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在最初接觸日本時，就聽說了這個傳說。但真的要靠近它時,又覺得它對我們，是那么艱澀。

外國人和日本小孩一樣，興趣盎然，興致勃勃，喜歡討論、渲染、琢磨它的每個細節，但感受和道理，都不易說清。中國人尤其一邊覺得其中的古典似近又遠；一邊心情沉重，因為它和中國的現實，形成強烈的對比。

以前，我始終也沒有余裕--從正面觀察或賞味日本的古典。

誰知奢侈的夙愿，竟在闊別后實現。十數年后的深秋，踏著鮮艷的紅葉，我在半個日本，居然把四十七士的地點巡游一過。

在日本追尋"四十七士"的軌跡，這事對于一個中國人，有一點像是闌入又似升華的、說不清的滋味。

(一) . 赤穗城

赤穗城，在日本星羅棋布的"城"中，只算是一個小城。不只是面積，它比不了許多城那么形勢險峻，或者座落形勝之地。只有心靜下來仔細參觀，才明白這里的平緩海灘，給了赤穗以制鹽之利。這是一個理財有術的小國，雖然小，卻有獨特的富裕。

從火車剛剛下來，視野里一下就充滿了四十七士的廣告、宣傳畫、和各式商品的招牌。我莫名地興奮起來。

一個本地的小學女教師領我們參觀。

她領我們不是直奔城堡，而是先去了兩座廟：永應寺和花岳寺。那里有大石內藏助的親筆遺墨：他把一口鑄鐘獻呈給這座寺廟，處理后事另有雄圖的語氣含而不露。那里有某書家給堀部安兵衛的別詩："結發為奇士，前金那足言。離別情無盡，膽心一劍存"。一株忠義櫻，一棵不忠柳，還有一柄據說大石內藏助用它最后結果了仇敵性命的、九寸五分長的匕首。

他們在離開故里前赴江戶之前，處理了不少物品，安排了許多后事。故鄉人當時懵懂不知，現在感激涕零，到處都展示著夸張而自豪的遺物。

然后又去了大石神社。如一通經幢的方石碑上，刻著海軍元帥東鄉平八郎伯爵的手跡，行草瀟灑，抄寫著明治天皇褒賞四十七士的辭令。不用說，對赤穗義士的特意頒詔，是取代了幕府的明治新朝，對國蒙屈辱、人有遺恨的赤穗士民的籠絡。但它的措詞，卻是對四十七士行為的最官方解釋：

......固執主從之義，復仇死于法。百世之下，使人感奮興起

（《忠臣藏》P. 211，松島榮一著，巖波新書，1961年）

四十七士事跡的梗概，大致是這樣的：

播州赤穗藩（在京都以西不遠）的大名（領主）淺野內匠頭長矩，在他輪值江戶城的招待官役的時候，一次在迎接天皇使節的儀式之前，在幕府中央駐地江戶城內松之廊下，與一名老年權臣吉良上野義央發生沖突。其原因至今未能究明。淺野在盛怒之下，拔刀傷了吉良。這就是嚴重違紀的"江戶城刃傷事件"。

此事震怒了當時將軍德川綱吉。他不容寬恕，命令淺野即日切腹、并罰淺野家從茲"斷絕"。這就是說：赤穗藩的名號封地一律撤銷、赤穗城向幕府開門繳城、大名淺野家削為布衣。做為藩士的三百余名赤穗武士，隨之失去俸祿和地位，淪為"浪人"。

淺野欲辯無辭，時不他待，當日便急急剖腹自決了。

消息傳到赤穗藩。

震驚的赤穗藩士們，無法接受突兀的禍從天降。隨著事實的弄清，抗拒的思路形成了。這一思路，是后日他們決意和行動的注解，也是四十七士事件后來膾炙人口的原因。

他們認為：既然在江戶城松之廊下發生的刃傷事件是兩人糾紛導致，那么按照"喧嘩兩成敗"（各打五十大板）的慣例，應該是吉良和長野兩人均遭處罰。一人逍遙法外、一人即日切腹--這是幕府處理的不公正。而且，這不公正太過份，已經無法容忍。

至于招惹主公怒極失態、禁地拔刀、導致刃傷的吉良，他乃是這場巨大災難的禍首、是不可饒恕的仇敵。

一場造反開始醞釀。赤穗武士決心以傳統的"仇討"形式，向仇人吉良復仇。并且用這一手段冒犯"法度"，打擊不公正處理刃傷事件的幕府官員。

決意變成一個冷靜的計劃。它在策劃、運行、圓滿的過程中，幾乎變成了藝術。已失去藩士名分、變成浪人的他們，恭順地獻出城堡、放棄職俸、四散飄零。沒有一個武士抗議，沒有一件摩擦發生，一個藩國消失了。

但是，一批藩士在首席家老（藩國主官）大石內藏助良雄的率領下，盟誓立約，決心復仇。經過了一年另八個月的潛伏、忍耐、調達、待機，元祿十五年（1702）十二月十四日夜半，在一個落雪的黎明之前，義士們攻入仇人吉良的官邸，格斗中打敗了吉良的侍從（斬殺十六名，傷二十或二十三名），從柴炭屋搜出吉良本人，并處死了他。然后，他們割下吉良的首級，離開一片狼藉的官邸，嚓嚓踏著清晨的積雪，跨過江戶的兩國橋（有未跨此橋說），向埋葬著主公淺野的泉岳寺，班師回兵。

他們從泉岳寺的水井里，汲水洗了吉良首級，然后把它祭于屈死的淺野墓前。已經派人向江戶官府自首，這一場討仇報主、洗凈屈辱、維護士道的快舉，至此結束了。以后無非是幕府的裁定、個人的生死，恰恰他們四十七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官府的命令，在拖延了數月之后下達了：切腹。被關押在四處大名宅邸的武士們，逐一靜靜剖腹，結束了一己人生。他們死后被葬在主公淺野身邊，泉岳寺，從此成了日本最出名的寺院。

同時，在赤穗，從此以后無藩勝有藩--由于這一事件，赤穗幾乎成了日本最有名的藩國。直至今日，赤穗的唯一光榮就是四十七士；赤穗最有名的產業和文化，也是淺野時代開創的、赤穗藩的海鹽煮造。

但是，原來的質疑，并沒有得到答案。"快舉"的背后，"理屈"（道理）不僅沒有捋順，而且日益曖昧不清。

四十七士行為依據的"道理"究竟是什么？

忠君？

這是最表層的、也是最便利的一個說法。而且這個例子似乎為中國古典的"忠"的概念提供了一次最狹義的闡明。岳飛精忠報國的"忠"，與他們對比已然逸出了范疇，而且與"孝"成為"忠孝"一組。四十七士的概念卻強調：忠經常限定于針對領袖，明治的褒賞令，釋忠為"主仆之義"。

中國人和美國人，在復述四十七士故事時，口吻和感覺都很不相同。

美國人本尼迪克特所著《菊與刀》，是作者在下列條件下寫成的：目的是為軍方提出日本可能投降與否的戰略估計、著者從來沒去過日本、只靠對全體被美國拘禁的美籍日本人進行調查獲得資料。

她對四十七士的敘述，反復使用了一個日本文化概念"義理"（ぎり、義理），并以之替代所有"忠、義、信、仁、行"等浸透日本精神的中國古典思想。她的這一概念，再從英文回譯成中文時，幾乎又都譯成了"情義"（《菊與刀》，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這樣出現了多種簡單化。

"義理"就是"忠"和"義"嗎？顯然不是。這種解釋該駁正么？誰若有意也不妨。只是駁正會很麻煩；就像"義理、情義"，糾纏不清一樣。

而中國人，面對這個義士挺身的故事--

陳腐的封建思想！精英們隨手就是一棒子。

咀嚼著四十七士事跡，再聽這樣的批判只覺輕薄。是的，它所依仗和宣揚的，不過一種愚忠。但它在實踐時的異端和美感，卻使愚忠變做了人性。人的尊嚴、信諾、情義、奪門而出，壓倒一切。在凜冽的精神面前，對舊道德的討伐躊躇了。何謂忠的愚賢？況且今日，破除東方的愚忠，往往是無行的右翼精英宣誓效忠西方帝國主義時的見面禮。若李志綏對毛澤東知遇的背叛，以赤穗義士的道理來看，不過是無恥小人的"賣主求榮"。

赤穗義士的故事如有魔力，使人甩開枯燥干巴的理性，矄矄然跑向紛紛雪落的橋頭，不惜當一回他們的同伙。是的，寧肯欣賞封建，也不愿迎接一種歪理獨霸的新世紀。何況今天，東方古典已在被輕蔑的盡頭復蘇、西方卻愈來愈露出猙獰本相，人們終于開始質疑--對西方的愚忠、對資本的迷信。

在日本一步步脫亞入歐的進程中，一方面，如明治褒賞四十七士所象征的、企圖讓忠君思想直接轉化為忠于天皇；另一方面，也有明治的政治家，以法治思想批判赤穗義士，企圖更新日本精神。

福澤諭吉在《勸學》六編中說：

"世唱赤穗義士，豈非大誤耶。......假若一人不懼殺身，代為出訴，隨被殺而隨上訴，訴四十七人之家臣理、以致失命殆盡，則如何惡政府亦必伏其理，對上野介加刑以正裁判。如斯始可稱真義士。倘不知此理，身居國民地位，不顧國法之重而妄殺上野介，則可曰誤國民職分、犯政府之權、私裁人之罪。......其形似美，其實于世無益。......"

（《忠臣藏》P. 212）

福澤諭吉的煌煌法論，讀來如一紙奴才令。若在殖民地的韓國支那，奴才們哪怕"隨被殺而隨上訴"直至遍地腦殼仍哀訴不止，是否能換來他取消侵略"亞細亞惡友"的理論呢？

法治若是公正，世間就不會傳頌水泊梁山。所以，在日本的街頭巷尾茶圍酒肆，對四十七士喜愛不已的商人町民，不理睬價值的清談。他們覺得"討入"吉良邸的行為，實在是太過痛快，于是用"快舉"一語稱謂事件。他們堅持事件的另一面：政府處理不公、和吉良乃是個腐化分子的一面，津津樂道于此案的翦暴安良性質。

顯然，較之持法治論眼光的精英們，普通人更看重社會公正。在他們看來，吉良擅權行惡，乃是天下痼疾。他們渴盼義士出世，快刀亂麻，砍它個大快人心。這種道德分析，與明治敕語或福澤諭吉不同。他們激烈地偏袒義士，把赤穗四十七士，歌頌為直面社會不公和個人犧牲的矛盾，敢于挺劍而起、流血五步、撼動天下的英雄。

這一觀念的形成，意義極為重大。因為，隨著對四十七士的不歇追思再三塑造，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種做人的約束、人之間的關系、人對社會的承諾--逐漸成形健全。它雖然只是"半身"造反，但更是全心赴死。在一個正在孕育聚合的民族胚胎上，它注入了烈性的精神。

從此，在這個民族的母體中，凡事關民族國家，不用說在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很難看到如李志綏那樣卑鄙下流的政治背叛，很難看到如張愛玲那種隔岸觀火的自私寫作。

那些因一己得失不惜毀傷民族、以投身敵人褲襠為人生小康、放肆詛咒包括知遇自己的"主公"、當然更信誓旦旦與革命為敵的中國人--被四十七士的光芒照射得無地自容。

每當夜空劃過激進叛逆的彗星，他們就心慌意亂。因為不僅他們的妥協、茍活、唯經濟和唯科學的價值觀；包括他們齷齪的存在方式，都被那白熾、尊嚴的閃光照射得黯然失色。他們趕快潛伏爪牙、做低姿態、一聲也不反駁，等著侏儒的潮汐再次涌漲，等著糜爛的風氣卷土重來。

夜宿赤穗的旅館，視野中是光點粼粼的瀨戶內海。我費力地眺望，想看見著名的明石跨海大橋。其實，此地不是一處天險。河流的沖積扇左右開闊，匯入了平滑的內海。平坦的土地上，筑起了一座大概是單層的赤穗城。

車站上大幅貼著廣告，居中是一幅描寫義士們悲愿已遂、"清晨踏雪兩國橋"的壁畫。在這座城市，叫做"赤穗義士祭"的節日，每年都在12月14日舉行。我預定12月16日從東京回國，怎么也不能留下觀看了。

倒是參觀博物館看到的鹽田模型，教人有所新知。想必我國蘇北、或者干瀉灘涂可供導引海水的海濱，都是用這種辦法熬鹽。

在高倉健主演大石內藏助的電影《四十七人的刺客》中，決定舍身討仇以后，大石派一個年輕武士去大阪商號，清算了所有的鹽帳。用這筆錢，衣食無著的武士，每人分銀九十兩。赤穗藩因海鹽而富庶，有一說就認為：老賊吉良挑釁年輕的淺野、幕府蓄意翦削赤穗藩，都是為了爭奪鹽利。

（二）. 忠臣藏

幾乎與四十七士在被寄押的四大名府邸、義無反顧地逐名切腹同時，次年已經有一齣戲劇模樣的演藝，在江戶出現。它題名《曙曾我夜討》，假托曾我兄弟的復仇故事，由江戶的劇團中村座上演。三天后此戲被禁；顯然，是由于警惕町民對赤穗事件的興奮。

四年后，1706年（寶永3年），事件已徹底安靜。大阪的竹本座演出了凈琉璃（三弦伴奏的說唱木偶劇）《棋盤太平記》，開了以虛構假名替代真事的表現手法的濫觴。從此，以凈琉璃和歌舞伎（集歌、舞、藝人于一臺的日本近代演劇）為形式的義士主題，便一演再演、由三而四、漸近至百、長演不衰。1708年京都的《福引閏正月》、1710年大阪莊松座的《鬼鹿毛武藏鐙》、還有很多很多。赤穗義士的題材，一時間風靡了整個關西（京都大阪一帶）。

以后，大概因為義士的數目是四十七--后來的藝術形式多取日文字母表（所謂いろは、伊呂波、以呂波，是不同于常見日文假名表的、另一套有四十七個字母的古字母表），或者箭矢的數目（大矢數四十七本），我無暇進一步細察，估計是把義士們逐個敘說，是則自有濃厚的說唱味。

大約自1732年起，戲牌子上出現了"忠臣"一語。它喻示著一種評判的穩定，以及一種主題和套路的成形。

此后不勝枚舉--《忠臣金短冊》、《忠臣いろは軍談》、《忠臣いろは夜討》、《忠臣以呂波文字》，不一而足。

就這樣，內容催促著形式，一種藝術愈趨洗練。終于在1748（寬延元）年，四十七人之一、唯一的殘存者寺坂吉右衛門，以八十三歲高齡靜逝。因他的身份乃低于武士的"足輕"（足軽）、主謀者大石判斷他會在事后被從輕發落，因而命他逃生、并傳遞"仇討"成功、"本懷"已遂的信息。他的逝去，標志著事件確已落幕，而舞臺的幕布，隨之就要揭開了。

次年，即四十六人切腹后的第四十七年，大阪的竹本座公演了《假名手本忠臣藏》。從此以后，有兩件大事進入了日本藝術史：一是"忠臣藏"一語成了一切描寫赤穗四十七士及其"仇討"的、藝術作品的代名詞；二是一齣名為《假名手本忠臣藏》的戲--或是以木偶"人形凈琉璃"的形式、或是真人出演的"歌舞伎"，將從此進入日本人的生活。它的名氣和"人氣"超乎想象，以致于演藝界人云"京阪歌舞伎，無一不演義士復仇"。就這樣，二百多年，久演不衰，直到今日，再至明天。

除了歌舞伎這"最民族的"形式外，隨著日本近代的開幕，《忠臣藏》也隨著電影閃爍于銀幕。據日本評論家四方田犬彥的論文，《忠臣藏》的拍攝，僅在明治時代，12年里就拍了19種；大正時代一共拍了34種、昭和年代在戰前戰中拍攝11種，戰后至1978年就已拍11種--即使不算描寫著名義士的約60種外傳片，日本總計拍攝了135種《忠臣藏》電影。1978年以后，至少我看過一部高倉健主演的《四十七個刺客》（市川崑導演、東寶1994年出品），它是在事件發生300周年時拍攝的，廣告聲稱

"忠臣藏題材至此終結"。其實，2006年我再訪日本時，電視里還熱播著一部忠臣藏連續劇。

我僅看過的兩種，也許是有代表性的兩種。除了高倉健主演、市川崑導演的新作外，另一種是1941年溝口健二在戰爭中拍攝的、前后篇兩部、共3小時43分鐘的巨片《元祿忠臣藏》。

溝口健二是最早獲西方認可的大導演。只不過，此片和名作家太宰治描寫魯迅的小說《惜別》一樣，都是著名藝術家主動配合戰爭宣傳的作業。他們都一再聲明，自己的選擇并非為政治強求；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語言，不僅能達到國策宣傳的目標、并能使文藝的目標達到完美。

溝口健二在《元祿忠臣藏》里埋入了許多"純藝術"的因素。他拍攝了一系列精致的鏡頭，努力強化影片的形式感。遠在1941年，他就對追求"日本形式"有執著的野心，并利用導演的權力，企圖完成這一形式和日本電影的美感。如四方田犬彥《元祿忠臣藏中的女性因素》（《映畫監督·溝口健二》，新曜社，1999年）所指明，《元祿忠臣藏》存在女性的敘述角度。確實許多情節的演進都是借女性為主的場面獲得。自然，他借此也就塑造了女性的形象本身。

--這就又扯出一個與中國可做對比的話題：日本的女性。

在忠臣藏故事中，除了赤穗藩主淺野的夫人（后稱瑤泉院）外，與義士們患難與共，或忍辱包羞、或輕拋性命的女性，大約有：

大石內藏助夫人陸（おりく），為不至于做為家屬遭牽連她被大石休棄；與義士嘰貝十郎左最終難遂婚約、在十郎左切腹之前自殺明志的江戶女子（乙女田おみの）；京都筆店二文字屋女兒、大石內藏助之妾輕（おかる）；義士在四大名家切腹之后，小野寺十內的妻子丹在京都自殺；還有早在復仇醞釀時期，由于與義士橋本平左衛門陷入熱戀、于進退兩難中雙雙情死（日語稱"心中"）并最早被演義成了凈琉璃作品《曾根崎心中》的游女--就是這個故事，最早納赤穗義士事件于坊間梨園，尤其開創了為大義男女難能如愿、不成眷屬舍身情死的故事套路的先河。

更著名的，是大石內藏助的韜晦狎游。

在舉事前，大石內藏助曾在京都的袛園等所謂游廊，狎女醉酒、扮演頹廢。在四十七士事跡內外，女性的影子出現頻繁。游廊妻女，都暗示著一種--對孤立的叛逆的、從女性到文化的共犯。

還有，就是我看過的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第五、六兩折里的、又一個輕（おかる）。其實，唯此兩折是忠臣藏故事中的純虛構枝蔓，戲中沒有出現摹寫真實事件的場面，但日本人不以為蛇足。

這兩折戲的劇情是：

武士勘平與輕（おかる），曾在主公出事時纏繾戀情，因此遭人非議。日后勘平淪為獵人，渴望入盟參與復仇，允諾籌畫經費。輕為成全戀人，賣身于袛園妓館，籌銀五十兩，讓勘平能貢獻大業。不想持銀回家的父親，半路遭惡人砍殺，銀兩被刧。那惡人又被勘平誤作野豬，火槍擊斃。黑夜里勘平自死體摸得錢袋，次日卻以為自己殺輕之父，奪輕賣身銀。正值武士來取經費，見狀蔑視勘平，拒其入盟。他百口難辨，于悲極剖腹。武士不意之間，見老父傷口是刀傷而非槍傷，于是一切大白。得到洗雪的勘平，于彌留之際，在盟書上簽下血字。

在溝口健二的《元祿忠臣藏》里，藩主淺野夫人斷發的一場戲，演得一刻刻如訴如泣。那樸素而美的形象，令人過目不忘，一個鏡頭，經多年余味不絕，在心間如鏤如刻。一種無言的、比男性更多一分凜然的女性舉動，給人冰雪醍醐的感覺，使男性肅然自愧，不敢輕慢。

如嫌這場戲太過于貴族化，影片的結尾，卻是由平凡的美野（乙女田おみの）教訓了威嚴的大石內藏助。大石在與她達成了許諾之后，她舍青春而殉死，大石則走向了自己的切腹場。就在這個鏡頭之中，全篇演完，字幕升起，近四小時的巨片全部結束了。

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中的輕也是一樣，不僅賣身籌銀的是輕、承受了最多誤解的也是輕。大結局到臨之時，勘平哪怕腹上插刀、依然來得及血書簽名；而輕卻依然被賣煙巷，并未得到救助！

凡事關大計，日本女性從來扮演堅貞的助手，只是暗添了一層美。這樣的文藝角色，與現實水乳融透，染做了日本女性的本色。在四十七士故事中，若說男性尚有遲疑和逃脫（最初加盟者曾達百余人、最后僅余四十七人）--而女性，無論實事劇中，尤其戲中女角，無一不是烈士。

與這種女性描述相比較，中國不得不垂頭喪氣。或可說，近代中國的衰敗，與女性形象的黯淡，恰似一線相牽。

與《忠臣藏》女性對應的反面例子，莫過于"筆寫色與戒、人做漢奸婦"的張愛玲。雖然她作為百年反共工程的女神像，被刻意美化由裙及腳，但她在家國破碎的血泊中，被她所順從的日本的女性光采，映襯得丑陋不堪。

為她的辨護，還會呱噪不止甚至統治主流，但她已經敗了。在一種女性美感的對比中，她敗得如風卷紙灰，漸漸無跡無痕。雖然她不會承認：打敗她的，正是中國的古典精神。

在豪華的東京歌舞伎座，剛一進劇場我就明白：今晚看不到熱鬧。

《假名手本忠臣藏》共有十一折，每個演出月份只上演其中兩折。今晚上演的第五、六兩折，不單不打仗、且是虛構的兩折。輪到最后"討入"敵家，怕還要再等半年以上，而一個月后，我就回國了。

--也就是說，不僅看不到討入敵家的拼殺，也看不到最后切腹的壯烈。那一股深刻的失望！......我不斷憶起魯迅的社戲。

但是，哪怕只為報答昂貴的門票，我也不能浪費這個晚上。那一晚我真是全神貫注。看不成刀光劍影，我就不眨一眼地注視舞臺、爭分奪秒地查對簡介。我不單琢磨勘平和輕的情節，甚至觀察舞臺的音效。后來在北京讀溝口健二巨片《元祿忠臣藏》的資料，溝口也聲明，別想來他這兒看刀光劍影："鏘鏘啪啦啪啦，我可不拍。"

確實不只是"鏘鏘啪啦啪啦。"

這一齣戲，如今它已不僅是戲劇而已。我不知道一齣打磨百年的京劇，與它比較是否妥當。它的存在已很微妙，在傳說般神秘的歌舞伎座劇場里面，觀客的神情令人難忘。我形容不出滿溢場內的、那一派"認真的趣味，無言的熱烈"。當觀客喝彩時，我清楚地覺察到：它與北京人給京劇名角的喝彩不同。多些吟味、好似緬懷。較之觀劇，人們更像是在參加儀式。最后演到了勘平在垂危之際，腹上插著一柄刀，喑啞仰身，伸手盟書的時候，我也不禁為第十五代片岡仁左衛門的演技，吁嘆不止。

抑或因為我是中國人才多了這些念頭？也未可知。

《忠臣藏》，伴隨了日本民族的整個近代和現代，歷二百數十年，常演不衰。日本人不只是喜愛，已是舍它不能。它高踞藝海上空，它是特殊門類。雖然從來沒有過評選，它的地位，無可撼動，地造天成。

（三）.泉岳寺

踏著清晨的薄雪，挑著吉良的首級，赤穗志士一行穿過江戶，向泉岳寺班師。須知他們是千里之外的異鄉人，在江戶城并無家屋親戚。當他們把方向對準了這座寺廟的時候，泉岳寺，被賦予了一層特殊色彩。

在潛入江戶之初，他們的第一件事也是先到泉岳寺，為主公淺野掃墓。一年另八個月的潛伏爪牙，一個不眠之夜的奔襲斬殺，就是為了此刻，為在含恨的逝者墓前，祭上仇敵的頭顱。

我也是在觀賞歌舞伎之前，先來看了泉岳寺。

那一日秋雨淅瀝，泉岳寺里，人影稀疏。山門全用素漆，古樸結實。

入口處立著大石內藏助良雄的塑像，一面是姓名，另一面是家紋。寺左單有一處側院，里面排排林立的，是志士的墓碑。

一口水印漫漶的石頭井上，刻著"首洗井戶"。相傳在這口井旁，洗了吉良的首級。廟里和尚為防落葉飄入，在井口上罩了一個白紗網。雨腳細密打著，那網已經濕透了。

泉岳寺里有一塊新刻的碑，是義士始末的精準介紹。如講淺野"抵抗"吉良的"不辯士道"，說義士們對幕府處斷"不能承服"，讀著覺得，措詞經過斟酌，字字考究。

那天早晨，在踏雪奔回泉岳寺的途中，大石內藏助做了幾件事：

一件是歸途路過仙臺大名伊達家府邸、和會津藩大名松平邸時，曾被攔住詢問，他們因而訴說過原委；再專派吉田、富森兩人前赴大目付（相當江戶的警備長官）仙石家、主動出頭申訴一切。仙石等人物都表現了對赤穗義士的同情，不僅細致聽取了申訴，并招待了早飯。

再一件是命身份不是武士的寺坂脫離行列、逃往西日本去傳達成功的消息。因此，寺坂雖然在后日一直活到了八十三歲，但仍名列四十七士--到處的四十七士名簿，都是以大石內藏助為首、以寺坂吉右衛門作結尾書寫的。

到達泉岳寺后，一行冒雪在井臺洗了吉良首級，將其供于主公淺野墓前，燒香瞑告。周圍是淺野去年自殺時，身邊的"染血之石、染血之梅"。

其實這舉步之間，發生了最有意味的事--因為不覺之間，他們把泉岳寺當做了唯一去處。泉岳寺，這座廟宇除了一座淺野長矩的墓，與他們無親無緣。這故鄉遠在關西的四十六人，在江戶他們需要一個場所，儀禮之場所，宛如孤獨的蘇菲需要一座麻扎爾（Mazar 波斯語，圣徒墓）。只要腳踏那場所的沙石，意義就能獲得闡發。踏上人生絕路的他們，這一隅之地非同小可。雖然能否埋骨尚不得而知，但去那里寄放靈魂，則已經慎密考慮過了。

這就是泉岳寺。

由于四十六人的緣故，這座廟的性質一朝驟改。它不僅變成了四十七士的安魂地，也變成了日本精神的祭祀場。

果然，后日東京的泉岳寺，成了理想國般的歸宿。聞名四海，八方來朝，死者享受到了最大的祭祀。也許他們多少美化了"冷光院"淺野藩主，但這是必要的--泉岳寺因著淺野墓與他們結緣、給他們血淋淋的生命以慰藉，他們也使江戶城的刃傷事件，添加了一個正當的光環。

更重要的是：此廟與著名的長野善光寺、更與靖國神社不同。

因為，前者供養著以軍人為主的、據說有二百四十萬柱的遺骨亡靈，后者則祭祀著明治以來日本國家的犧牲者。在中國，雖然語焉不詳但凡人盡知靖國神社；而善光寺，或許即便日本人也未必都清楚它的上述"善行"。

若嘗試通俗地說明，大概是這樣的：亡者在靖國神社成神、在善光寺成佛。兩處一佛（教）一神（道），收留和超度了國家體制內的、日本的亡靈。

但這種神佛魂祀，侮辱著苦主的心靈，蔑視著他者的苦難。它們雖然固執于宗教的形式，卻與宗教的初衷存在相悖之處。簡言之，兩者都與"帝國"一語糾纏，缺少宗教的超越國家、甚至反體制的原色。

不知我的歪評是否離譜？反正，善光寺和靖國神社好似帝國主義的宣傳部和民政局，為飽受屠戮侵害的中韓等國所不喜。四十七士不入靖國神社或善光寺的名簿，而選擇了泉岳寺安魂。偏踞東京一角的這座寺廟，仿佛埋著一股造反精神，使人們不禁喜愛。

泉岳寺的和尚一邊通過寺社奉行（管理寺廟神社的衙門）報告此事，一邊閉了山門。因為謠言已不脛而走，泉岳寺的和尚當然不希望聞風而來的市民闌入寺內，亂哄哄地圍觀。他們端出"白粥"，款待血跡斑斑的四十六人，據說還端出了酒。（《忠臣藏》p.119，巖波，1964）

接到了方方面面匯報的幕府將軍德川綱吉，命令把四十六名浪士暫時寄押在細川、松平、毛利、水野四大名的宅邸。傍晚七時許，一行離開了泉岳寺，分別走向寄押的大名宅邸，是夜11時抵達完畢。

此時，吉良家一邊收拾狼藉，一邊搜求那顆丟了的吉良頭顱。大石云，置于泉岳寺，而寺僧則據有司指示，把頭顱送回吉良家。此頭葬于東京牛込萬昌院，距魯迅留學的弘文學院不遠。

幕府為妥善處理此案用心良苦。對四十六人，重臣中提倡"助命論"的與強調"法治論"的各各有之；對吉良卻是眾口一詞主張嚴懲。將軍德川綱吉大概因曾經草率處理刃傷事件心中有愧，這一回傾向"助命"，饒恕義士不死。無奈不得幕府評定所提出文書。肇事和造反，畢竟不會得到體制的支持，二月五日，上命下達，判決四十六義士切腹。

1942年溝口健二的電影巨片《元祿忠臣藏》，就以這個鏡頭結尾。

一切糾葛都已經處理和清算完了，從畫面彼岸深處，傳來呼喚大石內藏助的點名聲。大石站立起來，表情滿足而鎮定，迎著畫面走來。攝影機越過他的頭頂，搖向細川宅邸深處、準備萬全的切腹場。

庭院四周，高低錯落的廊下階上，排排跪坐著武士，肅穆沉默，一絲不動。鏡頭俯瞰下來，院落中央，一領白帳搭就了一個凹字屏風，隱約圍著一塊白布座蓆。前、后、或者左右，都有成組的武士，挾刀跪坐。那一瞬的視覺不能訴說。但那視覺不得延續，因為鏡頭隨著尾聲的音樂，一掠即離，不予定格。那一刻的美，確在極致。每個細節都無法看清，每個細節都被充分想象。包括大石內藏助；對他最后的了結，仿佛表演過了，分寸一毫不差。電影結束了，對藝術的驚奇才剛開始。

難以置信--這是一部戰爭的國策宣傳片，伴奏著日本把戰爭從盧溝橋擴大到太平洋的軍樂。難以置信--美感居然能與罪行共存，近乎完美的形式，居然能裝入侵犯的內容。

（四）. 士

我總是憶起自己兩次去王屋山、探望聶政故里的往事。

那地方還沿襲古名稱做軹城，是一個窩囊的中原農民世界。有意思的是,黑棉襖的農民都知道聶政、深井里，還蓋了一座聶政祠，雖然一眼粗看,全然沒有烈士之風。

正是這般百姓風景，誘人深思。古代的形象會是怎樣？古代，還存留著一點蛛絲馬跡么？

今冬等寫完了這篇文字，也許我會再走一趟深井里。在報紙上讀到一個記者說，他曾在聶政祠，和守祠堂的老漢談到我的聶政小文。

再去時我的背囊里會多一件東西，不消說,它就是四十七士的故事。

曾有過一瞬想在深井里把文章寫完。我拂不去一種預感,我朦朧地覺得，無論日本的四十七士，無論古典的聶政荊軻，他們都要梳理通順--與那些黑棉襖農民的關系。

不過,一旦拿它與《史記·刺客列傳》比較，就會發覺它們之間存在質的差距。《史記》的刺客，雖然也都有巨大的復雜性，但一般說來，他們可能遵從徹底叛逆的思想，即個人的思想。如專渚、聶政是為知己、荊軻乃為祖國，他們都與赤穗義士似是而非，稍存異趣。

此外，中國古典中的這些英雄，大都以一人挑戰強權、甚至獨自作對國家。而四十七士的仇家只是一人，對幕府則俯首唯諾。

四十七士，勇則勇矣，但稍缺《史記》刺客那強大的個性。不易發覺地少了一絲個性，卻大張旗鼓，多了一種集團性--不過，如此感想屬于苛評。

這集團性，琢磨不透，古怪暗藏，勞人沉吟。

它迫人不得不追究--包括忠義、犧牲、儀禮在內的思想。四十七士的忠君思想，存在著先天的、源自中國的缺陷--這缺陷也隱藏于太史公的《史記》。當然，更有在日本發育中形成的某種畸形。

古典所謂"士道"，包容深沉。即便《史記》的刺客們，也未必達到了它的境界。古典中"士"的境界，幾近做人的極致。何況其"道"，已經近乎社會的理想。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水滸》豪杰，實踐的不是古典的士道，那只是天下無序的蜂起。

"士"是什么呢？

它雖時而仗劍，但更是文雅修養，是社會變革的目的。士唯公理是從，劍隨時威脅君王。這些，都未必能由日本的"武士道"涵蓋。

日本的"士"，先是榮譽的名份，二是效忠的武者。他們可以壯烈舍命，但他們并不犯上。明治以來，它漸漸被戴上了"武士道"的帽子，與帝國、右翼、侵略等語結緣。武士道，漸漸與中國古典的士道，分道揚鑣。

應當說，四十七士是日本武士系列中的孤例。雖有局限，它畢竟是一次作亂和反抗。它在盡"忠"時，更多實現的是"義"和"殉"，甚至"叛"。民眾能從中讀取一種異端，并陶醉于這種感覺，這是日本人酷愛四十七士故事的原因。他們喜愛的，其實與古典的精神相近、而與武士道的宣傳相遠。

暢銷歐美的、博士新渡戶稻造用英文寫于1899年的《武士道》一書，表面上以日本武士道比較英國的"紳士道"，用心深處，卻是為了謀求西方價值體系對自己的接納，為了脫亞入歐的政治大計。換言之，那位啟蒙思想家是在淺說士道，阿諛洋流。他寫作的地點是美國。他寫作的1899年，正值甲午戰爭之后4年、日俄戰爭之前5年的緊急時刻。新渡戶在那樣的時刻、地點，放縱文筆，表達了新興日本及其志士子民的豪邁。因為新帝國的眩目，輿論為之刺激，此書被廣泛翻譯--但它所寫的，不僅遠離了"士"的源頭，甚至遠離了四十七士的寓意，不過是一紙"入歐"的毛遂自薦。

1941年底，導演溝口健二在《元祿忠臣藏》的片頭上打出字幕標語："護佑我兵之家"（護れ、わが兵の家）。比起以前的《假名手本忠臣藏》，電影劇本多了赤穗義士面對京都、遙拜天皇的蛇足。

即便沒有這些軍國符號，古怪的感覺，在看這部巨片時也不斷浮現。不知為什么，看電影時，我總是不斷聯想到皇軍吾兵（わが兵）正把戰火燃遍中國。清純的移動圖畫，姣美的女性形象，抑制不住聯想。

倒是電影《切腹》，在士道的思考上，大步超越了溝口健二的局限。這部電影對武士問題的剖析，可說分寸不差毫發。

這部畫面干凈的黑白電影（橋本忍劇本、小林正樹導演，松竹1961年出品），幾乎描寫了所謂切腹、以及武士、兼及士道的一切大小方面。它尖銳地諷刺了高高在上的武士尊嚴、控訴了它血腥和非人道的一面。它難得地描畫出高于武士名份的人道精神，解剖了日本封建的武士階層中、嚴峻的格差及復雜的境遇。同時，它也提供了一個符合士道的、完美武士的例子。他在痛擊并戰勝了虛偽的武士道之后，切腹自盡，表達了士道的尊嚴人格、以及這一形式的壯烈。

在眾多明星（三國連太郎、巖下志麻、丹波哲郎）簇擁之下、仲代達矢扮演的津云半四郎，魅力無限，凜然矗立。這部黑白的日本電影內含嚴謹的分寸，是關于日本武士道的一部絕好解說，宛如四十七士故事的一個補充版。它是一種熊熊燃燒的民族精神，灼烤照射，使諸如張愛玲李安的《色·戒》那樣在中國層出不窮的下流制作--反襯形穢，崩潰融銷，蕩然無蹤。

是的，聶政荊軻的時代已一去不返。先是窮極不言義、然后逞富不知恥的中國人，漸漸已不會如古代那樣做人。中國雖是"士"的起源，聶政荊軻的故鄉，但如今愈是中國人才不敢言及士之風骨。左顧右盼，盡是粉墨喬粧的自賤，對比他人的"切腹"，我們唯羞愧而已！

中國還具備挽救古代傳統的可能么？

約束于大事，一諾如千金。當自己也直面著大義與個人的相克，不畏懼舍生取義--古典的精神，似乎早被中華棄之腦后，卻被日本視作傳家之寶。

古典的本質，漸漸湮滅了。

從日本士道的正反遭遇中，我們的感受也如鏤如刻。烈性的美，不能營筑在他人的苦難之上。中華若想重新找回美感，首先不能容許惡行的共生。在走向現代的途中，需要勇敢與獻身，以約束和制止強權。它決非"皇民教育"，它與愚昧的忠君尚武，原本不是同道。

說到底，它最終是--美的人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