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90年“新人”形象變遷

    “新人”是指新出現的某一類人，在文學中主要指所具有時代色彩的新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的出現，既是社會與文藝思潮的產物，也站在時代的最前沿，引導著一個時代的風潮。“新人”既可以指某一類青年，也可以指代某一階層，如知識分子、農民、解放軍等。在這些“新人”身上，凝聚著時代風云與社會的風向，也集中了一個時代最核心的精神命題，通過對不同時代“新人”的考察，我們可以窺見社會思潮的發展與變化。

    五四新文化時期，伴隨著啟蒙主義思潮的興起，涌現出來的“新人”追求個性解放與愛情自由，他們打破封建禮教的枷鎖，反抗既定的社會秩序，追求個人的幸福與社會的出路，這體現在很多作品中，而在魯迅的《傷逝》、巴金的《家》中得到了最為深刻的表達。魯迅的《傷逝》通過對子君與涓生愛情故事的描述，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他們沖決羅網的勇氣，而且通過他們最終的悲劇，也讓我們看到了啟蒙視野下“愛情”的局限——即如果不能突破社會的桎梏，兩個人追求的“愛情”也是脆弱的；在巴金的《家》中，覺新、覺民、覺慧三位青年反抗封建家族，追求愛情、自由與科學，道出了一代青年的心聲，而覺新與覺慧更成為了當時青年的典型，覺新徘徊于舊秩序與新知識之間，內心充滿煎熬與掙扎，但他終究沒有沖破舊倫理的制約，只能成為時代的犧牲品，而覺慧則勇敢地反抗舊家庭與舊秩序，追求個人與社會的新生，大膽地走出了新的道路，而他的選擇也激勵了一代青年，鼓勵他們投身到社會的變革之中去。這個時期的“新人”大多是青年學生，也有知識分子，如葉圣陶《倪煥之》中的倪煥之，郁達夫筆下的知識分子等，可以說在他們身上，寄托著一個時代的希望。

     1930年代，中國面臨的社會矛盾與民族矛盾進一步加劇，左翼思潮開始在文藝界占據主流，文學作品中的“新人”形象仍以青年與知識分子為主，如柔石《二月》中的蕭澗秋，丁玲《一九三0春上海（之一、之二）》中的青年，蔣光慈小說中的革命者等，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青年思想的轉變，以及他們從書齋走向社會、探詢中國出路的過程，楊沫的《青春之歌》雖然出版于1958年，但書中描述的以林道靜為代表的青年知識分子走向革命的過程，也代表了一代青年的心路歷程。

     1940年代，在解放區文學中，另一種“新人”形象開始浮現出來，那就是農民中的先進分子，以及基層共產黨員的形象。這既是中國革命的深入發展在文學上的表現，也是文藝思潮變化所產生的結果。在魯迅等作家的筆下，農民第一次大量出現在文學作品中，成為時代關注的對象，但在啟蒙主義的視野中，農民是愚昧保守的，作家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但在馬克思主義的視野中，“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只有將占人絕大多數的農民團結起來參與革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內憂外患，《白毛女》中的大春，趙樹理筆下的“小字輩”，《高干大》中的高干大，塑造了一種新的農民形象，他們不再甘于忍受命運的重壓，開始以自身的力量影響歷史，從而在進入歷史的過程中獲得了主體性。

     這一趨勢在新中國成立后前三十年的文學中，得到了更為突出的表現，在趙樹理的《三里灣》、柳青的《創業史》、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浩然的《艷陽天》等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新農民，他們是“社會主義新人”，梁生寶、劉雨生、蕭長春可以說是其中的典型，他們大公無私，團結村民克服種種困難，走社會主義道路。在這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先進農民同時也是基層共產黨員。如果說在《倪煥之》、《二月》等作品中，知識分子試圖深入農村，以教育的方式啟發民智，那么在《創業史》等小說中，“知識分子—農民”的結構被轉變為“共產黨員—農民”結構，在這里，共產黨員取代了原先知識分子的位置，與知識分子不同，他們是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對農村的情況較為熟悉，但同時他們又受到了先進思想的影響，將新的文化帶到了農村，所以他們較之知識分子對農村具有更大的影響。

    到了1980年代，另一種“新人”出現在了作家的筆下。路遙《人生》中的高加林無法在城市工作，對農村卻無法產生認同感，由此產生了無盡的苦惱；《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終于走出了鄉村，而他的哥哥孫少安也開辦起了磚廠，蓋起了氣派的磚房。將這些“新人”與我們前面提到的梁生寶、蕭長春等“社會主義新人”比較起來，可以發現他們具有以下的不同之處：一是他們與鄉村是分離的，而不是融合為一體的；二是他們更追逐經濟利益，而不注重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利益；三是他們追逐個人利益或個人意義上的成功，而不注重或較少注重集體或國家的利益。這些“新人”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了與歐美19世紀文學中的一些形象相似的特征，比如《紅與黑》中的于連、《幻滅》中的呂西安、《高老頭》中的拉斯蒂涅，以及德萊塞《美國的悲劇》中的克萊德等，如果說這些人物是資本主義時期歐美文學中的“新人”，或許我們也可以將新時期文學中的這些人物命名為“個人主義新人”。與此同時，在王朔的小說如《橡皮人》、《頑主》等作品中，也出現了一批新的城市青年形象，他們以痞子的方式調侃一切，這可以說是革命理想失落之后的一種表現。

    新時期另一種“新人”形象，則是具有開拓精神的共產黨員形象，如《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廠長、《新星》中的李向南、《沉重的翅膀》中的鄭子云等等，這些共產黨員肩負著改革的重任，銳意進取，在復雜的環境中開拓出了新的局面。與1950—70年代“新人”不同的是，這些主人公都是較高級別的干部，小說中也不僅描寫他們事業上的奮斗，同時也涉及到了他們的感情生活等更多側面，讓我們看到了更加“人性化”和個性化的共產黨員。

    1950年代的“新人”形象中也有青年知識分子，如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的林震等，這些年輕人朝氣蓬勃，勇于批評，充滿了理想主義，但是到了1990年代，劉震云的《單位》、《一地雞毛》里的小林則是另一種“新人”，他們在生活中處處不如意，為一塊豆腐而奔波，為老婆的調動、為水費而奔波，同時期的“新寫實小說”描述了很多這樣的主人公，他們置身于平庸的現實秩序中，無法反抗，只能逐漸適應，這顯示了在嚴峻的現實面前，青年知識分子主體精神的失落。1990年代中期，在“現實主義沖擊波”的代表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新的鄉村干部形象，面對鄉村的凋敝與重重困難，他們四處奔波，勞碌，奮力去解決各種問題，但這也從側面顯示了“三農問題”的嚴重性。

    新世紀以來，“青春文學”為我們塑造了一批反叛青年的形象，但他們所反叛的卻只限于高考及教育制度，缺乏對世界的整體認識與把握；在“底層文學”的代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新時代的農民、打工者與下崗工人，這些新的人物形象不僅帶出了社會問題，同時也探索著改變的途徑，如曹征路《問蒼茫》中的打工者唐源、柳葉葉便代表了新一代打工者的覺醒，他們以維權的方式維護打工者的利益，展示了一種改變的可能性；在“主旋律小說”中，反腐小說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優秀的共產黨員形象，如《抉擇》中的李高成等，這些作品既顯示了復雜的社會現實及其陰暗面，也顯示了共產黨人面對現實的決心與信心。

    “新人”蘊含著新的問題與新的美學，也顯示了不同時代的核心精神，從上述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出，“新人”形象大多是青年，在他們身上既凝聚著新的社會問題，也顯示出了新的審美風向。青年代表著一個民族的希望，也預示著一個時代的走向，通過對一個時代的青年的關注，我們可以把握住時代跳動的脈搏，也可以在文學中創造出“新人”，新世紀的青年應該努力去開拓自己的未來，去探索中國的出路，如魯迅先生所說，“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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