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扁到圓：80年代小說中的軍人形象
孔慶東
（發表于《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
20世紀80年代，既是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巨大轉型期，也是當代軍事文學的一個轉折期。就小說這一藝術樣式中的軍人形象而言，基本上經歷了一個“從扁到圓”的努力過程。這樣的一種概括，并非意味著簡單的褒揚，而只是對作家審美傾向的客觀描述。藝術努力的結果未必能夠達到初衷，而初衷又未必正確，這在藝術史上是數見不鮮的。
英國小說理論家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把人物形象分為“扁”的和“圓”的兩種。前者大體是指性格突出而單一的形象，后者大體是指性格平衡而復雜的形象。許多人不同意福斯特的這種觀點，從各個方面予以反駁或修正，例如福斯特認為狄更斯筆下的人物都是“扁”的，還有他對其它一些人物的評價，就都有學者表示了不同意見。但是，這兩個本質上不很科學的概念：“扁”的和“圓”的，卻一直被沿用下來，以之形容藝術形象的性格層次的單向與多重。本文認為，中國當代小說中的軍人形象的嬗變軌跡，用這兩個詞來概括，不失為一個有意味的視角。
軍事題材，是當代小說一個重要的能源基地。按照中國的基本國情教育理念，人民軍隊浴血奮戰數十年，打下了萬里江山，而且又在血與火中保衛著這萬里江山，可歌可泣的業績當然如恒河沙數。進而按照革命現實主義或者“兩結合”的創作理念，當代作家有責任有義務去表現和再現一部輝煌的現代革命戰爭史。實際上，當代作家們也不負重望，幾乎把每一時期的革命軍人形象都反映到了小說創作中。建國伊始，就涌現出大量的戰爭題材的長中短篇作品，塑造了許多鼓舞人、感染人的英雄形象。到50年代后期，軍事題材之作以《紅日》和《林海雪原》為標志達到了高峰。按照筆者的學術觀點，當代文學中的軍事題材作品，對于廣大文學愛好者來說，取代了建國前的“武俠小說”的結構功能。革命軍人代替了傳統的“俠客”，革命戰爭代替了江湖仇殺，槍林彈雨代替了武功擂臺。軍事題材已經成為當代文學中的主力類型，發行量極大，影響面極廣，許多當代讀者的啟蒙讀物就是革命戰爭文學。
這一趨勢到60年代繼續發展，即使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戰爭題材、部隊生活題材，也是文學創作的重要內容。而隨著新時期文學的復興高漲和“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普及，軍事題材在原有就比較豐厚的基礎上，也很快適應了新的形勢，到80年代涌現出一大批新作，特別是出現了一批與此前迥異的“新軍人”形象。在“重量”上，這些形象還難與十七年和文革的收獲相匹，但是在“個性”上，則可以說實現了一個自我飛躍，這個飛躍可以在從“扁”到“圓”這一視域中略窺一斑。
新時期以前作品中的軍人，被重點突出的，是其英雄氣概和高尚品質，用以表現人民軍隊的無比威力和為人民服務的優良傳統，人物形象高大，鮮明，用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里的話說：“他們的品質是那樣的純潔和高尚，他們的意志是那樣的堅韌和剛強，他們的氣質是那樣的淳樸和謙遜，他們的胸懷是那樣的美麗和寬廣！”但很多作品對這些最可愛的人的性格特征，缺少多角度的進入靈魂深處的挖掘，因而，在深受西方文論影響的新時期的學術界看來，那些人物形象往往不夠豐滿，心理層次簡單化。而且，這樣的形象一多，勢必造成程度不等的雷同，損害已有的成功形象。用80年代流行的審美眼光來看，確實給人以“扁”的感覺。而80年代小說中的軍人，他們一方面沿襲著此前的成功范式，仍然具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所特有的那種英雄氣概和高尚品質。但作家悄悄地已不是把他們一個個當作“英雄” 來描寫，而是從所謂的“人”出發，在“人”身上鑿刻出英雄的火花。這個“人”字顯然是“人性論”的人，圍繞著究竟是無產階級人性論，還是資產階級人性論，學術界不時產生糾纏不清的爭論。但撇開學術爭論，作家們實際上是把“人”就簡單地理解為“去英雄化”、“凡俗化”或者“老百姓化”，這就是80年代所理解的“圓”。
在這一審美傾向誘導和鼓動下，作家們認為以前的軍事題材存在著畫地為牢的自我束縛，于是他們激動萬分地沖出了軍事題材的種種束縛，盡情地撒開視野，摘下人物身上的光圈，寫出他們“去英雄化”之后的一血一肉，并認為這樣的描寫，才是更加深刻的現實主義，才找到了一支神筆來活畫出軍人的靈魂。這樣的寫法所欲達到的效果是，讓讀者看這些人物，不覺得高不可攀，而好象就是身邊活生生的戰友和鄰居。他們勇敢無畏，但也有怯弱的猶豫；他們奮不顧身，但也有自私的雜念。他們有不同的愛與恨，有不同的理想與追求，有不同的前途與歸宿。這一切合起來，給了讀者一個整體上的“圓”的印象。下面不妨從軍人形象的外部世界與內部世界等方面的對比，看一看這個時代軍人形象從扁到圓的演進軌跡。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人物活動范圍的擴展。新時期以前小說中的指戰員，從戰場、操場到靶場，多數不離前沿、指揮部或是敵后，一切圍繞著戰斗，一切聯系著部隊，隱藏在這背后的文學觀念，是只有在戰云籠罩的“典型環境”中，才能塑造出典型的軍人。而這在80年代，被視為軍人頭頂的緊箍咒。此時作家們筆下的軍人，生猛地跳出了這個法界，他們的活動范圍擴展到整個部隊生活以至社會生活。魏巍的《東方》，在這方面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代表。作為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長篇，它沒有局限于指揮員的運籌帷幄，戰士們的舍死忘生。而是把主人公郭祥的活動范圍從家鄉的鳳凰堡寫到前線的縛龍里。在家鄉，他曾經任過縣委書記。在前線，他是紅三連的帶頭人。在這樣一個大的空間里，人物的性格有了充分的展現余地。這部長篇獲得了首屆茅盾文學獎。著名老作家丁玲在《我讀東方——給一個文學青年的信》中寫道：“……《東方》是一部史詩性的小說，它是寫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創造的宏偉業績的史冊，是一幅絢麗多彩的畫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種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豐碑……從《東方》的七十幾萬字里，整個抗美援朝戰爭的發展，是比較清楚的，對約二十來個主要人物的描寫，其個性也是比較分明的。作家花了很大的精力科學地組織起這部長篇，筆力始終不懈，感情貫穿到底。這在只有一般文學基礎，剛剛開始寫作的人是難以達到的，即使與魏巍同時代、功夫較深、有成就的作家也不是隨便能夠達到或超過的?！比欢何∈攀篮?，華東師大陳子善教授卻說：“我個人認為，在魏巍的整個創作生涯來講，《誰是最可愛的人》超過他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東方》，因為《誰是最可愛的人》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而且很感人，有非常強的文學性，就是在今天看還是很感人，這個題目就非常有感情?！钡降资恰稏|方》更有“文學性”，里面的軍人形象更“圓”，還是《誰是最可愛的人》更有“文學性”，里面的軍人形象更“圓”，這恐怕正是21世紀初葉文壇的困惑之一。
至于描寫當代軍人生活的作品更是這樣，如80年代名噪一時的軍旅作家胡石言、劉兆林、李存葆等人的作品，都將人物置于開放性的背景下，有時候軍人與非軍人的界限已經較為模糊。鄧友梅的《八大王》中的主人公一方面是天津的“掌柜”，一方面是抗日的“司令”。相對而言，劉亞洲的軍事題材創作，倒是充滿了“軍人味兒”和“男人味兒”，但“軍人”和“男人”又經常是錯位的，有時候需要此長彼消，人物的魅力才能得到凸顯。這又是80年代軍旅文學的一個特點。
自從歌壇流行那首蘇小明演唱的《軍港之夜》后，部隊文化界就出現了這樣的認識：軍人自有軍人的美，軍人自有軍人的美的心靈。莫應豐的《將軍吟》和魏巍的《東方》都對此進行了積極主動的探索。徐懷中的《西線軼事》把這種探索推向了一個小小的高峰。主人公劉毛妹以一個心靈受過創傷、而又英勇地為國捐軀的形象使人久久難忘。劉兆林《啊，索倫河谷的槍聲》中的冼文弓，則是當代小說中一個獨具韻味的指導員形象。作者覺得指導員是連隊的靈魂工作者，作家應該首先就寫出他的靈魂。作者刻意回避了開大會、喊口號、上思想教育課等俗套，也未讓他打掃衛生、關心病號……，而是從這個指導員的日常心思入手，寫他通過戰士心理學的研究，從感情聯系和心理親近兩個方面來與干部戰士交朋友。這個冼文弓的靈魂也不是一貫強健的，因為他是從機關被“精簡”下來的，也曾鬧過情緒，患了“靈魂感冒病。”他也曾墮入一個自私鬼的情網幾乎不能自拔。作者通過這些情節，企圖真實地揭示出主人公道德心理沖突和精神面貌的變化。這樣“去英雄化”的揭示，在80年代獲得了普遍的好評，似乎越靠近凡俗，就越是成功的“現實主義”。后來就出現了一首新的軍旅歌曲《說句心里話》，在“說句心里話，我也想家”和“說句心里話，我也不傻”的傾訴中，隱隱譴責了以前的軍人形象是不近人情的和“傻”的，而這種譴責本身的“不近人情”卻被有意無意遮蔽了。
為了做到“去英雄化”和“凡俗化”，作家們特別注意軍人內心世界的剖掘。為此，學術界特別提供了魯迅的名言來大力支援：“戰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保ā肚医橥るs文末編·“這也是生活”》）
挖掘心靈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敢于寫出人物的缺點，甚至要比誰的缺點寫得多。雖然人民軍隊被比喻成“一所大學?！保m然文革期間毛澤東公開號召“全國人民學解放軍”，但事實上，軍人來自各行各業，思想上必然帶有許多不正確，不健康的因素，照相式地寫出這些“原生態”人物，到底是“現實主義”還是“自然主義”，一向是學術界的公案。80年代的流行思維是，象少劍波、楊子榮那樣大智大勇的軍人是有的，但象他們那樣千慮而無一失，百思而無一誤的軍人是沒有的。新時期小說大力“寫缺點”，特別是在寫有缺點的軍人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最引人注目的形象之一，是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中的靳開來。無疑，不論一些學者怎樣為靳開來解釋、辯護，他都是一個有缺點的軍人。但是80年代的接受美學語法，卻正是從他的缺點，看出了他軍人的豪邁性格。作為一個基層指揮員，靳開來常發一些不合時宜的牢騷，他諷刺宣傳干事，挖苦打靶不過關的段雨國，咒罵“就知道拿著尺子量地圖”的上級指揮。但是作家通過他的粗直、尖刻，展現他內心深處的金子。在生死悠關的戰斗打響前，靳開來堅決地爭來率領“尖刀排”的任務。在全連生命受到干渴威脅時，他不顧戰場紀律去砍甘蔗。他的死看似輕于鴻毛，但被作家寫得重于泰山。通過多層次的但是極具傾向性的描寫，作家描繪出靳開來豐富而美好的內心世界，讓讀者看到靳開來的死，就如同失去了一位活生生的戰友。其實類似的軍人形象，在此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并非沒有，也蘇聯文學中也不罕見，但恰恰在80年代得到了極高的重視，這不能不說是80年代文學界的集體無意識所造成的。
80年代文學中軍人形象的“圓”起來，在理論上得益于對以往文學觀念的清理。比如80年代普遍認為，過去的軍事題材，一直受“無沖突論”的束縛，不敢揭露軍隊內部的矛盾。即使寫了矛盾，也不過是先進與落后、沉著與莽撞等思想表面的差別，經過教育和啟發，最后以“首長，我懂了！”的公式解決。軍人的形象趨于標準化、規范化。新時期小說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敢于揭露內部矛盾。魏巍的《東方》里，寫了一個個人主義者陸希榮由戰場上的英雄墮落為反動資本家的走狗?！陡呱较碌幕ōh》中，高級干部吳爽竟把電話打到前沿指揮所，要求照顧他的兒子，而這恰恰成了表現“火神爺”雷軍長性格的一個重要外部條件。周大新《“黃埔”五期》中寫了現代化指揮與教條化指揮的矛盾，劉亞洲《一個女人和一個半男人的故事》中寫了友情與戰場紀律，崇高的獻身與可恥的懷疑之間的矛盾。作家通過這些美與丑的碰撞，力圖展示軍人豐富深邃的思想內涵，而從80年代當時的讀者反應來看，這些作品獲得了成功。
傳統軍旅文學遭到更加嚴厲批判的是愛情描寫問題，有人說軍事題材對愛情幾乎是一直亮著紅燈，難道解放軍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天神？《林海雪原》寫了一點愛的萌芽，因此遭受過批判?！独卒h的故事》只字不提雷鋒的幾次戀愛經過，其實那是非常純潔感人的，但深恐有損于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的光輝形象，只好割愛。所以80年代的軍旅小說普遍瞄準了這枚禁果。胡石言的《秋雪湖之戀》寫了文革中的戰士對一個遇難女青年的純潔之愛，李斌奎《天山深處的大兵》寫了鄭志桐對待愛情與職責的正確態度，劉兆林《啊，索倫河谷的槍聲》及其續篇《黃豆生北國》中寫了老兵劉明天與李羅蘭不平凡的愛情。軍事題材而大寫愛情，自然招致了一些質疑。對此，80年代的評論界認為，愛情能夠真切地反映出軍隊與人民的血肉聯系，使人看到軍人的胸膛里奔騰著的不僅是如火的烈焰，也有似水的柔情。正象那首董文華唱的《十五的月亮》：“豐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軍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睈矍椋坪跏亲鳛檐娙说莫勝p，又似乎是作為軍人形象的補充，從此就合法地在軍旅文學中占據重要席位，恰如武俠小說寫到當代，已經不可能沒有愛情的內容了。也正是在80年代，中學語文課本中列入了林覺民烈士的《與妻書》，作者的那句：“吾充吾愛汝之心，以愛天下之人”，成為小我與大我的溝通之言。只是此后的軍旅作品，不論小說還是流行歌曲，似乎都在努力解釋：我們的軍人正是為保衛千百個家庭的安寧，為保衛祖國大家庭的安寧，流血流汗，我們的軍人正是這種剛與柔的結合。所以十多年后又出現了一首歌《你是誰》：“我不知道你是誰，可是我知道你為了誰?！北M管有學者提出，不要所有作品都去寫愛情，那樣就會形成“英雄加美人”的俗套。但正如武俠小說一樣，此后的軍人形象，已經離不開愛情，甚至“無女不成軍”，這種情形一直發展到21世紀之初的《亮劍》，確實令人深思。從杜甫《新婚別》中的“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钡礁哌m《燕歌行》中的“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逼溟g的微妙距離，是殊難把握的。
隨著解放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起步，80年代軍事題材的小說也形成了新的格局和流行樣態。大體上看，可以說已經從“扁”進化到“圓”，但與其他一些題材的小說人物相比，差距還是明顯的，那種“圓” 頗有些硬從“扁”形拉開來的意味。這種新的突破，既是適應了時代需要，也是軍事文學的自然發展。但是當這個趨勢以“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偉力繼續進展后，中國軍人的形象無論在文學中還是在現實中，都進一步變得有些撲朔迷離，令人捉摸不定。戲用兩句古詩來調侃的話，可謂是：“少小離家老大回，安能辨我是雄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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