“正義”觀，而不應該被簡單地當作對“歷史現(xiàn)實”的直接反映。上述對愛德華茲的觀點即“阿斯克拉是由多個獨立的oikoi構成的自足的共同體”的糾正，意在表明，只有從詩人的意圖以及更廣泛的思想史的角度來衡量，才能避免社會史研究中出現(xiàn)的割裂文本內在理路的偏頗。

    注釋：

    ① 本詩原文名Erga kai Hēmerai，英譯名Works and Days，中譯名主要有《工作與時日、神譜》和《田功農(nóng)時》。《工作與時日》為通用譯名，但其中“工作”一詞疏于寬泛，并不特指赫西奧德主要討論的農(nóng)夫在田間的勞作。《田功農(nóng)時》頗為古雅，但由于詩中的“時日”部分談及的并不僅限于“農(nóng)時”，還包括其他各種活動的吉日和兇日，此譯名亦不甚精確。筆者因而改譯為《農(nóng)作與時日》。

    ② 除上述段落以外，還有《神譜》，22-34，《農(nóng)作與時日》，633-640、646-662等。以上數(shù)字為行數(shù)，下同。本文使用了《農(nóng)作與時日》的標準希臘文本兼注疏本，M. L. West, ed., Hesiod: Works and Days, edited with Prolegomena and Commentary,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78.中譯文為作者譯自原文，同時參考了張竹明、蔣平譯本（《工作與時日、神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

    ③ Gregory Nagy,“Hesiod and the Poetics of Pan-Hellenism,” in Gregory Nagy, Greek Mythology and Poe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6-82.

    ④ 為了避免繁復，以下行文中赫西奧德的名字不加雙引號，但要提請讀者注意的是，這并不意味著筆者斷定赫西奧德的歷史真實性。本文關注《農(nóng)作與時日》中塑造的“赫西奧德”，并不對歷史上的赫西奧德其人作出斷言。

    ⑤ 《農(nóng)作與時日》，633-640。

    ⑥ 古代已有人提出質疑，例如庫邁城歷史上最著名的市民，生活在公元前4世紀的歷史學家愛坡羅斯（Ephorus）就宣稱，赫西奧德的父親離開故鄉(xiāng)的真正原因不是為了經(jīng)營貿(mào)易，實際上是由于犯了兇殺罪而不得已亡命他鄉(xiāng)，參見Felix Jacoby, 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Berlin and Leiden: Weidmann and Brill, 1923-1958, 　70F　100.

    ⑦ 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Hesiodos' 　　Erga　, 　Berlin　　: Weidmann, 1928, p. 76.

    ⑧ Chester Star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Growth of Early Greece, 800-500 B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25-127.斯塔爾的“中產(chǎn)農(nóng)民”階層假設近來又出現(xiàn)了新的擁護者，參見 V. D. Hanson, The Other Greeks: The Family Farm and the Agrarian Roo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pp. 91-126; I. Morris, 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 Words and Things in Iron Age Greece, Malden, Mass.: Blackwell, 2000, pp. 163-168.

    ⑨ Benedetto Bravo,“Les Travaux et Les Jours et 　la Cité　,”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Classe di Lettere e Filosofia, vol. 15, 1985, pp. 707-765.

    ⑩ Benedetto Bravo,“Remarques sur les Assises Sociales, les Formes D'organisation et 　la Terminologie　 du Commerce Maritime Grec à l'époque Archaque,” Dialogues D'histoire Ancienne, vol. 3, 1977, pp. 1-59;“Commerce et Noblesse en Grèce Archaque.  Propos D'un Livre D' Alfonso Mele,”Dialogues D'histoire Ancienne, vol. 10, 1984, pp. 99-160.

    (11) 《農(nóng)作與時日》，618-694。對這個篇章的三分結構及詩歌影射的分析，參見R. Rosen,“Poetry and Sailing in Hesiod's Works and Days,”Classical Antiquity, vol. 9, 1990, pp. 99-113.

    (12) 《農(nóng)作與時日》，646-647。張竹明、蔣平的譯文是“一旦你把自己那顆迷誤的心撥正到做買賣上”，這里“撥正”兩字容易引起誤解，原文是說“轉移”（心思），沒有正面稱許“海上貿(mào)易”；比較第618行“倘若對風云險惡的航海的欲望攫住了你……”

    (13) 赫西奧德的態(tài)度從側面反映了當時職業(yè)貿(mào)易活動的迅速發(fā)展，參見前引Benedetto Bravo的論文，以及 D. W. Tandy, Warriors into Traders: The Power of the Market in Early 　Greece　,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Ch.　 3; C. M. Reed, Maritime Traders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　　 7.

    (14) A. Mele, Il Commercio Greco Arcaico: Prexis ed 　Emporia　, IV, 　　Naples　　: Cahiers du Centre Jean Bérard, 1979.

    (15) 阿斯克拉在這里被描繪成“冬天寒冷，夏天酷熱，從不適宜”，與該地實際上的氣候條件不符，可能是反映了其父初來乍到時的沮喪心情，以增加此處的勸諭效果。

    (16) 《農(nóng)作與時日》，633-634。張竹明、蔣平的譯文“要像你我的父親一樣常常揚帆出海尋找充足的生活來源”系誤譯，原因是他們沒有理解“父親”乃是反面例子。再者，641行詩人又轉向佩爾西斯，直接對他勸諭，使用了一個轉折性的小品詞de，其隱含的意思是“而你，佩爾西斯，（不要像我們的父親那樣），應當牢記所有農(nóng)活的時令，尤其是關于航海。”這層含義張、蔣的譯文也沒有表達出來。

    (17) 《農(nóng)作與時日》，213-216。張竹明、蔣平譯文簡單地把deilos和esthlos理解為“貧窮者”和“富人”，有失原文的意蘊。

    (18) M. L. West, ed., Hesiod: Works and Days, edited with Prolegomena and Commentary, p. 210:“inferior/superior in social standing. Clearly Perses is a deilos anēr, not one of the kings.”

    (19) 參見韋斯特對299行所作注釋。

    (20) Benedetto Bravo,“Les Travaux et Les Jours et 　la Cité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Classe di Lettere e Filosofia, p. 738ff.

    (21) 例如，P. Millett,“Hesiod and His World,”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vol. 30, 1984, p. 87; G. Zanker,“The Works and Days: Hesiod's Beggar's Oper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for Classical Studies, vol. 33, 1986, p. 27.

    (22) 《農(nóng)作與時日》，293-299。

    (23) 參見Wei Zhang,“The Poet as Educator in Works and Days,” Classical Journal, vol. 105, 2009, pp. 1-17.

    (24) 赫西奧德把阿斯克拉喚作kōmē（“村莊”），與polis（“城邦”）有所區(qū)別。在古代，阿斯克拉從來沒有成為城邦，一直屬于特斯比亞的領地。英國考古學家對特斯比亞及鄰近地區(qū)做了深入的考古工作（參見J. Bintliff and A. Snodgrass,“Mediterranean Survey and the City,”Antiquity, vol. 62, 1988, pp. 57-71）。

    (25) douard Will,“Aux Origines du Régime Foncier Grec. Homère, Hésiode et l'arrière-plan Mycénien,” Revue des tudes Anciennes, vol. 59, 1957, pp. 5-50.

    (26) 張竹明、蔣平譯本此處譯作“買得”、“買去”，不妥。在赫西奧德生活的年代，貨幣還沒有流通，這里的意思應該是“以物易物地獲得”。

    (27) 誠然，詩人建議只生一子，這樣財富會在家里增加，不過他緊接著說，宙斯也能輕易地給人口眾多的人家?guī)碡敻唬驗槿硕喔苫疃啵敻辉鲩L也快（《農(nóng)作與時日》，376—380）。

    (28) A. T. Edwards, Hesiod's Asc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29) Ibid.,“The Ascra of Works and Days represents a much less complex form of community than Homer's polis, a form that preexisted the Homeric polis and its basilēes and that continued to coexist alongside the newer polis well into the Archaic period in many parts of Greece.” p. 7.

    (30) A. T. Edwards, Hesiod's Ascra, pp. 176-178.

    (31) 張竹明、蔣平譯本把這一句的主語譯作“人們”，不正確。在赫西奧德生活的古風時代，普通人沒有審判權，只有“王爺”才享有這一特權。

    (32) 詩人與王爺之間恰恰存在這樣一種密切關系，這在赫西奧德的另一部詩作《神譜》（79-92）里得到了說明，因為兩者都受到繆斯女神的恩寵。參見Wei Zhang,“The Authority of the Poet in the Proem to Hesiod's Theogony,”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1, 2007, pp. 1-30.

轉自《歷史研究》(京)2010年1期第181～1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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